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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农民起义愈演愈烈，起初并不急于讨论这一问题的制宪议会不得不首先把农民问题提上议事日程。8月3日，调查委员会向议会报告时认为，农村中的暴力行为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提议实行镇压。但是，议会中的大多数人认为，镇压只会使局势进一步恶化，适当地满足农民的要求才是出路。在8月4日夜晚举行的会议上，自由派贵族诺阿耶子爵首先发言，他提议为恢复“安定秩序”，应当废除一切纳税特权，取消徭役，永久管业权和其他人身奴役，对物权实行赎买。接着，全国最大的地产主之一艾吉荣公爵发表了非常煽情的长篇演说，他不仅表示支持诺阿耶的建议，而且还为那些“不幸的农民”的行为进行开脱。随后，贵族和教士的代表们纷纷登台发言，表示应该废除各种不合理的特权和赋税，如什一税、狩猎特权、养兔特权、养鸽特权和领主司法权。这些“自愿”放弃特权的人似乎为自己的宽宏大度所感动，满含热泪，相互拥抱。会议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2点，气氛热烈异常。关于这一著名的“8月4日之夜”，一位与会的议员曾激动地写下这样一段话：“也许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都不曾有过如此的壮举。人们竞相为民族而奉献，捐赠和慷慨解囊……多么难忘的伟大夜晚！人们激动得落泪，紧紧拥抱。”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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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4日之夜的决议已在一派激情中仓促通过，余下的事就是将其形成文件。从8月5日起制宪会议连续开会，讨论如何形成文件。然而，正是在讨论如何形成文件的过程中，复归冷静的各派议员围绕着种种具体问题展开了非常激烈的、有时是甚为可笑的争论。尤其是一些教士，则试图收回取消什一税的决定。因此，直到8月11日，制宪会议才最终完成了制定这一系列废除封建特权的法令的工作。应当指出，8月法令虽然宣布“将封建制度完全予以废除”，但同时却又规定源于土地的封建义务要以赎买方式来废除。这就意味着，虽然农民的人身得到了解放，但他们的土地并没有被解放。尽管如此，8月法令仍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它毕竟从根本原则上废除了封建制度，拆毁了旧法国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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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们可以认为，8月法令的通过标志着制宪议会已基本完成了“破旧”的工作。那么，制宪议会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当然就该是“立新”了。“立新”的当务之急是起草《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简称《人权宣言》）。制定这一文件是一项必须慎之又慎的工作，因为它将构成宪法的序言。从8月12日起，制宪议会开始逐个讨论西哀耶斯、米拉波、拉法耶特、穆尼埃等人提出的草案。20日开始将各草案中的精华部分选出重点讨论。经过长时间艰难的逐字逐句的争论之后，8月26日，制宪议会最终通过了这个庄严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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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宣言》共17条。它庄严宣布，不知人权、忽视人权或轻蔑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惟一原因。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是天赋不可剥夺的人权。人民享有言论、信仰、著作和出版的自由，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主权在民。主权的表现形式就是法律，“也就是公民或公民代表的大多数所表达的普遍意志”。同时，《宣言》还公开声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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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颂《人权宣言》的画作。该画创作于19世纪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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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宣言》是大革命中第一个以启蒙思想为基础制定的纲领性文献。它所具有的伟大的进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它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主义的王权、神权和特权，用人权和法治取而代之，并以后者作为新的社会秩序的奠基石。由于《人权宣言》确定了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纲领，因此，有西方学者在把“8月4日之夜”的结果，即“8月法令”称为“旧制度的死亡证书”的同时，把《人权宣言》誉为“新制度的诞生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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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四、法国终于有了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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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8月26日通过的《人权宣言》构成了宪法的震耳欲聋的前奏曲。从此，制宪议会开始着重讨论宪法。在讨论中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主要有两个：其一，是否实行两院制而在立法机构设立贵族院；其二，是否给予国王对议会决议的否决权？若这一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么，这种否决权应是最终性的还是仅仅是暂时性的？围绕着上述问题，王权的卫道士和反对者们在尖锐激烈的争论中，竞相引经据典，高谈阔论，互相斥骂。炸开了锅似的大厅里壁垒分明。坐在议长的左侧是王权的反对者们，而王权的卫道士们则坐在右侧。由此，在已经是多事之秋的1789年夏天又产生了法国近现代政治文化中最根深蒂固的传统：左派和右派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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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议员们在高谈阔论，互相斥骂时，已几次认输的路易十六却开始实行消极抵抗。他否决了“8月法令”，并宣称：“我永远不能同意剥夺我的僧侣和我的贵族。”对于《人权宣言》，国王更无意接受。与此同时，人群中盛传着这样的消息：王室已策划逃往梅斯城堡，以便同流亡者串通一气，重新掀起反革命恶浪。在这种情况下，革命者中的有识之士渐渐感到，有必要再发动一次人民运动。于是，马拉在《人民之友报》上呼吁举行示威，号召“大家都到广场上去寻求救国之路”。而一份在9月创刊的爱国小报《国民之鞭》则呼唤道：“巴黎人，睁开双眼吧！醒来吧，从你们的睡梦中醒来吧！贵族阶级已把你们团团包围，它企图给你们套上锁链，而你们却还在沉睡！假如不赶快把它消灭，你们就将遭受奴役、苦难与蹂躏。清醒吧！再说一遍：清醒吧！”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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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偶然的事端成为“10月事件”爆发的催化剂。10月1日，国王卫队的军官在凡尔赛宫宴请刚刚赶来增援的佛兰德勒军团的军官。当国王一家到场时，乐队奏起了歌剧《狮心王理查》中的插曲：“啊，我的国王，世人都离弃了您！”一些军官借酒逞威，把三色帽徽扔在脚下践踏，戴上了波旁家族的白色帽徽。两天后，由安托万·戈尔萨于7月创办的《凡尔赛邮报》揭露了这一情况。而后，各家报纸亦相继报道。人们一传十，十传百。刹那间，巴黎街头充斥着关于那些军官和那位挥霍无度、左右国王的外籍王后丑态的流言。由此，群众对“贵族阴谋”的愤怒之火再次点燃。更有甚者，此期的巴黎，由于面包奇缺，大多数人早已饥肠辘辘，怨声载道。这一切，使得巴黎城内到处响起了“要面包！”“处死教士、处死贵族、处死王后”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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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再一次成了人民行动的决定因素。10月5日，一群群从圣安托万区和中央菜市场区赶来的妇女集合在市政厅前，要求得到面包。这时，“巴士底狱志愿军”的统领之一，曾任门房文书的马亚尔自告奋勇，要求由他和他手下的“巴士底狱志愿军”带领妇女们去凡尔赛。中午前后，警钟敲响了。国民自卫军的官兵们高喊着“到凡尔赛去！”的口号涌向了沙滩广场。他们把拉法耶特团团围住，要这位司令官下令他们进军凡尔赛。拉法耶特脸色苍白，六神无主，但最后还是下令向凡尔赛进发。这时候，数以千计的第一批示威群众已早在五六个小时前离开巴黎，直扑凡尔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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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以妇女为主的浩浩荡荡的群众队伍到达凡尔赛后，先派代表团去制宪议会，然后又去见国王。国民制宪议会也为此派代表去见国王，要求他批准反封建的法令和《人权宣言》，保障巴黎的粮食供应。为了尽快平息事态，国王不得不接受了这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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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清晨，一群示威者闯入王宫，一直深入到王后的住处。人群和国王卫队之间发生了冲突，两名国王卫队的士兵被杀。这时，拉法耶特带领国民自卫军匆匆赶来，让人们撤出王宫。在王后和太子的陪同下，国王来到阳台与示威群众见面。当他刚刚露面，示威群众就嚷道：“到巴黎去！”要求国王迁往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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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六被迫服从这个命令。与此同时，国民议会也决定迁往巴黎。下午1点，在隆隆的礼炮声中，一支奇特的队伍出发了。在前面开路的是国民自卫军的士兵，随后是护送着满载麦子、面粉的车辆的妇女，再往后则是国王及其全家乘坐的马车。让人触目惊心的是，在御辇前面，一根长矛上挑着刚被示威者杀死的两名国王卫队士兵的头颅。在国王一家的后面，是100名议会代表所乘的车辆。最后，又是由示威群众和国民自卫军组成的行列。显然，国王是被押往巴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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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夜8时，国王一家来到了巴黎，并在严密护卫下下榻于杜伊勒里宫。此时，杜伊勒里宫仍破旧不堪，那里尚未做好任何接待国王和王后的准备。由于床铺不够，人们甚至不得不为国王的子女支起行军床。自此以后，国王成了革命之囚，处于巴黎人民监视之下。对此，国王觉得蒙受了奇耻大辱，心如刀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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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事件”挫败了王室的阴谋，而王室和议会迁往巴黎，则使巴黎成了名副其实的首都。从此，巴黎的政治生活空前活跃起来。在这一过程中，各种政治俱乐部的出现与活动，构成了法国大革命政治文化景观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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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月事件”后雨后春笋般涌现的众多俱乐部中，地位最突出者当推雅各宾俱乐部。它的前身是布列塔尼俱乐部。三级会议开幕时，来自布列塔尼的第三等级代表（其中不少人是律师）为更好地捍卫布列塔尼的利益，决定应该经常交换意见，并在三级会议上采取共同的立场。为此，他们在咖啡馆租了场地，不时聚会。很快地，他们形成了一个派别或者说一个政党的雏形，在议会讨论时始终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故其在议会中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见此情景，许多其他省份的议员也纷纷加入了他们的行列。10月事件后，布列塔尼俱乐部随制宪议会迁到巴黎，并经常在圣奥诺雷街的雅各宾修道院集会。虽然这一团体迁往巴黎后的正式名称是“宪法之友协会”，但人们往往更喜欢称其为“雅各宾俱乐部”。当时，约有1/3的议员经常参加雅各宾俱乐部的集会。除议员们，俱乐部还吸收了一些自愿加入的文艺界和科学界人士，其中包括著名的哲学家与数学家孔多塞。而且，孔多塞还是最早参加俱乐部活动的非议员学者之一。不久，任何人只要有6个会员推荐，便可以加入雅各宾俱乐部。到了后来，雅各宾俱乐部还在全国各地建立了许多分支机构，使其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俗语说得好，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队伍急剧扩大的雅各宾俱乐部，其成员的成分甚为复杂。他们中既有罗伯斯比尔等民主派，也包括拉法耶特等君主立宪派人物和后来的吉伦特派分子布里索、佩迪翁等。随着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和党派斗争的激化，人员庞杂的雅各宾俱乐部后来屡次发生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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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与影响力仅次于雅各宾俱乐部的是1790年4月成立的科德利埃俱乐部。这是一个激进民主派的团体，因在科德利埃修道院集会而得名，其正式名称是“人权之友协会”。该俱乐部会费低廉，而且在举行会议时也对外敞开大门，故吸引众多下层市民参加。科德利埃俱乐部后来成为民主共和运动的中心。其重要活动家有丹东、德穆兰、马拉、埃贝尔、肖梅特等。此外，1789年10月创立的社会俱乐部是个具有原始共产主义思想的团体，曾提出过抨击私有制，要求实行财产平均主义的激进社会主张，在当时也颇为引人瞩目。值得一提的是，不甘失败的保王派也曾成立过一些俱乐部，企图用以与平民俱乐部分庭抗礼，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由穆尼埃、克莱蒙—多奈尔等人组织的“王政宪法之友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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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热情高涨的气氛中，已迁到巴黎的制宪议会继续为改造旧制度，开辟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而不断通过新的法令。为了结束旧制度下区域划分极度混乱的状况，制宪议会在1789年12月22日通过了法令，规定把全国分为面积和人口都大致上相等的83个郡。在这一新的统一的行政区划的基础上，制宪议会于1790年10月又正式废除了国内关税和入市税。此外制宪议会还颁布法令，取消了东印度公司以及其他地方团体贸易垄断权，取消了行会制度和限制工商业发展的各种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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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制宪议会还从财产和荣誉方面废除了贵族特权和封建等级。1790年3月15日的法令规定：废除财产继承和分配上的封建特权，如长子继承权、男权、门第特权等。同年6月19日的法令又规定：废除世袭继承的贵族阶层，废除一切爵位、家族信章、私人扈从徽章等，一切公民皆使用家族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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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天主教势力，制宪议会颁布了下列重要法令：没收全部教会财产法令；出售教产法令，为出售教产而发行“指券”⑤的法令；取消“正规僧侣”的法令；僧侣世俗化法令，僧俗宣誓法令，等等，这些法令无疑使教士等级遭到了致命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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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制宪议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由大资产阶级和自由贵族的代表组成的君主立宪派。因此上述法令可以说是在君主立宪派领导下所取得的革命成果。一系列的革命成果促进了真正的法兰西民族精神的孕育形成。1790年7月14日，在为纪念攻占巴士底狱一周年而举行的全国联盟节上，巴黎群众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共约40万人云集在马尔斯校场。在隆重的仪式中，是日最出风头的拉法耶特登上祭坛，以各省所有联盟成员的名义宣誓：“永远忠于国民，忠于法律，忠于国王。”在制宪议会的议员作了同样的宣誓后，国王也宣誓忠于国民和法律。顿时，民众的欢呼声响彻云霄，人人都沉浸在极大的喜悦之中，因为，全体法兰西人广泛地团结起来。对于这一激动人心的场面，法国著名学者于连·邦达曾有过精辟的描述：7月14日这一天，法兰西人战胜了分裂，排除了分歧，坚定了他们组成一个民族的决心。他们不再是世袭君主统治下苟且偷生的臣民，而是自愿成为同属一个民族的公民。如果说这是一个神话的话，那么这就是我们的神话。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