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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达主义运动的发源地是瑞士的苏黎世。一战期间，苏黎世作为中立国瑞士的一座名城聚集着一大批来自欧洲各国的青年作家与艺术家。大战带来的灾难以及暴露出来的各种社会矛盾使他们逐渐地以怀疑的眼光审视一切：社会制度、思想、宗教和文学艺术等等。1915年7月，后来成为达达主义运动的倡导者与主帅的查拉，一位来自罗马尼亚的犹太裔大学生来到苏黎士读书并从事诗歌创作。翌年，他与一些青年诗人在来自德国的导演巴尔同年创办的“伏尔泰夜店”建立了文艺团体并经常举行文学与艺术聚会。起初这些聚会还限于合乎情理的“先锋派”的范围：举办画展、朗读法国著名先锋派诗人阿波里奈的诗作和他们自己创作的诗歌、演唱流行歌曲。后来，在“伏尔泰夜店”的一次聚会中，有人提议进一步推动他们的活动并且给自己的团体命名。有人当下用一把裁纸刀挑开了《小拉鲁斯词典》，被翻开的那一面的页首字样是“达达”（dada），于是，他们一致通过用此词来称谓自己的团体。“dada”一词有两义：一为“马”（儿语），二言“癖好”；用来命名文艺团体实为荒唐。然而，dada的读音似有戏谑的意味，这与这批青年艺术家倡导的精神倒甚为吻合。不久，查拉在纪念攻克巴士底狱127周年的晚会上发表了达达宣言：“达达是我们的剧烈程度：……达达是无牵连、无可比拟的生活；它反对又赞成统一并且明确地反映未来，我们很明智，知道我们的大脑将会变成软垫，我们的反教条的精神和官僚一样专横，我们不自由却呼叫自由；严格要求放弃学说和道统；让我们一道唾弃人类吧。……我们在集市上闹嚷，在修道院、妓院、剧场、现实、情感、饭馆之间大喝倒彩：哗哩、哗啦，乒乒乓乓。”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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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第一次大战引起的精神危机的普遍性，达达主义很快在欧美各国流行起来，尤其是在巴黎青年作家、艺术家中引起强烈的共鸣。1919年，安德烈·布勒东、菲利普·苏波、路易·阿拉贡主编出版了《文学》月刊，为文学艺术界背离传统观念、进行创新摇旗呐喊。同年，查拉偕同一些重要的达达分子定居巴黎，极力推动以《文学》为中心的叛逆势力向前发展，并把达达在苏黎世的活动转移到巴黎。1920年1月，《文学》举办达达演出晚会，不久又组织三十余人在“独立沙龙”举行报告会并发表个人宣言。报告之前，组织者伪称卓别林将莅会表演而招致大批观众前来观看。这场闹剧激起了公众的愤怒，纷纷向达达们投掷硬币和鸡蛋。不久，巴黎的达达分子又搞了一场“公审”作家巴雷斯的闹剧。随着达达运动在虚无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使得达达内部一些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也提出责难，认为这种毫无实效的反叛与传统艺术一样都是艺术的死胡同。1922年，布勒东等人开始与查拉产生严重的分歧，翌年，双方在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笔战后终于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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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勒东、阿拉贡等人在与查拉分手后，在1924年10月11日成立了“超现实主义研究室”。同年11月，布勒东又发表了著名的《超现实主义宣言》。尔后，以纳维尔和贝雷为主编的《超现实主义革命》杂志取代了《文学》。超现实主义团体正式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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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现实主义者认为，“理性主义”已把欧洲文化和政治引向毁灭，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因此他们要掀起“反理性主义”运动。超现实主义的活动并不止于文学艺术品的创作，而致力于改变束缚西方人的传统逻辑的、理性的思维模式，建立一种新的世界观。在超现实主义看来，当时人类的灾难不在于物质的匮乏，而在于精神上所受的压迫。而这种压迫的根源正是西方文明的基石——僵化的逻辑。它将本属于同一整体的真实与想象、理性与非理性、思维与行动、精神和物质分割成互相对立的部分，因而导致人性的分裂。因此，人们有必要建构一种新的世界观来统一、协调上述的被认为是互相对立的部分。超现实主义试图从探索人的内心世界入手将内外现实看作处于同一变化中的两个潜在成分。他们认为，表面上相矛盾的梦和现实终必融为一种绝对的现实，即所谓的“超现实”。他们甚至进而追求在内外部真实、眠与醒、理性与疯狂这类久已彼此分割的领域之间引出一条贯通它们的导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超现实主义者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作为自己的思想指导，强调“潜意识”梦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提倡写“事物的巧合”，他们认为清醒的、理智的思维活动是资本主义文明毒化了的精神，不是“纯粹”的精神。只有“潜意识”的、睡眠状态的或偶合情况下的思维活动，才是还未受到外界干扰的“纯粹”精神。因此，超现实主义作家与艺术家的任务就在于挖掘和解放被理性、传统压抑的意识和感情。他们往往在咖啡馆、电影院等公共场所捕捉人们思维活动的原始状态，或者在似睡非睡的状态中捉住梦幻。他们的诗歌、小说，实际上就是“潜意识”、“非理性”的一种形象的表达。阿拉贡的诗集《欢乐之火》，小说《安尼赛》，布勒东的小说《娜佳》都是超现实主义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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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超现实主义运动开始出现正统派和分裂派并存的局面。布勒东曾参加法共，后又退出。稍后，阿拉贡转向法共，诗人艾吕雅等人亦步其后尘。布勒东与其成员的分歧日益严重。1930年，布勒东发表《超现实主义第二宣言》，重申反抗的绝对性、不顺从的彻底性与对规章制度的破坏性。阿拉贡等人则离开超现实主义，逐渐走上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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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30年代起，超现实主义运动便因内部的分裂而日见衰弱。不久，一股新的能够涵盖乃至超越超现实主义许多特征的新思潮——存在主义崛起，从而又进一步削弱了其在法国的影响力。二战爆发后，布勒东流亡美国。随着这位超现实主义运动的“教父”抵达美国，超现实主义曾在山姆大叔的国度时髦了一阵。战后，法国思想文化界开始进入萨特时代，超现实主义便被人逐渐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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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作者评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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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自麦克马洪以后通常由政界二、三流的政治家担任。如果说普恩加莱在一战爆发前不久入主爱丽舍宫打破了这一惯例的话，那么，一旦战争威胁解除，这一惯例又重新显示出它的巨大的魔力。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发生在20年代初。在1920年1月参众两院选举总统时，自认为稳操胜券的“胜利之父”克雷孟梭竟惨败在平庸无奇的德夏内尔的手下。虽然克氏自己也曾坦白承认，他在选举共和国总统的国民议会上总是投票选举最愚笨的候选人，而且他也深知，其在议会中的同道也大多如此。但当事情真的落到自己头上，仍使这位老虎总理痛苦不堪。于是，他愤然退出了政界，并在不久以怨恨和沮丧兼而有之的口吻说道：“我所做过的一切，都已被糟蹋殆尽了。20年后法国必将灭亡。”也许，更让克氏难以忍受的是，战胜他的人竟然还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后者在当选后不久即神经错乱，并在同年9月被迫交出权柄。类似的悲剧也发生在享有世界声誉的白里安身上。他在1931年问鼎总统宝座时同样败在了温和而迟钝的保罗·杜梅的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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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阿泽马等：前引书，第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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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夏斯特内：《第三共和国史》，巴黎，1974年，第3卷，第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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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参见楼均信主编：前引书，第5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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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第十五章 危机笼罩下的3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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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大危机——虽姗姗来迟，但终难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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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0月华尔街股票暴跌引发了一场资本主义世界前所未有的最深重、最持久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令人瞩目的是，在这场危机爆发的初期，当美、德、英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危机漩涡中竭力挣扎的时候，法国不但仍能置身事外，反而使1929年、1930年成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繁荣时期”的最好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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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被危机弄得焦头烂额形成巨大反差的是，这两年间，法国财政预算基本平衡，财政状况良好，法兰西银行的黄金储备雄厚；除农业外，绝大多数经济部门仍在持续发展。煤、铁矿和铝的产量分别创造了两次大战之间的最好记录；法国产品在1928年法郎大幅度贬值后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大大增强。外贸方面传统的逆差虽仍然存在，但通过旅游业的发展和海外投资的利润得到了极大补偿；失业问题也不严重。当1930年美、德、英诸国为严重的失业问题所困扰之际，法国登记在册的失业救济金领取者仅为1700人。外籍劳工的继续增加也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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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种种，导致法国朝野盲目乐观。1929年11月7日，在白里安挂冠后首次出任政府总理的塔迪厄在议院大胆地提出了为期5年的“国民装备计划”，要求国库拨款50亿法郎。在世界经济危机已然爆发后仍提出这一耗费巨大的“繁荣政策”，足以反映塔迪厄及其政府的乐观情绪。有人甚至在报刊上得意地宣称：我们国家的相对平衡证明，法国的方式虽然是折衷的，但始终是审慎的，它是最佳良策，是民族智慧的反映。类似的乐观情绪在广大平民百姓中也普遍存在，他们深信，法国是“危机的世界中的繁荣之岛”。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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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是一种盲目的乐观。法国受这次经济大危机的影响虽然要晚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但它最终也同样难逃厄运。只是由于法国传统的历史条件，特别是一战结束之后其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条件，才使得危机在法国姗姗来迟。导致法国受危机冲击要晚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原因大致如下：法国工业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相对落后，使工业、农业得以相对平衡，并由此构成法国经济总体上的平衡性；外贸在法国经济中所占比重有限，法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较小，因而国际市场的变化对法国经济的冲击也相对较弱；法国仍然是一个手工业工人和小生产者众多的国家，1/3以上靠工资收入生活的人仍然是受雇于不足5人的企业，而在商业领域，87％的商店只雇用5人甚至不足5人。②这些家庭式的小企业或商店贷款规模往往极小，因而也较容易依靠自己的积蓄对付一段时间。此外，大战中受破坏地区的重建、各种规模浩大的公共工程、1928年普恩加莱大幅度贬值法郎后带来的法郎稳定和法国产品竞争力的加强、农村人口仍然众多及政府对农业的保护主义政策、世界经济大危机爆发前夕和初期大量黄金从国外流入等因素都有利于推迟危机在法国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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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1930年底，法国终于也卷进了这场大危机的漩涡：大批银行与企业倒闭破产，生产下降，失业人数激增，物价暴跌，资本输出锐减，对外贸易萎缩。进入1931年后，经济危机已波及到整个工业部门，该年工业生产下降17.5％，其中钢铁生产下降达29％，破产的企业增加了60％。③1931年3月，失业人数达45万多人，到1936年3月上升到82万多人。④与一些新兴的工业部门相比，传统工业部门受危机冲击更大。据估计，这次危机大约使法国的工业倒退到1911年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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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的到来对长期处于慢性危机的法国农业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法国农业长期来系小农占优势，在两次大战之间，占地不到10公顷的小农仍占总户数的73％。这些小农由于耕种面积小，加之资金不足，很难而且无力在农业经营的现代化方面迈出较大的步子，法国农产品的成本始终居高不下，这就使得法国农产品长期来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经济危机不仅使法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更无出路，甚至对其国内市场也冲击颇大。农产品大量过剩导致价格暴跌。下跌最厉害的是法国主要农产品小麦与葡萄酒的价格：1931—1935年，小麦的价格由每公担184法郎降为74法郎，葡萄酒由每百升154法郎降为64法郎。⑤更有甚者，危机期间，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愈益扩大，致使农民的实际收入进一步减少。如1929年农民用一公担小麦可换回一吨煤，而在1935年则只能换500公斤煤。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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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28年法郎贬值后曾一度出现良好势头的法国对外贸易在危机的影响下又陷于困境。尽管法国商品的批发价从1929年到1934年下降了46％，但由于政府固守金本位的货币政策，使法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又重新处于劣势。法国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贸易中所占比重连年减少。及至1937年，法国的出口几乎比1929年减少了3/4。由此，法国传统的外贸逆差更为严重。与此同时，法国的资本输出也明显下降，对外投资的收入也由于外国债务人的破产而锐减。这样一来，法国国际收支亦出现了严重的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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