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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大革命后来的政治影响波及的范围远不止革命者，一切政治的语汇都被永远改变。左派右派的概念可追溯到制宪议会，议会的激进派很快就习惯性地坐到了主席台的左边，他们的反对者则聚集到了右边。后来的社会主义者在展望更为极端的革命观念和前景时把激进派视为自己的先驱，从而用上了左翼的标签，而且（有时看来）还声称他们是革命遗产的唯一继承人。然而，他们这样做的根据恰恰是右派完全拒绝这笔遗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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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89年之前，保守主义作为一种积极而自觉的政治见解还不存在。但一些天主教政论家已经开始谴责启蒙，认为它威胁到一切既定的价值观。不过，直到其最可怕的预言变成现实时，他们才引起广泛的注意。然而到1793年，自称为哲人弟子的人们已经提出一套革命的意识形态，对稳定的所有主要支柱都发起了攻击，这包括财产、社会等级结构、宗教、君主制度。所有这些支柱，还有为它们辩解的那些理所当然的理由，都已不再不容置疑。此时需要捍卫它们，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从事理论工作的人有柏克、根茨以及逃避法国侵略的萨伏伊避难者约瑟夫·德·迈斯特，他从1797年撰写《论法国》起就开始控诉。他相信，大革命的历史已经表明，过分追求抽象的自由和理性导致了大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实际上，像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右派早期的全部政治见解都是以历史理论为基础的，虽然他们的理论更加狭隘地局限于大革命本身。迈斯特认为，要重建被大革命摧毁的秩序和稳定，关键是要恢复被大革命推翻的其他东西，诸如贵族制、王座，但首先是祭坛。不过这些制度一俟恢复之后，就要防止被自由思考和革命理想等腐蚀物再度颠覆。当旧制度伤痕累累的残余物从这场大灾变中恢复过来后，绝不妥协成为铭记最深的教训。如果说大革命是对旧制度纵容潜滋暗长的放纵和不信神而施加的惩罚，那么确保未来持久之稳定的最佳办法就是支持宗教、避免代议制度、控制舆论以及时刻警惕颠覆性阴谋。右翼的一整套政治见解已经诞生，而且像与之对立的革命理念一样跨越了边界。它将支配19世纪的许多政府，但最终他们发现，不妥协政策只能引发这一政策试图防止的东西。改革者被迫策划革命，因为已经没有希望通过别的道路实现变革。当革命终于再次爆发时，其对宗教和社会秩序的敌意更加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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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和的保守派同样感到恐惧。每个国家都有这样的人，他们认为防止革命的最佳途径是改革而不是不妥协。他们并非总能成功，但至少愿意正视眼前的现实。不管是好是坏，大革命都发生了，它所唤起的理想、渴望和神话无法从人类的记忆中被抹去。大革命粉碎的那个只知道容忍和接受的世界，绝不可能人为地重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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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大革命的身影横亘在整个19世纪以及之后的岁月中。1917年之前，也许没有人质疑它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甚至在这之后它依然有强有力的理由占据首席地位。它是第一场现代革命，原型性质的革命。大革命之后，欧洲世界的一切都不再是原来的样子，我们全都继承了它的影响。当然，人们可以认为，很多归功于大革命的原则很可能根本没有兑现。在1789年之前，很多迹象已经表明，法国的社会结构正向单一精英阶层支配的方向演变，不过在这个精英阶层中，重要的是财产而不是出身。这种趋势的根源在于资产阶级一个世纪的扩展，而且这种扩展看来已经无法逆转，正如持续不断的外省议会实践所表明的那样，有产者似乎注定要在政府事务中分享更大的权力。另外，大革命推行的许多改革在绝对君主制时代就曾被尝试或考虑过，如编订法典、税收体制的合理化、减少官职买卖、自由贸易、宗教宽容。有了这些已经展开或在思考中的变革，政府的权力看来也要稳步增长。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也是1789年受专制恐惧症影响的人们抱怨的一个对象。在教会方面，修道理念已经走向衰落，教区神父的地位越来越受到公众同情。经济方面，殖民地贸易已达到顶峰，而在工业方面无法与英国竞争已是日益明显的事实。在其他结构性领域，大动荡看来根本没有造成影响。保守的投资习惯仍然是19世纪初的特征，农业中的惰性和缺乏企业家精神的商业活动也在延续。在国际事务方面，如果法国大革命没有发生，人们很难相信英国不会建立贯穿整个19世纪的世界海洋霸权和贸易霸权，普奥竞争的进程与实际状况会有很大的不同，拉丁美洲不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赢得独立。在所有领域，大革命的影响是加速或延缓了某种趋势，但没有改变总体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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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方面，如果不是意外、失算和误解造成的混乱在法国独特的情境中聚合成一场革命的话，人们也很难相信会产生明确的反贵族、反封建的革命性人权意识形态。如果没有导致大革命与天主教会争吵的那次历史性误判，我们也很难相信会发生非基督教化这样的极端事件。而没有那场争吵，教皇权威的戏剧性复兴看来也难以想象。代议制政府可能很快就会成为现实，但如果没有无套裤汉运动为榜样，大众民主制理想还要花多长时间才能确立起来呢？在英国，这场运动肯定彻底改变和拓展了议会改革事业——尽管无套裤汉的血腥形象很可能加剧了来自保守派的抵制。尤其重要的是，革命者发动战争的决定——所有历史学家都认为这使大革命走向了革命化——摧毁了既定的战争模式，而旧制度的政府是不会采取大革命的战争方式的。武装人民也许是他们最不愿意去想的事情。另一方面，战时的紧急状况造成的景象给我们的大革命记忆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就是恐怖。屠杀绝非新鲜事物，而且18世纪90年代最恶劣的大屠杀发生在法国之外的地方。但大革命的恐怖有一些令人恐惧的、难以想象的新要素，政府可以有步骤地成批处决自己的对手，屠杀可以连续数月，而且采用的是一种能让鲜血染红整个街道的装置，虽然这种装置是出于人道的目的而设计的。这样的事竟发生在人们心目中欧洲最文明的国家，那个国家的作家曾教导18世纪的人们为这个时代不断发展的温和、善良和人道而骄傲。这幕历史戏剧改变了政治变革的全部意义，如果它没有发生，当代世界也许难以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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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大革命是一场深刻的文化变革。创造大革命的知识分子十分敬重启蒙作家，后者一直相信，如果人们敢于掌握自己命运的控制权，目标就会实现。1789年的人们在一个罕见的大无畏的时刻实践着曾让受过教育的欧洲人激动不已的利他主义和理想主义。但他们没有注意到，而且他们的导师也没有预见到，理性和善良的意图本身并不足以改变人类的命运。当历代人累积的经验被视为陈规、偏见、盲从和迷信而被抛弃时，错误也就形成了。不得不经历随后26年的大动荡的那一代人为此付出了代价。到1802年，已经有100万法国公民付出了生命，拿破仑时代还将有100万人死去，外国的死难者更是不可胜数。还有多少万人失去了生命呢？法国大革命的愿景既是崇高而鼓舞人心的，也是悲怆和令人震骇的，无论何种意义上都是一幕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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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Diary of Fanny Burney: A Selection,ed. L. Gibbs, London, 1940, pp. 347-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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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转引自C. Maxwell, The English Traveller in France, 1698—1815, London, 1932, p.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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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émoires de Malouet(2 vols., Paris, 1874), ii.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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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转引自M. Wiener, The French Exiles, 1789—1815, London, 1960, pp. 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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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转引自R. Forster, “The Survival of the Nobility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Past and Present, 37 (1967),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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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转引自J. McManners,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Church, London, 1969, p.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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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转引自Latreille, L’Eglise catholique et la Révolution, ii. pp. 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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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Swinburne, Courts οf Europe, ii. pp. 11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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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转引自F. Aftalion, L’Economi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1987, p.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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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Swinburne, Courts of Europe, ii. pp. 10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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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转引自M. P. Fitzsimmons, The Parisian Order of Barrister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1987, p.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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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转引自R. L. Stein, Léger Félicité Sonthonax: The Lost of Sentinel of the Republic, London, 1985, p.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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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Clausewitz: On War, ed. A. Rapoport, London, 1968, pp. 384-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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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转引自D. Mack Smith (ed.), The Making of Italy, 1796—1870, New York, 1968, p.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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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Malouet, Memoires, ii.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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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转引自O. H. Huft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a Church 1796—1801”, in Lewis and Lucas, Beyond the Terror, p.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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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转引自H. B. Applewhite and D. G. Levy, “Women, Democracy and Revolution in Paris, 1789—1794”, in S. A. Spencer (ed.), French Women and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Bloomington, 198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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