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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601 关于制宪议会的工作成就，汉普森的《恐怖序曲》（Prelude tο Terror）（牛津，1988年）、费兹西蒙斯（M. P. Fitzsimmons）的《重建法国：1789—1791年》（The Remaking οf Franle: The Nutional Assembly and the lonstitvtion of1791）（剑桥，1994年）和阿普尔怀特（H. B. Applewhite）的《法国国民议会中的朋党：1789—1791年》（Political Alignment in the French National Assembly, 1789—1791）都让人耳目一新。制宪议会的两项重要的改革得到了细致且十分深入的研究，这就是马科夫（J. Markoff）的《废除封建制度》（The Abolition of Feudalism）（帕克大学，1996年）和马哥丹特（T. W. Margadant）的《法国大革命中的市镇争斗》（Urban Rivalrie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普林斯顿，1992年），后者是关于重新划分行政版图的研究。安德烈斯（D. Andress）的《马尔斯校场屠杀》（Massacre at the Champ de Mars）（伍德布里奇，2000年）重写了制宪议会期间的民众史。人们对立法议会少有同情，也就没什么学术研究的兴趣，但有米切尔（C. J. Mitchell）的《1791年的法国立法议会》（The French Legislative Assembly οf 1791）（莱登，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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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603 相反，国民公会这段时间引得了广泛的关注。政党，长期以来，好像是不言自明的党派之争。在西德纳姆（M. Sydenham）于1961年出版的《吉伦特派》（The Girondins）（伦敦，1961年）中得到了彻底的重估。帕特里克（A. Patrick）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人：1792年国民公会里的朋党》（The Men of the First Republic: Political Alignments in the National Convention of 1792）（巴尔的摩，1972年）提供了更激进的观点，令人难以接受，不过总体上却是个可信的解释。那场决定吉伦特派命运的政变在斯拉温（M. Slavin）的《政变的形成》（The Making of an Insurrection）（堪布里奇，马萨诸塞，1986年）得到了细致的分析。高夫（H. Gough）的《法国大革命中的恐怖》（The Terror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是一本简洁明了的导论。关于新近大革命研究不可替代的精彩论文集有贝克主编的《法国大革命和近代政治文化诞生》的第四卷（牛津，1994年）。20世纪50年代对著名的无套裤汉有了细致的研究，此后人们对他们关注得越来越少了，概览性的研究有鲁德（G. Rudé）的《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20]（The Crow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牛津，1958年）和威廉姆斯（G. A. Williams）的《技工和无套裤汉》（Artisans and Sansculottes）（伦敦，1968年）十分精彩地梳理了无套裤汉到底是些什么人。这些研究中，妇女是被忽视了，戈迪诺（D. Godineau）的《巴黎的妇女以及她们的法国大革命》（The Women of Paris and their French Revolution）（伯克利，1998年）弥补了这一缺陷。民粹主义（political populism）在斯拉温的《从艾贝尔派到断头台》（The Hébertists to the Guillotine）（巴吞鲁日，1994年）中得到详尽的分析，而热月之后的历史，腾内森（K. D. Tönnesson）的《无套裤汉的挫败》（La Défaite des Sans－culottes）（奥斯陆和巴黎，1959年）。马蒂耶的《罗伯斯庇尔死后》（After Robespierre）依旧是关于后热月时期最可读的叙述。西德纳姆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1792—1804年》（The First French Republic 1792—1804）（伦敦，1974年）虽然评价公允，但是在各处细节的处理上已经被后人所超越。对热月困境的审慎分析是巴奇科（B. Baczko）的《终结恐怖》（Ending the Terror）（剑桥，1994年），此外卢卡斯（C. Lucas）主编的《超越恐怖：论法国的区域和社会史，1794—1815年》（Beyond the Terror: Essays in the French Regional and Social History, 1794—1815）（剑桥，1983年）也很出彩。关于颇有争议的阴谋者巴贝夫，伯查尔（I. H. Birchall）《巴贝夫的幽灵》（The Spectre of Babeuf）（贝辛斯托克，1997年）提供了一种感情丰富的观点。就后来的雅各宾派试图摆脱和恐怖的干系的这个问题，参见沃洛克（I. Woloch）《雅各宾派遗产》（Jacobin Legacy）（普林斯顿，1970年）和利夫西（J. Liversey）《在法国大革命中制造民主》（Making Democracy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堪布里奇，马萨诸塞，2001年）。近期，关于导致拿破仑上台的危机，最易读的分析参见克鲁克（M. H. Crook）《拿破仑掌权》（Napoleon Comes to Power）（加的夫，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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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605 关于这一时期的宗教，最优秀的导论是麦克马纳斯（J. McManners）的《法国大革命和教会》（伦敦，1969年）。在细节的论述以及分析的范围上，阿斯顿（N. Aston）的《法国的宗教和革命：1780—1804年》（Religion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 1780—1804）（贝辛斯托克，2000年）都超过了麦克马纳斯的书。关于宗教引发的巨大的分裂，杰出的讨论是塔克特《十八世纪法国的宗教、革命和区域文化：1791年的教士公民组织法》（Religion, Revolution and Regional Culture in Eighteenth Century France: The Ecclesiastical Oath of 1791）（普林斯顿，1986年）。对宗教分离引发的更广泛的影响，参见查德威克（O. Chadwick）的《教皇和欧洲革命》（The Popes and European Revolution）（牛津，1981年）。梯利的《旺代》是一本关于宗教如何演化为反革命的经典分析，但是此书的某些观点遭到了萨瑟兰（D. M. G. Sutherland）就同一现象的论著《朱安党人》（The Chouans）（牛津，1982年）的质疑。自塞克的《法国的种族灭绝》在1986年问世后，关于旺代镇压的规模一直都是争论不休。更公允的评述参见马丁（J. －C. Martin）《旺代和法国》（La Vendée et la France）（巴黎，1987年）和迪皮伊（R. Dupuy）的《从大革命到朱安党》（De la Révolution à la Chouannerie）（巴黎，1988年）。关于反革命文学发展的简论参见罗伯特（J. Roberts）《法国的反革命：1787—1830年》（The Counter-Revolution in France, 1787—1830）（贝辛斯托克，1990年）。法国流亡者重新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卡彭特（J. Carpenter）和曼塞尔（P. Mansel）主编的论文集《欧洲的法国流亡者和反对大革命的冲突：1789—1814年》（The French Emigrés in Europe and the Struggle against Revolution, 1789—1814）（贝辛斯托克，1999年）便是引领这一研究的代表。流亡者在基伯龙（Quiberon）遭遇的严重危机在赫特（M. G. Hutt）的《朱安党和反革命》（Chouannerie and Counter－Revolution）（两卷，剑桥，1983年）中有十分详尽的叙述。哥德肖（J. Godechot）的《反革命：教义和行动1789—1804年》（The Counter－Revolution: Doctrine and Action1789—1804）（伦敦，1971年）已然为上述研究超越，但仍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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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607 如果宗教意味着大革命第一个重要转折点的话，那么战争就是第二个转折点，而对当时人来说，战争带来的转变更大。布兰宁的《法国大革命战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ary Wars）（伦敦，1986年）证明这一系列巨大冲突开始的缘由，并为何能在1798年又重新开始，令人信服。此后在《法国大革命的战争：1787—1802年》（The French Revolutionary Wars 1787—1802）（伦敦，1996年），对冲突的过程和重要性给予了十分生动的叙述。斯科特（S. F. Scott）的《王家军队对大革命的反应：1789—1793年之间陆军的角色和发展》（The Response of the Royal Army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Rol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Line Army during 1789—1793）（牛津，1978年）以及科马克（W. J. Cormack）的《大革命和法国海军中的政治冲突：1789—1794年》（Revolution and Political Conflict in the French Navy 1789—1794）（剑桥，1995年）分析了革命对法国军队的影响。论述法国扩展的通论性作品，参见哥德肖的《伟大的国家：法国革命在世界的扩张》（La Grande Nation: L’Expansion révolutionnaire de la France dans la monde）（第二版，巴黎，1983年），这本书依旧是不可替代的。关于法国如何对待国内的外国人的，参见拉波特（M. Rapport）的《革命法国的国族性和公民权》（Nationality and Citizenship in Revolutionary France）（牛津，2000年）。尽管其倾向有些令人费解，但是帕尔默的《民主革命的年代》（The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两卷，普林斯顿，1959—1964年）依旧是这个时期一种重要概览，他试图将法国放入更广阔的视野里。丹恩（O. Dann）和丁威迪（J. Dinwiddy）主编的《法国革命时期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 in the Ag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伦敦，1988年）搜集了一系列关于当时人如何回应革命的个案研究。与之相关的还有布勒斯（M. Broers）的《拿破仑统治下的欧洲：1799—1815年》（Europe under Napoleon 1799—1815）（伦敦，1996年），他的分析也很中肯。《爱国者和解放者：革命在荷兰1780—1813年》（Patriots and Liberators: Revolution in the Netherlands 1780—1813）史诗般地描绘了革命浪潮是如何吞没这个国家的，而布兰宁的《法国大革命在德国：莱茵河地区的占领和抵抗》（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Germany: Occupation and Resistance in the Rhineland 1792—1802）（牛津，1983年）涵盖的不止是莱茵河地区，而且最后一章的总结价值很大。支持法国革命的两个国家的历史参见莱希诺多尔斯基（B. Lesnodorski）的《波兰的雅各宾派》（Les Jacobins Polonais）（巴黎，1965年）和埃利奥特（M. Elliott）的《革命战友：爱尔兰人联合会和法国》（Partners in Revolution: The United Irishmen and France）（纽黑文，1982年）；而对法国最顽固的反对者的分析，参见库克森（J. E. Cookson）《不列颠武装国家：1793—1815年》（The British Armed Nation 1793—1815）（牛津，1998年）和罗伊尔（E. Royle）《革命的大不列颠？》（Revolutionary Britannia？）（曼彻斯特，2000年）。大革命也是布莱克本（R. Blackburn）所著的《推翻殖民地的奴隶制：1776—1848年》（The Overthrow of the Colonial slavery，1776—1848）（伦敦，1988年）的主题；关于加勒比海最详尽的研究，而且其影响远远超出其标题所展现的是盖格斯（D. P. Geggus）的《奴隶制，战争和革命：英国对圣多明各的占领》（Slavery, War and Revolution: the British Occupation of Saint－Domingue）（牛津，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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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609 从两百周年纪念以来，大革命的经济和社会史多少有点起色。至今仍旧没有合适人选来翻译这个领域中最伟大的作品，即拉布鲁斯的《法国的经济危机》，尽管此书在1983年已经重印了。而马蒂耶的《高物价和恐怖时期的社会运动》（La Vie chère et le movement social sous la Terreur）（巴黎，1927年）依旧能让我们受益良多。关于指券及其影响的权威评论参见克鲁泽（F. Crouzet）的《通货膨胀：路易十六到拿破仑时期法国的纸币》（La Grande Inflation: La Monnaie en France de Louis XVI à Napléon）（巴黎，1993年），而关于十分混乱的金融世界，参见布吕吉埃（M. Bruguière）的《大革命的管理者和不法牟利者》（Gestionnaires et pro fiteurs de la Révolution）（巴黎，1986年）。两百周年纪念时，法国学术界关于大革命的经济史的共识可参看论文集《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国家、金融和经济》（État, finances et économie pendan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巴黎，1991年）；而发人深省的概览出自一位心存怀疑的外行之手，即塞迪约（R. Sédillot）的《法国大革命的成本》（Le Coût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巴黎，1987年）。在所有农民研究中，最杰出的是勒费弗尔的《法国大革命时期诺尔省的农民》（Les Paysans du Nord pendan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巴里，1959年），此书还没有英译本，但是勒费弗尔另一本杰出的论著《1789年的大恐慌：革命法国的农村恐慌》（The Great Fear of 1789: Rural Panic in the Revolutionary France）（伦敦，1973年）已经有了英译本。琼斯的《法国大革命中的农民》（The Peasantry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剑桥，1988年）综述了在这一宏大领域中两代人的成果，尽管他的观点备受争议。福里斯特（A. Forrest）的《法国大革命和穷人》（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Poor）（牛津，1981年）重新开启了一个长久以来为天主教宣传者所占领的领域。博迪尼耶（B. Bodinier）和泰西耶（E. Teyssier）合著的《大革命最重要的事件：国有财产的售卖》（L’Evénement le plus important de la Révolution: La Vente des biens nationaux）（巴黎，2000年）是一个鼓舞人心的信号，这标志着法国史学界重新对重大问题产生了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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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611 与作为整体的大革命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还在不断修正中。克鲁克（M. Crook）的《法国大革命中的选举：民主的学徒期》（Election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 Apprenticeship in Democracy）（剑桥，1996年）和格尼费（P. Gueniffey）的《数字和理性》（Le Nombre et la raison）（巴黎，1993年）改变了人们关于大革命选举的理解。丘奇（C. Church）的《革命和官僚作风：法国部长科层制，1770—1850年》（Revolution and Red Tape: The French Ministerial Bureaucracy, 1770—1850）（牛津，1981年）和布朗（H. Brown）的《战争、革命和官僚国家：1791—1799年法国的政治和军队的行政管理》（War, Revolution and the Bureaucratic State: Politics and Army Administration inFrance 1791—1799）（牛津，1995年）对法国的官僚体系提供了更好的理解。旧制度核心体制的终结可参阅多伊尔的《卖官鬻爵：十八世纪法国的官职售卖》（Venality: The Sale of Offices in Eighteenth Century France）（牛津，1996年）第九章以及卡普兰的《团体终结》（La Fin des cor porations）（巴黎，2001年）；沃洛克在其《新制度：1789—1820年间法国市民秩序的转型》（The New Regime: Trans formations of the French Civil Order, 1789—1820）（纽约，1994年）富有启发的分析也填补了空白；大革命给拿破仑带来的教益在莱昂斯（M. Lyons）的《拿破仑·波拿巴和大革命的遗产》（Napoleon Bonaparte and the Legac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贝辛斯托克，1994年）得到了全面的总结。高夫在其《新闻报的出版和法国大革命》（The News paper Pres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伦敦，1998年）提供了个概览，而达恩顿和罗什（D, Roche）主编的《印刷中的大革命：1775—1800年法国的出版》（Revolution in Print: The Press in France 1775—1800）（伯克利，1989年）就将印刷和出版看作了一个整体。关于由后修正派引发的研究领域，参看肯尼迪（E. Kennedy）手册性的《法国大革命的文化史》（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纽黑文，1989年）。最后一个主题是贝纳尔－格里菲特（S. Bernard—Griffiths）、舍曼（M. －C. Chemin）和埃拉尔（J. Erhard）主编的《法国大革命和“革命者破坏文物行为”》（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vandalisme révolutionnaire“）（巴黎，1992年），但是奥祖夫在其《节庆和法国大革命》（Festival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堪布里奇，马萨诸塞，1989年）中研究了这个问题的积极影响。革命者关于其文化遗产的矛盾态度在普洛（D. Poulot）的《1789—1815年的博物馆、国家和遗产》（Musée, Nation, Patrimoine, 1789—1815）（巴黎，1997年）中得到了概述，然而他们未竟的建筑梦想在利思（J. A. Leith）的《空间和革命：1789—1799年法国的纪念建筑、广场和公共建筑计划》（Space and Revolution: Projects for Monuments, Squares and Public Buildings in France1789—1799）（蒙特利尔和金斯顿，1991年）得到了丰富的描述。革命服饰可参见里别罗（A. Ribiero）的《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流行时尚》（Fashion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伦敦，1983年），然而大革命结社中最顽固的弊端在阿拉斯（D. Arasse）的《断头台和恐怖》（The Guillotine and the Terror）（伦敦，1989年）中有深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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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613 法国大革命的每一个层面都激起论战，而大革命论著的数量惊人，在任何一方面想要提出观点都困难重重。有人说大革命主题的论著要比法国近代早期史其他领域每年出版的著作总和还要多。本书推荐的阅读书目也只不过是个线索，难免武断。但是，这里指出的大部分研究本身都有重要的参考书目，或者也能在它们繁多的脚注里找到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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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615 [1]　中译本由陈叔平翻译，上下卷，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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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617 [2]　第一卷中译本由陈祚敏翻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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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619 [3]　两个中译本。第一个中译本由唐虞世翻译，中华书局，1948年版，但是质量较差。第二个中译本由杨人楩翻译（兼注），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北京三联书店，1958年版；商务印书馆，1963年新版；1973年第二版。杨译不仅附有详尽注释，矫正马蒂耶多处错误，而且用语典雅，堪为精品。此外1958年版后附有介绍马蒂耶生平，法国大革命研究及各国大革命研究论文三篇。——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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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621 [4]　中译本由洪庆明据英译本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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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623 [5]　中译本由顾良等翻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2010年再版。——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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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625 [6]　索布尔的《法国大革命史》有两个中译本，节译本由端木正翻译，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版；全译本由马胜利等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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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627 [7]　两个中译本：北京编译社翻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2009年再版。——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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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629 [8]　中译本由冯棠翻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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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631 [9]　参见泰勒的论文“非资本主义财富和法国大革命的起源”，载《美国历史评论》，第79卷，1967年，469-496 (‘Noncapitalist wealth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9 (1967), 469-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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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633 [10]　第三版中译本由张弛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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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635 [11]　英译本《思考法国大革命》（Inter pre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剑桥，1981年中译本由孟刚译出2005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1版。——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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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637 [12]　英译本2003年由圣母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出版，译者乔治·沃洛什（George Holoch）。——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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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639 [13]　中译本由孙传钊译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版。——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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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641 [14]　中译本由刘军译出，中国人民大学2012年版。——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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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643 [15]　中译本由汪珍珠译出，华东师范大学，2011年，第1版。——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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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645 [16]　中译本曹卫东翻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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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647 [17]　去世前，勒迈最后主编并出版了《立法议会辞典：1791—1792年》（Dictionnaire des législateurs 1791—1792）（牛津，2007年），由奥祖夫作序。——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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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649 [18]　原书做“18世纪90年代”，有误。——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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