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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昂工人在第二次武装起义中与政府军展开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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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5年7月28日，冒险分子菲厄斯基为了暗杀路易·菲力蒲国王，在坦普尔林荫道安置了一颗“诡雷”。随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包括莫蒂埃元帅在内的28名国王卫队的官兵命丧黄泉。不过，这次暗杀事件的真正目标——国王却死里逃生。事发后，梯也尔借机加强了对政府的反对者，尤其是共和派的钳制。于是，就有了臭名昭著的“九月法令”。该法令大大简化了对政治叛乱“罪行”的起诉与判决手续，规定一切冒犯国王、攻击“政府的原则与形式”的行为将受到严厉惩处。更有甚者，“共和主义”一词也被取缔，若有人自称共和主义者，他就是“非法之徒”。诚然，从表面上看，当局并未恢复报刊检查制度。但如果报刊上登载的文章被证明是煽动“对国王的仇恨”与“对现政权的不满”，那么这家报刊就会遭受最严厉的处罚。这对共和派报纸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因为它不可能不抨击现政权。很快地，有30种报刊被禁止发行，“新闻自由”受到了粗暴践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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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当局的高压政策步步升级，共和派的活动暂时转入地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对政府更加仇视，推翻七月王朝的决心更加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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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三、工业革命在法国步履蹒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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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第一帝国时，法国的工业革命就已开始起步。及至七月王朝时期，工业革命在法国更是有所发展。不过，较之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以及其他工业化进程更快的国家，工业革命在七月王朝时期的法国依旧是步履蹒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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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当时的法国舆论接受工业革命，实非易事：大资产者害怕亏本，小资产者惧怕竞争，更多的平民百姓则认为，革新既无用又危险。1830年，法国最早使用的火车头出现在了从圣太田至里昂的铁路线上。但当时，不仅诗人们写诗攻击火车头对田园风光的破坏，农民害怕政府为修建铁路征用自己的土地，马车夫担心火车启用后会使自己失去饭碗，就连许多七月王朝的当权者也对铁路深表怀疑。他们不仅怀疑铁路的安全性——此期出现的几起重大铁路事故使其对铁路安全的怀疑有增无减，而且认为，由于建筑铁路线的费用（每公里37万5千法郎）过分昂贵，使铁路永远无利可图。在这种情况下，七月王朝早期的当权者们在掏钱资助铁路建设时显得很不情愿。他们宁愿把国家的钱财继续投资到开凿运河和航道上，如著名的埃纳和马恩的运河就是在七月王朝时开凿的。不过，某些施工较为简便，获利较快的铁路线路在修建时多少也还能得到政府的资助。法国大规模地开始修建铁路始于1842年。这年6月，议会通过关于修建铁路的“基佐法”，决定扩建8条线，其中6条是以巴黎为中心的星形铁路。后者在建成后可依次把巴黎与里尔、勒阿弗尔、南特、波尔多、马赛和斯特拉斯堡连接起来。这一姗姗来迟的“铁路热”不仅明显刺激了重工业的发展，而且对逐步消除各地区间的隔绝状态，促进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更有不容忽视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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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法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着“工业革命”，或曰“蒸汽机和铁路的革命”必须等待再来一次改朝换代才能真正实现，但它在七月王朝时期毕竟还是在跌跌撞撞地往前发展的。此期工业产量的逐年递增即为明证。在这一过程中，由于烧木炭的高炉逐渐被烧煤炭的炼焦炉所取代，铁的生产增加了两倍，煤炭的产量与消耗量都在明显上升；化学开始应用于工业。蒸汽机的数量虽增加幅度不大，但毕竟是在增加。相对而言，仍执法国工业之牛耳的纺织业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尤其是机械化的推广最为引人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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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业革命的缓慢发展，法国社会中各个阶级的状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贵族阶级日趋没落，大资产阶级（金融业巨子、大工业家）兴旺发达，中小资产阶级分化，工人阶级的处境每况愈下。七月王朝亦被人们称为“银行家的王朝”。这一称谓充分反映了银行家在七月王朝中位尊权重的事实。当时，构成法国银行业核心的是一批人称“高级银行”的家族银行。这些资金雄厚的家族银行的主人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其一是犹太人。大名鼎鼎的罗特希尔德家族就是他们中的佼佼者；其二是来自莱茵兰和瑞士的新教徒，如马莱、米拉波、凡尔纳即是。“高级银行”不仅通过管理法兰西银行几乎控制了法国整个金融业——法兰西银行的董事主要来自“高级银行”的代表，而且还不时染指乃至控制工业企业。更有甚者，由于政府经常要向这些银行巨子借贷，不得不给银行家各种优待，如让他们得到建筑铁路的租让权，并对他们言听计从。1840年12月，雅姆·德·罗特希尔德如是写道：“我任何时候都可以去拜访国王，他对我完全信任，倾听我的话，重视我对他提出的意见。”③银行家的得意之状，跃然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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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工业革命在七月王朝时的法国步履蹒跚，但工人的人数却有了很大增长。1847年时，法国工人人数已达600万人，不过，其中130万人是在“小手工工厂”里劳动的。手工业企业的雇工和现代化工厂的工人在行为与思想上自然有很大不同，但他们的劳动、生活条件的恶劣却如出一辙。七月王朝建立后不久，即有人出于好奇或社会仁慈心，对工人的生存状态进行调查。1834年，维尔纳夫·巴热蒙公布了一份关于贫困的调查书。不久，在南特从事调查的盖潘博士指出，工人居住在污秽不堪的破屋里，身体备受摧残。在这之后，维勒梅博士对机械化程度最高、最集中的部门即纺织业中的工人进行了广泛调查。他得出的结论比其先行者更触目惊心：“贫困化”几乎要从肉体上消灭工人阶级。这一可怕的结论有下列数字作为依据：一个男人一天至少劳动13小时才能挣得2个法郎。在同样的时间里，女工只能挣20个苏，童工则只挣10个苏。而时价一公斤面包卖30—50生丁，一套男人的衣服卖80法郎。维勒梅博士还提到，工厂工人的平均寿命不超过30年，60％的青年工人由于体力不足而被征兵审查委员会除名。尤其让工人愤懑的是，他们就连如此菲薄的工资也得不到保障。每当危机袭来，工资还会减少。更糟的是，他们还随时可能会因为失业成为浪迹街头的穷光蛋。长年处于这样一种生存状态，工人们会不起来造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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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两次里昂工人起义向当权者敲响了警钟，也许是一部分工业家注意到劳动力体质下降最终会影响自己获利，也许是担心从工厂入伍的新兵身体素质太差会有损当局重振国威的政策。总之，1841年，议会通过了一项劳动保护法。该法禁止雇佣8岁以下童工，并对其他年龄段童工的劳动时间作了规定：8—12岁童工不得超过8小时，12—16岁童工不得超过12小时，13岁以下童工一律禁止做夜工。不过，这项立法不仅只字未提成年工人的保护，就连对童工的保护条例，也因缺少相应的检查监督制度，而成为一纸空文。失望之极的工人们此时已认识到，他们不能再指望“银行家的王朝”的保护了。于是，出于自卫的目的而形成的工人团体迅速地带有政治性质。它们变成“家庭社”或“四季社”。“四季社”的组织极为严密。它以“周”（7人小组）、“月”（4个“周”为1月）、“季”（4个“月”为1“季”）、“年”（4个“季”为1“年”）为单位。其成员与组长单线联系。1839年5月，“四季社”曾在巴尔贝斯和布朗基的领导下，利用政府危机在巴黎发动起义。约800名起义工人在圣德尼和圣马丁区筑起街垒，与前来镇压的政府军和国民自卫军交战。无独有偶，此期的共和派也更感到需要社会行动。很快地，工人运动和共和主义运动开始“合流”。而当局对这两股力量同时施加高压，则无异于为这种“合流”推波助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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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四、基佐——七月王朝后期国王最为倚重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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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自30年代中期，内心始终想既统又治的路易·菲力蒲越来越公开地干预和操纵内阁，排斥与他意见相左的大臣。在力图把七月王朝引向专制道路的过程中，国王使尽手段，在支配着政坛的“抗拒派”内部挑拨离间，使其一分为三，然后再分别把它们玩弄于股掌之上。“抗拒派”内部新形成的这3派分别是以梯也尔为首的中左派，以基佐为首的中右派和以昂德烈·杜班为首的“第三党”。中左派经常以代议制政府的维护者自居，摆出一副反对国王个人专权的架势，借此蛊惑群众，实际上这些人所真正追求的也不过是满足个人的权势欲望；中右派大力鼓吹在秩序之中才能求得发展，并主张为保证秩序不惜让国王擅权；至于“第三党”，则是一个典型的无纲领、无原则、纯粹以谋取内阁官位为目的的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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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40年10月起，不时以顶撞国王捞取薄名的梯也尔在其执掌的第二届内阁垮台后被路易·菲力蒲完全踢开。与此同时，经常宣称国王不仅要统，而且要治的基佐却成为国王最为倚重的“左右手”。在1840年10月27日组成的新内阁中，担任首相的虽为年迈的苏尔特元帅，但实际掌握着内阁大权的却是身为外交大臣的基佐。就这样，基佐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始终以外交大臣之名行首相之实。及至1847年9月，在苏尔特因老朽不堪辞去首相职务后，基佐终于盼来了实至名归的这一天。令他懊丧不已的是，翌年2月爆发的一场革命，把他从才坐了半年的首相宝座上拉了下来。不过，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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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837年5月，当时刚辞去教育大臣职位的基佐就在众议院阐述过自己的政治纲领。他说：“我愿意，我寻求，我竭尽所能致力于资产阶级的政治优势，把他们自1789年至1830年对特权与专制政权的伟大胜利一劳永逸地、正常地巩固起来。”纵观基佐执政时的所作所为，这位历史学家出身的政治家并未食言，他确确实实地为确立资产阶级的政治优势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不过严格地说，此处的资产阶级并非整个资产阶级，充其量只是其中高高在上的那一部分，即大资产阶级，尤其是金融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优势，他百般歌颂七月王朝的政治制度，甚至大言不惭地宣称此期的法国人正“生活在前所未有的最自由的社会环境中……所有的人都凭着汗水和战功获得晋升”。所有关于选举制和议会制的改革建议，都被他断然拒绝。当众议院里有人提出降低选举财产资格的提案时，基佐竟在大庭广众之下以嘲讽的口气答复说：“诸位先生们，快快去发财吧！发了财就可成为选民了。”基佐的社会经济政策也明显地偏袒大资产阶级，特别是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如向各大商业公司、工业公司发放巨额津贴和奖金，把大量资本投入金融信贷，推行有利于大工厂主和大矿山主的对外贸易政策和关税保护政策。为使金融资产阶级尽快发财，他甚至不顾法国的实情，不遗余力地为他们提供种种投机的机会。凡此种种，自然而然地引起了广大中小资产阶级和工人、农民的强烈不满。就连大资产阶级中的工业资本家也因基佐更多地照顾金融资本家的利益而对他时有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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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外政策方面，基佐在接任外交大臣时曾宣称：“我们不想谈论制服、战争和复仇。让法国繁荣吧，让它自由、富裕、聪明起来和无忧无虑吧——我们不会因为它对世界大事不发生影响而惋惜的。我们如果卷入这些事件中，是不可能不把革命精神——这人类的毒素带进去的。”虽然基佐在这番话中摆出一种在国际事务中独善其身的架势，但实际上他一接任外交大臣就进行积极的外交活动，力图扩大法国在海外的势力。当时，法国在外交领域面临着两大棘手的问题：一个是阿尔及利亚的殖民问题，一个是同英国的关系问题。在处理第一个问题时，基佐毫不犹豫地以战争为手段，力图征服整个阿尔及利亚。于是，法军在占领阿尔及利亚沿地中海地区后，又大举向其内地进犯，其间甚至实行残酷的焦土政策，洗劫和焚烧村落。1847年11月，基佐终于如愿以偿完全占领了这个国家。在处理第二个问题时，基佐的强硬立场却荡然无存。当此期英法两国发生外交争执和殖民地纠纷时，基佐总是屈膝求和。基佐对英国一味地忍让和退缩，同梯也尔对英国的好战态度形成强烈的反差，同时也使他遭到了舆论猛烈谴责。由于英法两国在商业、经济、殖民地等问题上的矛盾根深蒂固，基佐想与英国建立协约关系的愿望最终落空。在这种情况下，基佐为使法国避免在欧洲陷于孤立的危险，开始向奥、普、俄反革命保守势力靠拢，追随神圣同盟的反动政策。此举更使他受到了政敌的有力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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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作为政治家的基佐而言，“秩序”是高于一切的目标。其施政纲领亦可概括为在七月王朝这种几乎“尽善尽美”的政体规定的“秩序”之中稳步地求得社会的发展。然而，一味地强调“秩序”，到一定的时候必然导致出现一个停滞的社会。由于基佐在阻止社会改革的道路上越滑越远，使人们觉得越来越难以忍受基佐政府的统治。1847年，从英国开始的经济危机迅速波及到法国，促使法国业已存在的农业危机进一步加深，新一轮的工商业危机、财政危机接踵而来。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一大批新的失业者和破产者。危机不仅使普通工人、农民忍饥挨饿，而且也使广大中小资产阶级的生活陷入困境。于是，人们对基佐政府及其七月王朝的怨气愈来愈大。他们指责道：“政府7年来做了些什么呢？没有，没有，什么也没有做！所有的危机都应归罪于这个沉重压在我们头上16年之久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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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地，反对停滞社会的各种抗议运动席卷了整个法国。其中，尤以“宴会运动”最为引人瞩目。“宴会运动”指的是反对七月王朝统治的各派社会力量以举行宴会为活动方式，抨击朝政，要求政府放弃过高的选民财产资格限制，改变大资产阶级、金融贵族独霸政权的局面的群众性聚餐运动。“宴会运动”发端于1847年7月9日，是日，著名律师巴罗在巴黎发起了第一次宴会运动，有1200名各界知名人士应邀出席，其中包括84名众议院议员。与会者在举杯畅饮之际慷慨陈词，一致要求政府进行选举改革，并向政府提交了关于实行选举改革的请愿书。随后不久，这种运动方式蔓延到外省的许多城市。如在第戎、斯特拉斯堡、科尔马、苏瓦松、圣康坦、莫城等地都出现过规模不小的宴会运动。及至11月，宴会运动呈现出更为明显的政治色彩。在11月7日举行的宴会上，《改革报》的创办人赖德律—洛兰重新树起了共和国的旗帜。然而基佐并没有意识到七月王朝的末日即将来临，他仍然为法国工人运动和共和主义运动持续多年的低落而陶醉，并继续对“改革派”的要求视而不见，对民众的愤慨装聋作哑。不过，统治阶级中的个别有识之士已预感到了危机。那位贵族出身的睿智的思想家、《论美国的民主》的作者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在1848年1月在众议院里的发言可谓发聋振聩：“人们说丝毫没有危险，因为没有发生暴动……革命还离我们很远。先生们，请允许我告诉你们，我认为你们错了。……请你们看一看工人阶级中间发生的事情吧……难道你们没有看到，他们的激情已经从政治问题转移到社会问题上了吗？难道你们没有看见在他们当中逐渐传开的见解和思想，绝不只是企图推翻某些法律、某个内阁、某个政府本身，而是要推翻社会吗？”④托克维尔没有说错。在他发出革命已近在咫尺的警告后还不到一个月，一场波澜壮阔的人民革命——1848年2月革命果然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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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五、七月王朝在1848年2月的“政治爆炸”中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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