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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主义思潮由于逻辑实证主义的“补正”增添了些许鲜活的成分，尽管如此，它在20世纪之初已无法独霸法国哲学与思想领域。因为生命哲学这一反对理性、宣扬直觉、鼓吹生命是世界本原的哲学流派已在法国成为一种足以与实证主义分庭抗礼的哲学思潮。说到生命哲学在法国的崛起，那就非提及柏格森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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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格森出生于巴黎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从少年时代起就喜欢数学和文学，并在这两方面表现出不凡的才能。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就学期间，他开始对哲学产生非常浓厚的兴趣。1889年，他发表了其首部哲学著作《论意识的直接材料》。如果说此书出版后引起的反响并不是很大的话，那么，他在1896年出版的《物质和记忆》却使他名声大振。在这之后，他又相继有多部力作问世。柏格森在成名后，曾先后在巴黎高师和法兰西学院执掌教鞭。1914年，他更是以其巨大的学术成就被选为法国科学院终身院士。柏格森的文笔非常优美，以至于维也纳学派的成员曾将其哲学著作称之为“玄学的诗”。更有甚者，他还擅长讲演，使其开设的哲学课极富感染力。每当他在法兰西学院开办讲座时，大教室里总是人满为患。听者不仅有文化艺术界与宗教界人士，而且还有不少巴黎上层社会中追逐时髦的贵妇名媛。一时间，“柏格森热”风靡花都。柏格森的哲学具有三点特征：非理性主义；二元论；强调运动和变化。柏格森不但是法国20世纪上半叶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也是整个西方现代反理性主义运动中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他的哲学思想不仅在哲学界有很大反响，而且对本世纪不少西方现代派的文学家、艺术家和一些自然科学家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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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19世纪晚期的法国文学，虽然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仍拥有诸多读者，但在文坛占据主导地位的却已是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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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实主义中脱胎而出、属于现实主义变种的自然主义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其先驱是著名的龚古尔兄弟，即爱德蒙·德·龚古尔和于勒·德·龚古尔。以这对在法国文学史上至为罕见的双子星座的姓氏命名的文学奖，至今仍是法国文学最为重要的奖项。不过，自然主义文学真正的奠基人却是左拉。这位幼年丧父，曾备尝失学、失业痛苦的文学青年既是龚古尔兄弟的仰慕者，又醉心于泰纳的实证主义文艺理论和贝尔纳的医学科学实验方法。在上述诸人的影响下，左拉在60年代后期与70年代发表了两部“实验小说”：《黛莱丝·拉甘》和《玛德兰·费拉》，并在作品中力图用生理原因来解释主人公的性格与行为。1880年，他发表了著名论文《实验小说论》。此文堪称自然主义的文学宣言。左拉在文中提出：小说家不应只满足于做一个辑录现象的观察家，而应当做一个公正的实验员。他应把自己作品中的人物以及人物的情感置于一系列的实验之中，并像化学师同物质打交道那样，检验情感与社会真相。左拉不仅提出了自然主义创作原则，而且自己也始终身体力行。从1871年至1895年，他用25年的时间完成了总题为《卢贡·马加尔家族》的系列小说集，共20部，凡600万字。《卢贡·马加尔家族》的副标题是《第二帝国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历史》。副标题中同时出现“自然的”和“社会的”这两个重要的形容词，表明这部巨著不仅具有生理学意义上的“自然的”性质，作家还为它注入了不可或缺的“社会的”因素。随着左拉的作品风靡法国文坛，自然主义从80年代起成为法国文学中，更确切地说是在小说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学流派。此期著名的法国自然主义作家还有被人誉为“中短篇小说之王”的莫泊桑、以《磨坊书简》等佳作名世的阿尔封斯·都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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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自然主义在小说领域呼风唤雨时，象征主义也在法国诗坛大行其道。“象征主义”一词虽要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才出现，但其创作实践似可追溯到19世纪50年代。1857年，波德莱尔这位从“地狱”中走出来的“但丁”以一部《恶之花》（一译《恶之华》）首开象征主义诗歌的先河。在这之后，象征主义诗歌又因另三大诗人的发扬光大而如日中天。这三位诗人分别是曾在19世纪90年代被选为“诗歌王子”的保尔·魏尔仑、被人视为自由体诗真正的创始人的阿尔蒂尔·兰波、在象征主义鼎盛时期被称为“象征主义的象征”的斯特法诺·马拉美。象征主义诗人认为，在我们所熟悉的这个“现实世界”以外，还有“另一世界”。现实世界是虚幻的、痛苦的、丑陋的，而“另一世界”则是真实的、幸福的、美好的。“另一世界”是理性所不能把握的，是超现实的，只能通过象征予以暗示。因此，象征主义诗人的责任在于探索“另一世界”，用诗歌使读者感受到它的存在。80年代中期，以莫雷亚斯发表《象征主义宣言》，马拉美住所的客厅成为象征主义者定期的聚集场所为标志，象征主义已在法国形成一个有纲领、有组织、有声势的文艺运动，并且成为欧美现代派文学中出现最早、影响最大的文学流派。象征主义者那种寓意的、简约的、感情的创作手法对后来的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荒诞派的影响尤为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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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19世纪晚期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进入20世纪后，法国文坛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某种文学流派一枝独秀的局面不复存在，群芳争艳的景象已然呈现。在这一过程中，虽以五花八门的面貌出现，但仍以反传统和非理性为重要特征的现代派或现代主义逐渐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如果说，作为一种统称的现代派或现代主义构成了20世纪法国文学的主流的话，那么其首功之臣当推在“美好时期”崛起的一些文人骚客。如在诗歌领域，有致力于“一致主义”的于勒·罗曼、乔治·杜阿梅尔；也有力倡立体主义的克洛岱尔、阿波利奈尔。在小说领域，最引人瞩目的是继1897年发表《地粮》之后，又在“美好时期”相继抛出《背德者》、《窄门》和《梵蒂冈的地窖》等力作的小说家安德烈·纪德；在戏剧领域，法国现代主义戏剧最早的弄潮儿是被誉为西方现代剧的先驱的阿尔弗雷德·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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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术方面，19世纪晚期，印象主义画派已从初时的屡屡招人非议发展到取代了学院画派的主导地位。印象画派最为杰出的代表一是《日出·印象》的作者克洛德·莫奈，二是印象主义绘画的先行者和思想倡导者爱德华·马奈。此外，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也堪称印象主义的奠基人之一。进入90年代后，一批新的印象主义画家，如皮萨罗、西斯莱、德加等也名噪一时。继印象派之后，法国画坛一度兴起了以修拉和西涅克为代表的点彩派。他们的绘画风格又被称为“新印象主义”或“彩光主义”、“分色主义”。不过，该画派的艺术生命不长，到90年代即告消失。自90年代起，印象主义画派只重光线而不顾形体结构的做法受到批评，后印象主义画派应运而生。其著名的画家分别是塞尚、梵高、高更等人。这些画家虽然不少人在生前并不为人所注意，但他们的艺术实践对20世纪的法国，乃至整个西方现代艺术均起到了直接和重要的推动作用。如塞尚对立体主义，梵高和高更对于法国的野兽主义和德国的表现主义所产生的影响都是显而易见的。20世纪初期，以马蒂斯为代表的野兽派和以毕加索、布拉克为代表的立体派画家曾一度在法国画坛出尽风头。一如绘画艺术，上一个“世纪之交”的法国雕塑艺术也硕果累累。这一时期，法国最著名的雕塑家无疑是罗丹，这位被誉为现代的米开朗基罗的雕塑大师的代表作有《加莱义民》、《思想者》、《巴尔扎克》、《吻》等。此期另一重要的雕塑家是马约尔，其主要作品有《夜》、《地中海人》、《站立的浴女》等。后者的名望虽无法与罗丹相提并论，但却以自己独特的风格和艺术追求被人视为20世纪现实主义雕塑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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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印象派音乐在法国乐坛独领风骚，而印象派音乐最重要的作曲家则非德彪西莫属。这位音乐大师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以大合唱《浪子》赢得了罗马大奖，一举成名。德彪西在成名后继续力求在音乐中体现象征主义诗人和印象派画家的主张。1894年，他根据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的诗创作了交响诗《牧神午后序曲》。1902年，他又把象征主义诗人梅特立克的作品改编成歌剧《佩利亚斯和梅丽桑德》。他在1905年完成的交响音画《大海》是受莫奈的绘画作品的构思启发而创作的。除了德彪西，法国此期最负盛名的音乐家就是被人称为后印象主义作曲家的拉威尔。后者最令人称道的作品有钢琴曲《喷泉》、《小奏鸣曲》；组歌《马拉美的三首诗》、《马达加斯加歌曲》；管弦乐《西班牙狂想曲》、《圆舞曲》。在法国现代音乐史上，拉威尔与德彪西通常被并称为20世纪初法国乐坛的双子星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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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六、对外政策的二重唱：对德复仇与殖民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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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法战争的失败使法国蒙受了奇耻大辱，同时也引起了法国社会各阶层民族意识的爆发。在这种背景下，对德复仇与殖民扩张构成了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法国对外政策的二重唱。不过，既然是二重唱，两种声音就不可能始终强弱、高低一致，而是一会儿此强彼弱，一会儿此低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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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法国一方面忍气吞声地根据法兰克福和约向德国割地赔款，另一方面却时时不忘对德复仇。然而，要实现对德复仇的目标，就有必要同某一欧洲大国结成同盟，为此，法国在外交上开始千方百计地向俄国、英国靠拢。对于法国的意图，老奸巨猾的俾斯麦心知肚明。于是，他利用各种手段破坏法国寻求盟国的努力，甚至抢先拉拢俄国作为自己的盟国。随着德、俄、奥《三皇协定》的签订，法国在欧陆更加孤立。与此同时，德国还在70年代多次制造战争恐怖气氛，对法国进行恫吓，力图使其屈从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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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温和共和派人士与其他共和派人士一样，在整个70年代始终高举对德复仇的大旗。但当他们执掌政权后，鉴于对德复仇的条件尚未成熟，遂把殖民扩张作为自己在对外领域的当务之急。在温和共和派政治家的眼里，殖民征服虽不是对德复仇，但它可以用海外扩张的“成就”来显示法国地位的加强和法兰西民族的“光荣”。此期鼓吹和推行殖民扩张政策最力的当推后来被人称为“东京佬”的费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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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殖民地初时在法国的名声并不好。在殖民地得到晋级的士兵往往被视为无能之辈，移居殖民地的人亦通常被看作是在本土不会有出息的懒汉。不过，对殖民扩张政策最为不利的反对声音来自议会中的激进共和派和右翼。他们认为殖民远征不仅昂贵无益，而且会转移法国对复仇的注意，因而他们强烈要求政府推行对德复仇的“大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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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温和共和派政府仍一意孤行地进行疯狂的对外扩张。他们首先拿矿产资源丰富，又处在地中海战略要地的突尼斯开刀，使其沦为由法国控制的保护国；其次，法国扩大了在西非的殖民侵略。在向非洲大肆扩张的同时，法国还力图占领整个印度支那，并把印度支那作为侵占中国乃至整个东南亚的跳板和基地。1885年3月，法军在谅山与中越军队交战时遭到惨败。消息传到国内，法国人无不为“又一个新的色当”而痛心。激进派首领克雷孟梭指着费里的鼻子大骂“你背叛了法国的尊严、荣誉和正义”。面对强大的压力，费里被迫辞职。随着力主殖民扩张的费里内阁的倒台，法国对海外的殖民扩张一度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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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殖民扩张政策在80年代受到不少法国人反对的话，那么在进入90年代后，随着法俄同盟的建立，它开始把许多执拗的“爱国者”争取到了自己一边：法国确保了大陆安全，它可以不冒风险地向海外扩张了。为了进一步推进扩张殖民事业，法国从1889年开始创办旨在培养进行殖民扩张的专门人才的“殖民学校”；1892年，议会中甚至还形成了一个人数可观的“殖民党团”；两年后，政府又设立了专门管辖殖民地的殖民部。不久，殖民政策在法国已获得左右各派相当普遍的赞同，殖民主义在法国更是甚嚣尘上。在这一背景下，非洲大陆再次成为法国殖民扩张的主要场所。及至19世纪末，法国占领了从地中海到几内亚湾的大片土地，形成了其面积约为法国本土10倍的法属西非。不过，在向非洲扩张的过程中，法英两国的关系一度紧张，尤其是在“法绍达事件”中，双方差一点兵戎相见。激进共和派上台执政时，也已把过于狭隘的复仇观点搁在一边，转而从世界大战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殖民扩张的意义，并表现出在完成殖民帝国的大业方面丝毫不逊色于温和共和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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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在着手建立庞大的殖民帝国的同时，始终没有忘记对德复仇。90年代初，法国乘俄德关系恶化之机，成功地使俄国成为自己的盟国。由此，法国摆脱了持续多年的孤立地位，建立起一个堪与德、奥、意三国同盟相对抗的军事集团。为了更好地对付最主要的敌人——德国，法国不惜在“法绍达事件”中向长期来与自己在殖民地问题上存在尖锐矛盾的英国作出让步。此举不仅使法国避免了与英国关系的恶化，而且为此后英法接近铺平了道路。“法绍达事件”和平解决后，时任法国外交部长的德尔卡塞利用英德之间在争夺殖民地与外贸竞争中的矛盾，坚持不懈地寻求与英国结盟。在他的努力下，1903年，英王爱德华七世和法国总统卢贝实现了互访。随着1904年4月双方达成“诚意协约”，英法两国事实上建立了同盟关系。与此同时，德尔卡塞还使出浑身解数，力图把意大利从三国同盟中争取过来。1903年10月与1904年8月，意大利国王和法国总统相继访问了对方的国家。随着法意接近的实现，法国部分地达到了瓦解三国同盟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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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后，法德矛盾更形尖锐。1905年，双方终于因摩洛哥问题发生了严重冲突。事发后，德皇威廉二世访问摩洛哥的丹吉尔港，并挑衅性地向法国发出了警告。由于考虑到此时发生战争对己不利，法国决定暂时让步。早已被德国视为眼中钉的德尔卡塞外长在德国的压力下被迫辞职。法国虽然在第一次摩洛哥危机中被迫让步，但在翌年召开的讨论摩洛哥问题的国际会议上，它却在俄、英、美等国的支持下，基本上达到了自己的预定目标：获得对摩洛哥的控制权。1911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因法国派兵占领摩洛哥首都非斯而爆发，随着德国炮舰“美洲豹号”驶进摩洛哥的阿加迪尔港，法德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由于英国明确地表示将站在法国一边，并在必要时不惜与德国一战，原准备以武力再次要挟法国的德皇见势不妙，被迫同意与法国谈判。谈判后达成的协议对法国极为有利：德国承认摩洛哥为法国的保护国，法国答应将一小块刚果土地让给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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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德国的民族主义者因协议内容有利于法国在柏林举行了示威抗议，但此时势力已大大加强的法国的主战派们非但没有感谢亲自参与此次谈判的卡约总理，反而抨击他竟“屈服在德国的炮口下”，把刚果的一部分割让给德国。1912年1月，在民族沙文主义和复仇战争的宣传极度狂热的情况下，推行和平外交政策的卡约被迫下台，取而代之的是普恩加莱。后者在上台后，大力煽动民族复仇主义思想，积极推行对德复仇的强硬外交政策，疯狂地进行扩军备战活动。由此，人们给他取了个“战争——普恩加莱”的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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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作者评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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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法国从19世纪跨入20世纪时，在绝大多数法国人的心目中，法兰西已和共和国融为一体。可以说，自1789年大革命爆发以来，还没有任何制度创造过这样的奇迹：虽然这个制度并没有使大家都满意，也没有使每人得到应有的地位，甚至没有保证大家每天都有面包，然而，在绝大多数法国人看来，共和国仍仿佛是最好的或最可以接受的制度。共和国之所以能在此期的法国深入人心，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小学教师这一社会群体的努力。正如天主教会坚决保卫旧制度，而教士们则几乎个个充当了共和国的敌人，世俗小学在费里实施教育改革后变成了共和国的“幼儿园”和反教会的学校，而小学教师则无一例外地成了共和主义信仰的传授者。这些小学教师不仅以始终令人感动的爱心使市镇小学的所有孩子热爱共和国，而且由于他们当中不少人经常担任市镇政府的秘书，因而同时还卓有成效地担当起能对其周围的成年人施以道德和政治影响的政治宣传员。此期的小学教师之所以心甘情愿地充当共和制度的传授者与服务员，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共和国政府使小学教师的薪金待遇与社会地位都得到了明显改善。换言之，即便出于感激，这些小学教师也应该是共和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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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阿泽马等：前引书，第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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