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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临时政府被迫宣布建立共和国，法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共和国（史称法兰西第二共和国）诞生了。共和国的建立使全国人民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人们大种“自由树”，把它视为幸福降临的征兆。就连神父也在教堂中为“自由树”祝福，为共和国祈祷。在巴黎，为了举行庆祝胜利的狂欢，五花八门的俱乐部应运而生。在一种难以想象的节日气氛中，陶醉在胜利喜悦中的人们在畅所欲言。福楼拜在其名作《情感教育》中曾详尽地描述了此期的巴黎。在他笔下，此期的巴黎俨然是一个巨大的海德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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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革命的最初日子被视为“人民的春天”。拉马丁对聚集在市政厅前的狂欢者表示：“我们将共同创作最美妙的诗篇。”这位蜚声诗坛的浪漫派诗人在临时政府中名为外交部长，实为政府的灵魂。因为他不仅有诗人的天赋，而且还具有超乎常人的政治手腕。在他的推动下，作为集立法与行政大权于一身的当时唯一的国家权力机构，临时政府在短短的时间里就采取了许多重要举措：废除了政治犯的死刑；废除了殖民地的奴隶制；完全恢复了新闻自由，宣布了集会自由；所有的法国公民都可自愿参加国民自卫军；陆续改造地方政权，所有成年法国男子，只要在一个地方居住满6个月，就可成为选民。由此，法国选民立刻从原先的20多万人猛增至9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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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二月革命中再次显现出巨大的力量，工人的社会政治地位也仿佛是一步登天。过去，人们在提到广大工人时，所用的政治术语是“受苦的阶级”或“危险的阶级”。而今，这些带有贬义的称谓已被一个新的名称“工人阶级”取而代之。临时政府深知，自己的诞生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以工人为主体的起义群众在街垒战中的勇敢与胜利，因此它上台伊始就实行了一些照顾贫苦群众利益的措施，如规定凡不超过10法郎的典当物品均归还主人。鉴于当时巴黎工人中的失业现象极为严重，在工人群众的要求下，临时政府在成立的第二天（2月26日）就宣布承认“劳动权”，决定开办“国家工场”给失业者以工作，并准备修建一些大型公共工程，以便使更多的人有活可干。尽管临时政府有了这样一些表现，但工人们觉得这还不够。两天后，他们冲入市政厅，要求成立劳动部和规定10小时工作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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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工人们的这一要求，临时政府中以拉马丁为首的大多数成员最初有意反对，但由于路易·勃朗以退出临时政府相要挟，加之对工人们的强烈要求尚不敢充耳不闻，临时政府很快就成立了“政府劳动委员会”。该委员会由路易·勃朗和阿尔贝担任正副主席，因其设在卢森堡宫，故又称卢森堡委员会。此时，在拉马丁看来，卢森堡委员会可起一种“安全阀门”的作用。它的成立既可以应付工人的要求，又可以名正言顺地把路易·勃朗和阿尔贝这两位代表工人的政府成员排除在政府活动之外。由于经费没有着落以及其他一些原因，卢森堡委员会就像是一座清谈馆，根本无法解决任何问题。对此，路易·勃朗也承认，他在那里的任务是“向饿着肚子的人民讲授饥饿学教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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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政府在巴黎开办的“国家工场”从3月2日起开始接纳工人。自开办之日起，前来登记求职的工人数目每天都大幅攀升。之所以如此，有两点原因。其一是由于私人企业频繁解雇，巴黎自身的失业工人急剧增加；其二是外省工人在闻讯后络绎不绝地涌向巴黎，甚至外国工人也纷至沓来。工场内部实行半军事化的管理制度。工人的工资在劳动日为每天2法郎，非劳动日初为1法郎50生丁，后又减为1法郎。国家工场的工人不论原来工种如何，干的均为挖土、刷墙、植树、修桥、铺路等粗活。因此，不少原先的金银首饰匠、裁缝等直嚷吃不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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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政府向工人的要求所作的种种让步，给人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似乎该政府把工人阶级的利益放在了首位。事实并非如此。临时政府当时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因为以它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暂时还未做好同工人阶级进行决斗的准备，他们在确立稳定的资产阶级统治秩序前还需要把广大工人稳住一段时间。一俟时机成熟，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撕下温和的假面具。事实上，即使是在这段时间里，他们也在千方百计地挑拨中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挑拨农民与工人的关系，把中小资产阶级或农民此时在经济上的一些损失归咎于政府不得不养活“国家工场”的工人。此举使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代表在不久举行的大选中纷纷落马，并使工人阶级在行将到来的决斗中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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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自己的阵脚日趋巩固，资产阶级也逐步加强了对无产阶级的进攻。为了尽早通过选举使资产阶级合法地实现独占统治，临时政府决定在4月9日就举行制宪议会的选举。公告发布后，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内不少派别的领导人认为，虽然城乡劳动群众已在二月革命后获得了选举权，但要真正选出代表人民意志和利益的代表，还需要对广大城乡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开展宣传，因此，他们主张将选举推迟至5月31日。为此，布朗基派于3月17日在巴黎发动了大规模的工人示威游行，向临时政府施加压力。迫于压力，临时政府答应推延选举日期，不过只同意推延2周，即改在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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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是复活节。是日，900万选民被召集到各区的首府投票。拥有选举权的成年男子们在做过弥撒之后，在镇长或神父的带领下，集队前往，好像去打仗一样。那些老弱病残者则被放在两轮车上送去投票。各地的权贵和神父事先都强调了本次选举的意义，并号召人们投温和派候选人的票。4月26日，选举结果揭晓，资产阶级温和共和派获得压倒优势的胜利，在880个议席中占据了550席，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仅占有100席，而工人代表只有区区18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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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4日，新选出的制宪议会在波旁宫隆重开幕。在当天举行的会议上，代表们一致通过决议，宣布建立共和国。众所周知，在此之前，第二共和国早就已经存在了数月。议会之所以要多此一举，意在表明这一共和国是在正规选举的议会中产生的，而不是在街垒战中诞生的。后来，议会甚至还决定，将共和国诞生日定在5月4日。此举更可见资产阶级为了使自己的统治秩序更具“合法”色彩，可以完全置事实于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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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已完成历史使命的临时政府宣告解散。取而代之的是议会刚刚选举产生的新政府——“执行委员会”。在新政府中，温和共和派几乎独霸天下，仅保留了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赖德律洛兰作为点缀。至于工人代表，则更无一人入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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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1706338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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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二、从六月起义到波拿巴登上总统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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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二月革命后的最初几个月里，以工人为主体的劳动群众尚沉醉于温和共和派营造的宽大仁慈与普遍博爱的气氛之中，并对新政府将实现他们心目中的“社会的、民主的共和国”深信不疑，那么，此番资产阶级通过“合法”手段独占政权的事实，则无异于使劳动群众受到当头棒喝。又由于制宪议会和“执行委员会”迫不及待地限制人民群众举行公众集会、组建政治俱乐部的权利，使再次觉得受骗上当的人民群众除了诉诸街头行动，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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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布朗基号召举行骚动的宣言在各平民区迅速流传。5月15日，当制宪议会就是否支持波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展开讨论时，数以万计的劳动群众在巴士底广场举行了示威，要求政府立即支援起义的波兰人民。随后，示威者高呼着口号直奔波旁宫，其中不少人还冲进了议会大厅。当示威者冲进议会大厅时，正在开会的议会代表们吓得目瞪口呆。但示威者起初不仅并未难为他们，反而以脱帽的方式向这些“人民的代表”（此为这届议会代表的正式名称）表示了应有的敬意。在群众的欢呼声中，拉斯帕伊走上议会讲坛，代表示威者宣读了请愿书，要求议会立即通过决议，援助波兰人民。制宪议会的代表们答应考虑这个要求，但要示威者立即离开会议厅。下午4时，正当双方僵持不下之际，示威者听到外面响起了军队集合时的鼓声。显然，政府已准备动手镇压了。在这关键时刻，巴黎俱乐部联合会主席于贝尔突然登台大声宣布：“公民们！议会不想给人民以回答，我以人民的名义，以受议会代表欺骗了的人民的名义宣布解散制宪议会。”紧接着，又有人建议成立新的临时政府，在群众提出的临时政府成员名单中，有路易·勃朗、巴尔贝斯、阿尔贝、赖德律洛兰、布朗基、拉斯帕伊等等，其中数人当时并不在场。很快地，示威者就簇拥着巴尔贝斯和阿尔贝等人向市政厅走去，在他们到达市政厅不久，拉马丁等人率领大批国民自卫军前来镇压，巴尔贝斯和阿尔贝没有发动群众对前来镇压的军队进行抵抗，结果双双被捕。不久，拉斯帕伊、布朗基等人也锒铛入狱，一大批俱乐部被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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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事件标志着社会主义者与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彻底决裂。在这之后，资产阶级开始向无产阶级步步紧逼：一些议员在议会讲坛上公开谩骂工人；执行委员会将国家工场的计日工资改为计件工资，并将非巴黎出生的工人派往自然条件较差的地区去干活。更有甚者，6月21日，政府悍然决定解散国家工场，并在次日颁布了解散国家工场的正式法令，规定凡年龄为18—25岁的单身工人立即转入军队服役，其余工人将被组织去外省从事土木工程劳动，且不准带家属。当工人派代表团向政府交涉，对法令提出异议时，政府竟极其强硬地表示，将用武力执行有关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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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已被逼到这一步，工人们只有奋起反抗。6月22日白天，工人的游行队伍已在巴黎街头络绎不绝。及至傍晚，有近5000名工人在先贤祠广场集合后，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沿途不断有群众加入。其间，布朗基俱乐部成员皮若尔发表演说，号召拿起武器，筑起街垒。翌晨，数千名工人再次在先贤祠广场集合，然后奔向巴士底广场。在巴士底广场上，皮若尔在演说中宣称，工人以往的鲜血白流了，必须重新开始革命。10时半，人们在博恩努韦尔林荫大道筑起了第一个街垒。随后不久，一个又一个的街垒迅速地竖立起来。街垒上大多插着国家工场的三色旗，也有一些是红旗或黑旗，上面写着“面包或死亡”、“自由或死亡”。中午时分，巴黎的整个东区已处于起义状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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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六月起义的爆发，一场两大对抗阶级之间的大决战在巴黎展开了。持续了数月的战斗异常激烈。一位参与镇压的政府军军官曾如是写道：“火力是非常可怕的。血流成河——举目四望，大街到处被染红了。武装起义者像猛狮般地进行自卫，我的士兵们在起义者的子弹射击下倒下去了，我们进攻了20次，但被打退了20次。死亡人数很可观，受伤人数就更大了。”②起义之初，起义者在街垒战中占有明显的优势。于是，议会的大多数代表认为执行委员会镇压不力，迫使其成员全部辞职，并授予前阿尔及利亚总督、时任陆军部长的路易·卡芬雅克以专政权。卡芬雅克大权在握后，调集重兵，以极端残忍的手段对起义者进行镇压，包括用重炮对起义者占领的街区狂轰。6月26日，孤军奋战的起义工人终于在卡芬雅克的血腥镇压下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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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芬雅克在镇压了起义后，并未信守自己许下的宽待一切放下武器者的诺言，而是变本加厉地迫害起义工人。如果说在街垒战中被打死的起义者不过是500多人的话，那么在街垒战结束后的大清洗中被枪杀的工人竟多达11000人。有25000多人被逮捕，其中大部分后来未经审讯就被送往阿尔及利亚服苦役。在卡芬雅克大肆进行武力镇压的同时，把他扶上台的议员们也在迫不及待地实施法律上的镇压。他们匆匆忙忙地投票通过了一些旨在防止任何人民起义重新爆发的立法措施：取消新闻自由；继续实行戒严，直到顺利地完成对起义者的大清洗；禁止私人集会，解散秘密会社。此外，他们又将法定劳动日延长到12小时。此举显然是要工人为六月起义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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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血腥镇压六月起义而被人称为“六月的屠夫”的卡芬雅克在6月28日假惺惺地把专政权归还给议会。但对其镇压“功绩”感恩戴德的议会旋即又任命卡芬雅克为部长会议主席。卡芬雅克在领命后两度组阁。如果说他领衔的首届内阁成员基本都是共和派的话，那么在其第二届内阁中，则已有两名君主派人士。从此，第二共和国政府的大门开始向君主派势力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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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起义的爆发使制宪议会更感到有必要加快制宪的进程。在经过几个月紧张的讨论修改后，制宪议会于11月4日通过了第二共和国宪法。这一宪法的最大特点是把总统的权力定得很大，几近专制制度下的国王。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卡芬雅克这个“六月的屠夫”自以为在总统选举时会稳操胜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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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既已通过，随之而来的就是总统选举。卡芬雅克作为官方提名的候选人踌躇满志地参加了总统竞选。同时参与角逐的还有赖德律-洛兰、拉马丁、拉斯帕伊、尚加尼埃与路易拿破仑·波拿巴。12月10日，由全国选民直接投票选举总统。投票结果，拿破仑一世的侄子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得票最多，所获选票为总票数的3/4。12月20日，在瓦尔德克卢梭向议会报告了各候选人的得票情况后，议会主席马拉斯特宣布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为共和国总统。是日下午4时，身着黑礼服的波拿巴登上讲坛，庄严地宣读了誓词：“在上帝和在法国议会所代表的法国人民面前，我宣誓永远忠于民主的、统一的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并履行宪法所赋予我的一切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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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宣誓就任第二共和国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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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拿巴之所以能在此次总统选举中出人意料地以绝对优势挫败其他候选人，尤其是志在必得的卡芬雅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他在竞选声明中把自己打扮成秩序的象征和救星，这就使得有产者对他格外青睐；其次，工人群众因六月起义对共和派怀有巨大仇恨，宁愿把票投给波拿巴，也不愿把票投给“六月的屠夫”卡芬雅克。君主派中的正统派或奥尔良派，则因知道自己上台的机会尚未成熟，所以也暂时把票投给了波拿巴，希冀借助波拿巴派的上台，扩大整个君主派在国内政治中的影响力，以便来日由自己掌权；再次，广大农民由于45生丁税而对共和派极为反感，同时对伟大的拿破仑的继承人情有独钟，自然而然地把票投给了由于拿破仑的神话而被神圣化的名字。在投票前夕，有一首歌谣在法国农村广为流传，它生动而清晰地表达了农民们对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和其他候选人的爱与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