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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家纪尧姆·比代是法国文艺复兴早期堪与勒费弗尔比肩的另一位杰出代表。如果说勒费弗尔很大程度上是一位神学家和翻译家，那么，比代则是一位更为名副其实的古典学者。他不仅精通希腊文，同时还广泛涉猎哲学、神学、法律和医学。他利用自己与王室非同一般的密切关系，建议法兰西斯一世创建以研究希腊文、希伯来文和拉丁文为宗旨的王家学院。学院建立后，不仅成为法国高等学术研究的中心，唤起了人们对古典语言文字的兴趣，而且还成为与守旧势力的代表、天主教会控制的巴黎大学相抗衡的重要阵地。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王家学院改称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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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中，最为引人瞩目、成就最大的是人文主义文学。法国人文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或团体分别有拉伯雷、七星诗社和蒙泰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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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雷出身于法国中部一个地主和律师的家庭。他见多识广，博学多才，在天文、地理、数学、医学、神学、法律等众多领域均有相当造诣。1532年，拉伯雷化名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说《庞大固埃》。该书全名冗长之极，叫做《巨人卡冈都亚之子、狄波莎德王、鼎鼎大名的庞大固埃的可怖而骇人听闻的事迹和功业记》。该书出版后，深受读者欢迎，很快风行全国。这部小说就是《巨人传》的第二部。两年后，拉伯雷又出版了《巨人传》的第一部，其原名为《庞大固埃之父、巨人卡冈都亚极为吓人的见闻录》。尔后，拉伯雷又花了许多年的时间，分别创作出版了《巨人传》的后三部。拉伯雷在这部取材于法国民间传说故事的人文主义杰作中，用夸张手法鲜明生动、幽默风趣地讴歌了“人”的力量的伟大，嘲讽了宣传禁欲主义的教会和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贵族。作者还在小说中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资产阶级力图冲破精神奴役、追求新思想、新知识的热切愿望。书中的一段铭文这样记载着“神瓶”发出的谕示：“请你们畅饮，到知识的源泉去畅饮，要研究人和宇宙……请你们研究知识，畅饮真理，畅饮爱情。”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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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雷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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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法国文艺复兴前期的人文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拉伯雷具有较强的民主倾向，此点与同期的流露出贵族气息的七星诗社的诗人们形成鲜明的对照。七星诗社是以龙萨和杜贝莱为首的7位人文主义诗人组成的团体。该团体的宗旨是把作为文学表达工具的法语提高到古典语言的水平。1549年由杜贝莱执笔写成的《保卫和发扬法兰西语言》无疑是“七星诗社”的宣言书。这部长12卷、24章的历史性著作明确地提出：谨慎地模仿和借鉴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作品和古典的文学形式和语言，使法语更加纯洁规范、丰富多彩。宣言还倡导在文学作品中使用专门术语，创造新词与发展法国文学中的诗歌形式。宣言的作者们还充满自信地认为，法兰西文学至少应和意大利文学并驾齐驱。可以用法语创作堪于古代诗歌媲美的法兰西诗歌。虽然由于七星诗社的成员们把文学创作视为贵族阶级专有的特权，故而其语言和诗歌理论及其创作实践在总体上难免带有或体现出保守贵族的固有偏见，但他们最主要的理论主张毕竟反映了那个时代提出的要求——语言的统一和改革。此点不仅顺应了民族强盛、国家统一的历史潮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保卫”和“发扬”了推动时代和社会进步的人文主义思想。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七星诗社的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仍被公认为法国人文主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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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文艺复兴后期最重要的人文主义作家是蒙泰涅（一译蒙田）。蒙泰涅出身于一个穿袍贵族家庭，其祖辈靠在波尔多开鱼行和向英国出口葡萄酒而发财致富。蒙泰涅的父亲参加过意大利远征，并由此成为意大利文化的狂热崇拜者。虽然老蒙泰涅不通文学，但竭力附庸风雅的他却一心想让儿子受到更好的教育。由于拉丁语是当时学者和文人的通用语言，老蒙泰涅在儿子牙牙学语时就把拉丁语当作母语。尔后，他又不遗余力地让儿子受到良好而系统的教育。故此，蒙泰涅具有极好的学养，尤其是熟稔古代大家如普鲁塔克、塞涅卡、塔西陀等人的著作。后者在蒙泰涅写作《随笔集》时旁征博引了许多古希腊罗马作家的论述中充分地体现了出来。蒙泰涅长大后曾任法院推事，并两度出任波尔多市市长。此外，他还曾在巴黎担任过国王亨利三世等的侍从。后来，蒙泰涅因厌倦仕宦生活，幽居乡间，埋头写作。使蒙泰涅名世的不朽之作是他的《随笔集》。《随笔集》是16世纪法国乃至世界最重要的散文作品，共107章，百万字左右。书中各章长短不一，而其内容更是五花八门，无所不包。尽管全书结构松散自然，但纵观全书，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性论是蒙泰涅的思想理论基础。与拉伯雷等早期的人文主义者不同，蒙泰涅没有过于热情乃至不无夸张地讴歌人的伟大和力量，欢呼人的解放，而是冷静地反思与探索人和人生。在这一过程中，蒙泰涅非常注重自我研究，即对自我进行客观描述和严肃解剖。蒙泰涅认为，自我研究乃是培养人性的学校。同时，他还强调自我反省与自我克制能使人获得精神独立。不过，蒙泰涅笔下的“自我”并非孤立的“自我”，而是普遍的“自我”。他宣称，“每个人都包含着人类的整个形式”，由此，他自然而然地把自我研究扩大到对人的研究。至于人文主义者该对现世生活持何种态度，蒙泰涅的回答是：“我热爱生活……我全身心地接受它并感谢大自然为我而造就的一切。”“每个人自己创造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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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果说早期的人文主义者一味崇尚古典，并希冀用古代的权威取代基督教会的权威的话，那么，作为后期人文主义者的蒙泰涅却对任何权威都表示怀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怀疑论是蒙泰涅思想的重要特征和内容。蒙泰涅在《随笔集》最著名、也是最长的一章《雷蒙塞邦赞》中充分展示了他的深刻的怀疑论观点，并将其最终归结为“我知道什么？”这句话时至今日，仍被世人经常引用，成为千古名言。法国大学出版社从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编纂出版的一套普及性百科知识丛书即以“我知道什么？”作为丛书的名称。在历经半个多世纪之后，这套丛书至今仍是欧美国家最为著名的丛书之一。它不仅已印行3000余种，而且还被翻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40多种文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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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四、宗教改革与胡格诺战争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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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法国近现代史，生活在六边形国土上的法国人曾经数度分裂成两大互相敌对，乃至彼此残杀的阵营，如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公社时期、维希政府统治时期……。不过，首开“两个法兰西”之间的剧烈冲突之先河的却是更早时期的宗教改革与胡格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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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两者虽有各自不同的内容和发展道路，但若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它们之间又存在着相辅相成、异曲同工的关系。两者无一例外的是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且都反对天主教会及其神权。它们的区别在于，文艺复兴中的人文主义思想是从教会外部，从世俗的角度对教会和神权发起冲击，而宗教改革则是从教会内部，从《圣经》的“神圣启示”出发，向正统教会的权威提出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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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思想在法国早已有所传播。还在马丁·路德于1517年在德意志发动宗教改革之前，法国的一些人文主义者和宗教改革家就已经萌发“回到圣经上去”的共同愿望。1508年，勒费弗尔·德·埃塔普尔发表了一篇呼吁书，提出阅读《圣经》原文。当时，天主教信徒只能阅读罗马教廷指定的拉丁文译本的《圣经》，而希伯来文、希腊文和非罗马教廷指定的拉丁文本《圣经》均在禁读之列。勒费弗尔认为，罗马教廷指定的拉丁文译本已使《圣经》面目全非，因此需要进行努力，还《圣经》以本来面目。几年后，勒费弗尔先后翻译、出版了《圣经》和《保罗书信》的拉丁文新译本。在《保罗书信》的注释中，勒费弗尔已提出因教得救的思想，否认圣餐的实体转化说。勒费弗尔的新译本及其相关思想对路德产生过不容低估的影响。而19世纪法国著名史学家米什莱更是如是写道：“在路德以前6年，可敬的勒费弗尔·德·埃塔普尔已在巴黎宣讲路德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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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2年，勒费弗尔出任莫城代理主教，并以自己为核心建立了一个旨在传播新教思想的“莫城小组”。几年后，勒费弗尔的门徒纪尧姆·布里索内被任命为莫城主教。在国王法兰西斯一世的姐姐玛格丽特的支持下，布里索内主教和莫城小组发动了宗教改革。他们派遣神父到一些村庄布讲福音，将圣徒的雕塑和画像从教堂中撤除，并规定用法语作祷告。此外，他们还在宣扬信仰得救，否认圣餐的实体转化说的同时，甚至像路德一样在教堂张贴告示指控教皇，称他为“反基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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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路德的思想已在法国迅速传播开来。在这一过程中，印刷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过，不容否认的是，国王开始时对新教的宽容态度也至关重要。起初，法王法兰西斯一世对宗教改革思想颇感兴趣，更何况，伊拉斯谟关于教会应由国王管理的主张同他的意图又正好吻合。因此，法兰西斯一世初时不仅对莫城的宗教改革运动听之任之，甚至还准许路德教传入法国。1532年，为了回击教皇克莱芒七世与自己的死对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联合，法兰西斯一世在国内准许新教徒鲁塞尔在王宫卢浮宫公开布道，在国外则同反对查理五世的德意志路德派诸侯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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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法国王权是根据其政治、外交和军事的需要来采取对宗教改革的对策的。正是这一原因，随着法王在1533年和教皇握手言和，加之法王已意识到宗教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对其统治将是弊大于利，法兰西斯一世开始对宗教改革运动进行镇压。这一转折的标志是1534年10月的“告示事件”。当时，新教徒在巴黎、奥尔良、图尔等城市到处张贴“告示”，揭发“教皇弥撒的不能容忍的流弊”，就连国王寝宫的门上也贴有类似的“告示”。于是，法兰西斯一世龙颜大怒，下令严惩新教徒。一时间，火刑场在法国到处点燃。仅在半年的时间里，巴黎就有80名新教徒被活活烧死。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冉·加尔文出场了。法语国家的宗教改革也由此有了堪与德语国家的路德比肩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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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1509年7月10日出生在皮卡尔迪的一个极富于宗教色彩的小城努瓦荣，其父曾为当地主教管理产业。加尔文起先曾在伊拉斯谟就读的巴黎蒙太古学院念书，后来赴奥尔良和布尔日攻读法律和神学。1533年，加尔文因宣扬路德和伊拉斯谟的观点而被天主教会斥为异端，并列入了黑名单。于是，他在1534年1月离开巴黎，前往斯特拉斯堡和瑞士的巴塞尔避难。在巴塞尔避难时，加尔文用拉丁文撰写了一部维护、阐述新教信仰的著作《基督教原理》。这部发表于1536年的著作立论之大胆，思想之缜密，热情之洋溢，文笔之流畅，堪称宗教改革以来最具影响力的一本著作。1536年，加尔文应邀去瑞士日内瓦领导宗教改革运动。两年后，他离开日内瓦赴斯特拉斯堡等地流动宣讲。从1541年起，加尔文长期定居日内瓦，并把这座城市改造成宗教改革的大本营，人称“新教的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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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的宗教思想主要是预定论。他宣称，上帝预先确定一些人得救，另一些人毁灭。任何人的命运在其出生之前就已由上帝决定，个人的一切祈祷、虔诚、善行均无济于事。上帝的决定秘而不宣，但可通过上帝的呼召体现出来，人们可以根据个人在世上的具体情况加以揣摩。如果一个人在对社会有益的各种职业中事业成功，这就证明他是上帝的“选民”，反之则为“弃民”。加尔文还号召其信徒珍惜时间，节约钱财，全力献身于自己的事业，并充分利用各种机会，依靠个人的职业活动发财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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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还非常重视教会组织。他在主张废除繁琐的宗教礼仪，取消偶像崇拜、朝圣和斋戒的同时，力倡应由一般信徒选举产生的长老和牧师共同管理教会。长老是从事世俗职业的信徒，其主要职责是维持秩序、道德和纪律。还有一点，加尔文派的教会是独立的、自治的组织，它不像路德派那样仍依附于世俗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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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前一时期，路德派尚在法国具有不少影响的话，那么，在加尔文登场后，法国绝大部分新教徒都成了加尔文派新教徒。加尔文教是经由里昂在法国传播开来的。由于它既吸收了路德的基本教义，又摒弃和改造了路德与封建主妥协的部分，更好地反映了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发家致富，在政治上参与执政的愿望，故深受法国广大资产阶级，尤其是中下层资产阶级的拥护。50年代期间，加尔文派教会在法国各地纷纷建立。1559年5月，在加尔文的倡议下，来自各地新教会的代表在巴黎市郊的圣日耳曼举行首次“法国新教牧师大会”。会上，一个与天主教平行的新教会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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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派教徒后来在法国被称为“胡格诺派”。③胡格诺派的主体是资产阶级分子，同时还有一些法国南部的大贵族。后者之所以加入胡格诺派，是想利用加尔文教对专制暴君的谴责，与中央集权的专制王权相对抗，同时还可利用宗教改革夺取天主教会和修道院的财产。由于他们“信奉”加尔文教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故其亦被称为“政治上的胡格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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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法兰西斯一世1534年改变态度后，法国历代国王均对新教采取镇压政策。随着新教徒人数的日渐增多，当局的镇压也愈益残酷。1547年，亨利二世还在巴黎高等法院专门设立一个法庭，用以迫害新教徒，人称“火焰法庭”。及至16世纪中叶，法国围绕着天主教与新教的斗争，形成了两个互相敌视的集团：一个是以王室近亲、大贵族吉斯公爵和洛林红衣主教查理为首的天主教阵营，他们的势力主要集中在法国北部与东部，且对王权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另一个是以纳瓦尔国王安托万、孔代亲王路易和海军上将克里尼为首的新教阵营，他们的力量主要分布在西部和西南部。在两派贵族以及国外势力特别是罗马教廷的煽动下，新、旧教两大阵营之间的敌对行动不断升级。不久，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斗争蜕变为封建贵族争夺权利的宗教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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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这场宗教战争又称“胡格诺战争”。首先挑起战争的是天主教阵营。1562年3月1日，吉斯公爵率部突袭在第戎西北70公里处的瓦西镇一个谷仓里举行宗教仪式的胡格诺教徒，杀死25人，打伤一百多人。事发后，各地天主教徒争相效尤，丧心病狂地杀戮胡格诺教徒。尽管胡格诺派的精神领袖加尔文曾一再告诫自己的信徒“应当遵守法律，不得有越轨行为”，但面对天主教派的屠刀，他们也毫不畏惧地进行了反抗。由此，胡格诺战争的序幕随着“瓦西惨案”的发生而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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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562到1594年，胡格诺战争时打时停，持续了30多年。尽管这场战争从本质上说是一场封建贵族争权夺利的宗教战争，但由于参加战争，并在战争中发挥作用的有社会各阶层的人士，加之参战双方又各自求助于外国势力——天主教派得到了西班牙的支持，胡格诺派得到了英国和德意志新教诸侯的支持，遂使战争具有非同一般的复杂性。此外，由于宗教战争的刀光剑影遍及全国，它所造成的破坏性远胜于英法之间的百年战争，因为后者只是局限在几个省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