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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五、工业革命大功告成与城乡生活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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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制度的角度来看，以“帝国”取代“共和国”无疑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但恰恰就在第二帝国时期，法国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起飞的局面，工业、商业、金融、建筑、交通、农业等主要部门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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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主要部门中，工业部门的变化显然最为突出。此期机器的广泛使用和技术的长足进步标志着此前在法国步履蹒跚的工业革命终于大功告成。在这方面，蒸汽机总动力的急剧增加颇能说明问题。从1850年至1870年，法国工业中蒸汽引擎的数目由原先的5000部增至28000部，总动力亦由原先的67000匹飙升至336000匹。此期法国钢产量的增加幅度也同样令人惊叹不已。1850年，法国的钢产量只有283000吨，而到了1869年时，竟已高达1014000吨。第二帝国时期法国工业的长足进步还表现在生产部门的迅速集中，其中又以冶金工业的集中为甚。如施奈德家族控制的勒克勒佐工厂当时就已拥有水平焦化炉150座，阿波尔特（Appolt）焦化炉10座，蒸汽锻造机85台，压延机41台，炼铁炉130座，重新加热炉85座，机动锻锤30台，工人9950人。④此等规模在当时足以让所有人咋舌。不过，工业在总体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呈现出复杂的不平衡状态。一般而言，轻工业部门的发展速度远不及重工业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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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的重大进步可谓是此次经济起飞的另一重要特征。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无疑是铁路建设。1848年，法国铁路的总长度约为4000公里长，但它在第二帝国的18年时间里增加了4倍。帝国初年，法国拥有的机车头还不到1千部，但到了帝国末期，这一数字已翻了4番。铁路建设初期那种速度缓慢而又事故迭出的车头此时已被时速100公里的新式机车取而代之。过去，从巴黎到南方海岸，需要坐一星期的公共马车，而如今，只要坐上16小时火车即可到达。与工业部门一样，铁路的经营也日趋集中化。帝国建立之际，全国的铁路共由18家小型公司经营。及至1857年，在政府的干预调控下，铁路经营已集中于6家大型铁路公司之手。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在加强陆地交通的同时，第二帝国时期的水上交通运输也成就喜人。随着大量新运河的陆续开凿，国内水系日益沟通。至于海上运输，原先那些吨位小、速度慢的帆船已纷纷被吨位大、速度快的轮船所淘汰。1870年，法国商船队总吨位仅次于英国，列世界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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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帝国时期，法国金融业异常活跃。巴黎证券交易所日益显示出它的经济力量，仅在1861—1869年，它所受理的有价证券就由118种增至307种，价值总额由110亿法郎增至330亿法郎。以至于有人把第二帝国称为“投机的黄金时刻”。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对资金需求的急剧增加，一种新型的银行——信贷银行应运而生。从1852年到1864年，这类银行一下子就冒出了67家。这些银行广泛收集社会资金，以各种灵活方式向铁路、汽船航运、新的工业企业等投资，为保证法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贡献良多。此类银行中较具代表性的有由里昂实业家亨利·热尔曼在1863年建立的里昂信贷银行。该银行自建立伊始就远远超出了地区范围，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大型工商业银行。直至现在，里昂信贷银行仍然是在法国屈指可数的几家大银行之一。在这一时期，为了吸收小额存款，储蓄所在法国遍地开花，储蓄额一个劲地往上猛涨。此外，早在19世纪20年代就产生于英国的银行支票，也只是在这一时期才在法国得以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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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异常活跃的金融业交相辉映的是商业的兴旺发达。不过，让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仅是生意火爆，还有一大批“大商店”或曰“大百货公司”的涌现。这些财大气粗、货物充足的大商店一俟问世，就开始无情地吞噬许多“小店”，并“掌握着整条街的商业”。而今仍矗立在巴黎商业中心的多家著名大商场，如“春天”、“萨马利亚人”、“便宜”、“漂亮的女园丁”等就是在第二帝国时代开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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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工商业等的飞速发展，法国此期的农业或许略显逊色。但尽管如此，在工商业发展的带动下，加之交通状况的改善和农业本身的变革，法国此期在农业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统计资料表明，1852—1862年间，法国农产品的年均增长率是3.2％。这种速度在整个19世纪的法国历史中堪称凤毛麟角。值得一提的是，拿破仑三世为了使广大农民继续支持他，故很舍得在促进农业生产、改变农村面貌上花钱。在他的支持下，一些规模空前宏大、具有全国意义的农业工程出现了。如在索洛涅、布雷纳和东贝兴建大型排水工程。在朗德，人们在排干水后种上了成片的松树林。在阿尔卑斯山南麓与比利牛斯等地，人们新绿化的土地面积高达224000公顷。凡此种种，使法国的乡村逐渐呈现出今天所具有的容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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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经济之所以能在第二帝国时期得到较快发展，是由多种重要因素所决定的。如在这之前法国的工业革命虽然步履蹒跚，但经过几十年的积累，毕竟为此期的经济起飞打下了不容忽视的基础；又比如在拿破仑三世的软硬兼施的政治统治之下，法国国内有较长时间的政治安定局面，这就使资产者可以无所顾忌地在工商业等方面大试身手。类似的原因还可以列举许多。但有一点切不可忽略，这就是拿破仑三世明智的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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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飞速发展必然使人们的平均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在第二帝国时期，工人们的生活部分地得到了改善。巴黎熟练工人的名义工资平均增长了17％—30％，若扣除物价上涨抵消的部分，其实际工资也增长了一成左右。然而，工人们在经济起飞中得到的好处根本无法与资产阶级相比。在资产阶级中，受益最大的当属大工业家、大商人、大金融家、国债经纪人和国家证券投机者。普通资本家、外省资产者、农村资产者虽不及他们，但也获利颇丰。在城市，人们的生活习惯已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如长久以来人们书写时习惯使用的鹅毛笔已基本被轻快细腻且经久耐用的钢笔尖所取代；自来水代替了井水；过去室内照明用的是火把与蜡烛，此时则已普遍使用煤气灯；读报已日益成为市民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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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社会生活的进步最突出地表现在大城市的改造。其中尤以首都巴黎的改造最为典型。巴黎的扩建、改造计划由塞纳省省长奥斯曼负责制订、实施，史称“奥斯曼计划”。在实施该项计划的那些年里，巴黎成了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经过17年的努力，巴黎的面积扩大了一倍，建设了两条轴线，一条是南北向，从东车站经过塞瓦斯托波尔林荫大道和圣米歇尔林荫大道到天文馆；另一条是东西向，从民族广场，经过圣安东郊区、里沃利路、香榭丽舍大街到星形广场。在拆毁了25000座旧建筑的同时新建了75000座新建筑。这些新建筑多由石块筑成，至今看上去仍高大、雄伟、美观。完成了庞大的地下水道系统的建设。兴建了歌剧院。在市区东西两侧分别营造了面积很大的万森林园与布洛涅林园。对市区的名胜古迹、公园与公共娱乐场所进行修复、整治。在市中心建成了“中央菜市场”。在穿越巴黎的塞纳河上修建了十几座桥梁，使两岸街区融成一体。总之，正是“奥斯曼计划”的制订与实施，使巴黎当时就构成了今日法国首都市区的基本面貌。不过，巴黎目前仍存在的富人区与平民区的分野大概也可溯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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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三世授命奥斯曼对巴黎进行大规模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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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随着大量农业人口的外流以及交通的日益便利，狭隘、沉闷、封闭的乡村世界开始被打破。更重要的是，在日新月异的外部世界的带动下，法国农村的现代化在这一时期初露端倪，农村的生活水平整体上也有所提高。原先低矮的茅屋而今已逐渐被屋顶较高的茅屋取代，甚至建造瓦房者也比比皆是；土豆之类的东西吃得少了，肉类吃得多了，逢年过节时在餐桌上还可以见到葡萄酒；城里的大商店把货物运到村庄，向农民兜售城市的纺织品和其他工业品。由此，农民也开始成了城市商品的消费者。除了农忙时节，农民们在星期日一般也不再从事田野劳作。一如城市中的居民，不同阶层的农民在经济发展的“黄金时刻”中受惠的程度也千差万别。大土地所有者、大自耕农和大农场主从地价和农产品价格的飙升中获利最丰。占农户总数1/4的农民虽然可以依靠自己的土地做到温饱不愁，但因没有多少剩余农产品可供出售，因而从农产品价格的上升中得到的好处并不是很大。至于广大缺地、少地的农民，其生活仍然极为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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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六、第二帝国时代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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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第一帝国在其他方面轰轰烈烈，但在文化方面乏善可陈的话，那么，第二帝国时代的文化却颇多可圈可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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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第二帝国时代的文学艺术，人们印象最深的首先是官方文艺与非官方文艺的分野。在官方文艺的营垒里，多为新古典主义和学院派的艺术家与作家，但也有一些人与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人在政治上拥护第二帝国，并以自己的艺术才能和作品为帝国服务。应当承认，官方文艺营垒中的艺术家与作家并非均为庸常之辈，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曾创作出绝世佳作。如新古典主义大师让·安格尔分别在50、60年代创作了在世界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名画《泉》与《土耳其浴室》。又如著名音乐家雅克·奥芬巴赫为反映“帝国佳庆”的节日气氛，创作了一系列旋律欢快流畅、通俗易懂的轻歌剧，其中的《巴黎的生活》、《美丽的海伦娜》等名作至今仍让人赞叹不已。第二帝国时期官方文学的代表人物是奥克塔夫·弗耶。他因《一位穷青年的浪漫史》、《卡莫尔先生》等反映上层社会与伦理说教的文学作品而备受官方与上层社会的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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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官方文艺营垒的艺术家与作家受到官方的大力支持，如雕塑家可得到为拿破仑三世雕刻塑像之类的官方订货，画家的作品可在官方沙龙中优先展出，文学作品在出版时可得到资助等等，但就总体而言，他们无论是在气势上还是在艺术成就上均无法与非官方文艺营垒的同行比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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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官方文艺营垒中，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当推雨果。这位浪漫主义文学大师在1851年底因发表宣言反对路易·波拿巴政变而被流放海外。亡命海外期间，他始终用笔同拿破仑三世的独裁政权进行斗争。如1852年出版了嘲骂拿破仑三世的小册子《小拿破仑》。翌年又出版了矛头直指拿破仑三世的政治讽刺诗集《惩罚集》。1859年，当拿破仑三世大赦“政治犯”时，雨果以拒绝“大赦”表示了对拿破仑三世的蔑视。直到1870年第二帝国垮台后，他才结束长达19年的流亡生涯，凯旋般地回到祖国。值得一提的是，雨果在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已走上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道路。其名作《悲惨世界》（1862）、《海上劳工》（1866）、《笑面人》等就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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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第二帝国时期在非官方文艺营垒中占据主流地位的已是现实主义。帝国前期，法国现实主义文学的领衔人物是朱尔·尚弗勒里。他在1857年出版的文集《现实主义》被人誉为“现实主义宣言书”。然而，也就在这一年，福楼拜以其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一举成名。作者在这部整整花了4年多时间写成的作品中通过女主人公包法利夫人爱玛的经历，入木三分地揭示与描绘了中小资产阶级平庸猥琐的精神状态，无情地鞭挞和嘲弄了污浊的社会现实。《包法利夫人》出版后，书报检查机构指责小说“有伤风化，诽谤宗教”，并将福楼拜告上了法庭。让当局始料不及的是，他们的这种做法反而给小说起到了最好的促销作用，并把福楼拜造就成现实主义文学的新领袖。1869年，福楼拜又出版了自己的另一部扛鼎之作《情感教育》。由此，进一步巩固了其作为现实主义文学一代宗师的地位。其成就虽不能与现实主义文学相媲美，但也自成一派的现实主义绘画在第二帝国时期也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他们的代表人物分别是库尔贝与杜米埃。库尔贝早在1849年就连续创作了三幅表现普通人的普通生活场面的油画：《奥尔南的下午》、《奥尔南的葬礼》、《石工》，从而把下层人民的生活带入了历来只属于上流社会所谓高雅文化圈的美术领域。尤其是《石工》，竟然用3米长的巨型画幅描绘一老一少两个衣衫褴褛的工人。在学院派画家和上流社会的观众看来，这简直是对“圣洁的”艺术殿堂的亵渎。在帝国时期，库尔贝继续坚持现实主义绘画道路，相继创作了《库尔贝先生，您好！》、《画室》等现实主义绘画的佳作。作为现实主义漫画大师，杜米埃在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时，曾创作《拿破仑之舟》予以攻击。帝国建立后，他被迫放弃了漫画的创作，改作油画和版画，杜米埃在此期创作的《三等车厢》、《洗衣妇》等表现平民生活的作品中，仍鲜明地反映出他在漫画创作中培养起来的现实观察力和平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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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帝国时期文学艺术领域还有许多可圈可点的人与事。如凡尔纳创作科学幻想小说，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巴那斯派诗人及其创作，巴比松画派的绘画、印象派画家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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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文学艺术，第二帝国时期的哲学领域相对平静与逊色，这在“专制帝国”时表现得更为突出。当时活跃在法国哲学界的主要哲学流派有实证主义、相对主义、折衷主义、唯灵论与现象论。不过，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奥古斯特·孔德提出的实证主义。帝国建立伊始，他的力作《实证哲学教程》就已成为法国上流社会和知识界争相阅读的读物。1857年，孔德撒手人寰。但其影响力却经久不衰。更有甚者，他的思想影响并非仅限于哲学界，而且还扩展到史学、文艺等许多领域。再者，他的思想影响也不独囿于法国，而且也影响到西欧许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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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在第二帝国时期仍是一门“显学”，这是由它同政治斗争的密切关系所决定的。也正因为如此，此期史学界的状况甚为复杂。若根据不同的政治立场对为数众多的史学家进行分类的话，他们至少可分为四大类型，即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与保守主义。第一类史学家的代表人物有基佐、米涅、梯也尔等3位复辟时期即已蜚声史坛的史学大师和晚年已将主要精力用于撰写史学著作的诗人政治家拉马丁；第二类史学家可以因拒绝向拿破仑三世宣誓效忠而在帝国时代横遭迫害的米什莱为代表。这位充满激情、文笔优美的史学名家在治史过程中始终坚持这样的信念，即认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撰写历史，就是要写人民群众的历史。第三类史学家的代表人物是六月起义后被迫亡命英伦的著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活动家路易·勃朗。他在1847—1862年间利用大英博物馆的丰富史料，写出了颇有特色的12卷本的《法国革命史》。第四类史学家的代表人物首推托克维尔。这位早年就以《论美国的民主》名噪一时，曾任外交部长的贵族历史学家在1856年出版了自己的又一部扛鼎之作《旧制度与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