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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路德的思想已在法国迅速传播开来。在这一过程中，印刷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过，不容否认的是，国王开始时对新教的宽容态度也至关重要。起初，法王法兰西斯一世对宗教改革思想颇感兴趣，更何况，伊拉斯谟关于教会应由国王管理的主张同他的意图又正好吻合。因此，法兰西斯一世初时不仅对莫城的宗教改革运动听之任之，甚至还准许路德教传入法国。1532年，为了回击教皇克莱芒七世与自己的死对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联合，法兰西斯一世在国内准许新教徒鲁塞尔在王宫卢浮宫公开布道，在国外则同反对查理五世的德意志路德派诸侯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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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法国王权是根据其政治、外交和军事的需要来采取对宗教改革的对策的。正是这一原因，随着法王在1533年和教皇握手言和，加之法王已意识到宗教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对其统治将是弊大于利，法兰西斯一世开始对宗教改革运动进行镇压。这一转折的标志是1534年10月的“告示事件”。当时，新教徒在巴黎、奥尔良、图尔等城市到处张贴“告示”，揭发“教皇弥撒的不能容忍的流弊”，就连国王寝宫的门上也贴有类似的“告示”。于是，法兰西斯一世龙颜大怒，下令严惩新教徒。一时间，火刑场在法国到处点燃。仅在半年的时间里，巴黎就有80名新教徒被活活烧死。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冉·加尔文出场了。法语国家的宗教改革也由此有了堪与德语国家的路德比肩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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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1509年7月10日出生在皮卡尔迪的一个极富于宗教色彩的小城努瓦荣，其父曾为当地主教管理产业。加尔文起先曾在伊拉斯谟就读的巴黎蒙太古学院念书，后来赴奥尔良和布尔日攻读法律和神学。1533年，加尔文因宣扬路德和伊拉斯谟的观点而被天主教会斥为异端，并列入了黑名单。于是，他在1534年1月离开巴黎，前往斯特拉斯堡和瑞士的巴塞尔避难。在巴塞尔避难时，加尔文用拉丁文撰写了一部维护、阐述新教信仰的著作《基督教原理》。这部发表于1536年的著作立论之大胆，思想之缜密，热情之洋溢，文笔之流畅，堪称宗教改革以来最具影响力的一本著作。1536年，加尔文应邀去瑞士日内瓦领导宗教改革运动。两年后，他离开日内瓦赴斯特拉斯堡等地流动宣讲。从1541年起，加尔文长期定居日内瓦，并把这座城市改造成宗教改革的大本营，人称“新教的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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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的宗教思想主要是预定论。他宣称，上帝预先确定一些人得救，另一些人毁灭。任何人的命运在其出生之前就已由上帝决定，个人的一切祈祷、虔诚、善行均无济于事。上帝的决定秘而不宣，但可通过上帝的呼召体现出来，人们可以根据个人在世上的具体情况加以揣摩。如果一个人在对社会有益的各种职业中事业成功，这就证明他是上帝的“选民”，反之则为“弃民”。加尔文还号召其信徒珍惜时间，节约钱财，全力献身于自己的事业，并充分利用各种机会，依靠个人的职业活动发财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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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还非常重视教会组织。他在主张废除繁琐的宗教礼仪，取消偶像崇拜、朝圣和斋戒的同时，力倡应由一般信徒选举产生的长老和牧师共同管理教会。长老是从事世俗职业的信徒，其主要职责是维持秩序、道德和纪律。还有一点，加尔文派的教会是独立的、自治的组织，它不像路德派那样仍依附于世俗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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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前一时期，路德派尚在法国具有不少影响的话，那么，在加尔文登场后，法国绝大部分新教徒都成了加尔文派新教徒。加尔文教是经由里昂在法国传播开来的。由于它既吸收了路德的基本教义，又摒弃和改造了路德与封建主妥协的部分，更好地反映了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发家致富，在政治上参与执政的愿望，故深受法国广大资产阶级，尤其是中下层资产阶级的拥护。50年代期间，加尔文派教会在法国各地纷纷建立。1559年5月，在加尔文的倡议下，来自各地新教会的代表在巴黎市郊的圣日耳曼举行首次“法国新教牧师大会”。会上，一个与天主教平行的新教会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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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派教徒后来在法国被称为“胡格诺派”。③胡格诺派的主体是资产阶级分子，同时还有一些法国南部的大贵族。后者之所以加入胡格诺派，是想利用加尔文教对专制暴君的谴责，与中央集权的专制王权相对抗，同时还可利用宗教改革夺取天主教会和修道院的财产。由于他们“信奉”加尔文教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故其亦被称为“政治上的胡格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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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法兰西斯一世1534年改变态度后，法国历代国王均对新教采取镇压政策。随着新教徒人数的日渐增多，当局的镇压也愈益残酷。1547年，亨利二世还在巴黎高等法院专门设立一个法庭，用以迫害新教徒，人称“火焰法庭”。及至16世纪中叶，法国围绕着天主教与新教的斗争，形成了两个互相敌视的集团：一个是以王室近亲、大贵族吉斯公爵和洛林红衣主教查理为首的天主教阵营，他们的势力主要集中在法国北部与东部，且对王权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另一个是以纳瓦尔国王安托万、孔代亲王路易和海军上将克里尼为首的新教阵营，他们的力量主要分布在西部和西南部。在两派贵族以及国外势力特别是罗马教廷的煽动下，新、旧教两大阵营之间的敌对行动不断升级。不久，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斗争蜕变为封建贵族争夺权利的宗教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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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这场宗教战争又称“胡格诺战争”。首先挑起战争的是天主教阵营。1562年3月1日，吉斯公爵率部突袭在第戎西北70公里处的瓦西镇一个谷仓里举行宗教仪式的胡格诺教徒，杀死25人，打伤一百多人。事发后，各地天主教徒争相效尤，丧心病狂地杀戮胡格诺教徒。尽管胡格诺派的精神领袖加尔文曾一再告诫自己的信徒“应当遵守法律，不得有越轨行为”，但面对天主教派的屠刀，他们也毫不畏惧地进行了反抗。由此，胡格诺战争的序幕随着“瓦西惨案”的发生而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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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562到1594年，胡格诺战争时打时停，持续了30多年。尽管这场战争从本质上说是一场封建贵族争权夺利的宗教战争，但由于参加战争，并在战争中发挥作用的有社会各阶层的人士，加之参战双方又各自求助于外国势力——天主教派得到了西班牙的支持，胡格诺派得到了英国和德意志新教诸侯的支持，遂使战争具有非同一般的复杂性。此外，由于宗教战争的刀光剑影遍及全国，它所造成的破坏性远胜于英法之间的百年战争，因为后者只是局限在几个省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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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点燃后，天主教和新教首领到处起兵对抗。但在头几年中，双方的主要领袖要么死于非命，要么成为阶下之囚。如纳瓦尔国王安托万死于鲁昂之围，吉斯公爵在围攻奥尔良时遭到暗杀，而孔代亲王和天主教阵营的领衔人物之一、王室总管蒙莫朗西在德勒战役中竟彼此落入对方的手中。虽然每次战事过后，双方均举行会谈，并且也达成了若干协议，但由于矛盾未能真正解决，故往往是所签之约墨汁未干，双方就又重启战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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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五、波旁王朝的开创者亨利四世君临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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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瓦尔国王安托万战死沙场后，其年仅16岁的儿子亨利继位为纳瓦尔国王，并成为胡格诺派名义上的领袖。由于连年战争，法国早已哀鸿遍野，民不聊生。为了维系国内和平，虽已宣布放弃摄政，但对国王查理九世仍具有极大影响力的太后卡特琳决定将其女儿玛格丽特公主嫁与纳瓦尔国王亨利。婚礼于1572年8月18日举行。是时，大批新教徒奔赴巴黎庆贺，其中包括克利尼等新教显贵。8月22日，旧教首领吉斯公爵亨利和王弟昂儒公爵亨利乘机遣人刺杀克利尼。因刺客身手平庸，克利尼虽负重伤，但并未毙命。云集巴黎的胡格诺派闻讯后群情激愤。在这关键时刻，太后因害怕胡格诺派在首都闹事，危及王室安全，竟胁迫查理九世下令血洗聚集在巴黎的胡格诺派。于是，在8月23日到24日的夜里，即圣巴托罗缪节的恐怖之夜，众多尚在酣睡之中的胡格诺派信徒未及清醒便做了刀下之鬼，那些惊醒后夺路而逃者也多被追杀，横尸街头。据载，在“圣巴托罗缪之夜”丧生的胡格诺派信徒达2千多人。在这场惨案中，刚做新郎倌的纳瓦尔国王亨利因为发誓放弃新教信仰幸免于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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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巴托罗缪之夜”的屠杀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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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4年5月，查理九世驾崩，其弟昂儒公爵继位，是为亨利三世。原本是旧教首领的亨利三世登基后便与新教重新开战。但时隔不久，亨利三世无法容忍吉斯公爵的权势日重。于是，他使尽手段将吉斯公爵家族贬抑下去。鉴于旧教营垒因内讧实力受损，亨利三世不得不向再度崛起的新教势力妥协，在1576年5月签署了对胡格诺派十分有利的博利厄敕令。此举引起天主教派的强烈不满。在吉斯公爵的鼓动下，天主教派们拒绝执行该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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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亨利三世、吉斯公爵亨利和纳瓦尔国王亨利三者之间展开了关系错综复杂的“三亨利之战”。1588年，吉斯公爵亨利迫使国王亨利三世逃离首都。亨利三世气急败坏地从巴黎逃离到布洛瓦后，在12月23日派人刺死了吉斯公爵亨利。事发后，吉斯公爵之弟马延公爵在巴黎发动叛乱，拥立老迈昏聩的波旁红衣主教为国王，称“查理十世”，他自己则出任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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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旧教诸人“废黜的”亨利三世为了夺回王位，遂向自己原先的敌人、已重新宣布恢复新教信仰的纳瓦尔国王亨利乞求和解。纳瓦尔的亨利同意了和解的请求，但拒绝放弃新教信仰。1589年初，两位亨利结成联盟，率领联军围攻巴黎。同年8月1日，亨利三世在圣克鲁被狂热的多明我会修士雅克·克雷芒刺杀。由于亨利三世体弱无子，唯一的王弟又先他而亡，故瓦洛亚王朝因家族绝嗣而宣告终结。亨利三世死后，按照惯例，最有资格继承法国王位的竟是纳瓦尔国王亨利。纳瓦尔国王亨利登基后，称亨利四世。由于亨利四世属波旁家族，因此，他同时又是波旁王朝的开基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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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四世登基之初，全国仅有5座城市承认他的权威。在英军的帮助下，亨利四世的军队虽在战场上取得了不少胜利，但是，在当时天主教徒占人口总数90％的法国，单纯的军事胜利尚不足以使这位胡格诺派的君主真正君临法国。在屡攻不克的巴黎城下，亨利四世最终下决心改宗旧教。当时，他说了一句日后被世代相传的名言：“为了巴黎而做弥撒是值得的。”1593年7月25日，亨利四世在圣德尼大教堂正式宣布放弃新教信仰。6天后，新旧教两派达成为期3个月的休战协定。1594年3月，亨利四世在热烈的欢呼声中进入巴黎，并成为全国公认的国王。至此，持续了32年之久的胡格诺战争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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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百年战争，胡格诺战争给法国造成的破坏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至亨利四世在即位后不久曾如是说道：“交到我手中的法兰西已近乎毁灭，对法国人而言，法兰西可以说已不复存在。”不过，这位新国王自有他的勃勃雄心，这就是成为“这个国家的复兴者和解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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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在前一时期的战场上，亨利四世已充分显示了其英雄本色。但这位后来被人誉为“亨利大王”的明君清醒地意识到，光赢得战争尚不够，还必须得抚慰与征服人心。亨利四世在抚慰与征服人心方面的惊人之举就是排除种种阻力，在1598年颁布“南特敕令”。该敕令宣布天主教为法国国教，同时又规定在法国全境有信仰新教的自由，新教徒在民事和担任公职方面享有与天主教徒同等的权利；赦免教派冲突中的一切战争行为……“南特敕令”堪称基督教欧洲国家实行宗教宽容政策的第一个范例。它从法律上正式承认每个人均享有信仰自由，并给以切实保障。显然，“南特敕令”具有的划时代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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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家的统一与王权的威望在宗教战争期间严重受损，亨利四世甚为重视恢复和强化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并采取一切措施来巩固他的权威。如他停止召开全国性的三级会议，要求巴黎高等法院对国王的敕令必须先行登记，然后才能谏诤；清除最高权力机构王室议政会中的反对派大贵族，提拔对自己忠心耿耿的中小贵族进入决策机关。亨利四世还要求各省的三级会议亦对他绝对服从。当闻悉波尔多即将发生叛乱时，亨利四世用极为强硬的语气正告波尔多人：“我是你们的合法国王，你们的首脑。我的王国是身躯，你们的荣誉就是充当四肢，服从身躯，并且添上血肉、骨头以及一切有关的东西。”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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