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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派力图使法国迅速地、一劳永逸地走上真正公民社会的道路。为此，他们敢于和新社会最大的敌人——教会决裂，而这是温和派以前所不敢采取的政策。在激进党的南锡代表大会上，激进派确定了一项民主行动纲领，该纲领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实行政教分离。于是，一场反对修道会的世俗战争开始了。而这场战争的组织者孔勃当年曾是神学院的学生。1903年，政府关闭了一切未获准或未申请准许而擅自办学的修道院；申请准许的要求一概遭到拒绝。翌年7月的一项法令将各修道会从上届政府领到的开办学校的许可证悉数吊销。宗教团体的财产被查封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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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在社会主义和工会组织力量不断加强的条件下，工人阶级反抗资本家的斗争日益高涨。对此，激进派采取了软硬兼施的策略。他们一方面颁布一些社会立法，向工人让步；另一方面，当工人举行罢工时，一概采取野蛮的血腥镇压手段。后者在1806年10月组成的克雷孟梭内阁执政时表现尤甚。以致人们把克雷孟梭称为“屠夫、杀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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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三、经济发展的步调：先“停滞”后“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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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宏观上看，法国经济发展的步调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与20世纪的最初十来年呈现巨大的反差：前者异常缓慢，几近停滞；后者则明显加快，充满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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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法国经济在第二帝国时期迎来了一个较高的增长时期的话，那么，从帝国崩溃前夕到第三共和国的前十年，即“保守共和国”时期，法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日趋减缓。当温和共和派执掌政权后，这种颓势非但没有扭转，反而愈益严重。从1883年至1896年，法国经济增长几近停滞。在这一过程中，法国在世界工业中所占的地位已从第二位沦为第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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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此期法国经济疲软的因素有许多，但最具影响的可能有以下几种：第一，普法战争的影响。这场战争使法国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损失高达200亿法郎（包括赔款），造成法国资金严重缺乏；第二，缺乏重工业所必需的资源。法国煤炭资源向来贫乏，而随着铁矿资源丰富的洛林地区被割让给德国，使原本并不紧张的铁矿资源也趋于紧张。两者的严重不足必然制约着重工业的发展；第三，经济危机的连续冲击。1882年和1891年，法国两度蒙受经济危机的重大打击。仅1882年的危机就造成了7000余家企业倒闭，引起诸多工业部门生产的大幅度下降。而这次危机对于自1875年起就陷于困境的法国农业更是雪上加霜；第四，资金流向的偏差。法国的银行资本虽很发达，但鉴于以往在投资工业过程中连连受挫，此期的银行家们始则把主要资金用于在国内放高利贷，继而又在少担风险和攫取更大利润的投资心理驱使下，热衷于把资金投向国外，通过放债取得高利。而广大中小资产阶级也对直接投资实业反应冷淡，喜欢把钱存入银行或购买万无一失的债券。这种现象造成法国工商业投资不足；第五，民族自信心和热情受到严重伤害。普法战争的失败与巴黎公社的被血腥镇压，持续不断的政治纷争和层出不穷的政治、财政丑闻，使广大民众产生了严重的消沉心理，建设的热忱大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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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一时期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进入20世纪之后，法国工业增长的速度明显加快，新一轮的经济高涨期已然到来。在190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十多年中，重工业无疑是工业发展中的带头羊。1910年，法国生产了4千万吨煤，而1895年的产量仅2800万吨。1900—1913年，法国的铁矿开采量增加了4倍，钢产量增加了3倍，达到468万吨，平均每年递增8.7％左右。与此相应，冶金工业中雇佣的工人增加了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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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传统工业部门仍拥有最大量的劳动者，仅纺织工业的职工就占全体工业人员的40％，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法国此时期已坚定不移地走上了发展石油和电力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道路。法国在制造汽车和飞机方面起着先锋作用。汽车产量1904—1913年间平均每年增长28.3％，年产量达到45000辆，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1909年，布莱里奥首次成功地驾机飞越英吉利海峡，这标志着法国在刚刚兴起的航空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电力生产以每年14.5％的高速度在增长。尤其是阿尔卑斯山地区早在大战爆发前好几年，就已经成功地开发水力，提供电力。由于拥有普罗旺斯的铁钒土，法国的铝产量居世界第二位（美国居第一）。新兴的化工工业也有了长足发展，其产量仅次于德、美，名列世界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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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轮经济高涨期，19世纪晚期已初露端倪的工业生产集中和垄断的趋势进一步加强，其中又以重工业部门和新兴工业部门最为突出。如旺代尔、施奈德、马林·奥姆古尔等公司控制着全国铁矿、煤矿、冶金、机械等重工业部门；佩施内、久尔曼、圣戈班三巨头控制了整个化学工业。而汽车工业则由雷诺公司和标致公司所垄断。尽管如此，较之美国、德国等国家，法国工业生产和垄断的程度并不高，工业生产的水平和产品的竞争性与它们也有较大差距。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法国的企业家大多畏首畏尾，缺乏冒险精神。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和农民一样，希望得到国家保护。由于竞争意识不足，他们任凭外国同行占领巨大的国际市场，而自己则只满足于在本国和殖民地销售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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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一时期，法国也最终完成了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的法国被列宁称为高利贷帝国主义。这一称谓的由来是控制着十分发达的法国银行资本的财政寡头集团为了稳妥地攫取高额垄断利润，也为了法国外交政策的需要，把法国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积聚起来的大量“过剩资本”以高利贷形式输往国外。法国仅在1913年就共向国外投资600亿法郎。这笔巨资除其中1/10用于法国殖民地外，其余部分大多输往俄国、埃及、拉丁美洲、中欧和巴尔干。大量资本以这种方式输出，在短期内给法国带来不少好处，如仅利息收入就足以弥补法国对外贸易的巨额逆差。然而，资金的大量外流显然不利于本国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换言之，从长远来看，这种现象对法国的经济是弊大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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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法国仍是欧洲最大的农业生产国，农业经济对整个国民经济至关重要，加之农民的选票在大选中举足轻重，无论是温和派还是激进派执政时，均采取了种种保护农业的措施。从90年代末开始，国际市场上农产品价格开始止跌转涨，这一现象给前期始终处于困境的法国农业带来福音。随着农业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土地的集中化，农业机械和化肥的使用，生产专业化和资本主义农场均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不过，农业现代化的步伐和所带来的影响在各个地区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不可等量齐观。而且小农经济仍在法国农业中占很大比重。至于法国的农场，不仅数量不多，而且在规模上更不可与美、德、英诸国的大型资本主义农场同日而语。从总体上看，在这一轮经济高涨期中，农业的相对停滞与工业、金融业的异常活跃形成鲜明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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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四、人口问题的凸现与社会生活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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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初到第三共和国建立之际，法国人口增长呈减速趋势，法国人口在欧洲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降低。1789年，法国人口在欧洲总人口中的比重高达17％，及至1871年，其比重已降至8.7％。从第三共和国建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这一趋势不仅未见停止，反而愈益加剧。1872—1875年，法国人口出生率为26.2‰，1896—1900年为21.9‰，大战爆发前夕则更只有20‰。1872年法国总人口为3610万，1886年为3852万，1911年为3960万，增幅之小，令人吃惊。就是在这一时期，法国人口总数自1860年被德国超过后，又在1890、1910年相继被英国、意大利所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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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的出现，除了得归咎于因卫生、营养条件差致使死亡率居高不下（直到1895年，死亡率始终在20‰—22.5‰之间浮动，其后虽有下降，但在大战爆发前夕仍高达18.3‰）外，人们在主观上节制生育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当时，法国绝大多数阶层的人士都不愿多生孩子。在农村，为数众多的拥有小块土地的小农极不愿意生育过多的子女使其地产分割和零碎化；在城市，许多中小资产阶级家庭出于保持或提高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或出于对子女的教育及前途的顾虑，同样不愿生育过多。尤其是那些靠剪息票为生的中小食利阶层，在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更是成为社会中最激进地采取节育措施的阶层。相对而言，工人家庭生育率最高。即便如此，也有一些工人响应工会的号召，让自己的老婆实行“肚腹罢工”，即不再为资本家“生产”任其剥削的劳动力，不再为殖民扩张或无谓的战争“生产”炮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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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增长缓慢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内经济的发展，而且也影响到法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军事地位。从19世纪末起，当局与某些学者开始对法国人口增长缓慢，其绝对人口先后被许多国家超过忧心忡忡；报刊舆论也开始对这种现象予以抨击。由此，人口问题在公众心目中日益凸现。不过，若过分强调人口增长缓慢对此期法国经济发展的制约，显然是不妥当的。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只有结合社会各方面条件来考虑才有意义。事实上，法国人口增长缓慢最终并未阻止世纪之交法国新一轮经济高涨期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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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法国经济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间几近停滞，因而这一时期法国的社会生活虽有变化，却不够明显。但从进入新世纪起，一直到大战爆发，随着新一轮经济高涨期的到来，加之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科技水平的提高，法国人的社会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以致人们后来在提及这一时期时，对当时的物质繁荣和生活稳定赞不绝口，并把这一时期誉为“美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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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表现在大多数人的名义工资增长幅度均超过了物价的上涨幅度，实际工资明显呈上升曲线。人们的饮食已有很大改善。用面包填饱肚子已不成问题，牛奶、肉类、糖、咖啡等食品开始进入寻常人家，包括工人的家庭。工人家庭的餐桌有时也能看到家禽和新鲜蔬菜。工人实际收入的恩格尔系数虽然还很高，但已呈递减趋势。在衣着方面，城市广大居民对服饰打扮更为关注。工人在节假日已很少穿工作服装，此时他们在穿着打扮上与中小资产阶级的差别已日益缩小。不过，在居住条件方面，则贫富悬殊。富人们住在环境幽雅的“高级住宅区”中，这里的房屋卫生设备、自来水、煤气、下水道等一应俱全，而中下层人士的住房状况却普遍不佳，不仅房租昂贵，而且设施极其简陋。尤其是工人及其家属，他们多住在城郊脏乱不堪的地区，不仅住得很拥挤，而且还缺乏最起码的生活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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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的文化娱乐活动比过去更为丰富。但这方面的贫富差别同样一目了然：度假、旅游、豪华舞会等只是上层人士的“专利”，平民百姓则只能泡泡咖啡馆、小酒店，或上公共舞场自娱。不过，卢米埃尔兄弟在1895年发明的电影却着实让中下层人士兴奋了好一阵子。每天晚上，都有数千名观众挤在漆黑的电影院里，以一睹这新鲜玩意儿为快。报刊的种类与发行量均有明显增加，读报已不再是资产阶级的特权，它已成为包括工人在内的中下层人士最重要的日常消遣之一。当时，巴黎几度举办了盛况空前的博览会，每一次博览会不仅都给巴黎增添了新的景观，更给巴黎市民乃至国外游客提供了一个令人流连忘返的去处。由于价格大幅下降，自行车已从富人才买得起的高档商品变成平民百姓的代步工具。与此相应，自行车运动迅速成为当时法国最热门的体育活动。自1903年环法自行车大赛创设后，此项赛事的一举一动都吸引着成千上万的自行车运动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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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工业化的延误和得到保护的小土地所有制的影响，原来人数很多的农民在世纪之交依然很多。乡村生活就总体而言或许还保持着传统面貌。但通过铁路的开通，青年农民出外当兵或进城打工、小学教师的言传身教、报纸的发行等多种途径，农民们开始对外面的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其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习俗等也多少有了一些变化。由于农产品价格明显回升，农民收入增加，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其最突出的标志是瓦房逐渐增多。至于吃，人们对稻米、糖、面粉的消费增加了，但肉类、家禽、葡萄酒之类的食品则还只有在过节或婚庆之际才可能享用。在衣着方面，农夫们平时大多身穿粗布蓝色罩衫。农妇们平时的标准装束是上穿女短上衣或衬衣，下穿裙子，然后加上围裙、围巾、无边软帽或头巾。但在交通便利、距城市较近的地区，一些妇女和青年开始模仿城里人穿上时髦的服装。与城市相比，农村尤其是闭塞的乡村的娱乐和消遣活动依旧少得可怜。婚礼或农闲时的乡村舞会、传统的纸牌、滚球、游戏等等就是他们最大的消遣。无怪乎一些小伙子在当兵、打工见过世面后，便无法再安心于农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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