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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狡猾无比、善于投机的苏格兰人提出的计策是，在法国兴办与英国类似的银行，该银行根据库存金银数额发行一定量的纸币，这些纸币将加快货币流通，促进消费和生产；与此同时，银行还可以利用存款投资，赚得红利。约翰·劳还强调，只要依照他的方法行事，法国的巨额国债不日即可偿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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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劳的建议很快被正因束手无策而焦虑万分的摄政王所接受。只是由于主管财政的诺阿伊公爵反对以国家财政去冒险，约翰·劳最初只获准开办一家私人银行。银行开张之初，信誉极好，其发行的纸币随时可以贴现为金银硬币。同时，他所投资的公司红利之高也令人艳羡。眼见银行获得暴利，法国政府决定将约翰·劳的私人银行改为皇家银行，约翰·劳本人也于1720年擢升为财政总督。于是，约翰·劳便借此大量发行纸币。是年年底，纸币发行额达到30亿锂，而皇家银行所掌握的金银却只有7亿锂。正是借助这种金融冒险，王室用纸币基本偿清了路易十四留下的巨额国债，而约翰·劳在个人的腰包迅速膨胀的同时，还被人视为拯救法国财政的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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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有关底细泄露后，财政灾难很快就降临了。由于人们纷纷手持纸币、股票到银行兑换金银硬币，而银行又拿不出相应的黄白之物，遂使银行宣布垮台。事发后，摄政王及其政府拒绝认账，约翰·劳则匆匆逃出法国，一走了之，因此，不少认购过股票或持有大量纸币的贵族与资产阶级遭受了破产的厄运。由于这次事件，法国人很长时间不信任银行的股票和纸币，而这种现象又对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不容低估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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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劳金融冒险的失败亦使得摄政王更为声名狼藉。1723年2月，路易十五进入成年，奥尔良公爵不再摄政。然而，路易十五似乎还无意亲政。不久，他把国事托付给自己以前的家庭教师，红衣主教弗勒里。此时，弗勒里已经七十高龄。尽管如此，这位古稀老人还得治理法国16年左右。弗勒里的治国之策是：促进经济发展，为此就必须平息国内纷争，重建被摄政王及其宠臣们破坏了的国家，不惜一切代价维持欧洲和平。在弗勒里担任首相期间，法国经济出现繁荣局面，财政状况也一度好转。然而，由于王室及掌握着军政要职的宫廷贵族们的挥霍无度，加之数起很难避免的战争，在弗勒里执政末期，法国的财政赤字又出现了上升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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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3年弗勒里去世，路易十五自此开始真正亲政，时年33岁。路易十五在秉政之前即已养成两大习惯，一是围场狩猎，一是追逐女色。亲政之后，他不仅未在这两方面有所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在与路易十五有染的诸多佳丽中，最受宠幸的先后是蓬巴杜夫人和杜芭丽夫人。路易十五为买得宠姬欢心，动辄一掷千金。如他用在蓬巴杜夫人身上的赏赐竟达3600万锂之巨，而杜芭丽夫人从国王处得到的赏赐，也丝毫不亚于蓬巴杜夫人。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既然有这样一位淫逸放荡、奢侈靡费的国王，其手下的宫廷贵族们自然也肆无忌惮地贪污腐化，铺张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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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路易十五宠幸的蓬巴杜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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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财政危机日益严重，曾有大臣提出一些改革的建议和措施。然而，这位无道昏君似乎只要能和情妇们逍遥欢乐，哪怕财政崩溃也毫不在乎。他的名言是：“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曾任路易十五外交国务秘书的达尚松在他的《日记和回忆》中曾如是写道：“当你向国王陛下讲到经济和节省宫廷开销的时候，他就扭转头跟别的大臣谈天。”当时，与上层社会的穷奢极欲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下层群众的极度贫困。下层群众因不堪封建压榨，屡屡铤而走险，举行暴动。更有甚者，就连第三等级中的富商巨贾，其虽有万贯家财，但也对王室及其特权等级深为不满。其中最让他们不满的是不公平的征税制度。面对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达尚松还在日记中表示了他的担忧：国王和政府到处遭人咒骂，这些不满可能是爆发革命的引火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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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路易十五不得人心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在位期间多次把法国拖入对外战争，且在这些战争中要么是一无所获，要么是遭受沉重打击。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法国虽耗费巨资，且在陆战中取得一定胜利，但当结束此战的亚琛条约在1748年签订时，法国却一无所获。在1756至1763年的七年战争中，法国非但在欧洲大陆失利，在美洲和印度战场上更是被英国打得落花流水。正是这次战争，使法国不仅把绝大部分海外殖民地拱手交给英国，而且在欧洲大陆上也降到了二等国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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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4年5月10日，路易十五在怨声载道中一命呜呼。由于这位无道昏君太不得人心，所以他的遗体只能在夜间悄悄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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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二、启蒙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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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路易十四统治的末期，法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即已盛极而衰，而在路易十五继位之后，君主专制制度的没落朕兆更是充分显现。恰恰就是在这一时期，在法国，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上都占有光辉一页的启蒙运动开始在六边形国土上勃兴。启蒙运动是启蒙思想家们发动和领导的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以人类智慧的结晶——科学和理性为武器，去揭露宗教蒙昧主义，反对宗教狂热、迷信，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特权和黑暗统治，并由此给人类带来“民主”与“科学”之光。启蒙运动从兴起到发展几乎与整个18世纪相始终。故此，不少人把18世纪称之为“启蒙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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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一词在法文里写作la lumière。这是一个内涵颇为丰富的多义词。它的单数既可译作“光明”，也可译为“阐明”、“认识”等等，其复数形式则含有“智慧、知识”之意。“启蒙运动”的冠名昭示着这样的事实：这一运动的领袖们认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启蒙时代。他们将过去基本上看作是一个迷信和无知的时代，认为只是到了他们的时代，人类才终于从黑暗进入光明①。作为知识阶层的精英、资产阶级的先锋，在18世纪积极领导和参与了启蒙运动的伟大思想家们都具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深感自己对社会，对他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与此同时，他们对自身的力量也充满自信。诚然，这些伟大的“哲人”们并没有结成一个政党，但他们的思想却通过其脍炙人口的作品汇成了一股强大的洪流。这股强大的洪流不仅为行将到来的法国大革命做了充分的思想、舆论准备，而且还为新制度的建立扫清了多方面的障碍。更有甚者，它所确立的许多原则在为后人接受后，一直延续至今仍不失其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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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启蒙思想的核心内容是理性至上，即“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②。启蒙思想家所张扬的理性主义是在笛卡儿的唯理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果说理性主义在笛卡儿时代尚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与不足，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君主专制政权服务的，那么，在启蒙时代，理性主义在充分吸收了近代法国以及西欧各国最先进的科学成就与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已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并已发展成为揭露宗教蒙昧主义，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锐利思想武器。此时的理性主义，已完全成为为正处于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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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澜壮阔的启蒙运动中，首当其冲被启蒙思想家推上理性的法庭而受到严厉批判的是宗教神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启蒙思想家在斯宾诺莎、贝尔等人的影响下，已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只有打破宗教神学的精神枷锁，才能启迪人的智慧，推动思想进步。为此，一代又一代的启蒙思想家们一直不间断地用手中的笔毫不留情地揭露着宗教蒙昧主义的荒谬和教权主义的罪恶，并以自然神论、泛神论乃至无神论来否定天主教权威和宗教偶像。在这基础上，启蒙思想家又对以“君权神授”说为精神支柱的法国君主专制制度发起进攻。当时，绝大多数启蒙思想家共同的政治理想是“开明君主制”。但他们中最激进的一员卢梭却主张实行主权在民的制度。卢梭的“人民主权论”直接为法国大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也正因为如此，卢梭在社会政治思想领域的影响力，要远远大于其他的启蒙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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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至少就思想文化领域而言，18世纪的欧洲堪称法国之欧洲。当时的欧洲人不仅为源自法国的一种典雅活泼、纤巧轻灵的新型艺术风格——“罗可可风格”所倾倒，更为法国启蒙思想家那些顺应时代潮流的新思想、新理论所折服。一时间，一股前所未有的“法语热”风靡除了英国之外的几乎整个欧洲。其时，在其他国家的贵族沙龙中，乃至在宫廷里，人们皆以讲法语为荣。更有甚者，当时不仅不少法国启蒙思想家被欧洲各国的所谓“开明君主”接二连三地请入宫廷，待若上宾。就连一些并无特长的法国人，仅仅因为会说法语，亦纷纷被各国的王公显贵、富商巨贾请入家中担任家庭教师。凡此种种，足以让而今正为法兰西文化雄风不再而担忧的法国人感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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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三、孟德斯鸠与伏尔泰——早期启蒙思想家的两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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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时代的法国，可谓是人才辈出，群星璀璨。任何一位对此期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会毫不费力地说出一大串在启蒙运动中叱咤风云的法国文化巨匠的名字，如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霍尔巴赫、爱尔维修、孔多塞、魁奈、博马舍……在这庞大的文化精英团体中，孟德斯鸠与伏尔泰堪称早期启蒙思想家的两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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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1689—1755年），原名夏尔·路易·德·塞孔达，出身于穿袍贵族世家，曾任波尔多高级法院院长。孟德斯鸠博学多才，对各种科学都有浓厚的兴趣（这也可以说是18世纪的“哲人”们的一大共同特征）。在担任法院院长期间，孟德斯鸠曾写过一些物理学和医学方面的论文，并雄心勃勃地准备写一部“地球地质史”。1721年，孟德斯鸠因发表《波斯人信札》一书而一举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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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人信札》是一部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哲学、道德、宗教等诸多社会问题的书信体小说。这部开创了哲理小说之先河的作品由160封信组成。作者通过两位旅居巴黎的波斯贵族青年向本国亲友描述自己所见所闻的形式，广泛而深刻地触及了路易十四逝世前后法国的社会现实。书中两位波斯贵族青年对巴黎时弊的针砭，无疑集中体现了孟德斯鸠对路易十四绝对君权的态度。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对“太阳王”的极端专制深恶痛绝的孟德斯鸠在揭露了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种种弊端和政策的失误后，对欧洲不少国家已在实行的君主专制下了这样的结论：“欧洲大半政府均为君主专制……要求他们支持相当长的时间而保持纯洁，至少是困难的。这是横暴的政制，它势必蜕化为专制暴政，或转变为共和国，因为政治权力不可能在君主与人民之间平均分配，非常难于保持平衡。”③此外，孟德斯鸠还在书中借波斯人之口宣扬他自己的反教会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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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6年，孟德斯鸠卖掉了其家族世袭的波尔多法院院长一职，前往巴黎。几年后，他进行了为期3年的欧洲之旅。在这次旅行中，孟德斯鸠的足迹踏遍了意大利、奥地利、瑞士、莱茵地区、荷兰。不过，最令他流连忘返、并深有感触的国度则是已实行君主立宪制的英国。他怀着对自由的羡慕，在这里呆了整整18个月。1734年，孟德斯鸠出版了他的第二部重要著作《罗马盛衰原因论》。诚然，这部史论专著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着诸多缺陷，其史学价值也难以高估，但全书立论之深刻有力，文笔之流畅、生动，使得该书仍不失为传世之作。孟德斯鸠写作此书的本意是通过引证历史来反对专制制度。他在书中认为，共和时期的罗马之所以强盛，是因为当时的罗马公民享有政治权利，人人都是国家的主人翁，具有勤劳、勇武、爱国家、爱荣誉、爱自由的美德。而帝制时期的罗马之所以一天天衰亡下去，其重要原因就是专制主义剥夺了人民的政治权利，扼杀了人民的自由。孟德斯鸠还从罗马的盛衰中得出如下启示：古老的政体如不能适应形势发展，就会被革命力量推翻。革命可能持续很长时间，而且要以流血牺牲为代价，但社会向前发展了，比停滞不前要好。任何强大的帝国都有兴盛和衰亡的过程，这是历史发展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