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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改革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对国王在下午的种种表现已然深感满意。因此,他们在夜间开始四处活动,劝说人民停止战斗。但是,参与起义的广大工人和其他市民却不愿偃旗息鼓。他们一边对前来游说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人士响亮地回答道:“不管是莫雷还是基佐,这对我们来说都一样”,一边手持武器,继续战斗。是夜10时,起义者在开往当时外交部的所在地嘉布遣会修士林荫大道时,突然遭到正规军的袭击,顷刻之间就有36人被打死。起义者们拉着装满尸体的手推车游遍了整个巴黎,使这一血腥事件立即传遍全城。第二天,巴黎的所有街道都布满了街垒,被政府军的暴行激怒了的起义者们要复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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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平息起义者们的愤怒之情,路易·菲力蒲要求莫雷辞职,并召唤梯也尔和奥迪隆·巴罗组阁。但是,起义者们不相信梯也尔—巴罗内阁能真正进行改革。他们以高呼“不要莫雷,不要梯也尔,不要巴罗,人民自己当家作主人!”的口号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当梯也尔、巴罗领命后到处张贴组阁公告时,人们一张张地撕下该公告,换上由共和派头面人物弗洛孔执笔的声明:“路易·菲力蒲效法查理十世,下令屠杀民众,让他去见查理十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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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10时,随着起义群众越来越逼近杜伊勒里宫,宫内一片慌乱。梯也尔劝国王逃往圣克鲁,以便调集军队,伺机反扑。但路易·菲力蒲没有听从梯也尔的劝告。中午时分,随着政府军纷纷倒戈,自知大势已去的路易·菲力蒲发表正式声明:“现在我宣布退位,由我的孙子巴黎伯爵继承王位。”路易·菲力蒲在把王位让给年仅9岁的孙子后,自己立即动身前往英国。她的儿媳奥尔良公爵夫人企图在波旁宫宣布由自己来摄政。在她还没来得及做到这一点时,由迪努瓦埃上尉率领的一支国民自卫军已率先攻入杜伊勒里宫。因而,公爵夫人等王室成员只能在随从保护下,狼狈地逃出杜伊勒里宫。率先攻入王宫的起义者们在攻占王宫后,兴奋至极。他们轮流在宝座上坐上片刻,同时做出各种夸张的动作,逗得同伴哄堂大笑。迪努瓦埃上尉则在宝座的饰物上庄重地写下这样一行字:“巴黎人民向欧洲宣告:自由、平等、博爱。1848年2月24日。”不久,更多的起义者涌入杜伊勒里宫。他们把路易·菲力蒲的半身铜像抛到窗外,把国王的宝座抬到巴士底广场的烈士纪念柱前付之一炬。下午4时,起义群众冲进了波旁宫,驱散了立法议会,并由起义领导人庄严地宣布:“既不要国王,也不要摄政王。共和国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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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巴黎起义群众经过几天的浴血奋战,终于以共和制取代了君主制。而那个压在法国人民头上达17年之久的七月王朝也最终在1848年2月的“政治爆炸”中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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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六、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的出笼与现实主义文学的勃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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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业革命在法国蹒跚而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在六边形国土上日益显现。而这无疑给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的登场提供了合适的舞台。在七月王朝时期粉墨登场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当中,最引人瞩目、在工人中影响最大的也许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而这一思潮的两大代表则分别是路易·勃朗和蒲鲁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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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勃朗虽出身于贵族世家,但他却是一个集记者、历史学家、政治活动家于一身的共和派人士。作为此期名声最大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家,路易·勃朗影响最大的著作是1839年发表在《进步杂志》上的长篇论文《论劳动组织》。他在文章中集中批判了现有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制度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认为竞争将导致一切阶级的毁灭,导致战争。为了消除上述弊端,他提出了建立“社会工场”的方案。这种“社会工场”实际上是一种生产合作社性质的东西。它由国家投资建立,其领导人开始时由国家指定,以后由选举产生;工场成员工资平等,人人参与管理;工人的劳动权利将得到切实保障。根据路易·勃朗的设想,随着“社会工场”逐步取代资本家的企业,资本主义就会逐渐地、和平地让位于社会主义。《论劳动组织》一文后又以小册子的形式印行。由于它通俗易懂,更由于“社会工场”和“劳动权”让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工人心向往之,因此,这本薄薄的小册子竟成为当时法国工人阅读最多的社会主义书籍之一。而“劳动组织”、“合作”、“组合”等更是成为40年代法国工人经常挂在嘴上的流行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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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鲁东的出身远没有路易·勃朗“高贵”。这位农家子弟种过田,放过牛,当过排字工人。蒲鲁东的文化知识基本上靠自学而得。但就是这样一位自学成才的年轻人,却在1840年以一部《什么是财产?》名声大噪。他在书中对私有制和维护私有制的各种论据给予了尖锐的批判。其中让人印象最深的是他那力透纸背的断语:“财产就是盗窃。”1846年,他又出版了自己的第二部著作《贫困的哲学》。书中大肆宣扬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蒲鲁东同时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无政府主义者。他曾公开提出“打倒政党,打倒政权”的口号,反对一切国家。对此,马克思曾在《哲学的贫困》中给予有力的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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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此期法国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也还有其他一些可圈可点之人。如傅立叶的忠实信徒维克多·孔西德朗、致力于向资产阶级共和人士宣传“社会主义”的著名记者皮埃尔·勒鲁、作为法国妇权运动先驱者之一的女社会主义者弗洛拉·特丽斯当。此外,在七月王朝时期,与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有异曲同工之妙的空想共产主义思想也在蓬勃发展。其代表人物既有以《伊加利亚旅行记》名噪一时的卡贝,也有力主以暴力手段实现共产主义的布朗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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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王朝前期,浪漫主义运动在法国进一步蓬勃发展,并使浪漫主义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文艺潮流。但也就是在这时,一些文学家却开始与浪漫主义运动分道扬镳。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文学家在经历了急剧的社会变革之后,已不再满足于浪漫主义的突出“自我”与借历史题材、异国情调来抒发主观情感,而是希望通过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具体、真实、客观和准确的描绘来展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在他们的努力下,一种新的文艺潮流——现实主义登上历史舞台,并很快发展成堪与浪漫主义运动分庭抗礼的现实主义运动。在七月王朝时期,司汤达与巴尔扎克可谓是法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双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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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法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司汤达早年亦积极投身于浪漫主义文学运动。1823年,他在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展开大论战时发表了著名的文艺论著《拉辛和莎士比亚》。司汤达发表这部作品时,虽然打的是浪漫主义的旗号,但实际上已经匠心独具地阐述了现实主义的创作理论。在这部论著中,他特别强调文学要反映现实,为现代人服务。从1827年他发表第一部小说《阿尔芒斯》起,司汤达开始不遗余力地将自己提出的现实主义创作理论付诸实践。1830年,他完成了副题为《1830年纪事》的长篇小说《红与黑》。司汤达在这部扛鼎之作中以气势磅礴的艺术画面,形象地再现了波旁复辟王朝统治后期法国的社会生活与时代风貌。小说主人公于连作为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出来的典型人物,更是成了一个妇孺皆知的文学形象。1839年,他又创作完成了第二部著名的长篇小说《巴马修道院》。小说的故事背景虽然被放在19世纪初奥地利统治下的意大利小公国巴马,但它在表现个人的前途与爱情同强大的政治机器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冲突的字里行间,仍然隐含着对法国政治现状的揭露和批判。司汤达在其创作生涯的后期,还创作了意在揭露七月王朝时期金融大资产阶级种种丑行的小说《吕西安·娄万》(又名《红与白》)。遗憾的是,由于死神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使这部小说成了未竟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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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纪稍比司汤达小十多岁的巴尔扎克无疑是法国现实主义文学最杰出的代表。他从1829年发表小说《朱安党人》开始,直至生命终结,创作了总题为《人间喜剧》的近百部小说。巴尔扎克在创作这部气势恢宏的社会史诗的过程中,把目光投向了当时法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举凡大贵族、金融家、高利贷者、僧侣、商人、小业主、公证人、律师、医生等,无不通过他笔下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得到了反映。在这部登场的人物多达2400余人的鸿篇巨制中,人们不难发现,有两条主线贯穿其中,这就是封建贵族的没落衰亡史和资产阶级的罪恶发迹史。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位小说天才是以史学家的严谨科学的态度来创作《人间喜剧》的。他在《人间喜剧》的“总序”中写道:“法国社会将要作为历史学家,我只能当它的书记员”,“从来,小说家就是自己同时代人们的秘书。”此言不仅表达了他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而且表达了他要把小说写成历史,写成“法国社会风俗史”的决心。显然,巴尔扎克用自己毕生的心血和智慧,非常出色地完成了时代的重托和个人的心愿。人们甚至可以这样断言,《人间喜剧》就像是一座超越时空的艺术丰碑,永远屹立在世界各地一代又一代的读者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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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作者评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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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国近代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基佐不仅以史学大师名世,而且还是19世纪前期法国政坛上颇为活跃的政治家。基佐早年起即服膺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度。七月王朝为基佐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带来了机遇。从1830年到1848年这18年间,基佐在仕途上可谓是一帆风顺。作为资产阶级温和保守派的典型政治代表,基佐奉行的是介乎革命与反动、民主和保守之间的“中庸”路线。如果说他在与查理十世的专制统治斗争时表现得相当激进的话,那么,随着基佐在七月王朝位极人臣,他在政治观念上亦日趋保守。在他看来,七月王朝这一金融贵族统治的君主立宪政体已经极为完善,余下要做的事情就是在这种政体规定的秩序之中“稳步”地求得社会的发展,“秩序”被基佐奉为高于一切的目标。应当承认,基佐的内政外交曾在其执政的前半期获得一定的成功。然而,一味地强调“秩序”,到头来必然导致出现一个停滞的社会。正是由于基佐在阻止社会改革的道路上越滑越远,终于使自己在1848年革命中成为众矢之的,并不得不像只丧家犬似的逃往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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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米盖尔:前引书,第3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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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米盖尔:前引书,第3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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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沙尔旦等著:《显贵的法国(1815—1848)》,巴黎,1974年,第1卷,第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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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J. 蒂拉尔:《革命:1789—1851》,巴黎,1985年,第4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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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第十章 从第二共和国到第二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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