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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585 实际上，修正派的研究慢慢地颠覆了大革命起因的“经典”解释，而且越来越让人觉得可信。苏联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举步维艰，这也同样损害了那种纪念式的历史书写传统。1917年以后，这种传统一直仰仗苏联的成就才得以维持下来。1982年索布尔去世后，左派阵营里就再也没有任何一名重要的人物能够重建一度占据支配地位的解释了。社会党的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宣布大革命两百周年纪念将在1989年举行，他选择的主题毫无疑问是代表自由派的：将大革命看成是宣扬人权的，与恐怖毫无关系，也不提及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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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587 这就等于是接受了孚雷和里歇在1965年提出的观点；但是孚雷没有止步。1978年他重印了发表于1971年的那篇重要檄文，并出版了一系列论文[11]。孚雷呼吁一套全新的解释模式，赶走社会分析，也包括他自己之前提出的革命侧滑的解释。孚雷说之前只有两位史家“提供严格的对大革命的概念化”，这就是托克维尔和科班。这两人都是一种挑战，但至少托克维尔还是英语世界比较熟悉的。科班是大革命遗产的公开的敌人，他从20世纪40年代早期开始就没有被严肃地对待过。孚雷在政治舞台上的历程让思想右派重新获得人们的尊重；20世纪80年代他们宣称恐怖从1789年那一天开始就是内在于革命的，这种分析方式在前一个世纪已然成熟了，但是他本人对宗教因素并不关心，这似乎让他和最古老的敌对传统有所区别。但是不久宗教的维度也浮现出来了：旺代问题重新唤起了人们的兴趣。1964年美国社会学分析者查尔斯·梯利（Charles Tilly）出版了《旺代》（The Vendée），就是这一潮流的先驱。法国西部反革命的历史现在被放进更传统的议程加以分析。最极端的，也是最臭名远扬的例子就是雷纳尔多·塞克（Reynald Secher）的《法国的种族灭绝：旺代复仇》（Le Géocide franco-français: LaVendée-Vengé）（巴黎，1986年）[12]，此书谴责雅各宾派共和国，认为共和国是有计划地在灭绝其农民敌人，毫不避讳煽情地描绘种族屠杀的情景。大革命是否绘制了迈向20世纪大屠杀和古拉格（gulages）的道路？另一位也持有同样观点的是英国历史学家西蒙·莎玛（Simon Schama）。莎玛是犹太人，他撰写的《公民：法国大革命的编年史》（Citizens: A Chronicl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是大革命两百周年之际最畅销的作品。他认为暴力一开始就是大革命的本质，而且“仅仅在1789年恐怖导致很多人死亡”。莎玛认为1794年罗伯斯庇尔的倒台便意味着大革命的结束，这和马蒂耶的叙述完全一样，而且很多左派叙述也持同样的观点：如果恐怖和大革命不能分开，那么恐怖结束了，大革命也就结束了。英语世界主要是通过《双城记》，甚至是《红花侠》（The Scarlet Pim pernel）来获取他们想要知道的知识，但是莎玛的书并没有译成法文。毕竟孚雷已经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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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589 很难将大革命研究的社会取向从左派的经典解释中剥离开来，他们是最先严肃地阐发这种取向的人。所以当经典解释的完整性在修正派的研究冲击下崩溃的时候，科班从一开始就呼唤新的社会史，但一种不落窠臼的新的社会史的呼声似乎被人遗忘了。很多人抱怨说修正派只会破坏，毫无建树之功。社会史的解释力不再受人信任，这种心态不是孚雷独有的。早在1952年，塔尔蒙（J. L. Talmon）在《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 Democracy）[13]中指出了能在启蒙运动的思想中找到现代暴政的根源，而这种暴政首次出现在恐怖时期。这种观点一部分是受到托克维尔的启发，但是更多地受到反革命传统的启发。塔尔蒙是生活在以色列的犹太史学家，他的观点与那种被维希政权摒弃的天主教右派传统没有关系，但是却受到了各派社会史家的嘲笑。这种情况直到诺曼·汉普森（Norman Hampson）的《意志与环境：孟德斯鸠、卢梭和法国大革命》（Will and Circumstance: Montesquieu, Rousseau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伦敦，1982年）出版才告以终结。一名在社会史领域中已经功成名就的人开始全面转向思想解释。汉普森的第一本专著是《法国大革命的社会史》（Social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伦敦，1963年）。不过到那时，新一代学者也朝着同样的方向迈进。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研究所谓在启蒙运动上层统治下的地下出版和色情文学，一直想要将革命前法国的社会史和思想史融合在一起，他的文章结集，名为《旧制度的地下文学》（The Literary Underground of the Old Regime）（堪布里齐，马萨诸塞，1982年）。[14]1978年凯斯·贝克（Keith Baker）也开始了一系列讨论，就革命前政治作者的思想模式和“话语”完成了一系列讨论文章，结集出版了《创造法国大革命》（Inven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剑桥，1989年）。他们关注的都不是主流的历史人物。令他们更有感兴趣的是贝克所谓的旧制度的“思想库”：它是如何为革命的意识形态打下基础的。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文化，而不是观念本身，和晚年的孚雷有很多共同之处。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叶，这一潮流已然蔚然成风。在一部影响很大的论文集里，这股风潮彰显无遗，就是林·亨特（Lynn Hunt）的《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政治、文化与阶级》（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伯克利，1984年）；[15]1986年贝克和孚雷主持的一组会议在芝加哥开幕，主题是“法国大革命和近代政治文化的诞生”（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Modern Political Culture）（会议论文分四卷出版，在同一主标题下，牛津，1987—1994年）。现在，“后修正派”（post-revisionism）这一术语开始使用，称呼一种对语言和文化的研究取向，在这种研究取向中，大革命基本上被看成是一种更深层趋势的表征，比如某种公共舆论的浮现［基于哈贝马斯（J. Habermas）1962年出版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对于资产阶级社会范畴的研究》（The Structural Trans 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英译本，堪布里奇，马萨诸塞，1991年）］[16]的理论构设），以及君主制的“去神圣化”（desacralisation）［梅里克（J. Merrick）的《十八世纪法国君主制的去神圣化》（The Desacralisation of the French Monarch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巴吞鲁日，1990年］，或者可以参看公共生活中的边缘群体研究，比如琼·兰德斯（Joan B. Landes）的《法国大革命时期妇女和公共领域》（Women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Ag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纽约，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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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591 1989年的两百周年纪念之际也是本《牛津法国大革命史》第一版问世之际，恰逢苏联解体，至此，活跃了大半个世纪的左派解释也寿终正寝。二百周年纪念的特点便是引发了全世界范围的论战，孚雷宣称自己是赢家；除了少数想要将雅各宾派和恐怖分离开的艰苦努力之外［比如伊格内（P. Higonnet）的《超越德性的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派》（Goodness beyond Virtue: Jacobins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布里奇，马萨诸塞，1998）］，年轻一代的学者还没准备好要重振经典解释。在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在1997年孚雷去世后就一蹶不振。即便之前，法国的研究也更多追随的是大西洋彼岸的学术风气［比如沙尔捷（R. Chartier）的《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The Cultur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达勒姆，1991年）］。科班和泰勒开创的修正派解释逐渐被法国同行接手，不过只是被诡异地称为“盎格鲁－撒克逊人”。此外，后修正学派也在世纪之交树立了自己的霸权，这基本是一场北美的运动，发生在一个思想潮流激荡的世界里。而在那里，马克思主义已经没人信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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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593 今日的大革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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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595 近期的论战、更详尽的指引，以及它们如何演化、变化、进化的，可以参考两本简单但不乏分析力度的著作：刘易斯（G. Lewis）的《法国大革命：论战的反思》（The French Revolution: Rethinking the Debate）（伦敦，1993年）和布兰宁（T. C. Blanning）的《法国大革命：阶级之战还是文化冲突？》（The French Revolution: Class War or Culture Clash）（伦敦，1997年）。琼斯（P. Jones）主编的《社会和政治视野中的法国大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伦敦，1996年）集结了重要的论文并给予了颇有裨益的分析讨论，而且编者本人也是大革命的研究者。关于法国在大革命两百周年纪念之际的论战，最充分的导引是卡普兰（S. L. Kaplan）的《别了，大革命》（Farewell, Revolution）（两卷，伊萨卡，纽约，1995年），虽然很长，但一点也不啰唆。大革命研究不乏优秀的导论，但是琼斯的《朗文大革命手册》（The Longman Companion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伦敦，1988年）首屈一指，无可替代，内容丰富，必然会使初学者受益无穷，且按图索骥，也很容易找到更详细的研究指引。最全面的英文工具书是斯科特（S. F. Scott）和罗萨（B. Rothaus）主编的《法国大革命历史辞典》（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两卷，韦斯特波特，1985年），虽然各词条的质量参差不齐，而且还存在一些奇怪的纰漏。而在法语辞典中，索布尔主编的《法国大革命历史辞典》（Dictionnaire Histor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巴黎，1989年）也有同样的问题，其编纂者大多是经典解释学派阵营里的学者。而孚雷学派也有自己的辞典，这就是孚雷和奥祖夫（M. Ozouf）主编的《法国大革命批判辞典》（A Critical Dictiona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纽约，1989年），其实这是一本反思论文集，而不是辞典。关于1789年各名代表的，有一本质量上乘的必备手册，即勒迈（E. H. Lemay）主编的《制宪议会辞典：1789—1791年》（Dictionnaire des Constituants 1789—1791）（两卷，牛津，1991年）[17]。蒂拉尔（J. Tulard）主编的《拿破仑辞典》（Dictionnaire Napoléon）（第二版，巴黎，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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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597 大革命的很多重要人物都有传记，尽管这种写传记的取向在专业史家中已经不流行了。路易十六最优秀的生平传记是哈德曼（J. Hardman）的《路易十六》（LouisXⅥ）（伦敦，1993年），但是相比之下，此书关于路易十六在1789年前的经历更为可靠，也不乏新意。关于路易十六最后岁月，可靠的导论是乔丹（D. P. Jordan）的《国王受审：法国大革命VS路易十六》（The King’s Trial: The French Revolution vs Louis XⅥ）（伯克利，1979年）。关于大革命人物，近来最重要的传记出自戈特沙尔克（L. Gottschalk）多卷本的《拉法耶特》（La fa yette）（芝加哥，1950—1973年）。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叶[18]这套书还没完成，但是这么一位妄自尊大的人真的值得如此关注吗？关于米拉波的传记质量平平的倒是不少，但是至今还没有一部算得优秀的。布拉比（E. D. Bradby）的两卷研究（牛津，1915年）是关于巴纳夫的唯一传记。此外除了贝克的《孔多塞》（Condocret）（芝加哥，1975年）和迈（G. May）的《罗兰夫人和革命年代》（Madame Roland and the Age of Revolution）（纽约，1970年）之外，主要的吉伦特派成员也还缺少传记。不过作为一个群体的分析，可参看惠尔（L. Whaley）的《激进派》（Radicals）（格洛斯特，1999年）。关于重要的山岳派成员的研究是帕尔默（R. R. Palmer）的《十二统治者》（Twelve who Ruled）（普林斯顿，1941年）以及诺曼·汉普森的《意志与环境》。关于马拉有杰尔马尼（I. Germani）一部最新的传记（兰彼得，1992年），但是关于那位想要成为马拉继承者的传记，我们还得去看沃尔特（G. Watler）的《埃贝尔和杜歇老爹报》（Hébert et le Père Duchesne）（巴黎，1946年）。诺曼·汉普森的《丹东》（Dantοn）（伦敦，1978年）综合了关于这位神秘人物的一些不太可信的材料。《圣茹斯特》（Saint-Just）（牛津，1991年）也是出自汉普森。关于卡诺，有雷纳尔（M. Reinhard）两卷的法文传记（1951—1952年），这到现在也还是不可取代的。罗伯斯庇尔至少已经有了几部不错的传记。最充分的，也是最易读的传记依旧是汤普森（J. M. Thompson）的那本（两卷，牛津，1939年），但是近期的研究已经收入由海登（C. Haydon）和多伊尔主编《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的论文集（剑桥，1998年）。革命景观最著名记录者大卫的传记可参阅罗伯特（W. Roberts）《雅克－路易·大卫：革命艺术家》（Jacques－Louis David, Revolutionary Communist）（伦敦，1978年）（教堂山，北卡罗来纳，1989年），而社会和政治上最激进的参与者就是罗斯（R. B. Rose）《格拉胡斯·巴贝夫：第一位革命共产主义者》（Gracchus Babeuf: The First Revolutionary Communist）（伦敦，1978年）一书的主人公。在两百周年纪念之际葬入万神庙的，也是大革命期间最让人能接受的可能就是格雷古瓦神父（Grégoire）。波普金父子（R. H. Popkin和J. Popkin）主编的《格雷古瓦神父和他的世界》（The AbbéGrégoire and his World）（乌得勒支，2001年）饶有趣味。任何时候都有关于拿破仑的书。蒂拉尔标准的法国式的传记的英译本质量平平，副标题是《救世主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Saviour），是在1984年出版的。英语世界里最好的传记依旧是马卡姆（F. M. H. Markham）撰写的（伦敦，1963年），尽管在很多方面这本书都为后来的研究所赶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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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599 大革命的起源是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勒费弗尔的《降临》依旧值得探讨，但是更晚近的研究是多伊尔（W. Doyle）的《法国大革命的起源》（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第三版，1999年）[19]，且附有详尽的关于历史编纂学的导论。斯通（B. Stone）所著的《法国大革命的创生：全球史的阐释》（The Genesi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 Global-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剑桥，1994年）试图建立一幅更宏大的解释情景，而沙尔捷的《文化起源》则提供了一种十分有趣的解释。关于旧制度末年政治的最优秀的导论是哈德曼的《法国政治：1774—1789年》（French Politics 1774—1789）（伦敦，1995年），而关于1787—1788年更详尽的研究参见让·埃格雷（Jean Egret）的《革命前的法国：1787—1788年》（The French Preκ-Revolution, 1787—1788）（芝加哥，1977年），其结论依旧可靠；塔克特（T. Tackett）的《革命者的诞生：法国国民议会代表和革命文化的出现（1789—1790）》（Becoming a Revolutionary The Deputies of the French National Assembly and the Emergence of a Revolutionary Culture（1789—1790））对1788年到1789年的政治给了一个严肃且令人信服的重估。琼斯（P. M. Jones）的《法国的改革与革命：1774—1791年变迁的政治》（Retorm and Revolution in Fran（e: the politics of transition）一书分析深入，引人入胜，他试图跨越1789年的断链，寻找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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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601 关于制宪议会的工作成就，汉普森的《恐怖序曲》（Prelude tο Terror）（牛津，1988年）、费兹西蒙斯（M. P. Fitzsimmons）的《重建法国：1789—1791年》（The Remaking οf Franle: The Nutional Assembly and the lonstitvtion of1791）（剑桥，1994年）和阿普尔怀特（H. B. Applewhite）的《法国国民议会中的朋党：1789—1791年》（Political Alignment in the French National Assembly, 1789—1791）都让人耳目一新。制宪议会的两项重要的改革得到了细致且十分深入的研究，这就是马科夫（J. Markoff）的《废除封建制度》（The Abolition of Feudalism）（帕克大学，1996年）和马哥丹特（T. W. Margadant）的《法国大革命中的市镇争斗》（Urban Rivalrie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普林斯顿，1992年），后者是关于重新划分行政版图的研究。安德烈斯（D. Andress）的《马尔斯校场屠杀》（Massacre at the Champ de Mars）（伍德布里奇，2000年）重写了制宪议会期间的民众史。人们对立法议会少有同情，也就没什么学术研究的兴趣，但有米切尔（C. J. Mitchell）的《1791年的法国立法议会》（The French Legislative Assembly οf 1791）（莱登，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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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603 相反，国民公会这段时间引得了广泛的关注。政党，长期以来，好像是不言自明的党派之争。在西德纳姆（M. Sydenham）于1961年出版的《吉伦特派》（The Girondins）（伦敦，1961年）中得到了彻底的重估。帕特里克（A. Patrick）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人：1792年国民公会里的朋党》（The Men of the First Republic: Political Alignments in the National Convention of 1792）（巴尔的摩，1972年）提供了更激进的观点，令人难以接受，不过总体上却是个可信的解释。那场决定吉伦特派命运的政变在斯拉温（M. Slavin）的《政变的形成》（The Making of an Insurrection）（堪布里奇，马萨诸塞，1986年）得到了细致的分析。高夫（H. Gough）的《法国大革命中的恐怖》（The Terror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是一本简洁明了的导论。关于新近大革命研究不可替代的精彩论文集有贝克主编的《法国大革命和近代政治文化诞生》的第四卷（牛津，1994年）。20世纪50年代对著名的无套裤汉有了细致的研究，此后人们对他们关注得越来越少了，概览性的研究有鲁德（G. Rudé）的《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20]（The Crow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牛津，1958年）和威廉姆斯（G. A. Williams）的《技工和无套裤汉》（Artisans and Sansculottes）（伦敦，1968年）十分精彩地梳理了无套裤汉到底是些什么人。这些研究中，妇女是被忽视了，戈迪诺（D. Godineau）的《巴黎的妇女以及她们的法国大革命》（The Women of Paris and their French Revolution）（伯克利，1998年）弥补了这一缺陷。民粹主义（political populism）在斯拉温的《从艾贝尔派到断头台》（The Hébertists to the Guillotine）（巴吞鲁日，1994年）中得到详尽的分析，而热月之后的历史，腾内森（K. D. Tönnesson）的《无套裤汉的挫败》（La Défaite des Sans－culottes）（奥斯陆和巴黎，1959年）。马蒂耶的《罗伯斯庇尔死后》（After Robespierre）依旧是关于后热月时期最可读的叙述。西德纳姆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1792—1804年》（The First French Republic 1792—1804）（伦敦，1974年）虽然评价公允，但是在各处细节的处理上已经被后人所超越。对热月困境的审慎分析是巴奇科（B. Baczko）的《终结恐怖》（Ending the Terror）（剑桥，1994年），此外卢卡斯（C. Lucas）主编的《超越恐怖：论法国的区域和社会史，1794—1815年》（Beyond the Terror: Essays in the French Regional and Social History, 1794—1815）（剑桥，1983年）也很出彩。关于颇有争议的阴谋者巴贝夫，伯查尔（I. H. Birchall）《巴贝夫的幽灵》（The Spectre of Babeuf）（贝辛斯托克，1997年）提供了一种感情丰富的观点。就后来的雅各宾派试图摆脱和恐怖的干系的这个问题，参见沃洛克（I. Woloch）《雅各宾派遗产》（Jacobin Legacy）（普林斯顿，1970年）和利夫西（J. Liversey）《在法国大革命中制造民主》（Making Democracy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堪布里奇，马萨诸塞，2001年）。近期，关于导致拿破仑上台的危机，最易读的分析参见克鲁克（M. H. Crook）《拿破仑掌权》（Napoleon Comes to Power）（加的夫，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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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605 关于这一时期的宗教，最优秀的导论是麦克马纳斯（J. McManners）的《法国大革命和教会》（伦敦，1969年）。在细节的论述以及分析的范围上，阿斯顿（N. Aston）的《法国的宗教和革命：1780—1804年》（Religion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 1780—1804）（贝辛斯托克，2000年）都超过了麦克马纳斯的书。关于宗教引发的巨大的分裂，杰出的讨论是塔克特《十八世纪法国的宗教、革命和区域文化：1791年的教士公民组织法》（Religion, Revolution and Regional Culture in Eighteenth Century France: The Ecclesiastical Oath of 1791）（普林斯顿，1986年）。对宗教分离引发的更广泛的影响，参见查德威克（O. Chadwick）的《教皇和欧洲革命》（The Popes and European Revolution）（牛津，1981年）。梯利的《旺代》是一本关于宗教如何演化为反革命的经典分析，但是此书的某些观点遭到了萨瑟兰（D. M. G. Sutherland）就同一现象的论著《朱安党人》（The Chouans）（牛津，1982年）的质疑。自塞克的《法国的种族灭绝》在1986年问世后，关于旺代镇压的规模一直都是争论不休。更公允的评述参见马丁（J. －C. Martin）《旺代和法国》（La Vendée et la France）（巴黎，1987年）和迪皮伊（R. Dupuy）的《从大革命到朱安党》（De la Révolution à la Chouannerie）（巴黎，1988年）。关于反革命文学发展的简论参见罗伯特（J. Roberts）《法国的反革命：1787—1830年》（The Counter-Revolution in France, 1787—1830）（贝辛斯托克，1990年）。法国流亡者重新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卡彭特（J. Carpenter）和曼塞尔（P. Mansel）主编的论文集《欧洲的法国流亡者和反对大革命的冲突：1789—1814年》（The French Emigrés in Europe and the Struggle against Revolution, 1789—1814）（贝辛斯托克，1999年）便是引领这一研究的代表。流亡者在基伯龙（Quiberon）遭遇的严重危机在赫特（M. G. Hutt）的《朱安党和反革命》（Chouannerie and Counter－Revolution）（两卷，剑桥，1983年）中有十分详尽的叙述。哥德肖（J. Godechot）的《反革命：教义和行动1789—1804年》（The Counter－Revolution: Doctrine and Action1789—1804）（伦敦，1971年）已然为上述研究超越，但仍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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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607 如果宗教意味着大革命第一个重要转折点的话，那么战争就是第二个转折点，而对当时人来说，战争带来的转变更大。布兰宁的《法国大革命战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ary Wars）（伦敦，1986年）证明这一系列巨大冲突开始的缘由，并为何能在1798年又重新开始，令人信服。此后在《法国大革命的战争：1787—1802年》（The French Revolutionary Wars 1787—1802）（伦敦，1996年），对冲突的过程和重要性给予了十分生动的叙述。斯科特（S. F. Scott）的《王家军队对大革命的反应：1789—1793年之间陆军的角色和发展》（The Response of the Royal Army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Rol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Line Army during 1789—1793）（牛津，1978年）以及科马克（W. J. Cormack）的《大革命和法国海军中的政治冲突：1789—1794年》（Revolution and Political Conflict in the French Navy 1789—1794）（剑桥，1995年）分析了革命对法国军队的影响。论述法国扩展的通论性作品，参见哥德肖的《伟大的国家：法国革命在世界的扩张》（La Grande Nation: L’Expansion révolutionnaire de la France dans la monde）（第二版，巴黎，1983年），这本书依旧是不可替代的。关于法国如何对待国内的外国人的，参见拉波特（M. Rapport）的《革命法国的国族性和公民权》（Nationality and Citizenship in Revolutionary France）（牛津，2000年）。尽管其倾向有些令人费解，但是帕尔默的《民主革命的年代》（The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两卷，普林斯顿，1959—1964年）依旧是这个时期一种重要概览，他试图将法国放入更广阔的视野里。丹恩（O. Dann）和丁威迪（J. Dinwiddy）主编的《法国革命时期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 in the Ag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伦敦，1988年）搜集了一系列关于当时人如何回应革命的个案研究。与之相关的还有布勒斯（M. Broers）的《拿破仑统治下的欧洲：1799—1815年》（Europe under Napoleon 1799—1815）（伦敦，1996年），他的分析也很中肯。《爱国者和解放者：革命在荷兰1780—1813年》（Patriots and Liberators: Revolution in the Netherlands 1780—1813）史诗般地描绘了革命浪潮是如何吞没这个国家的，而布兰宁的《法国大革命在德国：莱茵河地区的占领和抵抗》（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Germany: Occupation and Resistance in the Rhineland 1792—1802）（牛津，1983年）涵盖的不止是莱茵河地区，而且最后一章的总结价值很大。支持法国革命的两个国家的历史参见莱希诺多尔斯基（B. Lesnodorski）的《波兰的雅各宾派》（Les Jacobins Polonais）（巴黎，1965年）和埃利奥特（M. Elliott）的《革命战友：爱尔兰人联合会和法国》（Partners in Revolution: The United Irishmen and France）（纽黑文，1982年）；而对法国最顽固的反对者的分析，参见库克森（J. E. Cookson）《不列颠武装国家：1793—1815年》（The British Armed Nation 1793—1815）（牛津，1998年）和罗伊尔（E. Royle）《革命的大不列颠？》（Revolutionary Britannia？）（曼彻斯特，2000年）。大革命也是布莱克本（R. Blackburn）所著的《推翻殖民地的奴隶制：1776—1848年》（The Overthrow of the Colonial slavery，1776—1848）（伦敦，1988年）的主题；关于加勒比海最详尽的研究，而且其影响远远超出其标题所展现的是盖格斯（D. P. Geggus）的《奴隶制，战争和革命：英国对圣多明各的占领》（Slavery, War and Revolution: the British Occupation of Saint－Domingue）（牛津，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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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609 从两百周年纪念以来，大革命的经济和社会史多少有点起色。至今仍旧没有合适人选来翻译这个领域中最伟大的作品，即拉布鲁斯的《法国的经济危机》，尽管此书在1983年已经重印了。而马蒂耶的《高物价和恐怖时期的社会运动》（La Vie chère et le movement social sous la Terreur）（巴黎，1927年）依旧能让我们受益良多。关于指券及其影响的权威评论参见克鲁泽（F. Crouzet）的《通货膨胀：路易十六到拿破仑时期法国的纸币》（La Grande Inflation: La Monnaie en France de Louis XVI à Napléon）（巴黎，1993年），而关于十分混乱的金融世界，参见布吕吉埃（M. Bruguière）的《大革命的管理者和不法牟利者》（Gestionnaires et pro fiteurs de la Révolution）（巴黎，1986年）。两百周年纪念时，法国学术界关于大革命的经济史的共识可参看论文集《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国家、金融和经济》（État, finances et économie pendan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巴黎，1991年）；而发人深省的概览出自一位心存怀疑的外行之手，即塞迪约（R. Sédillot）的《法国大革命的成本》（Le Coût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巴黎，1987年）。在所有农民研究中，最杰出的是勒费弗尔的《法国大革命时期诺尔省的农民》（Les Paysans du Nord pendan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巴里，1959年），此书还没有英译本，但是勒费弗尔另一本杰出的论著《1789年的大恐慌：革命法国的农村恐慌》（The Great Fear of 1789: Rural Panic in the Revolutionary France）（伦敦，1973年）已经有了英译本。琼斯的《法国大革命中的农民》（The Peasantry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剑桥，1988年）综述了在这一宏大领域中两代人的成果，尽管他的观点备受争议。福里斯特（A. Forrest）的《法国大革命和穷人》（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Poor）（牛津，1981年）重新开启了一个长久以来为天主教宣传者所占领的领域。博迪尼耶（B. Bodinier）和泰西耶（E. Teyssier）合著的《大革命最重要的事件：国有财产的售卖》（L’Evénement le plus important de la Révolution: La Vente des biens nationaux）（巴黎，2000年）是一个鼓舞人心的信号，这标志着法国史学界重新对重大问题产生了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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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611 与作为整体的大革命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还在不断修正中。克鲁克（M. Crook）的《法国大革命中的选举：民主的学徒期》（Election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 Apprenticeship in Democracy）（剑桥，1996年）和格尼费（P. Gueniffey）的《数字和理性》（Le Nombre et la raison）（巴黎，1993年）改变了人们关于大革命选举的理解。丘奇（C. Church）的《革命和官僚作风：法国部长科层制，1770—1850年》（Revolution and Red Tape: The French Ministerial Bureaucracy, 1770—1850）（牛津，1981年）和布朗（H. Brown）的《战争、革命和官僚国家：1791—1799年法国的政治和军队的行政管理》（War, Revolution and the Bureaucratic State: Politics and Army Administration inFrance 1791—1799）（牛津，1995年）对法国的官僚体系提供了更好的理解。旧制度核心体制的终结可参阅多伊尔的《卖官鬻爵：十八世纪法国的官职售卖》（Venality: The Sale of Offices in Eighteenth Century France）（牛津，1996年）第九章以及卡普兰的《团体终结》（La Fin des cor porations）（巴黎，2001年）；沃洛克在其《新制度：1789—1820年间法国市民秩序的转型》（The New Regime: Trans formations of the French Civil Order, 1789—1820）（纽约，1994年）富有启发的分析也填补了空白；大革命给拿破仑带来的教益在莱昂斯（M. Lyons）的《拿破仑·波拿巴和大革命的遗产》（Napoleon Bonaparte and the Legac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贝辛斯托克，1994年）得到了全面的总结。高夫在其《新闻报的出版和法国大革命》（The News paper Pres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伦敦，1998年）提供了个概览，而达恩顿和罗什（D, Roche）主编的《印刷中的大革命：1775—1800年法国的出版》（Revolution in Print: The Press in France 1775—1800）（伯克利，1989年）就将印刷和出版看作了一个整体。关于由后修正派引发的研究领域，参看肯尼迪（E. Kennedy）手册性的《法国大革命的文化史》（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纽黑文，1989年）。最后一个主题是贝纳尔－格里菲特（S. Bernard—Griffiths）、舍曼（M. －C. Chemin）和埃拉尔（J. Erhard）主编的《法国大革命和“革命者破坏文物行为”》（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vandalisme révolutionnaire“）（巴黎，1992年），但是奥祖夫在其《节庆和法国大革命》（Festival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堪布里奇，马萨诸塞，1989年）中研究了这个问题的积极影响。革命者关于其文化遗产的矛盾态度在普洛（D. Poulot）的《1789—1815年的博物馆、国家和遗产》（Musée, Nation, Patrimoine, 1789—1815）（巴黎，1997年）中得到了概述，然而他们未竟的建筑梦想在利思（J. A. Leith）的《空间和革命：1789—1799年法国的纪念建筑、广场和公共建筑计划》（Space and Revolution: Projects for Monuments, Squares and Public Buildings in France1789—1799）（蒙特利尔和金斯顿，1991年）得到了丰富的描述。革命服饰可参见里别罗（A. Ribiero）的《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流行时尚》（Fashion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伦敦，1983年），然而大革命结社中最顽固的弊端在阿拉斯（D. Arasse）的《断头台和恐怖》（The Guillotine and the Terror）（伦敦，1989年）中有深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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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613 法国大革命的每一个层面都激起论战，而大革命论著的数量惊人，在任何一方面想要提出观点都困难重重。有人说大革命主题的论著要比法国近代早期史其他领域每年出版的著作总和还要多。本书推荐的阅读书目也只不过是个线索，难免武断。但是，这里指出的大部分研究本身都有重要的参考书目，或者也能在它们繁多的脚注里找到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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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615 [1]　中译本由陈叔平翻译，上下卷，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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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617 [2]　第一卷中译本由陈祚敏翻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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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619 [3]　两个中译本。第一个中译本由唐虞世翻译，中华书局，1948年版，但是质量较差。第二个中译本由杨人楩翻译（兼注），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北京三联书店，1958年版；商务印书馆，1963年新版；1973年第二版。杨译不仅附有详尽注释，矫正马蒂耶多处错误，而且用语典雅，堪为精品。此外1958年版后附有介绍马蒂耶生平，法国大革命研究及各国大革命研究论文三篇。——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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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621 [4]　中译本由洪庆明据英译本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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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623 [5]　中译本由顾良等翻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2010年再版。——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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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625 [6]　索布尔的《法国大革命史》有两个中译本，节译本由端木正翻译，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版；全译本由马胜利等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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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627 [7]　两个中译本：北京编译社翻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2009年再版。——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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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629 [8]　中译本由冯棠翻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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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631 [9]　参见泰勒的论文“非资本主义财富和法国大革命的起源”，载《美国历史评论》，第79卷，1967年，469-496 (‘Noncapitalist wealth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9 (1967), 469-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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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633 [10]　第三版中译本由张弛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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