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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法国人完全有充分的理由对雷通德停战协定的签订感到欢欣鼓舞。首先，战争终于结束了。《喔唷！》，《被缚的小鸭》报上刊登的这一著名的标题把4年多的苦难、贫困和焦虑简练而传神地凝聚到了这声叹息之中；其次，阿尔萨斯和洛林在落入德国人手中47年之久后又重新回到了法国的怀抱，斯特拉斯堡在欢乐声中迎来了法国军队。曾亲眼目睹斯特拉斯堡人争先恐后地迎接法国军队入城的一位英国军官显然被当时的盛况所感动，他对身边的法国人说：“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对祖国仍这般热爱，这对法国人来说毕竟是莫大的光荣，你们是一个令人羡慕的民族。”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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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结束之后，法国人一心只想尽快恢复战前的状态，回到战前去！《凡尔赛和约》举行签字仪式的当天，报上的头条新闻登载了隆尚赛马场重新开放的消息。法国人已经对没完没了地为在战争中丧生的人办理丧事以及对战争期间的各种各样的限制感到厌倦。他们像久旱的禾苗盼望甘霖一样渴望祥和的生活。青年人充满了狂热。爵士音乐和小汽车，短裙和丝袜很快就压倒了一切蒙受战争损失者的忧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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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1月，法国举行战后第一次众议院选举。新的选举改革使各右翼政党受益匪浅。他们组成了所谓的“国民联盟”，并在竞选纲领中把“反对布尔什维克和社会无秩序”，“保卫文明”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与此同时，他们还对选民大量许诺：保卫共和制、维护社会与宗教的和平、国家与学校的世俗化、恢复与发展被战火破坏地区的经济、优抚复员军人和阵亡者的家属、对德国采取严厉的政策，迫使其“全面执行凡尔赛条约”。结果，他们如愿以偿地获得了大量选票。在新选出的613名议员中，“国民联盟”旗下的竟多达437名。新当选的右翼议员以“老战士”居多。他们在出席议会会议时往往身穿天蓝色军装，胸前佩戴各种各样的勋章。鉴此，一些法国史家把这届议会称为“天蓝色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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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1月11日，法国举行参议院选举。几天后，总统选举也随之举行。不可思议的是，在大战后期功绩卓著的现任总理克雷孟梭竟在角逐总统一职时败在德夏内尔的手下。性情刚烈的“老虎”一气之下退出政坛。克雷孟梭挂冠而去之后，米勒兰受命组成第一届“国民联盟”内阁。同年9月21日，德夏内尔还没把总统宝座坐热就因病交出权柄。3天后，米勒兰由总理摇身一变为总统。这位前社会党人虽以“无党派”自居，实际上却倾向右派。他在此期的主要“政绩”是，在国内残酷镇压了1920年的铁路员工大罢工；对外则重建了和梵蒂冈的外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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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二、来自东方的“闪光”与图尔大会上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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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不少法国人迫不及待地想回到战前去，并把战前十来年的时光编造成为一个“美好时期”的神话，但是，在经过长达4年多的大战之后，再回到战前去，这可能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当战争结束时，胜利与和平带来的欢欣鼓舞的情绪，以及认为“这场战争将结束一切战争”的幻想，都不足以消除人们对4年来往往是无谓的牺牲、破坏和痛苦的记忆。痛苦和愤怒与欢乐和宽慰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了一起。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俄国革命，这一来自东方的“闪光”，有力地鼓舞着人们去渴求和进行变革。而这种对变革的渴求很大程度上得归因于人们对大战期间的行政当局和军事当局强加在自己头上的清规戒律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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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月革命和东欧、中欧革命运动的影响下，自1918年下半年起，法国的革命运动逐渐呈现出高涨局面，尤其是罢工浪潮不仅此起彼伏，而且大多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1919年5月1日，法国不少城市举行了战后第一次“五·一”节大游行，全国各地共有300多万人参加游行，其中巴黎一地的参加游行者就有50万之多。翌年5月，法国铁路工人举行了总罢工，参加者超过150万人。法国此期革命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反对法国政府对苏俄的武装干涉。不少罢工的主要动因均与此有关。如一些车站、码头工人之所以罢工，就是因为拒绝为干涉军运送武器弹药。1919年初，入侵俄国南方的法军中有好几个步兵团与炮兵团拒绝与红军作战。一些战士还与当地的工人、红军战士联欢，与他们一起高喊“布尔什维克万岁”！“打倒战争”！的口号。驻在敖德萨的第72步兵团士兵甚至赶走想逼他们作战的军官，并把自己手中的武器交给俄国工人。同年4月，停泊在黑海中的24艘法国军舰上的水兵纷纷起义，要求立即停止反苏干涉，返回法国。水兵的起义与步兵的哗变互相呼应，迫使法国政府从苏俄撤军，停止了对苏俄直接、公开的武装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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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后期，法国社会党内部已明显地分为左、中、右三派。右派以桑巴为代表，是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派；中派以龙格为代表，鼓吹社会和平主义；左派以加香等人为代表，主张与社会沙文主义者决裂，又称“革命少数派”。1919年3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宣告成立后，围绕着如何对待共产国际的问题，三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左派主张退出第二国际，加入共产国际。中派一方面主张脱离第二国际，但又拒绝加入共产国际。右派则主张继续留在第二国际，坚决反对加入共产国际。1920年2月下旬，社会党斯特拉斯堡代表大会决定派加香、弗罗萨尔等人赴莫斯科考察，以便确定下一步的行动。加香一行在莫斯科时应邀出席了共产国际“二大”，并两度受到列宁的接见，得到了列宁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具体指导。加香等人在回国后，立即周游全国，对各地的社会党组织进行说服动员，希望他们支持加入共产国际。同年12月，社会党代表大会在图尔召开。由于左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宣传、组织工作，遂使与会的大多数代表在12月29日都投票赞同加入共产国际，法国共产党由此诞生。但与此同时，以勃鲁姆为首的少部分代表为表明其反对立场，离开了会场，并在次日宣布社会党继续存在。从此，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公开发生分裂。不久，这一分裂又导致了法国工人运动的分裂。1922年，法国总工会中的一些革命工团主义分子在法共的支持下，从总工会中分裂出来，另外成立了统一总工会。图尔大会上引发的分裂，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客观上极大地削弱了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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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尔代表大会的主席台，站立发言者为加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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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三、赔款问题与鲁尔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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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米勒兰从总理摇身一变为总统后，次第登台执政的是乔治·莱格和白里安。在后两人执政期间，法国的通货膨胀有如脱缰之马，通胀率急剧攀升。与此同时，法郎与外国货币的比价却持续走低。1919年6月，一英镑仅相当于26法郎，及至20年代初，竟已值60多法郎。在这种情况下，有钱人为了保值，纷纷购买金器、珠宝、土地、房屋、海滨别墅，甚至艺术品。一大批投机分子因此而大发横财。这些人在腰缠万贯后在巴黎纵情宴乐，在海滨浴场花天酒地，甚至在戛纳和多维尔的赌场大赌特赌。如果说这些人已让那些自认为“正派”的法国人极度反感的话，那么，那些因法郎大幅贬值而显得财大气粗的英国人、美国人纷纷涌到法国观光旅游，并在巴黎街头招摇过市，一掷千金，则更让很多法国人气不打一处来。在后者看来，法国此时的财政困境很大程度上得归因于德国佬抵制赔款，而德国人敢这样干又得归因于大洋两岸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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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20世纪法国最著名的外交家之一，白里安在执政时，在拼凑小协约国，构建法国在东欧和东南欧地区的势力范围方面功绩显赫。但与此同时，他却对解除通货膨胀现象束手无策。更让国人不满的是，他不仅在对德政策方面奉行缓和政策，而且在与英美两国的对外交往中往往迁就盎格鲁—撒克逊人。1922年新年伊始，当早已对白里安牢骚满腹的法国人翻开报纸，看到劳合·乔治在戛纳球场上“教”白里安打高尔夫球的照片时，对这个“窝囊废”的忍耐终于超过了极限。面对来势凶猛的倒阁运动，白里安不得不挂冠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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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替白里安的是素以强硬著称的前总理与前总统普恩加莱。1922年1月15日，这位出生于洛林、对德国始终充满仇恨的政治家受命组织了第二届普恩加莱内阁。他刚一上台，就在政府声明中强调：法国所面临的头等大事即是赔款问题，德国必须支付赔款。他甚至还宣称，必要时，他将到鲁尔的矿井里去寻找德国的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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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春夏之秋，当赔款问题因德国一再以各种理由要求延期支付而日趋尖锐时，法国军政要员中主张占领鲁尔的人也越来越多。如5月29日，在福煦元帅主持的一次重要会议上，与会人员大多主张应长期占领整个鲁尔，以迫使德国按时交付赔款。几天后，众议院财政委员会也提出一份长达32页的意见书，认为在马克日益贬值的情况下，应将鲁尔地区的企业作为德国赔款的抵押物。这年的7月12日，德国以马克贬值，财政困难为由，正式照会协约国方面，要求减少交付煤的数量；暂停以“补偿”名义的付款；延期两年偿付赔款。劳合乔治对此全盘同意，普恩加莱则提出了“产品抵押”的新政策，即把鲁尔煤矿交给协约国做抵押，实行有条件的延期。由于英国不同意采用“产品抵押”的做法，英法两国在赔款问题上早已存在的矛盾更加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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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1月，德国再次提出延期4年偿付赔款。针对德国人的“赖账”行为，11月27日，在米勒兰总统亲自主持的内阁扩大会议上，法国政府决定，在德国拒绝支付赔款的情况下，将对德国采取强制手段，包括出兵占领鲁尔。12月8—11日，普恩加莱专程赴英与英国新首相博纳·劳会晤，争取其对“抵押产品”政策的支持，结果失望而归。1923年新年伊始，博纳·劳与普恩加莱在巴黎再次就这一问题进行商讨，最终又不欢而散。在这种情况下，普恩加莱决意无视英国的反对，将占领鲁尔的计划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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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1月11日清晨，法国以欠交大量木材、煤炭等为理由，派出一个由法、意、比工程师组成的“协约国工厂和煤矿监督代表团”进驻鲁尔，随行前往这一著名工业区的还有以“保护”名义出动的两个法国师、一个比利时分遣队。事发后，德国古诺政府即在第二天向凡尔赛和约签字国发出照会表示强烈抗议，并同法、比两国断绝外交关系。与此同时，古诺政府还号召占领区的德国人民进行“消极反抗”。一时间，鲁尔的邮政通讯宣告停顿，钢铁厂和煤矿纷纷停工。不仅当地行政官员奉命拒绝与占领当局合作，一些德国人还自发起来反抗占领军。3月11日，两名法国士兵被暗杀。31日，数千名克虏伯工厂的工人在法军前来接管时与之发生流血冲突，有13名工人在冲突中被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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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报复德国人的“消极抵抗”，法国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从法国、比利时招募大量铁路员工和矿工赴鲁尔开火车、开矿；设立关卡，严格控制占领区与非占领区的经济联系，不准从矿区运出任何东西；逮捕或驱逐支持“消极抵抗”的德国人，封闭了上百家当地的报社。鲁尔被占领及实行不计后果的“消极抵抗”，使整个德国经济遭受严重打击：工业生产大幅下滑、马克急剧贬值、资金大量外流、失业工人激增。8月12日，在柏林工人举行的总罢工冲击下，古诺政府被迫下台。次日，斯特莱斯曼受命组阁。9月26日，斯特莱斯曼签署了停止“消极反抗”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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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法国占领鲁尔似乎很成功，其实不然。从经济角度而言，法国占领鲁尔可谓是得不偿失，法国在占领期间耗费了10亿法郎的占领费用，但它从鲁尔运出的煤、铁的价值却抵不上这笔费用。从道义和外交方面来看，法国更是满盘皆输。此举使法国在国际上非常不得人心，与英国的矛盾更加激化。后者在8月11日向法国发出措辞强烈的照会，要求其恢复占领前的状况，否则英国就不会在赔款问题上再支持法国。更有甚者，英国的立场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支持。为迫使法国就范，英美两国在国际金融市场大量抛售法郎和法国有价证券，迫使法郎贬值，法国的财政状况愈加恶化。迫于财政困难，法国不得不向美国举债，同时在1923年10月25日正式表示同意召开国际专家委员会重审赔款问题。随着“道威斯计划”的制订与实施，法国原先在赔款问题上所具有的实际的领导地位不复存在，它已经旁落到英美两国尤其是美国的手中。以此为转折，法国战后的外交也由原来咄咄逼人的攻势开始转为处处被动的守势。这一切，极大地削弱了法国在欧陆的霸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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