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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28年法郎贬值后曾一度出现良好势头的法国对外贸易在危机的影响下又陷于困境。尽管法国商品的批发价从1929年到1934年下降了46%,但由于政府固守金本位的货币政策,使法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又重新处于劣势。法国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贸易中所占比重连年减少。及至1937年,法国的出口几乎比1929年减少了3/4。由此,法国传统的外贸逆差更为严重。与此同时,法国的资本输出也明显下降,对外投资的收入也由于外国债务人的破产而锐减。这样一来,法国国际收支亦出现了严重的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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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使普恩加莱“国民联盟”内阁执政后一度稳定的法国财政再次处于混乱状况。仅在1931年,破产的银行就有118家之多。胡佛延债令、德国停止支付赔款、英国放弃金本位后对法郎的冲击、对外投资收入的锐减、外贸逆差的扩大和旅游业的衰落使法国财政收支严重地失去平衡。1931年,财政预算出现了50亿法郎的赤字。两年后,赤字的数额已增至110亿法郎。为了应急,政府被迫大量抛售黄金,一度充实的国库再次空虚。同样,或许更令人不安的是,此时不但那些在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前夕和初期从国外流入法国的资金重新流出了法国,甚至连不少法国本国的资金也流到了国外,从而造成了法国财政的“大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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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卷入经济危机的漩涡起,法国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一直要延续到1935年春天,而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则从1932年起就开始复苏。由此,法国在这次世界性经济大危机中呈现出这样的特点:爆发较迟而持续时间较长。法国这次经济危机之所以持续时间较长,固然与政府坚持奉行紧缩通货、保卫法郎等政策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得从法国的经济结构中去寻找。法国经济结构中诸多使法国较迟卷入经济危机漩涡的因素同样也不利于法国更早地走出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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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猛烈地冲击着法国社会,并引起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其中最主要的大致有三:首先,危机引起广大人民群众和中小资产阶级经济状况严重恶化和生活水平普遍降低;其次,为数极少的垄断资本家利用危机加强了自己的实力和地位。他们用低价收买,兼并破产或濒于破产的中小企业,从而加强了生产和资本的集中,特别是银行资本的集中和它在国家经济中的作用明显增强;再次,持续的经济危机激化了法国社会的阶级矛盾,使政治斗争更趋激烈。由于政局动荡不安,此期的内阁有如走马灯似地频频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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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二、“三十年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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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着资本主义在史无前例的大危机的打击下奄奄待毙,更由于对三十年代初被揭露的乌斯特里克事件和斯塔维斯基事件等一系列政治舞弊与财政丑闻的极度反感,使三十年代的不少法国青年知识分子心中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旧社会正在崩溃,新世界有待建设。与此同时,青年知识分子们对自己不得不受制于年长者与旧制度也深为不满。他们厌恶赫里欧所称的“中等法国人”的法国的庸常与乏味,渴望重新找到强烈生活的气息。德里厄、拉罗歇尔在《吉尔》一书中的一段话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对我们这些不说是从战火归来,至少是永远同一种震荡人心的强烈生活紧密相连的人来说,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因为我们只是少数年轻人,而且立刻就陷入了一堆老于世故的人当中。转眼间,他们就把他们的旧制度强加于我们。”⑦为了寻找出路,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有的走上了参加共产党的道路,有的乞灵于法西斯主义,为数不少的人在不满于自由资本主义的同时,既敌视共产党,也敌视法西斯主义,试图另辟专家治国论之类的蹊径。尽管如此,这些青年知识分子身上都具有一种共同的违拗精神。对此,法国著名现代思想史专家让·杜沙尔称为“三十年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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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苏联计划经济的开始,法西斯主义的产生和当时的经济危机,所有这一切自大战以来震撼世界的事件使法国的自由资本主义显得极为陈旧与过时。在被视为西方文明的总危机中,人们对法国的政党政治制度进行了指责。如1932年10月创办了《精神》杂志的埃马纽埃尔·穆尼埃在答复天主教民主主义者保尔·阿尚波尔的公开信中写道:“资本主义自由把自由民主交给了富人的寡头政治,这是通过使用民主的方式,并使用自由给予民主的武器而实现的。……然后,资本主义自由在最后阶段,把自由民主交给了大银行和大企业控制的国家干涉主义,这些大银行和大企业不仅神秘地操纵着政治机构,而且还控制了新闻、舆论、文化,有时还控制了教权代表人物,把一个阶级的意志强加于人,甚至于按照这个阶级的形象培养群众的愿望,却又拒不给予群众以实现这些愿望的方法。”让·米斯特莱则更为形象生动地比喻道:“这台(政治)机器陈旧不堪,它使人想到村镇的古老时钟,在指针指着12点的时候,时钟却只敲十下。”⑧随着危机的加强,许多政治色彩不同或没有什么政治色彩的青年知识分子结成了小组,想探索一条出路,把国家从已陷入的道德、政治、社会、经济困境中解救出来。但是这些小组之间及其内部成员之间的意见都不一致,找不到一个合理的行动方向。他们在全国各地办的杂志反映了他们的彷徨苦闷,其五花八门的刊名就颇能说明这一点:《新人》、《新秩序》、《计划》、《反应》、《精神》、《战斗》、《新备忘录》等等。这些青年知识分子的各种纲领和宣言是一堆矛盾的杂拌。由阿尔诺·丹迪厄、罗贝尔·阿隆、达尼埃尔·罗普斯、德尼德·鲁热蒙、亚历山大·马克等人创办的《新秩序》的宣言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该宣言声称,它正在准备“一种革命的秩序,既反对资本主义的混乱,又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压迫;既反对软弱无力的资本主义,又反对屠杀人民的帝国主义;既反对议会,又反对独裁”。⑨由多产的小说家儒勒·罗曼纠集19个来自右翼集团或左派工会的青年知识分子在1934年夏季制定的“七月九日计划”也同样如此,这一在当年曾被大力宣扬的计划和别的计划一样含糊不清,它既敌视自由主义、议会主义,又反对“极权主义的崇拜论者”,既要求在宪法上进行改革,又要求在经济上、社会上和道德上进行改革。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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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参与制订“七月九日计划”的人当中有一位名叫让·库鲁特的青年知识分子。这位从著名学府巴黎综合技术学校毕业的高材生是一个典型的专家治国论者,1931年,他在该校遍布政府机要部门、工业部门和银行的飞黄腾达的校友们的帮助下,成立了一个名叫X—危机的研究小组,旨在研究当时正在迅速蔓延的世界经济危机。两年后,他把这个小组改组成“巴黎综合技术学科毕业生经济研究中心”,吸引了许多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工会领袖和工商财贸界的要人。库鲁特认为,尽管法国和西方世界在经济衰退中挣扎着,而且使资本主义仍不断地运转着,但只有依靠技术人员才有出路,正是这些人在真正管理着工业、银行和工会,正是这些人才懂得20世纪工业化社会的复杂性,而政治家与徒有良好愿望的知识分子根本不懂得现代世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因此不能指望政治家与知识分子们进行什么像样的改革。库鲁特具有一种创立研究组织的强烈的愿望,认为这类组织能够解决所有的新问题,因此,颇有组织才干的他又接连创立了一连串带有冠冕堂皇的名称的组织,如“法兰西组织全国委员会”、“人道问题研究中心”、“实用心理学学会”等等。在库鲁特的幕后操纵下,30年代的法国出现了一个叫“共同统治”的专家治国运动。参加这一运动的多为在政府官僚机构与工商财贸界身居高位的名牌学校(如巴黎综合技术学校、巴黎高师、政治学院等等)的毕业生,他们的思想彼此接近,于是结成了一个松散的组织,通过报纸与其他的渠道宣扬自己的观点。他们蔑视对议会民主的探索,主张只有受过专门教育和训练的人才懂得怎样提高私人企业的效率和利润,因而也才最有资格管理政府,奠定现代社会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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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30年代精神主要充分体现在此期出现的五花八门的思想评论杂志与乌托邦小团体中的话,那么,它对此期主要政党内部发生的动荡所产生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在法共,长期担任巴黎“红色郊区”的典型圣德尼市市长并深得人心的雅克·多里奥由于与党的领导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最终走上了与法共决裂,自建法国人民党的道路。这一新成立的政党既有一大批与多里奥同时被开除的前法共工人党员,但更包括了如德里厄、B. 德·儒弗内尔、伯努瓦·梅尚、A. 法布尔—吕斯那样在当时颇为活跃的青年知识分子与右派人士。在激进党中,被称为“青年土耳其”或“青年激进党”的运动应运而生。一批年轻的激进党党员冒着个人风险向以赫里欧等中老年人为代表的主流派发起挑战,试图更新激进党,使党的政策能够更好地适应正在发生巨变的时代。在社会党中,以马塞尔·戴阿和阿德里安·马尔凯为首的由年轻党员组成的“新社会主义者”也强烈要求社会党抛弃传统策略,走参加政府的道路。他们甚至在提出改革策略的同时也要求理论更新,既要求社会党重新考虑传统的社会主义,将社会主义同某种能带来必要的权威和秩序的民族主义国家调和起来。他们的态度使勃鲁姆等社会党中年长的领导人颇感震惊,遂把他们开除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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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三、法西斯主义分子的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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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作为资本主义世界重要一员的法国在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政治危机冲击下动荡不安、困难重重时,人们自然而然地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法国将向何处去?面对这一严峻的问题,法国右翼势力中的一些极端分子(当然,有些人是从“极左”转向极右)作出了自己的回答,即乞灵于法西斯主义。在一些信奉法西斯主义的文人鼓噪下,以及在某些工商业、金融业巨子的资助下,一个又一个具有法西斯主义性质的右翼集团在法国应运而生,并猖狂地挑起了一场又一场的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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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切地说,法国具有法西斯主义性质的右翼集团最初出现于20年代,特别是1924年“左翼联盟”第一次上台执政之后。当时,十月革命胜利后共产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法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左翼联盟”的选举胜利,引起了法国右派和极右派的恐慌,而意大利墨索里尼的上台与英国保守党的重新执政则更助长了法国右翼势力的发展。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法国具有法西斯主义性质的右翼集团开始第一次涌现,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有1925年成立的以乔治·伐卢瓦为首的“束棒”,1926年成立的以皮埃尔·泰坦热为首的“爱国青年”,1927年成立的以莫里斯、阿诺·达尔托瓦为首的“火十字团”(后由拉罗克上校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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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经济大危机蔓延到法国后,特别是1932年“左翼联盟”又一次在大选中获胜后,法国又有一批具有法西斯主义性质的右翼集团纷纷建立,如仅在1933年,就在化妆品巨商弗朗索瓦·科蒂资助下,分别成立了以让·雷诺为首的“法兰西团结”和以马赛尔·比加尔为首的“法兰西主义”。“法兰西团结”公开扬言要横扫议会民主,建立独裁统治。“法兰西主义”则宣称要摧毁议会制度,用代表行会的立法机构取而代之。比加尔还代表法国在1934年12月参加了在蒙托洛召开的国际法西斯代表大会。这一时期的不少群众团体如“全国老战士联盟”、“农民行动委员会”、“天主教联盟”和“全国纳税者同盟”等,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法西斯分子的控制。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法国法西斯主义运动中,影响最大的是由拉罗克上校取代前任所领导的“火十字团”。这一组织最初由一战期间荣膺“战斗十字”勋章的退伍军人组成,成员按军事编制组织,有严密的纪律。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像在前线一样联合起来”,“挽救民族、荣誉、秩序和财产”。该组织在30年代发展得很快,成员也由原来清一色的退伍军人扩展到各界人士。1934年春大约有成员35000人,同年夏天超过10万人,次年发展到20万人,到1936年初时成员多达45万人。火十字团除了拥有大量枪支外,甚至还拥有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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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以反动思想家和政治家夏尔·莫拉斯为首的“法兰西行动”在法国法西斯主义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容低估。该组织成立于19世纪末,原是个反对共和、复辟君主的教权主义保皇组织,因出版《法兰西行动》而得名。两次大战之间逐渐演化为具有法西斯主义性质的组织。30年代初约有成员6万人,并建立了特殊的准军事组织“国王的报贩”,破坏左派的集会游行,甚至谋害某些左翼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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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国际现象,法国的法西斯主义与意、德法西斯主义显然具有许多共同点。许多法国法西斯主义性质的“集团”和组织的纲领、口号以及活动方式都明显地表露出模仿意、德法西斯的痕迹。然而,由于法国国情与意、德等国有别,使法国法西斯主义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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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法国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具有自己的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想传统。法西斯主义是与极端的民族主义密不可分的。在这一点上,法国的法西斯主义也不例外。但是,法国的法西斯主义具有自己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传统,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波拿巴主义、布朗热主义与反德雷福斯运动。它们在不同的时代分别以扩张主义、复仇主义或反犹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值得注意的是,两次大战之间的法国法西斯主义组织在继承传统民族主义方面,在形式上与意、德法西斯也有着不同之处。这是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尽管付出的代价极其惨重,但它毕竟是战胜国。而战争的残酷又使法国人民渴望有长久的和平生活,统治阶级及其代理人为了确保法国在战后的既得利益也希望维护现状。因此,两次大战之间法国民族主义思想的表现不是向外扩张,收复失地,而是打着法兰西的伟大、民族的安全的旗号,力图巩固既得胜利果实,维护法兰西殖民帝国。这一点几乎反映在当时所有的法国法西斯主义组织的纲领和言论中。例如,“束棒”在1929年7月15日发表在《新世纪》上的《凡尔登纲领》中提出的首要目标之一就是“通过中央集权国家的方法协调法国所有力量以实现其繁荣和伟大,170万法国人在1914—1918年曾为之献出过生命”。又如“法兰西主义”在自己的章程中也将其目标之一规定为“恢复法兰西的伟大和建设未来”。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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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法国法西斯主义组织作为国内一股有影响的政治力量出现在社会上要迟于意、德。法国不少具有法西斯主义性质或色彩的右翼集团虽然创建于20年代,但是法西斯主义运动发展并起到政治作用还是在30年代上半期,显然迟于意、德。这是因为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地位和战后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不同于意、德,而30年代经济大危机又较迟影响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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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法国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较为薄弱,始终未能形成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运动。这是因为危机对法国冲击的突发性相对较弱,带来的灾难相对要小。而且,法国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传统具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同专制势力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巩固。这种精神遗产不仅被后来的法国人继承了下来,而且久而久之形成为法兰西民族的一种特性。强大的民主传统、深入人心的共和制度必然对法国法西斯主义的发展起着一定的抑制作用。此外,随着意、德法西斯的极端民族主义越来越暴露出其侵略性、扩张性,使相当多的法国人清楚地意识到法西斯主义和战争是不可分的,因此,在一战中饱受创伤的法国人对好战的法西斯主义没有好感,特别是对在普法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蹂躏过法国国土的德国始终抱有警惕。这一因素亦使得法国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大为削弱。这也是大多数法国法西斯主义右翼集团并不像意、德法西斯那样公开宣布自己是法西斯,一般都否认信仰法西斯主义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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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由于法国法西斯理论的多元性,使法国法西斯始终没有一个系统的统一纲领,无法建立一个统一的法西斯政党组织。意大利与德国法西斯都在20年代创立了一个统一的政党——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和德国纳粹党。这两个党的力量均大到足以与其国内的任何一个党派相抗衡,均具有足够的实力去逐渐地消灭异己力量。法国法西斯则不然。各种具有法西斯主义性质或色彩的右翼集团虽然多如牛毛,但规模大多不大,无法单独与传统政党一决高低。同时,这些集团都拥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主张,都看重各自的自由,不愿受任何束缚,不愿放弃自主立场,相互间矛盾重重。因此,法国法西斯右翼集团始终未能结成联盟,更谈不上统一在一个政党的领导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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