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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里欧受命组阁后，立即致函“左翼联盟”中的第二大党——社会党议会党团领袖勃鲁姆，希望在组阁时得到社会党的支持，并要求社会党人参加政府。勃鲁姆的答复是：“支持，但不参加。”于是，赫里欧在6月15日正式组成了以激进党人为绝对多数的内阁。该内阁是“左翼联盟”的第一届内阁，赫里欧还亲自兼任了外交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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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里欧上台后，果然没有食言，在短短的时间里就使“左翼联盟”在竞选时许下的一些诺言成为现实。在内政方面，他大赦了因参加黑海水兵起义而身陷囹圄的水兵，赦免了因被指控为“内奸”、“叛徒”而被克雷孟梭政府投入监狱或驱逐出境的前总理卡约、前内政部长马尔维，批准因参加1920年铁路工人总罢工而被解职的工人复职；实行世俗化法令，进一步使政教分离，教会与学校分离，普及中学教育，推行技术教育。在外交领域，他在同年8月使议会接受了“道威斯计划”，9月实现了法、比军队从鲁尔地区撤军，10月在国联提出“仲裁、裁军、安全”的协议书，主张通过仲裁方式解决一切国际争端。当然，赫里欧在外交方面最引人瞩目的举动还是承认苏联并与苏联正式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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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赫里欧政府在整个外交领域进展顺利，在内政的某些方面也有一定作为的话，那么，它在涉及到财政经济问题时，立刻在“银墙”（或译“金钱之墙”）即包括法兰西银行的董事们在内的银行家与工商业人士的压力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后者出于对“左翼联盟”在选举中鼓吹实行累进所得税的不满以及对“左翼联盟”政府理财能力的不信任，拒绝向政府贷款，策划资金的大量外流，破坏国库和法郎价格的稳定。由于他们的兴风作浪，大量的小储蓄户也对政府产生了全面的信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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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联盟在选举中的胜利以及赫里欧政府承认苏联之类的举措亦使法国右翼惊恐万状，他们以反对“红色危险”为名，竭力攻击赫里欧政府。正是在这一时期，法国具有法西斯主义性质的右翼团体开始第一次涌现，如“束棒”、“爱国青年”，这类准法西斯主义分子在某些大财团的资助下，并在意大利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上台执政的“鼓舞”下，频频在街头举行示威游行，甚至制造骚乱。与此同时，赫里欧政府的世俗化政策，尤其是在天主教影响根深蒂固的“光复”省份——阿尔萨斯、洛林推行政教分离原则的一些举措激起了全国各地教权主义者的愤怒与反抗。他们纷纷联名致函赫里欧，抗议政府的宗教政策。1924年10月，著名的教权主义者卡斯特尔诺将军纠集各地的天主教团体联合组成了“全国天主教联盟”。该联盟成立不久，其会员的人数就急剧增加。不少教士和教会控制的报刊大肆鼓吹“为信仰而流血”！“重兴十字军”！公开号召教徒起来造反。1925年12月，天主教联盟在马赛发动街头骚乱。警察为维持秩序被迫开枪，造成死2人，伤6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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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资产者制造的财政恐慌、法西斯主义性质的右翼团体和天主教势力的过激行为等等，使原先踌躇满志的赫里欧一时手足无措。1925年4月11日，赫里欧在参议院多数议员对其财政政策予以抨击和反对后，未敢谋求众议院的支持便仓促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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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里欧挂冠而去之后，潘勒韦和白里安相继受命组成新的“左翼联盟”内阁。两人上台后，无一例外地被国内矛盾，尤其是财政危机弄得焦头烂额。为了缓和国内危机，潘勒韦发动了对摩洛哥、叙利亚的殖民战争。而白里安除了继续其前任挑起的殖民战争外，还致力于缓和法德关系。他此期的名言是：“贫困的法国，经受不起新的战争冒险。”②这位资深外交家重新执政后在外交方面奉行的是“和平主义”与“集体安全”。他在1925年10月16日与德国、英国、比利时、意大利代表一起签订的《洛迦诺公约》，堪称他在这方面的典范之作。不过，尽管“洛迦诺精神”一词一时成为和解与安全的代名词，白里安也因该公约的签署与德国的斯特莱斯曼双双荣获该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但《洛迦诺公约》并不是“战争年代与和平年代的真正分界线”。它不仅自身孕育着新的不稳定因素，而且还使法国的边境安全问题留下很大的隐患。后来的事实无情地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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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里安内阁因财政危机而垮台后，赫里欧在1926年7月复出组阁。然而第二届赫里欧内阁仅维持了3天就一命呜呼。至此，“左翼联盟”内阁的执政宣告结束。“左翼联盟”的这次执政经历是一战结束之后法国左翼力量联合执政的首次尝试，它为日后法国民主力量更广泛的团结打下了基础。但我们也要看到，正是“左翼联盟”政府此时期在处理财政问题方面表现乏力，乃至无能，使在法国这样一个典型的“钱夹在右，心在左”的社会里，为数不少的人后来始终对左翼政府的理财能力持有怀疑。如在30年代中期人民阵线政府上台时、80年代初期社会党政府上台时，这些人就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左翼联盟”政府此番在“银墙”面前处处碰壁的经历，并对左翼政府是否能够解决好财政难题表示担忧。不幸的是，这种担忧不仅并非空穴来风，而且往往还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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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五、普恩加莱成了“法郎拯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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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联盟”内阁垮台之时，正是法国战后通货膨胀达到最高点之日：如果以1913年的物价指数为100，那么在1926年7月已高达806。与此同时，国际市场上针对法郎的投机活动也达到顶峰。当时，一英镑竟然值200法郎。该由谁来力挽狂澜，消除危机呢？人们想到了普恩加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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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7月21日深夜，杜梅格总统授权普恩加莱组阁。这位已年近古稀，像救星一样应召而来的前总统力图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神圣联合内阁为榜样，建立一个由各派代表组成的联合内阁。但左翼中的社会党人一概拒绝入阁，激进党亦只有极个别人参加，故此，普恩加莱此番建立的“国民联合”内阁实际上只是右派与中派联手的产物。这个于7月23日正式成立的新内阁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内阁：13位部长中竟有6人曾担任过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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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左翼联盟”内阁使大小资产者产生了全面的信任危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普恩加莱刚一重新执政，就立即像变魔术似地使公众恢复了对政府的信任。从事外汇买卖的奸商前一时期始终投的是法郎下跌之机，尔今却一股脑儿地投起法郎上涨之机。于是，法郎在国际市场上的比价也逐渐上涨。作为一位理财高手，普恩加莱亲自兼任了财政部长，并把整顿财政，稳定金融市场，保持法郎稳定作为内政的当务之急。与此同时，他还采取裁减国家机构人员、增开新税与提高税率等开源节流的措施使预算得到平衡，从而使整个经济趋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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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恩加莱在止住了法郎急剧下滑的趋势后，面临着两种选择：其一是让法郎“回升”，使它恢复到战前的比价，即古老的“芽月法郎”的比价；其二是只须稳定法郎现时的比价，使法国的商品在国际市场更具竞争力。普恩加莱明智地选择了后者。法郎1926年“事实上的稳定”在持续了两年后，导致了其“法律上的稳定”。1928年6月24日，众参两院通过了普恩加莱关于改革货币制度的法令。根据这项法令，法国将发行俗称“普恩加莱法郎”的新法郎。每一新法郎含金量为65.5毫克纯金，与战前法郎相比，新法郎贬值了4/5，但它毕竟又重新成为一种稳定的货币。由于普恩加莱在没有任何外国帮助的情况下就挽救了法郎，因而他被国人誉为“法郎拯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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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普恩加莱上台后，法国经济形势明显好转，甚至还出现了短暂的“工业高涨”局面。在经济形势好转之后，政府在向大资本家等提供优惠政策的同时，也陆续实施了某些社会福利政策，如发放失业救济金、工人伤残补助金及养老金等。由此，普恩加莱的个人威望进一步提高。正是借助普恩加莱如日中天的个人威望，在1928年4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以普恩加莱为代表的赞同“国民联合”的各派政治势力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普恩加莱也因此继续执掌权柄，直至1929年7月因病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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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恩加莱辞职后，接任内阁总理的是在“国民联合”内阁中担任外交部长的白里安。这也是白里安第八次和最后一次受命组阁。白里安无论是在担任“国民联合”内阁的外长或总理时，仍继续不遗余力地推行法德和解与集体安全的政策。由于白里安在整个20年代热衷于签订各种各样的国际条约，因而他在当时已被公认为是整个国际外交舞台上首屈一指的“条约迷”。这位“老外交”漫长外交家生涯的压轴之作是一手促成了于1928年8月27日在巴黎签订的《白里安—凯洛格公约》（又称《非战公约》）。作为当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签字的一项国际条约，《非战公约》第一次正式宣布在国家关系中放弃以战争作为实行国家政策的工具，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从而在国际法上奠定了互不侵犯原则的法律基础。此外也不容忽视的是，1929年9月，白里安又在国联提出“泛欧”计划，建议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组成联邦，并逐步降低关税和奉行符合洛迦诺精神及欧洲统一思想的政策。这一计划在当时说来纯属空想，但这种“空想”对二战后欧洲统一的进程毕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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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六、巴黎再度成为世界文化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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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上一个“世纪之交”，巴黎就已经成为世界文化之都。不仅当时震动世界的文化艺术事件大都与巴黎有关，而且巴黎特有的那种轻佻和活力神奇地混为一体的文化氛围以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吸引着世界各地自命不凡的艺术家们，如来自西班牙的毕加索就是一例。然而，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花都的这种文化氛围一度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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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消弭之后，巴黎再度作为世界的文化首都而繁荣兴盛起来。学生、教师、作家、画家、雕塑家、设计家，还有大批的旅游者，从地球的各个角落蜂拥而至，领略它那优雅的丰姿，感受它那温馨的气氛。有时“老外”多得简直要把这个城市给撑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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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923、1924年巴雷斯与法朗士两位文学大师的先后逝世，作为法国文学鼎盛时期之一的法国文坛被新的“四大文豪”支配着。他们是保罗·克洛岱尔、保罗·瓦莱里、安德烈·纪德和马塞尔·普鲁斯特。普鲁斯特虽然死于1922年，但由于他那部7卷本的长篇小说《追忆逝水年华》只是在他死前不久方才完成，其最后一卷更是于1927年才出版，故而他的影响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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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黄金般的日子里，巴黎的文学界，特别是文学界的小说、剧本和富有战斗性的评论文章，对于众多居住在巴黎的人，不论他们是法国人还是被“幸福地放逐”（此语出自此期正羁旅巴黎的美国作家海明威）于花都的异邦人来说，都是一个令人感到珍奇而兴奋的源泉。人们不仅十分认真地看待出自一个人的想象所创作的作品，而且似乎还把这些作品看得比任何其他事物都重要。与佳作迭出的作家相比，银行家、商人、政客正在干什么或想要干什么简直不值一提。甚至连那些大多数受控于工商业与金融业巨子的报纸也有这样的反映。一部新书或戏剧、一年一度的为小说而颁发的龚古尔文学奖、两个敌对的文学派别之间的争论、一位作家的结婚、离婚或死亡——凡此种种都刊登在报纸的头版。当一代文豪阿纳托尔·法朗士于1924年10月12日逝世时，他的遗体在用防腐香料处理后，从其贝什勒里的寓所被运回巴黎。法国政府和人民在10月18日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仪式，而这通常只有功绩显赫的杰出的政治家或军事家才能享受到这样的哀荣。法国文人当时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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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由于涌现了一批极具才气的剧作家、导演和演员，使得法国（实际上即是巴黎，因为此时仍作为“文化沙漠”的外省实在不足挂齿）戏剧艺术仍能在国际戏剧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一时期，雅克·科波创办的“老鸽巢剧院”及其艺术实践对此期乃至后来法国导演、表演艺术有着深刻的影响。科波通过自身的艺术努力，力图重新建立剧作家、演员与观众之间真挚的直接关系，在观众面前再现传统古典剧目内涵的真谛，推出优秀有特色的当代剧目，扶持剧本创作的新秀。此时期法国4位第一流的导演兼表演艺术家杜兰、茹维、巴弟、皮托也夫既富有创新精神，又各具艺术特色。他们为了反对戏剧的日趋商品化，在1926年7月6日组成卡特尔，和以法兰西喜剧院及在巴黎繁华地带林荫大道旁建立的商业性剧院的商业演出展开激烈的竞争，推出了一大批戏剧精品。此外，这一时期一些以先锋派演出为主的实验性小剧场亦纷纷建立，其中又以由维德拉克和阿尔托创建于1927年的阿尔弗莱德·扎利剧院最为著名。此时期，文学大师罗曼·罗兰曾力倡人民戏剧运动，并亲自创作了一系列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的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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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作为世界电影的摇篮，在上一个“世纪之交”始终执世界电影业之牛耳。1905年，法兰西喜剧院的演员首次登上银幕，使电影成了真正的表演艺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法国拍摄的影片占世界影片总数的70％。后来有声电影的出现和蒙太奇技术的运用都凝聚着法国电影工作者的心血。可是，始自20年代初，由于美国好莱坞影片的强力竞争，法国电影业一度处于凋敝的境地。为了使法国电影摆脱困境，重振雄风，法国一些剧作家、导演、演员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并在20年代末初见成效。不过，法国电影要真正获得新生，还得等到3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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