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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就是人在社会里所信赖的基本观念。首先是各种不同形式的自由。简单地说，就是个人自由，个人来去的自由，个人行动的自由，如果他没有做什么坏事，就不应被随意逮捕。英国人是最先提出这种主张的……法国人重新提出这一主张，而且还要保障个人的人身安全。接下来就是思想自由、信仰和宗教自由。你还记得在旧制度下的法国，只有天主教是王国认可的宗教，甚至可以说是必须信仰的宗教。而住在法国东部或南方的犹太人只能忍受屈辱的地位，至于说新教徒，17世纪末叶，人们不许他们信奉自己的宗教，强迫他们皈依天主教。但在新教徒的聚居地，尤其是在法国南方地区，他们暗中抵抗这种压力，直到1788年，人们才对他们有所宽容，也就是说，承认他们的存在，承认他们的地位。《人权宣言》宣称“任何人都不应对自己的言论，甚至是宗教言论感到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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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措辞有点怪，每个人都有宗教信仰权！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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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革命的人早已意识到过去的分量，实际上，在法国南方，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的敌意依然没有消除。虽然新教徒很快就变成不折不扣的公民，但犹太人要想得到彻底的解放，还得等上好几年的时间。但宗教自由只是言论自由的一个方面，对于我们来说，言论自由又是人身自由的……自然延伸。而旧制度却完全禁止人的自由。教会抨击那些所谓“不道德”、反宗教或无信仰的文字，君主政体对所有抨击王室成员或既定秩序的东西实施严格的审查，印刷厂都处在监控之下，地下出版物也遭到围追堵截。报纸和杂志或被禁止，或被严密地监控起来，然而就在大革命爆发的前几年，各类有关政治题材的文章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人权宣言》主张言论自由，也就是说出版自由，同时也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因此各种各样的报纸也就应运而生，不管是支持革命的，还是反对革命的。在宣言所主张的自由中，有一种自由我们要学会辩证地去看，这就是生产、制造、经营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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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好像对此有所怀疑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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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自18世纪以来，由于金钱的影响力，这方面的绝对自由有可能成为不平等及压迫穷人的因素。那时，两种态度已形成对立之势。许多理论家、政治家、重农主义者（这是当时新发明的词汇）都在鼓吹自由：“自由生产，自由流通。”让各种产品，尤其是粮食自由流通，然而在这个国家里，到处都是关卡。让大型农业经营者按照市场需求，而不是依照乡村的指派，自由地去耕种。让手艺人和小商贩自由地开设作坊或商铺，他们被绑在旧行会的条条框框里，感到很不自在……革命支持这些自由的要求，并采取必要的措施，使自由的呼唤能变成现实，但人们同时还听到另外一种声音，这是来自农村及城市民众团体的呼声，他们抨击自由流通，认为自由流通只会给投机者带来好处；他们拒不接受价格自由，要求“限价”，尤其是对粮食和面包限价，在此后的几年里，人们一直不断地要求，后来终于有了结果。在农村，各个村庄都在捍卫自己的集体权益；在城市里，危机让极度贫困的人更加仇恨资产者，在这里，自由的问题与平等的问题交织在一起。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革命主张自由、平等，而平等则排在自由的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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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自由和平等不能并驾齐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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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不行。人们有成为富人的自由……或者有当穷人的自由。投身革命的人对此了解得很清楚，他们都读过哲学家的著作，比如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他们拥护平等的公民权。在8月4日夜里废除等级之后，平等的公民权也就应运而生了。但他们认为最好别去碰财富的不均等，因为财富的不均等是难免的，他们当中至少大部分人是这么认为的。因此，他们把财产权排在基本权利的第三位，这是一个神圣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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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应该是博爱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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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人们向我们传授的东西，但只是到了19世纪，那句著名的箴言才成为“自由、平等、博爱”。“博爱”一词是在1848年第二共和国时期才加上去的。大革命并非不知道博爱，并非不知道去援助最贫困的人，但财产权并未遭到拒绝，甚至连城里的手工业者都接受这个观念，因为他们的理想就是能在自己的行业里成为独立的生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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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主张都以人民主权的名目列入《人权宣言》中，而人民的主权是通过法律来实施的：“没有宪法的人民并不是自由的人民。”但代表们并未等到宪法问世才动手去改革法国的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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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要从上到下重建法国，不但要努力让法国实现现代化，而且还要让法国在新的基础上重生。法国在行政、司法及财政方面被分割得杂乱无章，他们打算把全国划分成省，省下辖县，县下辖镇，直到最基层单位乡（公社），每个省的面积差不多一样大，并用这套独一无二的划分来取代原有的体系。这是多么艰巨的工作呀！有人琢磨着是否按照四方形去分割法国，就像北美的各个州所做的那样，但人们最终还是依照地理特征作出划分，各个省都有美好的前景。在这个框架下，人们设立了新的行政机构，在这个金字塔形政权结构里，大革命的精神也确立起来，因为无论是在基层市镇，还是在县级或是省级层面上，议会及政府都是选举产生的，即使中央政府指派一名行政官来管理，他们也不会改变选举的做法，假如可以比较的话，那么人们可以说，这套体系相当分散，把权力托付给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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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这就是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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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别着急，因为等我们把整幅画面画完之后，你有可能会感到失望。在每一个省里，地方议会都应推选出代表，代表们应出席立法议会会议，一旦制宪议会的工作宣告结束，立法议会将取代制宪议会。但这些公民都是什么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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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是说过：所有的法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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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不……实际上，我们已经将一半的成年人排除在外了，因为女性是没有选举权的，我们还会谈到这个话题。此外，代表们解释说，如果所有人都是公民，那么有选举权的公民肯定比无选举权的公民更有资格当公民，这话当然是从西耶斯神甫嘴里说出来的，因为西耶斯神甫毕竟是代言人嘛。等级已不复存在了，但又出现了阶级，出现依照财产划分的阶级，你要缴税，缴纳相当于三天劳动所得的杂税，才能被当做有选举权的公民，才被允许参加地方及全国性的选举。要想获得被选举的资格，也就是说能被当选的资格，你非得更有钱才行。我把整个过程都简化了，但基本方针是很清楚的，这就是纳税（根据财富的多寡）投票选举（选举方式）方针。有无选举权，门槛并不太高，但这个门槛至少把半数法国人，当然都是贫民阶层的人，挡在选举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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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公平……那么是否所有的人都同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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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当然有人不同意，其中有几个捍卫民主的代表，比如格雷古瓦[1] 及罗伯斯比尔等人，我们后面还会谈到他们。起初，有些人根本听不进他们的呼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民主的思想便逐渐传播开来。咱们还是赶紧看看其他方面的改革吧（虽然有点不公平，但时间紧迫呀），因为咱们不能偏离大革命的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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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亨利·格雷古瓦，又称格雷古瓦神甫（1750—1831）：法国政治家，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重要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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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背景下，司法已被彻底革新，法官也是重新选出来的。治安法官在基层处理最简单的案子。司法最大的创新就是惩罚及刑罚的改革，拷打已被废除，旧制度下那些骇人听闻的酷刑已被禁用。出于人道主义目的，一个名叫纪尧丁[1] 的代表建议采用一种新机器来处死罪犯，将死刑犯的脑袋瞬间割下来，这种断头台（机）的目的就是让犯人少遭受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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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约瑟夫·纪尧丁（1738—1814）：法国医生和政治家，在国民公会上提出改革刑法的议案，强调死刑犯也应享受平等的权力，因为此前死刑犯因社会地位不同，被处死的方式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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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恐怖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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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是很恐怖，要是能预料到此后几年断头台遭到滥用的局面，人们就会感到更恐怖了，直到25年前，断头台依然在（秘密地）使用。死刑让我们感到恶心，那时候就有一个代表要求废除死刑，他就是罗伯斯比尔，但他的要求没有得到众人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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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捐税怎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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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政体最大失误就是没有处理好财政问题，那时财政也经历了改革。人们在原则上主张赋税平等，并以耕地、动产或商业为基础建立新的分配体系，取消了盐税及其他不得人心的税种。法国人从不急着交税，但代表们却想出尽快拿到钱的办法，他们要发行一种纸币，并将此称为信用券。用信用券来代替流通的金属钱币，即金币、银币及其他钱币，但信用券最终还是飞快地贬值了……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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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纸币真的没有任何价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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