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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支持德雷福斯的人们还是从皮卡尔处了解到了实情,并把有关消息通知了参议院副议长舍雷尔·凯斯特内和《世纪报》社长雷纳克。报纸上展开了一场要求重审此案的运动。但陆军部长声称德雷福斯已经得到了“公正合法的惩处”。政府总理梅利纳则在议会公然表示:“不存在德雷福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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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于社会压力,巴黎军事法庭只得装模作样地对受到重审派控告的艾斯特拉齐进行提审,1898年1月11日,该法庭竟宣判犯罪证据确凿的艾斯特拉齐无罪,而皮卡尔却以泄露机密罪遭到逮捕。这一蛮横无理的判决使所有正直之士深感震惊与愤怒。两天后,著名作家左拉在《震旦报》上发表了一封致共和国总统富尔的公开信。这封长达万余字的公开信义正辞严,笔锋犀利。《震旦报》在发表此信时,其主编克雷孟梭突然心血来潮,给公开信冠上了“我控诉”这样一个富于挑战性并在日后不断地被载入史册的通栏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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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我控诉!》的《震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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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拉的公开信发表后,在法国社会激起强烈反响。全国很快分裂为明显对立的两大阵营:拒绝重审的反德雷福斯派和主张平反德雷福斯冤案的德雷福斯派。前者主要聚集了鼓吹民族沙文主义、军国主义和反犹主义的军人、保皇分子、教权派等;后者则由众多社会主义者、激进共和派和一些维护正义的进步知识分子组成。2月23日在军方的坚持下,左拉因“侮辱”军队被传到刑事法院受审并被判罪。当法官宣读判决后,反德雷福斯派分子欣喜若狂。他们在走廊里和法庭的周围高呼:“军队万岁!”“打倒左拉!”“处死犹太人!”。反德雷福斯派虽然如此嚣张,但左拉并非孤独的斗士。他在短短几天里就收到1500份来自国内外的支持慰问电报,其中最长的一份电报竟多达17000字。正是在这个时候,德雷福斯派与左拉、克雷孟梭齐名的另一领袖饶勒斯最早摆脱在社会主义者中影响甚大的“不介入”立场,开始全力以赴地投入这个事件中来。在饶勒斯等德雷福斯派人士看来,德雷福斯事件不只是一个围绕着“犹太上尉”是否有罪而展开的斗争,而是全国进步势力同军队和教权派的反动势力之间的决战,是那些相信《人权宣言》原则的民主人士同那些否认《人权宣言》原则的反民主人士之间的决战,是那些拥护共和政体的人同反对共和政体的人之间的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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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7月7日,陆军部长卡芬雅克在议会发言中宣称,军方拥有“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德雷福斯罪责难逃。他甚至还向议员们宣读了3份证明德雷福斯有罪的新文件。没想到不久人们就发现这些材料是假的,是彻头彻尾的伪证。而伪证的制造者就是仍在情报处任职的亨利。不过,此时他已晋升为上校。8月30日,在亨利被迫供认其制造伪证的行为后,政府只得将他逮捕。孰料,他在入狱后的次日就用剃刀刎颈自杀。亨利的供认与自杀对反德雷福斯派犹如当头一棒。艾斯特拉奇畏罪潜逃,参谋长布瓦代夫和陆军部长卡芬雅克被迫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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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反德雷福斯派岂肯就此罢休。同年秋天,随着外交方面法绍达危机的出现,他们又加强了活动,尤其是丧心病狂地在巴黎等地组织反犹排犹的示威与暴乱。法国的海外省阿尔及利亚更是充满腥风血雨:犹太教堂被焚烧,犹太人被屠杀,甚至连犹太人的祖坟也被掘毁。法国各地还不时风闻军队即将政变。1899年2月,以戴鲁莱德为首的右翼民族主义组织借富尔总统出殡之机在民族广场制造事端,并试图煽动军队举行政变。戴鲁莱德的计划是拦住从送葬行列返回的军队,劝诱带队的指挥官加入他的队伍,向爱丽舍宫进军。当走在军队最前面的罗热将军到达广场时,戴鲁莱德勒住将军的马缰绳,力促其“快进占爱丽舍宫!拯救法国!”但是,这个以一场闹剧告终的阴谋并没有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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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又一次受到威胁。在这紧急关头,共和派再一次发扬共和国有难时“共和派集中”的光荣传统。同年6月,瓦尔德克卢梭领衔建立了主要由温和派、激进派人士组成的“保卫共和”内阁。该内阁还引人瞩目地吸收了社会主义者米勒兰入阁。新内阁在建立后不久,就逮捕了民族沙文主义组织的首领,并要求司法部门重审德雷福斯案。1899年9月,设在雷恩的军事法庭以5票对2票认定德雷福斯犯有叛国罪,但是因为有可以减刑的情节,把终身囚禁改为10年徒刑。这一极不公正、荒谬异常的判决甚至引起世界公愤,连英国女王对此也觉得不可思议。瓦尔德克卢梭总理对这一判决结果颇感失望,决心不使其生效。考虑到再设立军事法庭也不可能得出相反的判决结果,他于是就请求卢贝总统对德雷福斯实行特赦。由此,饱受折磨的德雷福斯在总统的特赦下才重获自由。德雷福斯获释后,军方虽宣布“案件业已结束”,但仍然不愿为其平反昭雪。直到1906年,由于德雷福斯派人士继续努力,德雷福斯才得到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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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温和共和派在事件发生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为保全政府“威信”,不赞成重审该案,并对德雷福斯派的正当要求一味地采取拖延敷衍的政策,因而,德雷福斯事件使温和共和派政治人物威信扫地,同时也为激进共和派开辟了通向政权之路。瓦尔德克卢梭内阁的建立标志着激进共和派开始执掌政权,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开始进入了“激进共和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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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德克卢梭内阁上台伊始,即迎合激进共和派的要求,采取有力措施,打击和限制民族沙文主义和教权派等右翼保守势力。此举使激进共和派威望大增。1901年,分散在各地的激进派组织开始联合起来,建立了“激进社会党”。该党是法国第一个统一的、具有较严密纪律和组织的资产阶级政党。翌年,激进共和派在议会大选中取得重大胜利,从而在议会中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是年6月,瓦尔德克卢梭以健康原因提出辞呈,由激进派人士孔勃组成以激进派为主的内阁。至此,激进派完全确立了在法国的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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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派力图使法国迅速地、一劳永逸地走上真正公民社会的道路。为此,他们敢于和新社会最大的敌人——教会决裂,而这是温和派以前所不敢采取的政策。在激进党的南锡代表大会上,激进派确定了一项民主行动纲领,该纲领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实行政教分离。于是,一场反对修道会的世俗战争开始了。而这场战争的组织者孔勃当年曾是神学院的学生。1903年,政府关闭了一切未获准或未申请准许而擅自办学的修道院;申请准许的要求一概遭到拒绝。翌年7月的一项法令将各修道会从上届政府领到的开办学校的许可证悉数吊销。宗教团体的财产被查封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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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在社会主义和工会组织力量不断加强的条件下,工人阶级反抗资本家的斗争日益高涨。对此,激进派采取了软硬兼施的策略。他们一方面颁布一些社会立法,向工人让步;另一方面,当工人举行罢工时,一概采取野蛮的血腥镇压手段。后者在1806年10月组成的克雷孟梭内阁执政时表现尤甚。以致人们把克雷孟梭称为“屠夫、杀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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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三、经济发展的步调:先“停滞”后“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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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宏观上看,法国经济发展的步调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与20世纪的最初十来年呈现巨大的反差:前者异常缓慢,几近停滞;后者则明显加快,充满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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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法国经济在第二帝国时期迎来了一个较高的增长时期的话,那么,从帝国崩溃前夕到第三共和国的前十年,即“保守共和国”时期,法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日趋减缓。当温和共和派执掌政权后,这种颓势非但没有扭转,反而愈益严重。从1883年至1896年,法国经济增长几近停滞。在这一过程中,法国在世界工业中所占的地位已从第二位沦为第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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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此期法国经济疲软的因素有许多,但最具影响的可能有以下几种:第一,普法战争的影响。这场战争使法国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损失高达200亿法郎(包括赔款),造成法国资金严重缺乏;第二,缺乏重工业所必需的资源。法国煤炭资源向来贫乏,而随着铁矿资源丰富的洛林地区被割让给德国,使原本并不紧张的铁矿资源也趋于紧张。两者的严重不足必然制约着重工业的发展;第三,经济危机的连续冲击。1882年和1891年,法国两度蒙受经济危机的重大打击。仅1882年的危机就造成了7000余家企业倒闭,引起诸多工业部门生产的大幅度下降。而这次危机对于自1875年起就陷于困境的法国农业更是雪上加霜;第四,资金流向的偏差。法国的银行资本虽很发达,但鉴于以往在投资工业过程中连连受挫,此期的银行家们始则把主要资金用于在国内放高利贷,继而又在少担风险和攫取更大利润的投资心理驱使下,热衷于把资金投向国外,通过放债取得高利。而广大中小资产阶级也对直接投资实业反应冷淡,喜欢把钱存入银行或购买万无一失的债券。这种现象造成法国工商业投资不足;第五,民族自信心和热情受到严重伤害。普法战争的失败与巴黎公社的被血腥镇压,持续不断的政治纷争和层出不穷的政治、财政丑闻,使广大民众产生了严重的消沉心理,建设的热忱大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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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一时期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进入20世纪之后,法国工业增长的速度明显加快,新一轮的经济高涨期已然到来。在190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十多年中,重工业无疑是工业发展中的带头羊。1910年,法国生产了4千万吨煤,而1895年的产量仅2800万吨。1900—1913年,法国的铁矿开采量增加了4倍,钢产量增加了3倍,达到468万吨,平均每年递增8.7%左右。与此相应,冶金工业中雇佣的工人增加了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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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传统工业部门仍拥有最大量的劳动者,仅纺织工业的职工就占全体工业人员的40%,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法国此时期已坚定不移地走上了发展石油和电力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道路。法国在制造汽车和飞机方面起着先锋作用。汽车产量1904—1913年间平均每年增长28.3%,年产量达到45000辆,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1909年,布莱里奥首次成功地驾机飞越英吉利海峡,这标志着法国在刚刚兴起的航空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电力生产以每年14.5%的高速度在增长。尤其是阿尔卑斯山地区早在大战爆发前好几年,就已经成功地开发水力,提供电力。由于拥有普罗旺斯的铁钒土,法国的铝产量居世界第二位(美国居第一)。新兴的化工工业也有了长足发展,其产量仅次于德、美,名列世界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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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轮经济高涨期,19世纪晚期已初露端倪的工业生产集中和垄断的趋势进一步加强,其中又以重工业部门和新兴工业部门最为突出。如旺代尔、施奈德、马林·奥姆古尔等公司控制着全国铁矿、煤矿、冶金、机械等重工业部门;佩施内、久尔曼、圣戈班三巨头控制了整个化学工业。而汽车工业则由雷诺公司和标致公司所垄断。尽管如此,较之美国、德国等国家,法国工业生产和垄断的程度并不高,工业生产的水平和产品的竞争性与它们也有较大差距。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法国的企业家大多畏首畏尾,缺乏冒险精神。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和农民一样,希望得到国家保护。由于竞争意识不足,他们任凭外国同行占领巨大的国际市场,而自己则只满足于在本国和殖民地销售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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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一时期,法国也最终完成了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的法国被列宁称为高利贷帝国主义。这一称谓的由来是控制着十分发达的法国银行资本的财政寡头集团为了稳妥地攫取高额垄断利润,也为了法国外交政策的需要,把法国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积聚起来的大量“过剩资本”以高利贷形式输往国外。法国仅在1913年就共向国外投资600亿法郎。这笔巨资除其中1/10用于法国殖民地外,其余部分大多输往俄国、埃及、拉丁美洲、中欧和巴尔干。大量资本以这种方式输出,在短期内给法国带来不少好处,如仅利息收入就足以弥补法国对外贸易的巨额逆差。然而,资金的大量外流显然不利于本国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换言之,从长远来看,这种现象对法国的经济是弊大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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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法国仍是欧洲最大的农业生产国,农业经济对整个国民经济至关重要,加之农民的选票在大选中举足轻重,无论是温和派还是激进派执政时,均采取了种种保护农业的措施。从90年代末开始,国际市场上农产品价格开始止跌转涨,这一现象给前期始终处于困境的法国农业带来福音。随着农业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土地的集中化,农业机械和化肥的使用,生产专业化和资本主义农场均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不过,农业现代化的步伐和所带来的影响在各个地区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不可等量齐观。而且小农经济仍在法国农业中占很大比重。至于法国的农场,不仅数量不多,而且在规模上更不可与美、德、英诸国的大型资本主义农场同日而语。从总体上看,在这一轮经济高涨期中,农业的相对停滞与工业、金融业的异常活跃形成鲜明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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