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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年3月，拿破仑被督政府任命为意大利方面军总司令。在这之后，拿破仑在对外战争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胜利，这不仅使他在法国军队中真正树立起了个人威望，而且也使他名震全欧。俄国著名统帅苏沃洛夫惊呼：“这位干将跑得太远了，现在是让他停下来的时候了！”但是，拿破仑的一位朋友早就预言：“他是不会停止前进的，他会一直走下去，要么登上皇帝宝座，要么登上断头台。”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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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确实如此，随着自己在国人中的声望与日俱增，这位驰骋在外国战场上的骁将开始密切关注法国的政局，在这一过程中，拿破仑和督政府之间形成了一种既冲突又妥协的微妙关系。后者虽然惧怕拿破仑功高盖主，但他们一时又少不了他，故不得不容忍拿破仑的威望继续增长。而对于拿破仑，他之所以未在远征埃及前与督政府决裂，是因为他深知，从意大利的征服者一跃而成为法兰西的统治者的时机尚未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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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9年夏，法国国内外形势迅速恶化：法军在欧洲战场连连败退，西部和南部内战重起，……凡此种种，使早已声名狼藉的督政府摇摇欲坠。这年8月，以埃及远征军总司令的身份正在东方追求其不朽功名的拿破仑从报上得知了这一切后，尤其是在获悉法国几乎丢失了整个意大利后，他再也忍不住了。他立即作出了回国的决定，并对其亲信马尔蒙说：“我决定返回法国。你同我一起走。欧洲事态的发展使我作出这个重大步骤。我们在欧洲的军队被击败。只有上帝知道我们的敌人正准备向何处进攻。意大利已经丢失，我们作出这么多努力，流了这么多的血，结果都是徒劳的。说实在的，把这些无能的人放在国家事务的首脑位置究竟有什么好处？他们中间除了不学无术、愚蠢自负和贪污腐化，就什么也没有。我单个地承受重担并用经常不断的胜利去支持这个政府，它自己无法维持自己的生存。我走了以后，一切事情就变得这么糟。法国同时会听到关于我的返回祖国和土耳其军队在阿布基尔被歼灭的消息。我的出现将鼓舞他们的斗志，重振军队的信心，激发公民对光明未来的希望。”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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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黎明，拿破仑和他率领的500精兵在土伦东边的弗雷居斯镇登陆。拿破仑回国的消息传开后，举国欢腾。在他前往巴黎的途中，隆重的欢迎仪式、庆祝游行此伏彼起，前来拜见的代表团络绎不绝。在巴黎，市民闻讯后即在酒店开怀畅饮，唱歌庆祝。更有甚者，首都卫戍部队还高奏军乐走遍全城。10月16日，当拿破仑抵达巴黎时，受到万人空巷的欢迎。巴黎的报纸写道：“我们每个人向他欢呼，因为他带给我们新的希望。”“伴随拿破仑而来的是光荣、和平与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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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此时，1789年革命的元老、刚当选督政官不久的西哀耶斯正在物色听话的将领来巩固和增强自己的政治地位。如果说，西哀耶斯需要一把“战刀”，那么，拿破仑这把战刀则正待启用。于是，在善于见风使舵、并以政坛不倒翁著称的塔列朗穿针引线下，两人走到了一起。很快地，一个以这两人为核心的政变集团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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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番精心策划之后，11月9日（雾月18日），政变按预定计划开始了。是日，当元老院于清晨7时开会时，一些部队借口检阅，集结在杜伊勒里宫。会议开始后，元老院以防止莫须有的“雅各宾派阴谋”为借口，作出了两项决定：1．将元老院和五百人院的开会地点迁往巴黎近郊的圣克鲁；2．任命波拿巴将军为首都及近郊武装部队总司令，以负责对付“叛乱”。拿破仑在获得这一任命后，立即命令其亲信将领控制了巴黎的各个政治和战略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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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两院在圣克鲁举行联席会议，拿破仑在会场周围集结了4—5千部队。在元老院的会场上，前一天未到会的元老开始怀疑是否真有雅各宾派搞阴谋；在五百人院的会场，左派议员要求每位议员重新宣誓忠于宪法，而此举意味着对雾月18日行为的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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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在雾月19日进入五百人院大厅时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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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变有流产的危险。于是，急不可耐的拿破仑闯入元老院大厅，声称自己忠于共和国，无意建立军政府。他的讲话不断地被愤怒的叫喊声所打断。接着，他又在几个掷弹兵的陪伴下进入五百人院大厅。当他刚步入大厅，议员们就愤怒地喊道：“打倒暴君！”“打倒独裁者！”几名议员还冲到他的跟前，拉他的衣领，卡他的脖子，又气又惊的拿破仑在掷弹兵的保护下才出了会场。在一度惊慌失措之后，拿破仑很快就恢复了他固有的坚毅和果断。他同担任五百人院主席的胞弟吕西安共同检阅了集结在会场周围的部队，顿时，鼓声隆隆，荷枪实弹的军人纷纷冲进会场，议员们夺门跳窗，四处逃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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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多数元老院议员和少数五百人院议员在刀光剑影中举行会议，宣布废黜督政府，建立临时执政府，由拿破仑和参与政变的两位前督政西哀耶斯、罗歇·迪科任法兰西共和国执政。由此，持续两天的雾月政变以政变者的成功而告结束。拿破仑能在雾月政变中较轻松地取得法国最高的权力，并维持这个最高权力达15年之久，这说明政变具有深刻的社会因素，绝非纯粹政治阴谋的产物。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以议会方式开始，用武力手段完成，最后又戴上合法面具的政变方式竟成了近代政变的典型模式之一，后人师法者不断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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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1706338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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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二、第一执政的文治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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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府成立后的当务之急是制订新的宪法。在讨论宪法草案的过程中，仅把拿破仑视为自己的“战刀”，并以法学权威著称的西哀耶斯与缺乏法学知识和经验的拿破仑展开了激烈的较量。西哀耶斯在败下阵来之后才发现，拿破仑这把“战刀”并不是任人使唤的，真正被人利用的绝非他人，恰恰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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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地，一部完全根据拿破仑的意志拟定的新宪法——共和八年宪法公布了。新宪法规定：在行政权方面，第一执政（拿破仑）享有全权，即有权提出法案，公布法律，任命和撤换文武百官，决定宣战、媾和等；第二和第三执政只起咨询作用。立法权分属4个院：参政院、保民院、立法院、元老院，每一院都无权单独决定国家立法问题。由于所有法律是否生效，最终都得由第一执政说了算，故4院形同虚设。对此，当时有人戏称四院为“无害的玩具，可供受过良好教育的儿童玩耍，而一切大事都让波拿巴一人去操心”。⑤这部宪法对公众自由着墨不多，但它承认人们在革命后的合法权益。新宪法公布时，发表了由3位执政签署的《告法国公民书》。该公告的结束可谓意味深长：“公民们，革命已经稳定在革命开始时提出的若干原则之上，革命结束了。”为了给这部高度集权的宪法披上合法的民主外衣，拿破仑装模作样地将其付诸公民投票，结果以压倒优势获得通过。由此，一个以个人专权为特征的制度“合法”地建立起来了。1800年2月19日，拿破仑乘着华丽的轿式大马车，前呼后拥地迁入杜伊勒里宫。从此，这位实际上已集行政权和立法权于一身的第一执政开始以其独特的方式安邦治国。这年，他才3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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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大权独揽后，首先竭力加强中央集权制。他把全国划分为88个省，省长、专区区长和市长由其亲自任命，5000居民以下的市镇长官由省长任命，地方必须绝对服从中央，各级议会徒有虚名。他在对军权狠抓不放的同时，设置了警务部以及直接对他负责的巴黎警察总署。并力排众议，大胆起用阴险、狡诈，但在警务方面却有特长的富歇执掌警务部。拿破仑还进行了司法改革，建立了金字塔式的司法等级制度。各县设民事审判官，专区设民事和轻罪法庭，省设刑事法庭，全国设29个上诉法庭，最高法院设在巴黎。法官名义上是不可罢免的终身职，实际上均受制于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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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国内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拿破仑左右开弓，倾力对付雅各宾派和王党分子。雾月政变后，以路易十八自居的普罗旺斯伯爵两次写信给拿破仑，建议两人联手，恢复波旁王朝，并许诺说，只要拿破仑这样做，其即可“获得任何奖赏”，他的后代也能“得到幸福”。拿破仑答复道：“您不应再抱回到法国的希望，您如回来，必须踩过十万具尸骸。请为法国的幸福和安宁着想而牺牲自己的私利。历史会给您记上这一笔账。”⑥拿破仑还多次派兵清剿叛党和土匪，无情地镇压发动叛乱反对新政权的王党分子。同时，他又下令，凡叛乱者，只要放下武装，宣誓效忠新制度，即可得到赦免。此外，他还允许逃亡者回国，其只要改邪归正，既往不咎。拿破仑这种镇压与安抚相结合的方针在打击王党势力方面确实颇见成效。拿破仑同样也不允许人民要求什么“自由”、“民主”，并把在这方面鼓吹最力的雅各宾派视作心腹之患。为此，他不放过任何机会，多次掀起迫害雅各宾派分子的风潮。1800年12月24日晚，力图暗杀拿破仑的王党分子趁拿破仑驱车去歌剧院，在路上制造爆炸事件，拿破仑本人虽因偶然原因安全脱险，但有8位行人当场炸死，60个以上的行人受伤，其中20人也先后不治身亡。翌日，拿破仑一口咬定这是雅各宾派所为，并下令逮捕了上百名著名的雅各宾派分子，把他们流放到中美洲。当事后查明此事与雅各宾派毫不相干时，拿破仑不仅拒绝给予平反，反倒恶狠狠地说道：“算啦！现在我总算摆脱他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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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签署《教务专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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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拿破仑本人基本上是个无神论者，但他深知宗教对于稳定统治秩序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在给其胞弟吕西安的信中曾写道：“没有宗教，就没有政府。精明的征服者是从来不同神甫争吵的。可以既迫使他们就范，又利用他们。”为了照顾大多数国人的宗教感情和争取不宣誓的教士及罗马教廷的支持，拿破仑顶住种种压力，派政府代表与教皇庇护七世的代表进行谈判。经过一年多艰难曲折的谈判，双方在1801年7月签订了《教务专约》。其主要内容是：政府承认天主教是大多数法国人信仰的宗教；废除革命时期限制举行宗教仪式的法令；主教由第一执政任命，经教皇授职，本堂神甫则由主教任命；教士的薪俸由国家支付，作为交换条件，教会必须永久放弃在法国革命时期被没收的土地和其他财产，承认这些教产的买主是合法所有者。为了安抚新教徒和犹太教徒，体现各宗教平等的原则，拿破仑还及时地颁布了有关法令，正式承认新教的地位，宣布犹太教受政府的保护。后者加速了法籍犹太人与法兰西民族的融合。由于拿破仑制订和推行了正确的宗教政策，法国实现了难能可贵的宗教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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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上台之际，法国国库空虚，经济萧条。为了收拾督政府留下的这副烂摊子，拿破仑大刀阔斧地进行了财政改革。首先致力于加强财政的集中管理。为此，他颁布法令，取消地方当局分配与征收直接税的权力，设立直接税行政总督，参政院还专门派出参政官，对财政活动进行监督，保证国库收入。在财政改革的过程中，拿破仑还重视健全会计制度，严厉打击贪污和盗窃国家财富者。拿破仑深知，强大的国家必须拥有强大的工业和发达的商业。为此，他采取了多种措施来刺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如给工业以巨额津贴，建立新企业，成立“奖励民族工业协会”，举办工业展览会，鼓励机器生产。为了活跃信贷与商业，拿破仑始则重建了期票证券制度，继而又建立了法兰西银行。该银行后来还获得了独家发行纸币的特权。拿破仑还进行了币制改革，规定金银比价为1∶15.5，以银为主要货币本位。在推动农业生产方面，他采取的主要措施有：扩大耕地面积、提高谷物售价、保护森林、推广良种、培植新作物等。经过一番整顿，法国的财政状况明显改善，经济开始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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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拿破仑看来，他此期在内政方面的得意之作还得首推《法国民法典》的制定。1800年8月，他任命了4位著名法学家组成起草委员会。草案拟出后，参政院先后召开了100多次讨论会，其中过半数的会议由拿破仑亲自主持。他对此项工作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由于事先阅读了大量法学书籍，并深入研究过古罗马法，拿破仑在会上经常十分内行地随口引证罗马法典，使与会者大为叹服。经过长达3年半的修改、讨论，法典终由立法院通过。1804年3月21日，拿破仑签署法令，《民法典》正式颁布实施。由此，法国终于有了统一的、反映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成果的民法典。而且，作为资产阶级国家最早的一部民法典，这部法典在破坏欧洲封建制度和促进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上起过不容低估的示范作用。后来，世界各国资产阶级在制订法典时，往往以它为范本。拿破仑本人也非常珍视这部自己为之付出大量心血的法典。他在其生命的最后岁月曾回忆道：“我真正的光荣并非打了40次胜仗，滑铁卢之战抹去了关于这一切胜利的记忆。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不会被人忘却的，它将永垂不朽——那就是我的民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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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月政变后，法国仍面临着英、奥、俄第二次反法联盟的威胁。刚刚执政的拿破仑心里清楚，经过8年战争的法国迫切需要和平，哪怕是一个短暂的和平，抑或一个喘息的机会。因此，他曾向三国君主提出停战建议，但均遭拒绝。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甚至不屑同这个行伍出身的“暴发户”直接对话，而让其首相回复了一封故意奚落拿破仑的信，内称：“如果法国真诚渴望和平，那么，和平的最现实、最持久、最好与最自然的保障就是让法国原来的王室复位。”受此奚落的拿破仑明白了，除了战胜外敌，自己已无其他的退路。经过深思熟虑，拿破仑认为，要粉碎第二次反法联盟，首先要战胜承担主攻任务、对法国威胁最大的奥地利，而主攻战场则应放在被奥地利占领的北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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