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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7月21日深夜，杜梅格总统授权普恩加莱组阁。这位已年近古稀，像救星一样应召而来的前总统力图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神圣联合内阁为榜样，建立一个由各派代表组成的联合内阁。但左翼中的社会党人一概拒绝入阁，激进党亦只有极个别人参加，故此，普恩加莱此番建立的“国民联合”内阁实际上只是右派与中派联手的产物。这个于7月23日正式成立的新内阁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内阁：13位部长中竟有6人曾担任过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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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左翼联盟”内阁使大小资产者产生了全面的信任危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普恩加莱刚一重新执政，就立即像变魔术似地使公众恢复了对政府的信任。从事外汇买卖的奸商前一时期始终投的是法郎下跌之机，尔今却一股脑儿地投起法郎上涨之机。于是，法郎在国际市场上的比价也逐渐上涨。作为一位理财高手，普恩加莱亲自兼任了财政部长，并把整顿财政，稳定金融市场，保持法郎稳定作为内政的当务之急。与此同时，他还采取裁减国家机构人员、增开新税与提高税率等开源节流的措施使预算得到平衡，从而使整个经济趋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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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恩加莱在止住了法郎急剧下滑的趋势后，面临着两种选择：其一是让法郎“回升”，使它恢复到战前的比价，即古老的“芽月法郎”的比价；其二是只须稳定法郎现时的比价，使法国的商品在国际市场更具竞争力。普恩加莱明智地选择了后者。法郎1926年“事实上的稳定”在持续了两年后，导致了其“法律上的稳定”。1928年6月24日，众参两院通过了普恩加莱关于改革货币制度的法令。根据这项法令，法国将发行俗称“普恩加莱法郎”的新法郎。每一新法郎含金量为65.5毫克纯金，与战前法郎相比，新法郎贬值了4/5，但它毕竟又重新成为一种稳定的货币。由于普恩加莱在没有任何外国帮助的情况下就挽救了法郎，因而他被国人誉为“法郎拯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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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普恩加莱上台后，法国经济形势明显好转，甚至还出现了短暂的“工业高涨”局面。在经济形势好转之后，政府在向大资本家等提供优惠政策的同时，也陆续实施了某些社会福利政策，如发放失业救济金、工人伤残补助金及养老金等。由此，普恩加莱的个人威望进一步提高。正是借助普恩加莱如日中天的个人威望，在1928年4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以普恩加莱为代表的赞同“国民联合”的各派政治势力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普恩加莱也因此继续执掌权柄，直至1929年7月因病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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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恩加莱辞职后，接任内阁总理的是在“国民联合”内阁中担任外交部长的白里安。这也是白里安第八次和最后一次受命组阁。白里安无论是在担任“国民联合”内阁的外长或总理时，仍继续不遗余力地推行法德和解与集体安全的政策。由于白里安在整个20年代热衷于签订各种各样的国际条约，因而他在当时已被公认为是整个国际外交舞台上首屈一指的“条约迷”。这位“老外交”漫长外交家生涯的压轴之作是一手促成了于1928年8月27日在巴黎签订的《白里安—凯洛格公约》（又称《非战公约》）。作为当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签字的一项国际条约，《非战公约》第一次正式宣布在国家关系中放弃以战争作为实行国家政策的工具，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从而在国际法上奠定了互不侵犯原则的法律基础。此外也不容忽视的是，1929年9月，白里安又在国联提出“泛欧”计划，建议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组成联邦，并逐步降低关税和奉行符合洛迦诺精神及欧洲统一思想的政策。这一计划在当时说来纯属空想，但这种“空想”对二战后欧洲统一的进程毕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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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六、巴黎再度成为世界文化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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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上一个“世纪之交”，巴黎就已经成为世界文化之都。不仅当时震动世界的文化艺术事件大都与巴黎有关，而且巴黎特有的那种轻佻和活力神奇地混为一体的文化氛围以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吸引着世界各地自命不凡的艺术家们，如来自西班牙的毕加索就是一例。然而，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花都的这种文化氛围一度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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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消弭之后，巴黎再度作为世界的文化首都而繁荣兴盛起来。学生、教师、作家、画家、雕塑家、设计家，还有大批的旅游者，从地球的各个角落蜂拥而至，领略它那优雅的丰姿，感受它那温馨的气氛。有时“老外”多得简直要把这个城市给撑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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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923、1924年巴雷斯与法朗士两位文学大师的先后逝世，作为法国文学鼎盛时期之一的法国文坛被新的“四大文豪”支配着。他们是保罗·克洛岱尔、保罗·瓦莱里、安德烈·纪德和马塞尔·普鲁斯特。普鲁斯特虽然死于1922年，但由于他那部7卷本的长篇小说《追忆逝水年华》只是在他死前不久方才完成，其最后一卷更是于1927年才出版，故而他的影响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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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黄金般的日子里，巴黎的文学界，特别是文学界的小说、剧本和富有战斗性的评论文章，对于众多居住在巴黎的人，不论他们是法国人还是被“幸福地放逐”（此语出自此期正羁旅巴黎的美国作家海明威）于花都的异邦人来说，都是一个令人感到珍奇而兴奋的源泉。人们不仅十分认真地看待出自一个人的想象所创作的作品，而且似乎还把这些作品看得比任何其他事物都重要。与佳作迭出的作家相比，银行家、商人、政客正在干什么或想要干什么简直不值一提。甚至连那些大多数受控于工商业与金融业巨子的报纸也有这样的反映。一部新书或戏剧、一年一度的为小说而颁发的龚古尔文学奖、两个敌对的文学派别之间的争论、一位作家的结婚、离婚或死亡——凡此种种都刊登在报纸的头版。当一代文豪阿纳托尔·法朗士于1924年10月12日逝世时，他的遗体在用防腐香料处理后，从其贝什勒里的寓所被运回巴黎。法国政府和人民在10月18日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仪式，而这通常只有功绩显赫的杰出的政治家或军事家才能享受到这样的哀荣。法国文人当时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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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由于涌现了一批极具才气的剧作家、导演和演员，使得法国（实际上即是巴黎，因为此时仍作为“文化沙漠”的外省实在不足挂齿）戏剧艺术仍能在国际戏剧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一时期，雅克·科波创办的“老鸽巢剧院”及其艺术实践对此期乃至后来法国导演、表演艺术有着深刻的影响。科波通过自身的艺术努力，力图重新建立剧作家、演员与观众之间真挚的直接关系，在观众面前再现传统古典剧目内涵的真谛，推出优秀有特色的当代剧目，扶持剧本创作的新秀。此时期法国4位第一流的导演兼表演艺术家杜兰、茹维、巴弟、皮托也夫既富有创新精神，又各具艺术特色。他们为了反对戏剧的日趋商品化，在1926年7月6日组成卡特尔，和以法兰西喜剧院及在巴黎繁华地带林荫大道旁建立的商业性剧院的商业演出展开激烈的竞争，推出了一大批戏剧精品。此外，这一时期一些以先锋派演出为主的实验性小剧场亦纷纷建立，其中又以由维德拉克和阿尔托创建于1927年的阿尔弗莱德·扎利剧院最为著名。此时期，文学大师罗曼·罗兰曾力倡人民戏剧运动，并亲自创作了一系列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的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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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作为世界电影的摇篮，在上一个“世纪之交”始终执世界电影业之牛耳。1905年，法兰西喜剧院的演员首次登上银幕，使电影成了真正的表演艺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法国拍摄的影片占世界影片总数的70％。后来有声电影的出现和蒙太奇技术的运用都凝聚着法国电影工作者的心血。可是，始自20年代初，由于美国好莱坞影片的强力竞争，法国电影业一度处于凋敝的境地。为了使法国电影摆脱困境，重振雄风，法国一些剧作家、导演、演员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并在20年代末初见成效。不过，法国电影要真正获得新生，还得等到3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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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术领域，20世纪初以来，现代主义美术在法国异军突起，并迅速成为法国与西方美术领域的主要潮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野兽派”和立体主义派。进入20年代后，与超现实主义诗歌相呼应，法国超现实主义美术流派也应运而生。该派的主将为马塞尔·杜尚和马克斯·恩斯特。其中，除杜尚的作品《走下楼梯的裸体者》等受到高度评价外，恩斯特独创的拼贴、摩擦、拓印等技法更开辟了油画创作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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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音乐方面，进入20年代之后，法国新的一代作曲家脱颖而出。其中，鲁塞尔在此期法国音乐界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萨蒂的构成主义创作方法影响下，新古典主义音乐在20年代流行一时。同时，米约、奥内热尔、奥里克、普朗克、迪列、塔耶费尔等6名志同道合的音乐家以“六人团”著称于法国音乐界。他们反对浪漫主义和印象主义的音乐创作方法，以自己特有的节奏感、轻巧的风格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交响曲、钢琴曲以及接近民间曲调的音乐小品。尤其是奥内热尔创作的清唱剧《国王大卫》和米约为芭蕾舞剧《世界的创造》谱写的音乐更是深受当时人们的欢迎。此外，随着好莱坞影片的大量涌入，爵士音乐开始在法国乐坛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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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俄国芭蕾舞大师季亚吉列夫在巴黎舞台上的精湛演出使俄国芭蕾舞成为巴黎的新“发现”。不久，这位俄国艺术家即在巴黎定居。战后，方兴未艾的现代派舞蹈在世界范围内对古典芭蕾舞产生相当大的冲击，法国也同样如此。在这一背景下，法国舞蹈界、音乐界人士偕同以季亚吉列夫为首的一批已定居于巴黎的俄国芭蕾舞专家与演员对芭蕾舞进行了改革与创新，使之能够自由地表现现代日常生活的素材和姿态，以便更能吸引观众。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此期法国芭蕾舞台涌现了一批深受国内外观众欢迎的新作，如《艾菲尔铁塔上的新婚夫妇》、《屋顶上的牛》。尤其是由萨蒂设计音乐，毕加索设计舞台布景与服装道具，马西奈设计舞蹈的《杂技大会演》更是现代芭蕾舞史上的典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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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七、超现实主义运动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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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20年代法国纷纭复杂的各种文化现象，人们不难发现，此期法国思想文化领域最为引人瞩目的事情当推超现实主义运动的兴起。超现实主义运动是法国20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文化和思想运动之一。这场运动虽然主要以文学艺术运动的形式出现，但它却具有这样一个显著的特点，即这场运动的发起人和许多参加者往往是带着改造社会、改造生活的信念投入行动的。也正是这样一个特点，决定了这场运动对日后法国的文化发展取向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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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大程度上，超现实主义运动是从达达主义运动脱胎而来。因此，我们有必要首先对达达主义运动扫描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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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达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盛行于西方的虚无主义的现代文学思潮，其运动是当时西方社会青年作家与艺术家反理性、反传统的突出表现。巴黎是达达主义运动在战后阶段的中心，而法国的不少知识分子则是这一阶段达达主义运动的中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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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达主义运动的发源地是瑞士的苏黎世。一战期间，苏黎世作为中立国瑞士的一座名城聚集着一大批来自欧洲各国的青年作家与艺术家。大战带来的灾难以及暴露出来的各种社会矛盾使他们逐渐地以怀疑的眼光审视一切：社会制度、思想、宗教和文学艺术等等。1915年7月，后来成为达达主义运动的倡导者与主帅的查拉，一位来自罗马尼亚的犹太裔大学生来到苏黎士读书并从事诗歌创作。翌年，他与一些青年诗人在来自德国的导演巴尔同年创办的“伏尔泰夜店”建立了文艺团体并经常举行文学与艺术聚会。起初这些聚会还限于合乎情理的“先锋派”的范围：举办画展、朗读法国著名先锋派诗人阿波里奈的诗作和他们自己创作的诗歌、演唱流行歌曲。后来，在“伏尔泰夜店”的一次聚会中，有人提议进一步推动他们的活动并且给自己的团体命名。有人当下用一把裁纸刀挑开了《小拉鲁斯词典》，被翻开的那一面的页首字样是“达达”（dada），于是，他们一致通过用此词来称谓自己的团体。“dada”一词有两义：一为“马”（儿语），二言“癖好”；用来命名文艺团体实为荒唐。然而，dada的读音似有戏谑的意味，这与这批青年艺术家倡导的精神倒甚为吻合。不久，查拉在纪念攻克巴士底狱127周年的晚会上发表了达达宣言：“达达是我们的剧烈程度：……达达是无牵连、无可比拟的生活；它反对又赞成统一并且明确地反映未来，我们很明智，知道我们的大脑将会变成软垫，我们的反教条的精神和官僚一样专横，我们不自由却呼叫自由；严格要求放弃学说和道统；让我们一道唾弃人类吧。……我们在集市上闹嚷，在修道院、妓院、剧场、现实、情感、饭馆之间大喝倒彩：哗哩、哗啦，乒乒乓乓。”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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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第一次大战引起的精神危机的普遍性，达达主义很快在欧美各国流行起来，尤其是在巴黎青年作家、艺术家中引起强烈的共鸣。1919年，安德烈·布勒东、菲利普·苏波、路易·阿拉贡主编出版了《文学》月刊，为文学艺术界背离传统观念、进行创新摇旗呐喊。同年，查拉偕同一些重要的达达分子定居巴黎，极力推动以《文学》为中心的叛逆势力向前发展，并把达达在苏黎世的活动转移到巴黎。1920年1月，《文学》举办达达演出晚会，不久又组织三十余人在“独立沙龙”举行报告会并发表个人宣言。报告之前，组织者伪称卓别林将莅会表演而招致大批观众前来观看。这场闹剧激起了公众的愤怒，纷纷向达达们投掷硬币和鸡蛋。不久，巴黎的达达分子又搞了一场“公审”作家巴雷斯的闹剧。随着达达运动在虚无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使得达达内部一些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也提出责难，认为这种毫无实效的反叛与传统艺术一样都是艺术的死胡同。1922年，布勒东等人开始与查拉产生严重的分歧，翌年，双方在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笔战后终于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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