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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巴黎演绎着这惊天动地的一幕的时候，甚至在国民议会派出的代表团向国王报告了巴黎正在发生的事情之后，身在凡尔赛的路易十六仍尚未悟出局势的严重性，并在其记事本上如是记道：“14日，星期二，无事。”路易十六直到15日才明白了局势的严重性。一段众所周知的对话概括了当时的情景。在其宠幸的近臣利昂古尔公爵向他报告了巴黎发生的一切后，这位感觉异常迟钝的国王吃惊地问道：“怎么，这不是造反吗？”利昂古尔公爵的回答是：“不，陛下，是一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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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惊慌失措的路易十六来到了议会，表示对议会完全信任，并宣布已下令军队撤离。他在讲话中说道：“呜呼！朕与国民已融为一体，朕依赖诸卿！目下情势危急，请助朕一臂之力，以拯救国家；朕厚望国民议会有所为；……朕笃信臣民之忠诚，方令军队撤离巴黎与凡尔赛。”②细心的议员们立即发现，国王在讲话中说的是“国民议会”，而不是“三级会议”。从国王的口中说出“国民议会”是第一次。此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国王已向议员们6月17日的革命行动低头让步了。而证实军队已被撤离之语，则意味着他在巴黎人民的革命行动面前也低头让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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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人民的壮举使原先危如累卵的国民议会顿时化险为夷。7月16日，由88名议员组成的代表团分乘40辆马车，踏上了从凡尔赛到巴黎的道路，沿途两侧，挤满了情绪激昂的围观群众。在议员们抵达巴黎时，巴黎市民倾城而动，热烈欢迎。在市政厅，代表团成员巴伊由于长期担任议会主席，且在网球场宣誓时表现突出而被常务委员会任命为巴黎市长。同日，国王下旨罢免几位不得人心的大臣，召回内克，并宣布第二天去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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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路易十六离开凡尔赛。在他抵达夏洛门时，刚任巴黎市长的巴伊把巴黎城的钥匙交给国王。巴伊在其发表的简短讲话中有一句永载史册的至理名言：“亨利四世重新征服了他的人民，在这里，人民又重新征服了国王。”从夏洛门到市政厅，国王要穿过一片人海，但无人再喊：“国王万岁！”取而代之的是“国民万岁！”的喊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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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政厅，国王承认巴伊为巴黎市长，并任命自由派贵族、在北美独立战争中功勋卓著的拉法耶特为“国民自卫队”司令。是日，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是国王接受三色帽徽，上面用巴黎城的传统色彩蓝色和红色镶着象征王室的白色。当路易十六头戴饰有三色帽徽的帽子出现在市政大厅的窗口时，人群爆发出一片欢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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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一些顽固的贵族在深感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开始走上了政治流亡的道路，他们宁愿漂泊异邦也不愿再与作出如此让步的王权休戚与共。第一位出走的是王弟阿尔图瓦伯爵，他在这天清晨携同子女和仆从出走荷兰。紧接着，孔代亲王、波利尼亚克公爵、布罗格利元帅也步其后尘，分别来到了荷兰、瑞士和卢森堡。一场政治流亡运动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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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占巴士底狱和以巴伊为首的巴黎新市政机关的建立，立即在全国各地的城市引发了一场“市政革命”。许多城市学习巴黎的榜样，捣毁了当地的“巴士底狱”，以选举人为主建立起常务委员会，组织了国民自卫军。由于旧制度下多样化的市政结构以及各城市中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对抗作用不尽相同，市政革命的表现形式与彻底程度因地而异。但一般而言，从旧市府向新市政机构的过渡都比较平稳。在实际持续了一个月的“市政革命”冲击下，旧制度在城镇中的统治土崩瓦解。相形之下，农村里的变革远比城市激烈。有意思的是，使农民反抗运动成为不可抗拒的浪潮的催化剂，在很大程度上竟是所谓的“大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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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7月初起，从巴黎和凡尔赛传来的消息被歪曲和无限夸大，尤其是这样的流言蜚语在农民中不胫而走：成群结队的强盗在渐渐逼近，他们将割走即将成熟的麦子，烧毁整个村庄。随着关于强盗的传闻像野火一样迅速在法国农村传播开来，农民们惊恐万分：有人敲起了警钟，有人进行最后的祈祷，有人躲藏到森林里……，惊恐之余，农民们开始武装起来，组织自卫。于是，他们纷纷用长柄镰刀、杈与猎枪来武装自己。不久，农民们发现，所谓强盗不过是臆想出来的。于是，这些手持武器的庄稼汉开始把手中自卫的武器变成了进攻的武器。他们不再去追寻想像中的强盗，而是把矛头指向了实实在在地欺压着他们的封建领主。他们冲进了领主的城堡，用威胁手段迫使其交出那些登记着令人痛恨的封建权利的古老证书和那些很久以前使征收捐税合法的契据，然后在村子的广场上把它们付之一炬。当有的领主拒不从命时，农民们便焚毁城堡，甚至绞死城堡的主人。很快地，农民暴动和起义席卷法国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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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恐慌”后的农民起义不仅令贵族们恨之入骨，同时也触犯了城市资产阶级的利益。因为不少城市资产阶级也是地产主。他们甚至拥有领地，并以此名义向农民征收通常的捐税。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拥有地产的城市资产阶级不惜和贵族这一原先的敌人携手共同对付“丧失理智的”农民暴动。他们利用其新掌握的市政权力和武装力量对农民运动进行镇压。这种镇压的残忍程度有时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如在马扎地区，26名暴动的农民在一场最终败于城市民团的激战后，受到了一个临时成立的法庭审判，并统统被判处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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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农民起义愈演愈烈，起初并不急于讨论这一问题的制宪议会不得不首先把农民问题提上议事日程。8月3日，调查委员会向议会报告时认为，农村中的暴力行为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提议实行镇压。但是，议会中的大多数人认为，镇压只会使局势进一步恶化，适当地满足农民的要求才是出路。在8月4日夜晚举行的会议上，自由派贵族诺阿耶子爵首先发言，他提议为恢复“安定秩序”，应当废除一切纳税特权，取消徭役，永久管业权和其他人身奴役，对物权实行赎买。接着，全国最大的地产主之一艾吉荣公爵发表了非常煽情的长篇演说，他不仅表示支持诺阿耶的建议，而且还为那些“不幸的农民”的行为进行开脱。随后，贵族和教士的代表们纷纷登台发言，表示应该废除各种不合理的特权和赋税，如什一税、狩猎特权、养兔特权、养鸽特权和领主司法权。这些“自愿”放弃特权的人似乎为自己的宽宏大度所感动，满含热泪，相互拥抱。会议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2点，气氛热烈异常。关于这一著名的“8月4日之夜”，一位与会的议员曾激动地写下这样一段话：“也许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都不曾有过如此的壮举。人们竞相为民族而奉献，捐赠和慷慨解囊……多么难忘的伟大夜晚！人们激动得落泪，紧紧拥抱。”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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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4日之夜的决议已在一派激情中仓促通过，余下的事就是将其形成文件。从8月5日起制宪会议连续开会，讨论如何形成文件。然而，正是在讨论如何形成文件的过程中，复归冷静的各派议员围绕着种种具体问题展开了非常激烈的、有时是甚为可笑的争论。尤其是一些教士，则试图收回取消什一税的决定。因此，直到8月11日，制宪会议才最终完成了制定这一系列废除封建特权的法令的工作。应当指出，8月法令虽然宣布“将封建制度完全予以废除”，但同时却又规定源于土地的封建义务要以赎买方式来废除。这就意味着，虽然农民的人身得到了解放，但他们的土地并没有被解放。尽管如此，8月法令仍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它毕竟从根本原则上废除了封建制度，拆毁了旧法国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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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们可以认为，8月法令的通过标志着制宪议会已基本完成了“破旧”的工作。那么，制宪议会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当然就该是“立新”了。“立新”的当务之急是起草《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简称《人权宣言》）。制定这一文件是一项必须慎之又慎的工作，因为它将构成宪法的序言。从8月12日起，制宪议会开始逐个讨论西哀耶斯、米拉波、拉法耶特、穆尼埃等人提出的草案。20日开始将各草案中的精华部分选出重点讨论。经过长时间艰难的逐字逐句的争论之后，8月26日，制宪议会最终通过了这个庄严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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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宣言》共17条。它庄严宣布，不知人权、忽视人权或轻蔑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惟一原因。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是天赋不可剥夺的人权。人民享有言论、信仰、著作和出版的自由，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主权在民。主权的表现形式就是法律，“也就是公民或公民代表的大多数所表达的普遍意志”。同时，《宣言》还公开声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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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颂《人权宣言》的画作。该画创作于19世纪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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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宣言》是大革命中第一个以启蒙思想为基础制定的纲领性文献。它所具有的伟大的进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它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主义的王权、神权和特权，用人权和法治取而代之，并以后者作为新的社会秩序的奠基石。由于《人权宣言》确定了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纲领，因此，有西方学者在把“8月4日之夜”的结果，即“8月法令”称为“旧制度的死亡证书”的同时，把《人权宣言》誉为“新制度的诞生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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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1706338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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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四、法国终于有了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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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8月26日通过的《人权宣言》构成了宪法的震耳欲聋的前奏曲。从此，制宪议会开始着重讨论宪法。在讨论中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主要有两个：其一，是否实行两院制而在立法机构设立贵族院；其二，是否给予国王对议会决议的否决权？若这一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这种否决权应是最终性的还是仅仅是暂时性的？围绕着上述问题，王权的卫道士和反对者们在尖锐激烈的争论中，竞相引经据典，高谈阔论，互相斥骂。炸开了锅似的大厅里壁垒分明。坐在议长的左侧是王权的反对者们，而王权的卫道士们则坐在右侧。由此，在已经是多事之秋的1789年夏天又产生了法国近现代政治文化中最根深蒂固的传统：左派和右派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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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议员们在高谈阔论，互相斥骂时，已几次认输的路易十六却开始实行消极抵抗。他否决了“8月法令”，并宣称：“我永远不能同意剥夺我的僧侣和我的贵族。”对于《人权宣言》，国王更无意接受。与此同时，人群中盛传着这样的消息：王室已策划逃往梅斯城堡，以便同流亡者串通一气，重新掀起反革命恶浪。在这种情况下，革命者中的有识之士渐渐感到，有必要再发动一次人民运动。于是，马拉在《人民之友报》上呼吁举行示威，号召“大家都到广场上去寻求救国之路”。而一份在9月创刊的爱国小报《国民之鞭》则呼唤道：“巴黎人，睁开双眼吧！醒来吧，从你们的睡梦中醒来吧！贵族阶级已把你们团团包围，它企图给你们套上锁链，而你们却还在沉睡！假如不赶快把它消灭，你们就将遭受奴役、苦难与蹂躏。清醒吧！再说一遍：清醒吧！”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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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偶然的事端成为“10月事件”爆发的催化剂。10月1日，国王卫队的军官在凡尔赛宫宴请刚刚赶来增援的佛兰德勒军团的军官。当国王一家到场时，乐队奏起了歌剧《狮心王理查》中的插曲：“啊，我的国王，世人都离弃了您！”一些军官借酒逞威，把三色帽徽扔在脚下践踏，戴上了波旁家族的白色帽徽。两天后，由安托万·戈尔萨于7月创办的《凡尔赛邮报》揭露了这一情况。而后，各家报纸亦相继报道。人们一传十，十传百。刹那间，巴黎街头充斥着关于那些军官和那位挥霍无度、左右国王的外籍王后丑态的流言。由此，群众对“贵族阴谋”的愤怒之火再次点燃。更有甚者，此期的巴黎，由于面包奇缺，大多数人早已饥肠辘辘，怨声载道。这一切，使得巴黎城内到处响起了“要面包！”“处死教士、处死贵族、处死王后”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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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再一次成了人民行动的决定因素。10月5日，一群群从圣安托万区和中央菜市场区赶来的妇女集合在市政厅前，要求得到面包。这时，“巴士底狱志愿军”的统领之一，曾任门房文书的马亚尔自告奋勇，要求由他和他手下的“巴士底狱志愿军”带领妇女们去凡尔赛。中午前后，警钟敲响了。国民自卫军的官兵们高喊着“到凡尔赛去！”的口号涌向了沙滩广场。他们把拉法耶特团团围住，要这位司令官下令他们进军凡尔赛。拉法耶特脸色苍白，六神无主，但最后还是下令向凡尔赛进发。这时候，数以千计的第一批示威群众已早在五六个小时前离开巴黎，直扑凡尔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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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以妇女为主的浩浩荡荡的群众队伍到达凡尔赛后，先派代表团去制宪议会，然后又去见国王。国民制宪议会也为此派代表去见国王，要求他批准反封建的法令和《人权宣言》，保障巴黎的粮食供应。为了尽快平息事态，国王不得不接受了这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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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清晨，一群示威者闯入王宫，一直深入到王后的住处。人群和国王卫队之间发生了冲突，两名国王卫队的士兵被杀。这时，拉法耶特带领国民自卫军匆匆赶来，让人们撤出王宫。在王后和太子的陪同下，国王来到阳台与示威群众见面。当他刚刚露面，示威群众就嚷道：“到巴黎去！”要求国王迁往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