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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三、赔款问题与鲁尔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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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米勒兰从总理摇身一变为总统后，次第登台执政的是乔治·莱格和白里安。在后两人执政期间，法国的通货膨胀有如脱缰之马，通胀率急剧攀升。与此同时，法郎与外国货币的比价却持续走低。1919年6月，一英镑仅相当于26法郎，及至20年代初，竟已值60多法郎。在这种情况下，有钱人为了保值，纷纷购买金器、珠宝、土地、房屋、海滨别墅，甚至艺术品。一大批投机分子因此而大发横财。这些人在腰缠万贯后在巴黎纵情宴乐，在海滨浴场花天酒地，甚至在戛纳和多维尔的赌场大赌特赌。如果说这些人已让那些自认为“正派”的法国人极度反感的话，那么，那些因法郎大幅贬值而显得财大气粗的英国人、美国人纷纷涌到法国观光旅游，并在巴黎街头招摇过市，一掷千金，则更让很多法国人气不打一处来。在后者看来，法国此时的财政困境很大程度上得归因于德国佬抵制赔款，而德国人敢这样干又得归因于大洋两岸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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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20世纪法国最著名的外交家之一，白里安在执政时，在拼凑小协约国，构建法国在东欧和东南欧地区的势力范围方面功绩显赫。但与此同时，他却对解除通货膨胀现象束手无策。更让国人不满的是，他不仅在对德政策方面奉行缓和政策，而且在与英美两国的对外交往中往往迁就盎格鲁—撒克逊人。1922年新年伊始，当早已对白里安牢骚满腹的法国人翻开报纸，看到劳合·乔治在戛纳球场上“教”白里安打高尔夫球的照片时，对这个“窝囊废”的忍耐终于超过了极限。面对来势凶猛的倒阁运动，白里安不得不挂冠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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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替白里安的是素以强硬著称的前总理与前总统普恩加莱。1922年1月15日，这位出生于洛林、对德国始终充满仇恨的政治家受命组织了第二届普恩加莱内阁。他刚一上台，就在政府声明中强调：法国所面临的头等大事即是赔款问题，德国必须支付赔款。他甚至还宣称，必要时，他将到鲁尔的矿井里去寻找德国的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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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春夏之秋，当赔款问题因德国一再以各种理由要求延期支付而日趋尖锐时，法国军政要员中主张占领鲁尔的人也越来越多。如5月29日，在福煦元帅主持的一次重要会议上，与会人员大多主张应长期占领整个鲁尔，以迫使德国按时交付赔款。几天后，众议院财政委员会也提出一份长达32页的意见书，认为在马克日益贬值的情况下，应将鲁尔地区的企业作为德国赔款的抵押物。这年的7月12日，德国以马克贬值，财政困难为由，正式照会协约国方面，要求减少交付煤的数量；暂停以“补偿”名义的付款；延期两年偿付赔款。劳合乔治对此全盘同意，普恩加莱则提出了“产品抵押”的新政策，即把鲁尔煤矿交给协约国做抵押，实行有条件的延期。由于英国不同意采用“产品抵押”的做法，英法两国在赔款问题上早已存在的矛盾更加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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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1月，德国再次提出延期4年偿付赔款。针对德国人的“赖账”行为，11月27日，在米勒兰总统亲自主持的内阁扩大会议上，法国政府决定，在德国拒绝支付赔款的情况下，将对德国采取强制手段，包括出兵占领鲁尔。12月8—11日，普恩加莱专程赴英与英国新首相博纳·劳会晤，争取其对“抵押产品”政策的支持，结果失望而归。1923年新年伊始，博纳·劳与普恩加莱在巴黎再次就这一问题进行商讨，最终又不欢而散。在这种情况下，普恩加莱决意无视英国的反对，将占领鲁尔的计划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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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1月11日清晨，法国以欠交大量木材、煤炭等为理由，派出一个由法、意、比工程师组成的“协约国工厂和煤矿监督代表团”进驻鲁尔，随行前往这一著名工业区的还有以“保护”名义出动的两个法国师、一个比利时分遣队。事发后，德国古诺政府即在第二天向凡尔赛和约签字国发出照会表示强烈抗议，并同法、比两国断绝外交关系。与此同时，古诺政府还号召占领区的德国人民进行“消极反抗”。一时间，鲁尔的邮政通讯宣告停顿，钢铁厂和煤矿纷纷停工。不仅当地行政官员奉命拒绝与占领当局合作，一些德国人还自发起来反抗占领军。3月11日，两名法国士兵被暗杀。31日，数千名克虏伯工厂的工人在法军前来接管时与之发生流血冲突，有13名工人在冲突中被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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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报复德国人的“消极抵抗”，法国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从法国、比利时招募大量铁路员工和矿工赴鲁尔开火车、开矿；设立关卡，严格控制占领区与非占领区的经济联系，不准从矿区运出任何东西；逮捕或驱逐支持“消极抵抗”的德国人，封闭了上百家当地的报社。鲁尔被占领及实行不计后果的“消极抵抗”，使整个德国经济遭受严重打击：工业生产大幅下滑、马克急剧贬值、资金大量外流、失业工人激增。8月12日，在柏林工人举行的总罢工冲击下，古诺政府被迫下台。次日，斯特莱斯曼受命组阁。9月26日，斯特莱斯曼签署了停止“消极反抗”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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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法国占领鲁尔似乎很成功，其实不然。从经济角度而言，法国占领鲁尔可谓是得不偿失，法国在占领期间耗费了10亿法郎的占领费用，但它从鲁尔运出的煤、铁的价值却抵不上这笔费用。从道义和外交方面来看，法国更是满盘皆输。此举使法国在国际上非常不得人心，与英国的矛盾更加激化。后者在8月11日向法国发出措辞强烈的照会，要求其恢复占领前的状况，否则英国就不会在赔款问题上再支持法国。更有甚者，英国的立场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支持。为迫使法国就范，英美两国在国际金融市场大量抛售法郎和法国有价证券，迫使法郎贬值，法国的财政状况愈加恶化。迫于财政困难，法国不得不向美国举债，同时在1923年10月25日正式表示同意召开国际专家委员会重审赔款问题。随着“道威斯计划”的制订与实施，法国原先在赔款问题上所具有的实际的领导地位不复存在，它已经旁落到英美两国尤其是美国的手中。以此为转折，法国战后的外交也由原来咄咄逼人的攻势开始转为处处被动的守势。这一切，极大地削弱了法国在欧陆的霸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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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四、“左翼联盟”登台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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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5月，法国将举行战后第二次议会选举。为了在选举中与因鲁尔冒险失败威信受损的“国民联盟”一决高低，继承了甘必大传统的富有激情的激进党领袖赫里欧率领激进党，同在图尔代表大会的分裂后在勃鲁姆领导下得到重建的社会党以及其他一些较小的左翼政党结成了“左翼联盟”（旧译左翼卡特尔）。“左翼联盟”的竞选纲领是：在内政上实行8小时工作制，建立累进所得税制，实施国家与教会分离，建立统一社会保险制度，允许国家公务员组织工会。此外还有：对因参加1920年罢工运动而被捕的人实行大赦，恢复因参加铁路工人总罢工而被解雇的铁路工人的工作。在外交上，主要是要求从鲁尔撤军，恢复同英美的密切合作，同德国和解，承认苏联，等等。由于这一纲领当时比较好地反映了法国广大中下层选民的利益和愿望，加之“左翼联盟”提出了共同候选人，并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组织、宣传工作，故在此次选举中以较大的优势击败了此时已内部矛盾重重的“国民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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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选举失败，作为“国民联盟”内阁总理的普恩加莱不得不在6月1日提出辞呈。翌日，新议会开会伊始，已占据议会多数的“左翼联盟”议员即以超越权力、违反宪法为由，逼曾充任“国民联盟”内阁总后台的现任总统米勒兰下台。后者强调自己任期未满，拒不辞职。但当他按照惯例先后授命“左翼联盟”的几位领衔人物组阁时，竟连连遭拒。无奈之下，米勒兰6月9日请他的老友、参议员马尔萨尔组阁。马尔萨尔内阁是一个少数派内阁，上台后仅48小时就在议会中“左翼联盟”议员的抵制下宣告垮台。在这种情况下，米勒兰也在6月11日被迫挂冠。两天后，参、众两院推选温和激进党人杜梅格出任总统。杜梅格刚一上任，即授命激进党领袖赫里欧组阁，后者欣然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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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里欧受命组阁后，立即致函“左翼联盟”中的第二大党——社会党议会党团领袖勃鲁姆，希望在组阁时得到社会党的支持，并要求社会党人参加政府。勃鲁姆的答复是：“支持，但不参加。”于是，赫里欧在6月15日正式组成了以激进党人为绝对多数的内阁。该内阁是“左翼联盟”的第一届内阁，赫里欧还亲自兼任了外交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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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里欧上台后，果然没有食言，在短短的时间里就使“左翼联盟”在竞选时许下的一些诺言成为现实。在内政方面，他大赦了因参加黑海水兵起义而身陷囹圄的水兵，赦免了因被指控为“内奸”、“叛徒”而被克雷孟梭政府投入监狱或驱逐出境的前总理卡约、前内政部长马尔维，批准因参加1920年铁路工人总罢工而被解职的工人复职；实行世俗化法令，进一步使政教分离，教会与学校分离，普及中学教育，推行技术教育。在外交领域，他在同年8月使议会接受了“道威斯计划”，9月实现了法、比军队从鲁尔地区撤军，10月在国联提出“仲裁、裁军、安全”的协议书，主张通过仲裁方式解决一切国际争端。当然，赫里欧在外交方面最引人瞩目的举动还是承认苏联并与苏联正式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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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赫里欧政府在整个外交领域进展顺利，在内政的某些方面也有一定作为的话，那么，它在涉及到财政经济问题时，立刻在“银墙”（或译“金钱之墙”）即包括法兰西银行的董事们在内的银行家与工商业人士的压力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后者出于对“左翼联盟”在选举中鼓吹实行累进所得税的不满以及对“左翼联盟”政府理财能力的不信任，拒绝向政府贷款，策划资金的大量外流，破坏国库和法郎价格的稳定。由于他们的兴风作浪，大量的小储蓄户也对政府产生了全面的信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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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联盟在选举中的胜利以及赫里欧政府承认苏联之类的举措亦使法国右翼惊恐万状，他们以反对“红色危险”为名，竭力攻击赫里欧政府。正是在这一时期，法国具有法西斯主义性质的右翼团体开始第一次涌现，如“束棒”、“爱国青年”，这类准法西斯主义分子在某些大财团的资助下，并在意大利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上台执政的“鼓舞”下，频频在街头举行示威游行，甚至制造骚乱。与此同时，赫里欧政府的世俗化政策，尤其是在天主教影响根深蒂固的“光复”省份——阿尔萨斯、洛林推行政教分离原则的一些举措激起了全国各地教权主义者的愤怒与反抗。他们纷纷联名致函赫里欧，抗议政府的宗教政策。1924年10月，著名的教权主义者卡斯特尔诺将军纠集各地的天主教团体联合组成了“全国天主教联盟”。该联盟成立不久，其会员的人数就急剧增加。不少教士和教会控制的报刊大肆鼓吹“为信仰而流血”！“重兴十字军”！公开号召教徒起来造反。1925年12月，天主教联盟在马赛发动街头骚乱。警察为维持秩序被迫开枪，造成死2人，伤6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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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资产者制造的财政恐慌、法西斯主义性质的右翼团体和天主教势力的过激行为等等，使原先踌躇满志的赫里欧一时手足无措。1925年4月11日，赫里欧在参议院多数议员对其财政政策予以抨击和反对后，未敢谋求众议院的支持便仓促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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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里欧挂冠而去之后，潘勒韦和白里安相继受命组成新的“左翼联盟”内阁。两人上台后，无一例外地被国内矛盾，尤其是财政危机弄得焦头烂额。为了缓和国内危机，潘勒韦发动了对摩洛哥、叙利亚的殖民战争。而白里安除了继续其前任挑起的殖民战争外，还致力于缓和法德关系。他此期的名言是：“贫困的法国，经受不起新的战争冒险。”②这位资深外交家重新执政后在外交方面奉行的是“和平主义”与“集体安全”。他在1925年10月16日与德国、英国、比利时、意大利代表一起签订的《洛迦诺公约》，堪称他在这方面的典范之作。不过，尽管“洛迦诺精神”一词一时成为和解与安全的代名词，白里安也因该公约的签署与德国的斯特莱斯曼双双荣获该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但《洛迦诺公约》并不是“战争年代与和平年代的真正分界线”。它不仅自身孕育着新的不稳定因素，而且还使法国的边境安全问题留下很大的隐患。后来的事实无情地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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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里安内阁因财政危机而垮台后，赫里欧在1926年7月复出组阁。然而第二届赫里欧内阁仅维持了3天就一命呜呼。至此，“左翼联盟”内阁的执政宣告结束。“左翼联盟”的这次执政经历是一战结束之后法国左翼力量联合执政的首次尝试，它为日后法国民主力量更广泛的团结打下了基础。但我们也要看到，正是“左翼联盟”政府此时期在处理财政问题方面表现乏力，乃至无能，使在法国这样一个典型的“钱夹在右，心在左”的社会里，为数不少的人后来始终对左翼政府的理财能力持有怀疑。如在30年代中期人民阵线政府上台时、80年代初期社会党政府上台时，这些人就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左翼联盟”政府此番在“银墙”面前处处碰壁的经历，并对左翼政府是否能够解决好财政难题表示担忧。不幸的是，这种担忧不仅并非空穴来风，而且往往还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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