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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地，秩序党在议会中的势力日趋衰弱。由于秩序党内部正统派与奥尔良派围绕着究竟是拥立尚博尔伯爵（查理十世之孙）还是巴黎伯爵（路易·菲力蒲之孙）争论不休，遂使两派议员间也内讧不断。更有甚者，有277名秩序党议员见大势已去，竟投入了波拿巴派的营垒。由此，秩序党在议会中的多数不复存在。波拿巴并未就此罢休，而是迫不及待地又向议会发起了新的攻势。1851年1月24日，波拿巴宣布成立由不属于议会任何党派的人士组成的“超议会的内阁”，理由是此时议会中已不存在一个党派的多数。同年4月与10月，内阁又两度改组。通过内阁改组，政府进一步波拿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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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波拿巴在与秩序党及议会的较量中连连得手，但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越来越让他寝食不安。这就是他的总统任期将于1852年5月届满。根据1848年宪法第45条规定，总统任期4年。不得连选连任。此意味着波拿巴若要继续保持权力，就得设法修改宪法，延长总统任期或取消不得连选连任的条款。不过，根据1848年宪法第111条规定，必须经过三次连续讨论（每次相隔一月），有3/4议员赞成，方可修改宪法，投票人数不得少于500人。要满足上述条件，实非易事。当然波拿巴还可以采用另一种方法来达到继续统治的目的，这就是采用暴力，实行政变，夺取政权。不过，这只是下策。因而，波拿巴首先还是致力于合法斗争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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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授意下，波拿巴派在全国掀起了要求修改宪法的请愿运动。1851年3月成立的巴黎商人委员会提出一份要求修改宪法的请愿书，在城乡广泛征集签名，几个月的时间里就征集到1123000个签名者。虽然有历史学家对这一数字的可靠性提出质疑，但修改宪法的要求已形成一种浩大的声势，则是不争的事实。修改宪法的问题使秩序党左右为难，进退维谷。如果反对修改宪法，则将迫使总统采取暴力，解散立法议会，秩序党就会失去和波拿巴进行斗争的合法阵地。如果同意修改宪法，则因拥有1/4以上议员的新山岳派一定会否决，修宪之事也不可能实现。果然，1851年7月19日，当立法议会就修宪问题投票表决时，该提案因反对者超过1/4被否决。从8月25日起，各省议会相继召开。全国90个省议会中，约有80个主张修改宪法。这表明波拿巴受到了各地大资产阶级的普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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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立法议会否决了修改宪法的提案似乎是波拿巴的失败，实际上却不然。因为它反而使波拿巴有了完全的行动自由。今后，即使波拿巴撕毁宪法，其行动也合乎议会精神，因为虽然反对者超过了1/4，但立法议会的多数是赞成修改宪法的。同理，他若解散立法议会，似乎也合乎宪法精神。更何况，全国有这么多的省议会在支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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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行动自由的波拿巴在积极地为政变进行准备的过程中，又非常巧妙地给秩序党出了个难题：建议废除1850年5月31日法令，恢复普选权。波拿巴这样做绝非仅贪图好名声。波拿巴估计秩序党肯定会反对此事。届时，他就可以达到两个目的：其一，加深秩序党和共和派、民主派之间的分裂，使他们无法联合起来反对他发动政变；其二，人民群众会更加憎恨秩序党和立法议会，后者将在人民中威信扫地。同年11月13日，立法议会就总统的提议进行表决。共和派、民主派和波拿巴派支持，秩序党反对，结果该提案以353票对347票被否决。提案未获通过，但波拿巴的目的却达到了。在国人的心目中，他俨然是一个反对反动议会的民主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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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秩序党日益孤立，立法议会声名狼藉之际，波拿巴却人望大增。不过，波拿巴并未满足于此，他继续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去博取工商业资产者的欢心，并千方百计地争取普通群众。为此，他不惜频频作秀，如在霍乱病流行时到医院去看望病人；主持巴黎新集市大厅的奠基仪式；向在场的女商贩与卖鱼妇发表蛊惑人心的演说；为铁路通车剪彩。在为铁路通车剪彩或参观地方产品展览会时，他甚至煞有介事地宣称：“我的最坦白、最忠诚的朋友不是在宫廷之中，而是在茅舍之中。他们不是在镀金的天花板之下，而是在作坊和田野之中。”为了收买军心，他多次在爱丽舍宫设宴款待军官，并设法增加了军队人员的薪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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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1年秋冬，政变的时机终于成熟了。为了更好地沾拿破仑一世的光，波拿巴与其亲信选定了12月2日，即拿破仑一世取得辉煌胜利的奥斯特利茨战役的纪念日发动政变。为了掩人耳目，波拿巴在12月1日夜在爱丽舍宫举行了盛大的舞会。子夜时分，波拿巴及其亲信在总统办公室举行会议，决定派兵占领立法议会所在地波旁宫；逮捕梯也尔、尚加尔涅、卡芬雅克等秩序党或共和派的头面人物；印刷已准备好的公告等文件。这三件事分头同时进行。翌日清晨，当人们从睡梦中醒来时，波旁宫已被军队占领，政变的公告，告人民书和告军队书已张贴在巴黎的各个街头。公告的主要内容是：解散立法议会；宣布巴黎戒严；恢复普选权；在12月14—21日就是否同意路易波拿巴的权力举行全民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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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后，在巴黎及外省虽有一些零星反抗，但很快就被支持波拿巴的警方与军队镇压了。在全国基本恢复正常状态之后，法国在12月21—22日举行公民投票。公民投票的结果是约700万人赞成，100万人弃权，60余万人反对。由此，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具有了“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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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像其伯父一样称帝是波拿巴的夙愿，但他在政变成功后并未立即恢复帝制，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他在政体上保留了共和国的形式。不过，政变后的共和国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它实际上是通向帝国的最后一个阶梯。在这一时期，不仅国旗旗徽已改为拿破仑帝国时的鹰徽，更为重要的是，政变后颁布的新宪法完全是以共和八年宪法为蓝本制订的。如同共和八年宪法集大权于第一执政一身一样，1852年宪法授予总统权力之大，使其有如无冕之王。也正因为如此，当后来宣布成立帝国时，根本无须对这部宪法作根本性的修改，几乎是只要将里面的“总统”换成“皇帝”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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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2年9、10月间，波拿巴加快了恢复帝制的进程。他在巡视外省时在演说中大胆暗示建立帝国的必要性和急迫性，并保证“帝国就是和平”，以求消除人们将波拿巴家族与对外长期战争相联系的印象。当恢复帝制的舆论和声势完全形成后，参议院根据波拿巴的授意在1852年11月7日通过决议，恢复皇帝称号，立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为法国人的皇帝，称拿破仑三世，帝位由波拿巴家族的男性后代世袭。同日，波拿巴总统号召年满21岁、享有公民权和政治权的法国男子都于11月21日、22日参加公民投票。公民投票的结果是780万人赞成帝制，6万人弃权，反对者仅为25万人。12月2日，帝国正式建立，史称第二帝国。就这样，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变成了法兰西第二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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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四、帝国政治体制的嬗变：从“专制帝国”走向“自由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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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52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披上皇袍到1870年9月4日帝国因色当之败灰飞烟灭，法兰西第二帝国延续了近18年时间。在这18年的时间里，帝国的政治体制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一个发展与演变的过程。一般而言，这一过程大致可分为两大阶段，即1852—1858年的“专制帝国”时期与1859—1870年的“自由帝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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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制帝国阶段，拿破仑三世实行的是地地道道的专制独裁统治。他以确保国内秩序的稳定为借口，让政变之际那种严峻的政治气氛依然如故，并肆无忌惮地采取了这样一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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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大力强化军队、警察和官僚机构，通过它们来推行高压政策，有效地控制社会局面。为此，他把帝国军队从40万扩充到60万，把中央和地方行政官员从47万扩充到62万，同时也大大扩充了警察部门的人员。在这一时期，拿破仑三世依靠警察镇压了多起国内的反抗活动。如1853—1854年先后发生的学生与工人的密谋、1855年发生的两起谋刺皇帝事件等等。在全国各地，各省省长在当地驻军的配合下，依靠根据1852年2月政府通报建立的“混合委员会”，牢牢地控制着各地城镇与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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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拿破仑三世公然取消了“自由、平等、博爱”这一大革命时期的口号；严禁出版、集会、结社自由；解散了国民自卫军；规定了政治宣誓制度，凡官方人员均要宣读“我宣誓服从宪法，效忠皇帝”的誓词；与天主教结盟，借助教会的力量对抗革命宣传，严格控制中小学校。在这一过程中，宗教预算逐年增加，红衣主教成为参议院的当然成员，世俗的师范学校纷纷被封闭，许多公立中学被耶稣会办的中学所取代。至于小学教育，则更是典型的宗教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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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帝国”的独裁统治在奥尔西尼刺杀事件发生后达到顶点。1858年1月14日傍晚，以奥尔西尼为首的三位意大利爱国志士因不满帝国对意大利的政策，在拿破仑三世与皇后乘马车前往巴黎歌剧院时，用炸弹袭击拿破仑三世，造成156人受伤，其中8人不治身亡。事发后，死里逃生的拿破仑三世趁机强化了其独裁统治。他以保障安全为借口，立即恢复政变之初实行过的“非常期”统治，严厉打击政治可疑分子，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拿破仑三世撤换了包括内政大臣、巴黎警察局长、4名省长在内的一大批官员，换上了更为得力的亲信。他同时还宣布，今后省长应于65岁退休，区长应于62岁退休，以便在任职期间能有充分的精力为帝国服务。拿破仑三世还在事发后半个月将全国划成五大军区，各军区由一名元帅负责，实行以军治政。2月27日，拿破仑三世批准并颁布了“治安法”。该法规定，要严惩那些反对皇帝与政府，“破坏社会安宁”，或进行谋杀活动的人。“治安法”的颁布使此次镇压活动达到新的高潮，一大批资产阶级共和派、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积极分子被逮捕，其中大多数人被流放到阿尔及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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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拿破仑三世的宝座可以说是坐稳了。及至50年代末，当他回首帝国前一阶段的内政外交时，他有充分的理由为自己的文治武功感到骄傲：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法国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外交上的连连得手、克里木战争与意大利战争中取得的胜利不仅使法国洗刷了1815年时的耻辱，而且还使法国重新获得了在欧洲大陆的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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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拿破仑三世这时也深知，长期的专制独裁统治绝非良策，它必然会招致人们越来越强烈的不满，要想使帝国长治久安，自己就必须得及时地改变统治策略。事实上，此时在法国政治舞台上虽然已不存在堪与波拿巴王朝抗衡的强大政治对手，但在左右两翼都还存在着跃跃欲试的反对派。右翼反对派由正统派、没有归附帝国的奥尔良派以及政见与之相似，组织上却不属奥尔良派的主张保护主义的资产阶级组成。左翼反对派则由逐渐复苏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组成，内又分温和共和派与激进共和派。除了左右两翼的反对派让拿破仑三世感到不安外，让他觉得担心的还有两点。一是工人运动正在不断积累力量，准备重新斗争；二是天主教势力正与他唱对台戏。曾受到拿破仑三世厚待的天主教势力之所以反对他，是因为他们不满皇帝损害教皇权益的政策。而拿破仑三世之所以断然拒绝教皇提出的由罗马教廷任命法国主教的要求以及在意大利战争中不惜损害教皇的利益，其原因也很简单，即他像其伯父一样，只是想利用教会，而绝不愿受制于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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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消解或尽量抵消来自各方的对帝国的不满，拿破仑三世从50年代末起，开始实行一系列的政治改革。由此，帝国的政治体制也逐步地由“专制帝国”向“自由帝国”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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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示这种演变开始的标志性事件是拿破仑三世在1859年8月15日以纪念拿破仑一世90诞辰为由发布政治大赦令。这一法令公布：“一切因政治罪行而判刑或成为安全措施对象者，完全获得大赦。”从第二天起，身陷囹圄的政治犯纷纷走出牢房，流放或逃亡到国外的反对派人士也辗转返回国内。虽然从长远看，这些人的出狱和归国将构成帝国的后顾之忧，但当时，大赦确实明显地缓和了国内的政治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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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之后，拿破仑三世在变革帝国政治体制本身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1860年11月24日的皇帝政令宣布，今后，元老院与立法团对于每年会期开会之初皇帝发表的演说，将有权通过“请愿书”陈述己见。当讨论“请愿书”时，政府特派员应到场，并应对议会就帝国的内外政策作出解释。在此之前，当拿破仑亲临元老院和立法团致辞，宣布其内外方针时，元老院和立法团的全体成员是完全无权表示异议的。因而，该政令的这一内容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它标志着皇帝与议会、政府与议会之间的关系开始向不利于专制权力的方向发展。在同一政令中，皇帝还宣布通过政府公报向社会公布元老院与立法团的每日会议的记录，不久又允许其他报刊登载有关内容。此举使社会舆论及时地知晓了元老院与立法团会议的情况。而在此之前，有关情况往往是秘而不宣的。又如，1861年11月30日的法令规定，未经立法团通过，政府今后不得私自确定追加特别预算，立法团对政府预算的监督权由此得到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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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帝国”向“自由帝国”演变过程中另一方面的重要内容是适当放宽对社会生活的控制。如1864年5月25日的元老院法令宣布放宽执行严禁结社罢工的“夏普利埃法”，在经过批准后工人可罢工和结社，对被批准结社者，政府免费提供办公室和其他必要用品。不过，秘密结社和集会仍在禁止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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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国的后期，确切地说在1868—1870年，在力量不断增强的各反对派的压力下，第二帝国仍继续进行政治改革。如1868年5月公布了新的新闻法，对报刊出版打开了方便之门。同年6月颁布的集会法规定，今后不用经官方预先批准即可召开非政治性和非宗教性的公众集会。1869年9月正式公布的一项元老院法令则规定，立法团与皇帝共同拥有立法创议权；立法团在每年会期开幕时任命自己的正、副主席与秘书；元老院与立法团有权对政府提出质询；“大臣们从属于皇帝”，但可受到元老院起诉。显然，该法令使议会，尤其是立法团的权力又有了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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