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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参与制订“七月九日计划”的人当中有一位名叫让·库鲁特的青年知识分子。这位从著名学府巴黎综合技术学校毕业的高材生是一个典型的专家治国论者，1931年，他在该校遍布政府机要部门、工业部门和银行的飞黄腾达的校友们的帮助下，成立了一个名叫X—危机的研究小组，旨在研究当时正在迅速蔓延的世界经济危机。两年后，他把这个小组改组成“巴黎综合技术学科毕业生经济研究中心”，吸引了许多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工会领袖和工商财贸界的要人。库鲁特认为，尽管法国和西方世界在经济衰退中挣扎着，而且使资本主义仍不断地运转着，但只有依靠技术人员才有出路，正是这些人在真正管理着工业、银行和工会，正是这些人才懂得20世纪工业化社会的复杂性，而政治家与徒有良好愿望的知识分子根本不懂得现代世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因此不能指望政治家与知识分子们进行什么像样的改革。库鲁特具有一种创立研究组织的强烈的愿望，认为这类组织能够解决所有的新问题，因此，颇有组织才干的他又接连创立了一连串带有冠冕堂皇的名称的组织，如“法兰西组织全国委员会”、“人道问题研究中心”、“实用心理学学会”等等。在库鲁特的幕后操纵下，30年代的法国出现了一个叫“共同统治”的专家治国运动。参加这一运动的多为在政府官僚机构与工商财贸界身居高位的名牌学校（如巴黎综合技术学校、巴黎高师、政治学院等等）的毕业生，他们的思想彼此接近，于是结成了一个松散的组织，通过报纸与其他的渠道宣扬自己的观点。他们蔑视对议会民主的探索，主张只有受过专门教育和训练的人才懂得怎样提高私人企业的效率和利润，因而也才最有资格管理政府，奠定现代社会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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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30年代精神主要充分体现在此期出现的五花八门的思想评论杂志与乌托邦小团体中的话，那么，它对此期主要政党内部发生的动荡所产生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在法共，长期担任巴黎“红色郊区”的典型圣德尼市市长并深得人心的雅克·多里奥由于与党的领导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最终走上了与法共决裂，自建法国人民党的道路。这一新成立的政党既有一大批与多里奥同时被开除的前法共工人党员，但更包括了如德里厄、B. 德·儒弗内尔、伯努瓦·梅尚、A. 法布尔—吕斯那样在当时颇为活跃的青年知识分子与右派人士。在激进党中，被称为“青年土耳其”或“青年激进党”的运动应运而生。一批年轻的激进党党员冒着个人风险向以赫里欧等中老年人为代表的主流派发起挑战，试图更新激进党，使党的政策能够更好地适应正在发生巨变的时代。在社会党中，以马塞尔·戴阿和阿德里安·马尔凯为首的由年轻党员组成的“新社会主义者”也强烈要求社会党抛弃传统策略，走参加政府的道路。他们甚至在提出改革策略的同时也要求理论更新，既要求社会党重新考虑传统的社会主义，将社会主义同某种能带来必要的权威和秩序的民族主义国家调和起来。他们的态度使勃鲁姆等社会党中年长的领导人颇感震惊，遂把他们开除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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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三、法西斯主义分子的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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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作为资本主义世界重要一员的法国在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政治危机冲击下动荡不安、困难重重时，人们自然而然地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法国将向何处去？面对这一严峻的问题，法国右翼势力中的一些极端分子（当然，有些人是从“极左”转向极右）作出了自己的回答，即乞灵于法西斯主义。在一些信奉法西斯主义的文人鼓噪下，以及在某些工商业、金融业巨子的资助下，一个又一个具有法西斯主义性质的右翼集团在法国应运而生，并猖狂地挑起了一场又一场的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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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切地说，法国具有法西斯主义性质的右翼集团最初出现于20年代，特别是1924年“左翼联盟”第一次上台执政之后。当时，十月革命胜利后共产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法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左翼联盟”的选举胜利，引起了法国右派和极右派的恐慌，而意大利墨索里尼的上台与英国保守党的重新执政则更助长了法国右翼势力的发展。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法国具有法西斯主义性质的右翼集团开始第一次涌现，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有1925年成立的以乔治·伐卢瓦为首的“束棒”，1926年成立的以皮埃尔·泰坦热为首的“爱国青年”，1927年成立的以莫里斯、阿诺·达尔托瓦为首的“火十字团”（后由拉罗克上校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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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经济大危机蔓延到法国后，特别是1932年“左翼联盟”又一次在大选中获胜后，法国又有一批具有法西斯主义性质的右翼集团纷纷建立，如仅在1933年，就在化妆品巨商弗朗索瓦·科蒂资助下，分别成立了以让·雷诺为首的“法兰西团结”和以马赛尔·比加尔为首的“法兰西主义”。“法兰西团结”公开扬言要横扫议会民主，建立独裁统治。“法兰西主义”则宣称要摧毁议会制度，用代表行会的立法机构取而代之。比加尔还代表法国在1934年12月参加了在蒙托洛召开的国际法西斯代表大会。这一时期的不少群众团体如“全国老战士联盟”、“农民行动委员会”、“天主教联盟”和“全国纳税者同盟”等，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法西斯分子的控制。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法国法西斯主义运动中，影响最大的是由拉罗克上校取代前任所领导的“火十字团”。这一组织最初由一战期间荣膺“战斗十字”勋章的退伍军人组成，成员按军事编制组织，有严密的纪律。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像在前线一样联合起来”，“挽救民族、荣誉、秩序和财产”。该组织在30年代发展得很快，成员也由原来清一色的退伍军人扩展到各界人士。1934年春大约有成员35000人，同年夏天超过10万人，次年发展到20万人，到1936年初时成员多达45万人。火十字团除了拥有大量枪支外，甚至还拥有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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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以反动思想家和政治家夏尔·莫拉斯为首的“法兰西行动”在法国法西斯主义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容低估。该组织成立于19世纪末，原是个反对共和、复辟君主的教权主义保皇组织，因出版《法兰西行动》而得名。两次大战之间逐渐演化为具有法西斯主义性质的组织。30年代初约有成员6万人，并建立了特殊的准军事组织“国王的报贩”，破坏左派的集会游行，甚至谋害某些左翼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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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国际现象，法国的法西斯主义与意、德法西斯主义显然具有许多共同点。许多法国法西斯主义性质的“集团”和组织的纲领、口号以及活动方式都明显地表露出模仿意、德法西斯的痕迹。然而，由于法国国情与意、德等国有别，使法国法西斯主义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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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法国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具有自己的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想传统。法西斯主义是与极端的民族主义密不可分的。在这一点上，法国的法西斯主义也不例外。但是，法国的法西斯主义具有自己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传统，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波拿巴主义、布朗热主义与反德雷福斯运动。它们在不同的时代分别以扩张主义、复仇主义或反犹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值得注意的是，两次大战之间的法国法西斯主义组织在继承传统民族主义方面，在形式上与意、德法西斯也有着不同之处。这是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尽管付出的代价极其惨重，但它毕竟是战胜国。而战争的残酷又使法国人民渴望有长久的和平生活，统治阶级及其代理人为了确保法国在战后的既得利益也希望维护现状。因此，两次大战之间法国民族主义思想的表现不是向外扩张，收复失地，而是打着法兰西的伟大、民族的安全的旗号，力图巩固既得胜利果实，维护法兰西殖民帝国。这一点几乎反映在当时所有的法国法西斯主义组织的纲领和言论中。例如，“束棒”在1929年7月15日发表在《新世纪》上的《凡尔登纲领》中提出的首要目标之一就是“通过中央集权国家的方法协调法国所有力量以实现其繁荣和伟大，170万法国人在1914—1918年曾为之献出过生命”。又如“法兰西主义”在自己的章程中也将其目标之一规定为“恢复法兰西的伟大和建设未来”。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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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法国法西斯主义组织作为国内一股有影响的政治力量出现在社会上要迟于意、德。法国不少具有法西斯主义性质或色彩的右翼集团虽然创建于20年代，但是法西斯主义运动发展并起到政治作用还是在30年代上半期，显然迟于意、德。这是因为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地位和战后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不同于意、德，而30年代经济大危机又较迟影响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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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法国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较为薄弱，始终未能形成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运动。这是因为危机对法国冲击的突发性相对较弱，带来的灾难相对要小。而且，法国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传统具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同专制势力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巩固。这种精神遗产不仅被后来的法国人继承了下来，而且久而久之形成为法兰西民族的一种特性。强大的民主传统、深入人心的共和制度必然对法国法西斯主义的发展起着一定的抑制作用。此外，随着意、德法西斯的极端民族主义越来越暴露出其侵略性、扩张性，使相当多的法国人清楚地意识到法西斯主义和战争是不可分的，因此，在一战中饱受创伤的法国人对好战的法西斯主义没有好感，特别是对在普法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蹂躏过法国国土的德国始终抱有警惕。这一因素亦使得法国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大为削弱。这也是大多数法国法西斯主义右翼集团并不像意、德法西斯那样公开宣布自己是法西斯，一般都否认信仰法西斯主义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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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由于法国法西斯理论的多元性，使法国法西斯始终没有一个系统的统一纲领，无法建立一个统一的法西斯政党组织。意大利与德国法西斯都在20年代创立了一个统一的政党——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和德国纳粹党。这两个党的力量均大到足以与其国内的任何一个党派相抗衡，均具有足够的实力去逐渐地消灭异己力量。法国法西斯则不然。各种具有法西斯主义性质或色彩的右翼集团虽然多如牛毛，但规模大多不大，无法单独与传统政党一决高低。同时，这些集团都拥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主张，都看重各自的自由，不愿受任何束缚，不愿放弃自主立场，相互间矛盾重重。因此，法国法西斯右翼集团始终未能结成联盟，更谈不上统一在一个政党的领导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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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四、从“二·六”事件到人民阵线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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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月希特勒在德国上台，给法国的法西斯主义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法国的法西斯主义右翼集团利用人民群众对危机后果的不满情绪，特别是利用了一连串的财政与政治丑闻，在1934年制造了狂热的反对议会民主、反对革命运动的“二·六”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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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事件的导火线是1933年12月30日报刊揭露的一起长期诈骗事件——斯塔维斯基丑闻。斯塔维斯基是一个在1886年出生于俄国基辅的犹太人，20世纪初随全家迁到巴黎后不久，就多次参与诈骗活动。1912年他因触犯法律被判刑。他的父亲因对儿子的堕落感到绝望而自杀身亡。但斯塔维斯基出狱后不思悔过，反而变本加厉地从事贩毒、诈骗、伪造签名、倒卖偷来的债券等非法活动，甚至还持枪抢劫。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斯塔维斯基在非法获得巨额财富后，用大量的钱财去贿赂大批政界要人与警察、司法部门的头目，与他们过从甚密。他在一些部长的庇护下，伙同众议员兼巴荣纳市市长加拉开设巴荣纳市信贷银行，并以大量假珠宝做抵押，发行巨额债券。案发后，警方逮捕了一些同案犯，其中有巴荣纳市市长兼众议员，激进党的另外一名众议员和由斯塔维斯基资助的两家巴黎报纸《意志报》和《自由报》的发行人，斯塔维斯基却携带发行债券所获得的巨款逃之夭夭。1934年1月8日，警察在夏蒙尼包围了斯塔维斯基隐藏的住所，并宣布说斯塔维斯基已自杀。这一说法引起了公众的怀疑。不少人认为，有人为灭口而谋杀了他，以免泄露有牵累的要人。《疯鸭报》就如此概括斯塔维斯基之死：“顶着枪口被打死的自杀者。”对此，议会专门调查委员会在案发一年后作了这样的结论：“毫无疑问，在警察破门冲进斯塔维斯基的别墅时，他开枪自杀了，但自杀多少是被迫的。”委员会肯定了警方不愿捉活的，也不进行抢救，让他慢慢死去，目的是不想保全他这样重要的被告。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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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莫拉斯为首的“法兰西行动”很快地就意识到从这桩新的诈骗案中有利可图，并决意把这起财政丑闻迅速地变为像巴拿马丑闻一样的政治丑闻。1月9日早晨，《法兰西行动报》在头版竭力呼吁巴黎人民下班后游行到国民议会的驻地去，高呼“打倒强盗！打倒暗杀者！”当天傍晚，约有二千多人朝着国民议会的驻地波旁宫游行，但被驱散了。两天后，即11日晚上，一个市议员率领着“爱国青年团”会合“国王的报贩”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当局不得不出动机动骑兵警卫队来阻挡暴徒冲进议会。暴徒们捣毁了树木和栏杆，拦截汽车构成路障，把售报亭推倒后点火烧掉，还切断了给电车供电的电缆，使得电车和公共汽车全部停驶。嗣后，各极右集团天天在圣日耳曼大道、协和广场举行反议会、反政府的示威游行。1月27日，肖当政府被迫辞职。一个在议会两院均受到大多数议员支持的政府竟被示威游行所颠覆，这在第三共和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1月29日，达拉第组阁。达拉第一上台就答应去做肖当不肯做的事情：成立一个议会委员会调查斯塔维斯基事件，并决定撤销与右翼势力关系密切，并有同情极右派示威者之嫌的希亚普巴黎警察局长的职务，另任他为摩洛哥总督。希亚普拒绝了这一明升暗降的任命，一些右翼阁员也以辞职表示对希亚普的支持。“法兰西行动”等右翼集团决定利用希亚普易职之事发动一场更大的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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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6日，即在新内阁要在众议院通过投票认可以获取信任的那一天，《法兰西行动》等右派报刊均刊登了各右翼团体的号召，煽动自己的成员及同情者当晚上街，举行反政府示威大游行。一些报刊为了进一步煽动公众，竟刊载了假报道，说政府已秘密调进了坦克部队、机枪连、塞内加尔黑人部队，要对“和平的”示威群众进行“扫荡”。下午3时，当众议院开会对达拉第政府进行信任投票时，各右翼团体开始在波旁宫周围的不同地点集结，“法兰西行动”在协和广场，“火十字团”在圣日耳曼大道和圣—多米尼克街，“法兰西团结”在巴黎歌剧院前，“爱国青年”在市政厅和拉丁区。下午6点半，协和广场上聚集着数千名示威者，他们不顾骑着马、戴着钢盔的机动卫队的一再驱赶，固守自己的阵地。一些示威者把剃刀绑在棍棒的一头，向战马和骑兵的腿上挥砍，同时扔石弹和鞭炮。晚上七时，“法兰西团结”的一些暴徒冲破了最后一道警戒线，即通向议会的桥头路障，开始冲击波旁宫。为了不让暴徒冲进议会场所，警卫部队被迫鸣枪阻止，双方发生激烈的武装冲突，造成大批人员的伤亡。就在暴徒冲击波旁宫时，达拉第政府以343对237票的多数获得议会的信任。但是，由于有关官员拒绝执行新政府的镇压命令，不少阁员力主辞职，加之激进党的老资格领袖赫里欧对达拉第不予支持，使达拉第感到无能为力，遂于2月7日中午宣布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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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事件的直接后果是加速了法国整个社会向左右两极分化。法国的右翼势力，力图趁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出现严重危机的关头，用具有法西斯主义因素的极右政权取而代之。“二·六”事件亦使左翼各党派和人民群众深感震惊，同时也更激起他们的义愤，决心奋起给予迎头痛击。正是反对国内外法西斯主义威胁的共同目的，成为30年代法国波澜壮阔的人民阵线运动形成的直接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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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自20年代中期，面对着意、德法西斯的先后崛起、国内具有法西斯主义性质的右翼集团的恶性膨胀和新的战争威胁的加剧，富有民主传统和斗争精神的法国进步人士，尤其是知识分子就以各种方式同国内外的法西斯主义展开斗争。1926年，罗曼·罗兰与亨利·巴比塞合作，组织了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次年2月，第一次国际性的反法西斯群众大会在巴黎召开，罗曼·罗兰、巴比塞和爱因斯坦担任了名誉主席，而执行主席则是与法共关系密切的著名物理学家保尔·朗之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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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法西斯的斗争过程中，法国进步知识分子提出了“法西斯就是战争！”这一口号。1932年，在罗曼·罗兰和亨利·巴比塞的共同倡议下，国际反法西斯力量成立了国际反战委员会。1932年8月27日至29日，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国际反战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来自25个国家的2244名代表。其成员包括一大批著名知识分子的法国代表团的阵容为最大，达585人。亨利·巴比塞、罗曼·罗兰和朗之万等被选为国际反战委员会正、副主席。罗曼·罗兰在第一天的会议上，号召全世界不同信仰、不同政见的党派、团体以及无党派人士，在共同目标下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反对战争。1933年1月，纳粹党在德国上台之后，罗曼·罗兰等进步知识分子即把斗争矛头对准了纳粹政权。罗曼·罗兰本人还毅然地在由“反对希特勒法西斯斗争援助委员会”散布的标题为“打倒棕色瘟疫！”的传单上签名。同年，当纳粹党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国会纵火案”时，法国知识界中不少的进步人士也积极地展开斗争，一方面谴责纳粹党的无耻，另一方面积极地营救季米特洛夫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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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6月4日，在德国、意大利、波兰革命工会的倡议和法国进步知识分子的积极筹备下，在巴黎普莱埃尔大厅召开了欧洲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来自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的3700名代表，其中法国代表2562人，8月20日，国际反战委员会和反法西斯委员会在巴黎通过了两大运动在国际范围内联合的决议，成立了国际反战反法西斯委员会，亦称阿姆斯特丹—普莱埃尔委员会，法国也成立了相应的委员会，因此，法国反法西斯运动得到了有力推动和广泛开展。在运动中，各个党派、工会间的接触日益增多，这为法国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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