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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公社建立伊始，就力求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它在3月29日发布的第一号公告中明确宣布“巴黎公社为现今唯一的政权”，“凡尔赛政府及其附庸发出的命令或通告，今后对国家各机关的职员，一律无效”。同日，公社在另一项公告中又宣布，废除征兵制，国民自卫军为唯一军事力量，它由一切能服军役的公民组成。该公告同时规定：“除国民自卫军外，任何军事力量，均不得建立或调入巴黎。”紧接着，公社又陆续宣布取消旧的警察机构，解散原有的军事法庭，关闭塞纳省民事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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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公社也力求建立新的国家机器。为了更好地发挥自己作为全国最高立法——行政机关的职能，它建立了直属公社的10个委员会，执行、财政、军事、司法、治安、粮食、劳动、工业与交换、对外关系、社会服务与教育，由它们具体分管各个方面的日常工作。公社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实行了民主集中制。在委员会内部，从来不存在绝对权威。委员们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提出建议，展开讨论，并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通过决议。公社严格要求自己的工作人员成为“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公仆。为了使社会公职不再被“当作肥缺来钻营和授予”，公社废除了国家机关的高薪制，高级官员的特权也被取消。根据规定，担负最高行政领导职务的公社委员的年薪不过6000法郎，“大体上其相当于巴黎较好行业中一个聪明勤劳的优秀工人的工资”。更有甚者，公社后来还颁布法令，禁止兼职兼薪。公社在改善广大劳动群众，尤其是工人的生活状况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并且还在社会、经济、文化教育领域进行了一些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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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也尔在派兵去夺取国民自卫军的大炮时，曾亲往凯道赛的外交部大楼督战。由于巴黎的国民自卫军和普通民众奋起反抗，梯也尔惶惶如丧家之犬逃出了巴黎。惊魂甫定的他一回到凡尔赛，就立即策划对巴黎进行毫不留情的镇压。为了加紧拼凑镇压大军，他向各省发出电报，要求增派援军，但征集到的军队寥寥无几。于是，梯也尔乞求俾斯麦施以援手。3月28日，也就是在巴黎公社宣告成立的那一天，根据法德双方在卢昂签订的协定，德国同意梯也尔把法国军队的人数从4万增加到13万，允诺交还法国战俘（共达10万人），并准许梯也尔利用这些战俘与公社作战。从4月2日起，凡尔赛军队开始向巴黎进攻，遭到了公社社员们的英勇反击。4月中旬，随着战斗的日趋激烈，双方的损失也与日俱增。这时，共济会等团体曾想出面调停。但一心想要制服巴黎的梯也尔拒绝了一切调停。而公社方面也毫不示弱，明确宣布：“调停即反叛。”愤怒的公社战士们扣押甚至杀死了一批人质，还把坐落在圣乔治广场的梯也尔私宅夷为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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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巴黎公社的战士们在反击凡尔赛军队的过程中表现出了罕见的英勇精神，但及至5月中旬，形势对公社来说已极为严峻：首都的粮食供应由于巴黎被严密封锁而困难重重；对防护巴黎至关重要的一些炮台相继落入敌手；本来就不多的弹药即将告罄……。尽管如此，当梯也尔穷凶极恶地发出最后通牒时，英勇的巴黎人民丝毫也没有想到向敌人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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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日下午，在隐藏在巴黎的内奸的接应下，凡尔赛军队从未曾设防的圣克鲁门冲进了巴黎市区。由此，“五月流血周”开始了，公社社员们筑起了数以百计的街垒，与杀红了眼的敌人展开了殊死战。战斗一直持续到5月28日。最后的激战发生在拉雪兹神父公墓的墓碑之间。在这里，约200名公社战士同5000名凡尔赛军队的官兵浴血奋战。他们中的最后一批人在墓地东南部的围墙下被集体枪杀。此段围墙的内侧后来被称为“公社战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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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月流血周”中，整个巴黎尸横遍地，血流成河。但在战火熄灭后，梯也尔仍然在巴黎大开杀戒。有两万人未经法庭审判被杀害或枪决，此外，1万3千人被判处流放阿尔及利亚或新喀里多尼亚。与巴黎公社有关的镇压活动一直延续到1874年。不过，巴黎公社社员们并没有被反动当局的屠刀所吓倒。他们在监狱、法庭、刑场或流放地以大无畏的精神充分表现出了自己的凛然正气。公社失败后不久，担任过公社委员的著名工人诗人欧仁·鲍狄埃满腔悲愤地写下了不朽的诗篇《国际》。17年后，法国工人作曲家狄盖特为这首诗作谱了曲。从此，《国际歌》就成了一首被全世界无产阶级世代传唱的战歌。诚然，巴黎公社日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的象征意义和激励作用不容低估。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巴黎公社的失败毕竟使法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遭到了巨大损失。他们当中最优秀的战士有的牺牲，有的坐牢，有的流放。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损失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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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对巴黎公社作过深入研究的法国历史学家雅克·鲁热里认为，公社是法国在“19世纪的最后一次革命，是19世纪法国的革命史诗的顶点和终点”。④需要补充的是，公社也是巴黎史诗的顶点和终点。随着它的失败，巴黎通过革命迫使全法国接受新制度的时代被画上了句号。从此，巴黎不再是爆发革命的中心，它也不再迫使外省接受自己的革命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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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四、扑朔迷离的政体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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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也尔“成功地”制服了革命的巴黎，使君主派与资产阶级共和派确信，这位古稀老人是“为时局所必需的人物”。在前者看来，镇压巴黎公社给法国带来了和平、安定与秩序，而这些是复辟君主制所不可或缺的；在后者看来，镇压巴黎公社免却了共和国被无产阶级推翻的厄运。于是，他们不仅一砖一瓦地为梯也尔重建其被巴黎公社社员焚毁的宅第“新雅典”，还在1871年8月31日让议会通过了“里韦提案”，授予梯也尔“共和国总统”的职务。由此，梯也尔同时集议员、政府首脑和总统三职于一身，显赫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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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君主派在议会中占据了多数，第三共和国前途未卜。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梯也尔此时的政治态度对第三共和国这个“早产儿”是否能够继续存活至关重要。作为七月王朝时期的重臣，梯也尔被人视为奥尔良派。但正如其传记作家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梯也尔只有一个固有的主义，这就是统治”。⑤确实，他固有的癖好就是统治。更有甚者，这个早就野心毕露的小个子越老权力欲越强烈。当他在1871年2月的选举中成为首屈一指的全国范围的胜利者时，梯也尔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其盼望已久的君临一切的机会正在向他靠近，而“保守的共和国”是既能实现他君临一切的梦想，又适合当时法国国情的制度。为此，此时的他坚决地，然而又是不明目张胆地把政治赌注押在了“共和国”身上。人们看到，在镇压了巴黎公社之后，梯也尔开始明显地疏远了君主派，尤其疏远了奥尔良派诸亲王。他甚至还在议会讲坛上如是说道：“在恢复君主制度前，必须让共和国进行一次合法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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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被镇压后，君主派希望立即把复辟计划付诸实施。为此，他们很快就掀起了第三共和国时期复辟活动的第一次浪潮。在这一过程中，波旁王室长幼两支图谋融合。1871年6月，奥尔良派王位觊觎者、路易·菲力蒲的孙子巴黎伯爵致函正统派王位觊觎者、查理十世的孙子尚博尔伯爵，表示愿意放弃对王位的要求，尊奉尚博尔伯爵为整个波旁王室的领衔人物。不过，他同时也提出了相应的条件。正当奥尔良派为与正统派修好频送秋波时，在第二帝国崩溃后沉寂一时的波拿巴派也重新活跃了起来。此时，渴望复辟，且在社会中占据多数的君主派虽然见梯也尔对复辟君主制态度冷淡之极深为不满，但由于多种原因，又苦于暂时奈何他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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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民族，在其遭遇大难时，往往对“奇迹人物”异常信赖。在大选中获得几乎全民族公举的梯也尔就是这样一位被国人寄予厚望的能使“奇迹”出现的人物。应当说，梯也尔没有让国人失望。为了尽早“解放”国土，梯也尔试图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偿清俾斯麦所苛求的50亿金法郎赔款。因此，他通过成功地发行一种公债，为法国提前偿清赔款提供了资金保证。由于提前偿清了赔款，使德国占领军提前18个月撤出法国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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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他还在加强国防、整顿和改组国家机构、恢复和发展经济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收效甚巨。1873年3月，当法国付清了最后一笔对德赔款，法德关于德军撤离法国的协定在柏林签署后，梯也尔的个人荣誉达到了顶点：他被人誉为“法国领土的解放者”；议会特意通过了“梯也尔有功于祖国”的决议，法兰西学士院也随之接纳他为院士。但恰恰也是在这时，君主派对梯也尔的容忍也到了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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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梯也尔执掌政柄的中后期，他已丝毫不掩盖自己的共和倾向。1872年11月，梯也尔在议会讲坛上明确宣布：“共和制存在着，它是国家的合法政体。要求别的东西，将引起一场新的革命，并且是最可怕的革命。”⑥在一次和君主派的辩论中，梯也尔还坦陈了自己实施共和制的两个理由。他说：“一则因为我已投身于此；二则因为如今实际上不可能有别的做法。”不过，梯也尔在表明自己的共和派立场时，也亮出了自己格言式的纲领：“要么是保守共和国，要么就不要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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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君主派而言，即使是再保守的共和国，也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因而，在梯也尔不再掩饰自己的共和派立场后，他很快就成了君主派的眼中钉。很快地，在奥尔良派头面人物布罗伊公爵周围已经形成了一个反对梯也尔的派别。他们利用其在议会中掌握的多数，多次向梯也尔发难，并在1873年2月底通过法令，禁止梯也尔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直接登台发表演说，他只能通过一个部长来宣读其书面发言。如果说君主派至此仍还容忍梯也尔呆在台上，那么，其重要原因只是他们还需要由梯也尔代表法国在有关德军撤离法国的协定上签字。一俟梯也尔完成这一任务，他们就将毫不留情地拔除这根眼中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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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在德军从法国撤走后，君主派便迫不及待地动起手来。4月2日，他们迫使温和共和派格列维辞去议长职务，使梯也尔失去了在议会中的重要支持者。5月18日，君主派在布罗伊公爵的家中商定，由麦克马洪元帅接替梯也尔出任总统职务。翌日，他们在议会中对梯也尔最后摊牌，以异常激烈的言辞对政府的政策提出质询。此时，共和派虽已取得了巨大进展，但因其在议会中尚未占据多数，故对梯也尔爱莫能助。5月24日，议会以362票对348票的多数对梯也尔政府投了不信任票，迫使梯也尔挂冠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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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派在把梯也尔搞下台的当天，即把被恩格斯称为“法国最大的笨蛋”的麦克马洪元帅推上了总统宝座。平心而论，思想保守、信奉天主教的麦克马洪并无政治野心，他是在君主派人士说服下，作为“军人”接受别人委托的使命的。麦克马洪在就职后，立即授权布罗伊公爵组阁。后者领命后很快就组织了一个清一色的君主派内阁。新总统和新内阁一上台，就标榜要在法国重建“道德秩序”，而所谓重建“道德秩序”，说穿了就是加强教权势力、复辟王政的代名词。在重建“道德秩序”的过程中，布罗伊内阁肆无忌惮地扶植天主教势力，压制共和派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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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马洪的上台和布罗伊内阁的组成，使君主派认为复辟君主制的时机已经成熟。因此，他们当中最大的两个派别——正统派和奥尔良派加快了融合的步伐。1873年8月5日，巴黎伯爵专程从英国流亡地前往尚博尔伯爵在奥地利的流亡寓所面晤尚博尔伯爵。双方在会晤中经过讨价还价后商定，由年事已高的尚博尔伯爵以亨利五世的名义登基，因尚博尔伯爵无嗣，由较为年轻的巴黎伯爵作为其王位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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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旁王室长幼两支重新和解的消息传出后，保皇派们欣喜若狂。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以为复辟指日可待，竟一边赶制国王用的轿式马车和其他物品，一边暗中盘算自己在未来宫廷中的职位。让他们始料不及的是，这次会晤中达成的和解并没有消除尚博尔伯爵与巴黎伯爵之间在政治体制和王朝旗帜上的分歧。10月30日，尚博尔伯爵突然在正统派机关报《联盟报》上发表了一封“消除误解”的公开信，明确重申他登基的先决条件是坚持专制君主制和决不放弃“亨利四世的白旗”。这一态度和坚持君主立宪制，主张保留三色旗的巴黎伯爵大相径庭。由于双方互不相让，两派的融合顿成泡影。当白旗与三色旗之争导致君主派的复辟活动搁浅时，教皇庇护九世曾懊丧地说：“只是为了那么一块破布。”其实，事情岂止像这位教皇所说的那样简单，此番复辟计划的流产，自有其更深刻的原因。较之庇护九世，梯也尔的讽刺之语倒显得更有见地：“尚博尔伯爵是法国的华盛顿，他建立了共和国！”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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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辟君主制受挫后，对尚博尔伯爵的僵化态度怨恨满腹的奥尔良派通过布罗伊公爵，促使议会通过了将麦克马洪的总统任期延长到7年的法案。他们在这样做时所打的如意算盘是：首先以延长麦克马洪的总统任期稳住局势，以排除别的派别复辟的可能；其次，如果这顽固不化但已年老多病的尚博尔伯爵在7年内去世，奥尔良派就乘机独家复辟。在议会讨论这一提案时，在发表公开信后深感失策并懊悔不已的尚博尔伯爵秘密潜入巴黎和凡尔赛，指望得到麦克马洪的支持强行登位。然而，此时麦克马洪已完全倒向奥尔良派，他以不能辜负议会对自己的信任为由，将尚博尔伯爵拒之门外。此事进一步扩大了正统派和奥尔良派之间的裂痕。正统派还把复辟失败的责任归咎于布罗伊公爵。不久，他们甚至不惜与共和派一起，投票反对布罗伊内阁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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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君主派四分五裂、每况愈下的同时，共和派的影响却不断扩大，共和事业日益深入人心。不过，共和制与君主制之间决出最后胜负，还得有待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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