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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王国当时有2800万人口，在这么大的一个王国里，有富饶的平原，比如环绕巴黎四周的平原，也有十分穷苦的地区，比如山区。但不管是在平原，还是在山区，制作面包的小麦一直是生活的必需品，由于天气原因，粮食收成受到影响，一个坏年成，或接连几个歉收年会让粮食价格狂涨，各地饿殍遍野，到处孕育着暴动，人们将此称为“民众暴动”。其实在18世纪，这类危机已日益减少，而且很少发生暴力死亡事件，但危机依然存在，这正是1788年至1789年间所发生的事，在大革命前夕，好几个省份都发生了暴动，城市也出现了动荡不安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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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正是这一切引发了革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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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是，但又不完全是。我们提到了农民，提到他们也很正常，因为农民占全国人口的3/4，但他们并未填补另外两个等级所留下的所有空间。他们属于第三等级，即所谓的市民阶层，包括城里人和农村人，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他们占法国全国人口的95%。几乎所有的人，当然主要是穷人，都受到危机的影响，正如我的老师所说的那样，差不多每隔10年就要出现一次危机，但并非每一次危机都能爆发革命。危机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并不是唯一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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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听听城里人的反应，看看他们究竟为什么而愤怒，他们的不满又表现在哪里。巴黎是一座大城市，有60万居民，大概是当时世界第三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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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两个大城市是哪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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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和北京吧。咱们再回过来谈法国，法国那时还有其他大城市，如里昂、马赛、波尔多，还有许多小城市及城镇。那里有许多社会最底层的人，从乞丐到打短工的苦力；有工匠和小商贩，他们组建行会，将师傅和独立匠人都联合在一起；还有富可敌国的资产阶级，其中有富裕的商贾，起码从穿着上看，他们是有钱人；有银行家，有经营纺织业及新生冶金业的实业家。在资产阶级这个阶层当中，有一类人不应忽视，即律师、司法工作者以及医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和自由职业者。别让这些人离开你的视线，我们后面还会谈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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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资产阶级尚不具备此后工业革命所赋予他们的特征，但却从18世纪的经济发展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发达的海上贸易对经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资产阶级萌生出新的期望，新的雄心。大革命的代言人之一巴纳夫[1] 后来写道，新一轮的资产分配应该有新一轮的权力分配相对应……你知道，在18世纪里，有人写了许多著名的篇章，也有人博览群书，因此后来人们将18世纪称为“启蒙时代”。你在意大利听说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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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托万·巴纳夫（1761—1793）：法国政治家，积极投身法国大革命，后转而同情王室的遭遇，被国民公会判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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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听说过……但确切地说，这究竟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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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欧洲大陆广为流传的一种思潮。从那不勒斯到米兰，意大利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代表人物，他们都读过《犯罪与刑罚》，在这部著作当中，你们的法学家贝卡里亚[1] 揭露拷打的暴行，抨击无益及不公平的刑罚。从英国到德国，类似的强烈抨击声此起彼伏。在法国，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和狄德罗等人均以不同的文风，去宣扬自由，让人们听到哲学的呼唤，以此来反抗教会排斥异己的做法，反抗专制政体的独裁统治，呼吁建立一种新的政治体制；公民将受宪法保护，并参与国家的管理。报纸、杂志以及各种行会也在传播这样的思想，人们将以简单的形式把这种思想传播给广大民众，因为一大半法国成年人都会读书写字（从他们的签字中可以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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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塞萨尔·贝卡里亚（1738—1794）：意大利经济学家、法理学家和刑罚改革者，他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废除死刑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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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比例好像并不高……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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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不高，况且，男女之间还存在不平等的状况，女性文盲则更多些；地区之间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北方识字的人要比南方多……但从当时欧洲的角度看，法国的状况还是不错的。在城市里，人们已能听到公众舆论，在农村也能听到舆论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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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富人和穷人的看法是否一致……他们又反对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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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着急。事情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正在酝酿中的革命是否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是贫困或繁荣的后果呢？在谈到荒年时，19世纪伟大的历史学家米什莱[1] 更关心农民的状况，还回忆起《圣经》里的一句话：“你看他躺在粪堆上，可怜的约伯……”你听说过这段故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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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儒勒·米什莱（1798—1874）：法国19世纪著名历史学家，在近代历史研究领域中成绩卓越，被学术界称为“法国最早和最伟大的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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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这是一个不幸的人，上帝让他经历了无数的苦难，然后又补偿他。米什莱是不是太过分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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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么写，不过是想描绘出一幅图像。后来，到了20世纪初期，另一位历史学家让·饶勒斯[1] 声称：不，引起革命的并不是贫困，而是资产者的欲望、资产者的身份以及财富促使他们去争取自己的社会地位。米什莱和饶勒斯，究竟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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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让·饶勒斯（1859—1914）：法国经济学家兼历史学家，他开创了对法国大革命的社会基础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因呼吁制止战争而遇刺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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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当然应该由你来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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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两人说的都对。那个世纪的繁荣，并非所有人都能从中获益。贫困又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不但把城里人煽动起来，而且让乡下人也都闹起来了。城里人和乡下人的愤怒不过是在1789年爆发出来罢了，1795年，一场新的危机又带来坏的影响。但不能把民众提出的所有要求都归纳到贫困身上。不管是有钱的财主，还是一贫如洗的佃农，他们要和封建体制算总账，或者说和封建制度的残余势力算总账，农民革命将在一段时间内与城市资产者的革命融会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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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及富裕阶层的精英们则有自己的目标和战争目的。革命的代言人西耶斯神甫[1] 为精英们划出一条道路，在《第三等级是什么》的著作里，他阐述了这一问题。正是第三等级背负着沉重的苛捐杂税，“今天，他们还微不足道……他们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呢？这是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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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埃马努埃尔·西耶斯神甫（1748—1836）：早年受耶稣会修道院教育，成为神甫，当过夏特尔大教堂议事司铎，享有教会领地。但他从未履行神职，反而对哲学、政治经济学有浓厚兴趣，他的小册子在鼓动革命及促进政治社会改革方面起过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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