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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气氛中，教务专约终于在4月5日到8日呈给立法机构，而此刻亚眠和约的消息传来，吹鼓声响遍全国。这项条约遭遇的反对并非微不足道，但仍以压倒性胜利通过了。在随后两个月中，另一些新举措也提了出来：重组教育、设立荣军团、延长第一执政的任期。1802年年底，波拿巴成为终身执政，法国几乎再次拥有了一位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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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与此同时，1802年4月也是个庆典的月份。庆典在18日复活节那一天达到高潮。当天的一次庄严的弥撒标志着天主教在法国的复活。弥撒在圣母院举行，第一执政、政府全体要员和外交使团出席。布道者是70岁的布瓦日兰，曾经的埃克斯大主教，如今的图尔大主教。这位古老世家出身的贵族曾在路易十六的加冕礼上发表布道词。此刻他歌颂新的开端。那一天，巴黎挤满了兴高采烈的群众，1793年后陷入沉寂的钟声再次响起，与隆隆的炮声一起为人们助兴，夜晚降临时，殷实人家的窗户亮起了灯，但此刻所有人都没有考虑未来会给他们来什么。战争结束了，政治纷争停止了，宗教自由恢复了，他们在为大革命举行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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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转引自C. H. Church, “In Search of the Directory”, in Bosher, French Government and Society, p.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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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转引自M. Crook, Election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 Apprenticeship in Democracy, Cambridge, 1996, p.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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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J. Godechot, The Counter-Revolution: Doctrine and Action 1789—1804, London, 1971, p.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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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etters and Documents of Napoleon, p,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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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转引自J, Godechot, Les Institutions de la France sous la Révolution et l’Empire,Paris, 1968, p.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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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引自Letters and Documents of Napoleon,p.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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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转引自A. Fugier, Histoire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s, iv: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l’empire Napoléonien, Paris, 1954, p.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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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英国革命期间的革命军将领，但对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起过重大作用。——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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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转引自Godechot, Counter-Revolution, pp. 365-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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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转引自Godechot, Counters-Revolution, p.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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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转引自M. J. Sydenham, “The Crime of 3 Nivôse (24 December, 1800)”, in Bosher, French Government and Society, p.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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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转引自M. J. Sydenham, “The Crime of 3 Nivôse (24 December, 1800)”, in Bosher, French Government and Society, p.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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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转引自A. Latreille, L’Eglise catholique e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Volume2., Paris, 1946, i. p.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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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转引自Blanning, French Revolution in Germany, pp. 22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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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转引自F. M. H. Markham, Napoleon,London, 1963, pp. 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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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法国大革命史 第十七章 法国大革命的历史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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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内维尔和亚眠条约结束了革命战争，这场战争的总体特征远甚于此前的任何冲突。比如，有教养的旅行者颇感震惊地发现，他们已经无法在与自己国家交战的国家自由行走。对于这种变化，英国人的感受最为强烈，在18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法国的势力割断了他们与西欧大部分地区的联系。和约缔结后，大陆重新向他们开放，1802年，数以千计的英国人渡过海峡，前去参观大革命的现场，以亲眼看看乔治三世和他的大臣们曾与之战斗的事物。“我对这个国家的民众曾有十分可怕的看法，”4月份抵达加莱的法妮·伯尼写道（她嫁给了一位流亡者），“觉得他们全都成了嗜血的魔鬼。”[1]但她发现法国人根本不是这样。当时加莱的经济因为多佛海峡的渡船中断而遭受严重打击，当地人很高兴看到富裕的英国游客再次路过此地。这些赶往巴黎的游客希望一睹终结大革命的英雄的风采，而当时这位英雄还没有被英国人妖魔化为“科西嘉怪物”，不过他们首先注意到的是道路。1787年曾让阿瑟·杨肃然起敬的大道如今已是坑坑洼洼、无人料理。到处都是废墟和封闭的建筑：废弃的修道院和修女院，荒芜的贵族城堡。不过，在途经信仰虔诚的佛兰德和皮卡迪时，旅行者注意到，礼拜日有大批身穿最好的亚麻衣衫的信众聚集在一起望弥撒，但较大的教堂大多被洗劫和破坏。一个从勒阿弗尔来的绅士记载道，鲁昂大教堂由于被改造成火药工厂而被弄得“漆黑而肮脏”。到处都是三色旗，路遇之人很少有不戴帽徽的。不过从公共建筑还是能看出信条的转变。虽然上面刻着“自由、平等、人道、博爱，抑或死亡”的标语，但“抑或死亡”被轻轻地涂掉了。不用说，君主的徽章和标志到处都被擦去或掩盖，凡尔赛的宫殿也已人去楼空。有个参观者写道：“窗户残破不堪，或已堵塞封闭，大门铰链脱落，此前那些一根莠草也见不到、只有欢笑和光彩的庭院，如今已是荒草蔓生。目睹这一切怎能不让人动容呢？”[2]不过，当他到达巴黎后，他发现大革命前的那些故交，其变化并没有人们认为的那么大。巴士底狱已经没有了，原址被用作堆木场。杜伊勒利宫的参观者希望能见到住在里面的第一执政，也可以请向导给他们指点1792年屠杀时瑞士禁卫军留下的血污。街道上富人的私人马车少多了，街头小贩在出售各种家具构件以及贵族或教会生活用品的残骸。但是这个大城市像往常一样充满生气，罗亚尔宫甚至比阿瑟·杨在沸腾的1789年到访时还要拥挤。当然，那里没有人谈论政治。它已经成为一个十分热闹的游乐场所，而且这样的场所还有好几个。富裕而时髦的上流社会又开始像君主制时代一样自我炫耀，街头的警力也使得治安有了很大的改善。军事游行和检阅几乎是每天的例行表演，这在一个由将军统治的国家并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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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就是13年动荡之后的直观结果，其中有些是当代剧变的表现，另一些是持久的、无可挽回的变迁的征兆。不过，当改革者们在1789年那个令人心醉的春天准备实现民族的再生时，几乎没有人思考过他们的目标和梦想到底是什么。因此法国大革命最初的动力主要是思想方面的，而不是社会经济方面的。连续三代的经济繁荣使得法国的有闲阶级财富增加，他们的人数也有了很大增长。他们把经济收益投资在文化方面，而文化首先意味着教育。他们都曾聆听过教士的教诲，后者努力想让他们养成虔诚和服从的习惯。他们谴责这种教育，并以促进宗教改革以来独立思考已取得的进步为己任。到18世纪中叶，一种受过教育的、批判性的公共舆论开始形成，在一个不断扩大的思想舞台，具有各种思想色彩的作家都想涉足其中，而政府也越来越想迎合这场思想运动。公众信任的丧失是财政和政治危机的根源，这场危机加速了政府体制的崩溃，尽管这个体制的习性及轻重考量自路易十四时代以来几乎没有改变过。一个抱负有余而手段不足的国家的迅速垮台总会造成普遍的意外。但没有人预料到这一点，也没有人想推动这一天的到来，虽然人们对现存的制度和手段极为失望。但是，在1788年，在旧式绝对君主制的瓦解无可挽回时，人们开始思考用什么替代旧制度的问题。由于三级会议的召集以及此前陈情书的起草，整个法国（远不止是受过教育的精英）都在考虑这个问题。一时间一切都成为可能，一切弊政都可救治，一切不满都可以匡正。总之，所有的旧账都可以算清。福音就是变革，远在法国之外的受教育阶层也为之欢呼雀跃。对开明人士而言，这是为人类事务构建更为合理、正义和人道的组织的大好时机。他们抓住了这个机会。发动大革命的国民议会吸纳了这个国家知识分子中的精华，后者也自以为是启蒙的产品、工具和胜利象征。在整个法国，与他们背景相似的人在同样的理想的鼓舞下纷纷拥护他们。雅各宾俱乐部的自发性激增，还有它那关于人权和公民权利的崇高理想，都是这种理想的反映。在某些俱乐部中，这种理想从未熄灭过，虽然它们随着革命的迁延而日益成为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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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很多方面看，法国的革命者的确在一个持久的基础上赋予国家事务以更大的合理性和逻辑性。在行政重组方面，新建立的省一直沿用至今而少有变化，它扫除了千余年来生成的叠床架屋的司法区划体系。米制和十进制经过五年的精心制订，终于在1795年4月开始采用，这个体制终结了另一种产生于习惯的可怕混乱，此后它们还走向了全世界。民法典几乎同样成功，1789年前的几代人一直在梦想和探讨这种明晰而简约的法律汇编。虽然是第一执政的权威和意志使其最终成型，但起草工作早在1790年革命的第一波浪潮中就已开始。过去刑法中的野蛮和极不公正现象被永远根除。断头台则不那么成功。如果不是成为恐怖的主要大众化工具的话，也许它会赢得人们更多的认可，即一种人道的改良举措，这也是最初设计它的目的：更快、更可靠，而且绝不会有痛苦。不过在某些方面，它竟奇特地满足了设计者的初衷。对于断头台上草草处死的大部分人，人们以为他们是在反抗另一些同样由逻辑、平等和人道精神指引的变革，不过任何有理智的人大概都不会接受这种指责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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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有抵制，大革命才变得激烈。1789年的人们天真地认为，他们使民族再生的努力不会遇到任何反对，他们觉得，自己意图的真诚和善良对于别人就像对于自己一样一目了然。但是，启蒙运动总是毫无顾忌地把无知、迷信和自私归咎于它的对手，而它的门徒也完全继承了这种思想模式。有些评论家把恐怖精神追溯到1789年，因为那时的爱国者已经毫不犹豫地使用恫吓手段来追求自己的目标。这种看法并非完全错误。1789年6月15日，当马卢埃批评宣布成立国民议会的提议时，一个观众从走廊里向他猛扑过去，嘴里高喊“住口！你这邪恶的公民！”[3]一个月后，巴纳夫公开为私刑处死富隆和贝尔蒂埃的行为辩护。在1789年，如果没有流血的威胁，国王对成立国民议会的抵制确实可能无法克服，但爱国党人对抗的成功恰恰为应对未来的挑战树立了榜样。在这个民族已经对公开的屠戮感到厌恶时，政治活动者仍然无法接受其对手的合法性和良好意愿。最终，一位公开蔑视知识分子的将军走上了前台，他以稳定的名义压制了知识分子的所有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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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抵制变革的是贵族。召集三级会议的决定使他们的权力和特权岌岌可危，作为三级会议中一个单独的等级，他们在1788年年底发现自己已经孤立并受到攻击。这场攻击是由一个知识分子集团发起的，这就是三十人委员会，它处心积虑地利用受教育精英阶层中的社会紧张，发动了一场要求立法机构不可分割的强大群众运动。很多惊恐的贵族向自己的特权寻求庇护，结果加剧了对抗情绪以及当时正在资产阶级中蔓延的不信任感。在三级会议开幕时，最初的问题仍未解决，而当问题终于有了结论时，几个月的反贵族宣传已经使得这一社会阶层整体成为民族再生的顽固反对者。即使到这个时候，贵族肯定不会全部如此。他们的陈情书表明，他们对改革有非常深入的思考，并且愿意放弃很多最有价值的特权。但此时，除非贵族彻底投降，任何做法都不能让爱国党人满意。贵族成为大革命中最有效的否定性和辱骂性术语，它被用来描述一切反对大革命的事物。平等成为大革命最强有力的感召口号之一，在平等的状态下，任何人均不得享有基于血统或家族等不公正标准之上的特权。甚至拿破仑也总是把平等挂在口头上，尽管他自己出身贵族并在一个专为穷苦贵族子弟开设的军事学校里接受教育，但他总是鼓吹，大革命为才能之士敞开了康庄大道，而他正是因此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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