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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事件的发生，使法国进步知识分子进一步意识到了国内法西斯势力的严重威胁，决心奋起给予迎头痛击。“二·六”事件发生后不久，法国知识界的三位著名人士发起创建了知识分子反法西斯警惕委员会。他们是著名哲学家阿兰（埃米尔·夏蒂埃）、著名的人种学家保尔·里韦和著名物理学家朗之万。在很短的时间里，知识分子反法西斯警惕委员会的成员迅速达到了八千多人，并在1935年年底运动达到最高潮时拥有二百多个地方性委员会。这些进步知识分子针对当时右翼报刊丧心病狂地大放厥词，混淆视听，编写和散发了大量反法西斯的传单与小册子，如《二·六事件与新闻界》、《何谓法西斯？》，等等，由于知识分子反法西斯警惕委员会的三位发起人分别与左翼的三大政党激进党、社会党与共产党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此，这一委员会的建立与活动为左翼党派下一阶段更大规模的联合行动开了一个好头，从这一意义上说，知识分子反法西斯警惕委员会是波澜壮阔的人民阵线运动的萌芽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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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20年图尔大会以来，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法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影响，基本上执行着一种“阶级反对阶级”的策略。法共不仅把资产阶级政党作为自己的敌人，而且也把具有浓厚的改良主义色彩，在法国广大工人群众和小资产阶级中有着巨大影响的社会党视为自己的敌人，甚至视为最主要的敌人，并人为地在整个法国工人阶级中划分共产党工人和社会党工人。及至1934年5月，法共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完成了策略转变，对与社会党的联合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态度。对此，社会党领导人勃鲁姆等人虽对法共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及真实意图疑虑重重，但还是接受了联合行动的呼吁。同年7月27日，两党代表在巴黎签订了《统一行动公约》，相约共同反对国内外法西斯主义，在统一行动中，两党均应互相节制，停止攻击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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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这一公约的签订奠定了两大无产阶级政党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团结统一的基础，迈出了人民阵线建立过程中的重要一步。但是，为组成坚强的反法西斯屏障，必须扩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为此，积极争取与在农民和中间阶层中有巨大影响的激进党的联合，便成为建立人民阵线的另一重要步骤。1935年5月，激进党在市政选举中受挫，党内矛盾激化。为了确保激进党在未来选举中的地位，并由于党内外压力的影响，激进党领袖达拉第及其领导的主流派接受了人民联盟的主张。达拉第还在群众大会上公开表示：“我代表小资产阶级。我声明，中间阶级和工人阶级是天然的同盟者。”至此，左翼三大政党在人民阵线问题上趋向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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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6月8日，在阿姆斯特丹—普莱埃尔委员会的发起下，由包括知识分子反法西斯警惕委员会在内的各左翼党派和团体联合发出号召，决定在7月14日在巴黎和外省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并将是日作为显示法国人民团结力量的日子。这些党派团体还组成了人民联盟组织委员会，由巴黎大学教授、人权联盟主席维克多·巴什任委员会主席。7月14日上午，69个党派团体的1万多名代表在布法罗体育场集会，并进行庄严宣誓，“决心为给劳动者以面包，给青年以工作，给世界以和平而斗争”。下午2时，在红旗和三色旗的指引下，从巴士底广场到民族广场的游行队伍集中了50万因左派大联合而欢欣鼓舞的人们，社会党、共产党和激进党的领袖勃鲁姆、多列士、达拉第肩并肩地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全国各主要城市也在同一天举行大规模集会游行。7月14日的集会和游行，标志着法国人民阵线的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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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五、勃鲁姆——法国历史上的首位社会党人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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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月，参加人民阵线的98个组织通过了《人民阵线纲领》。由于这一纲领较为充分地反映了工人、农民和城市中小资产阶级的迫切要求，因而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同时也为人民阵线左翼政党在即将到来的议会选举的获胜奠定了基础。同年4月26日至5月3日，法国举行议会选举。在此次选举中，人民阵线各党取得了重大胜利，尤其是社会党更是以147席成为议会中的最大党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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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阵线在1936年春举行的示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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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阵线的选举胜利，特别是社会党成为议会中的最大党团，使向来以饶勒斯的忠实门徒自居的社会党领袖勃鲁姆踌躇满志。他在5月5日的社会党机关报《人民报》发表的社论《社会党已准备就绪》中自豪地说：“社会党不仅成为多数派中最强大的党团，而且在整个议会中也是最强大的。此外，它构成了人民阵线的轴心，它在共产党和激进党之间占据着中心位置。所以，我们坚定地、刻不容缓地宣称，我们已准备充当属于我们的角色，即组织和领导人民阵线政府。”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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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勒布伦总统授命勃鲁姆组阁，早已作好准备的勃鲁姆欣然接受，并于次日组成了第一届人民阵线政府。勃鲁姆也由此成为法国历史上第一个社会党人总理。第一届人民阵线政府由社会党人和激进党人组成。作为人民阵线三大支柱之一的法共虽然谢绝入阁，但公开发表声明表示将全力支持勃鲁姆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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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鲁姆上台之际，一场其规模在整个第三共和国历史上堪称之最的罢工运动正席卷全国。这次肇始于5月中旬的罢工运动的特点是范围广泛，许多过去从未发生过罢工的行业这次也卷进了罢工浪潮。尤其令人注目的是，罢工工人们在这次罢工浪潮中普遍采用了新的罢工斗争方式——占厂罢工。占领工厂的罢工工人就像过节似地在车间里聚餐和跳舞。这次罢工运动既是自发的，又是有组织的。两大工会的统一和人民阵线的选举胜利有力地推动了这次罢工浪潮。罢工工人在5月罢工浪潮的斗争中有着双重目的：其一是反对资本家转嫁经济危机的后果，迫使资方答应罢工工人提出的要求；其二是对勃鲁姆过分拘泥于法律程序，在大选获胜后迟迟不上任表示不满，想以此促使勃鲁姆立即组阁执政，尽快实施人民阵线纲领中提出的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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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罢工工人在5月浪潮中有如在欢度“欢乐的节日”，但罢工所引发的混乱状态若任其发展的话，将既不利于人民阵线政府“行使”与“占据”政权，也会给法西斯分子以可乘之机，最终影响人民阵线纲领的贯彻。因而，勃鲁姆在上台后，即把平息这次罢工浪潮作为当务之急。由于勃鲁姆政府在劳资双方中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调解，包括对资方施加了一定的压力，同年6月7日，代表资方的法国雇主协会和代表工人的法国总工会在总理府马提尼翁宫签订了一项协议。《马提尼翁协议》的主要内容是订立集体合同；承认工人加入工会的权利；提高工人的工资。6月24日，勃鲁姆政府向议会提出集体合同法案，给《马提尼翁协议》中达成的条款提供法律保证，以求借助立法手段在经济生活中实施新的劳资关系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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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6年夏季开始，勃鲁姆政府还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引人瞩目的社会改革，如改组法兰西银行；对军火、飞机制造等重要企业实行国有化；设立国家小麦管理局，加强国家对农业生产的干预。对此，人们将其与美国的“罗斯福新政”相提并论，并把它称为“勃鲁姆试验”。不过，勃鲁姆此番执政经历中给人印象最深、最令人称道的是他力图提高人民群众的社会福利待遇，改善劳动者的条件。为此，他向议院提交了关于带薪休假的法案，规定工人或雇员在企业中连续任职一年后每年有权享受15天带薪休假。在勃鲁姆政府的努力下，该法案很快获得通过。于是，在同年8月的骄阳下，人们可看到这样一幅图景：在法国各地的公路和铁路上，成千上万的工人平生第一次乘坐着汽车、火车或骑着自行车涌向海滨避暑胜地休假。昔日梦寐以求的奢望而今却成了现实，喜悦之情可想而知。一个老工人感激地给勃鲁姆写信说：“因为您，我看见了大海。”⑭勃鲁姆在这方面的另一“政绩”是制订通过了40小时工作周法案。该法案的通过，使工人们实现了长期以来所要求的缩减工作时间，降低劳动强度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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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薪休假法案通过后，工人也终于可以带着其家属前往海滨避暑胜地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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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鲁姆政府的社会经济政策，尤其是大规模的社会改革虽然得到了普通民众的广泛欢迎，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各种棘手的问题也接踵而来，特别是财政问题更为突出。为此，勃鲁姆虽百般努力，却奏效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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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鲁姆政府上台时，法国的财政状况糟糕至极，以至于其财政部长奥里奥尔哀叹自己“面对的是一个空空如也的国库”。勃鲁姆在法国财力如此空虚之时，着手进行如此规模巨大的社会改革，其难度可想而知。应当指出，勃鲁姆并非没有意识到这方面的困难。但他最初以为这一问题较之其他问题严重程度轻一些，而且他还认为，经济恢复和由此带来的税收的增加将使财政状况改善。结果，政府在振兴经济方面并未取得预期的成功。经济的不景气未能改变财政的窘迫，而资金的匮乏又反过来影响许多改革措施的实施，如大工程计划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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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鲁姆政府上台时，还面临着“资本囤积”、“资本外逃”的严重问题。这是自1934年开始延续下来的问题。社会骚动、经济停滞，尤其是对人民阵线运动胜利的惊恐和敌视，使许多资本家把资金藏匿起来，或转移到其认为较保险并更有利可图的国家。对于这一严重的问题，勃鲁姆最初仍乐观地相信，通过创造“信任”的环境能够吸引人们把资本放回流通中。为此，他还多次向“资本拥有者”呼吁，他的政府是温和的，没有理由会让人感到害怕。但到了秋天，勃鲁姆就不得不承认他在这方面的努力一无所获。本来，政府还可通过限制或禁止购买外币来尝试减少资金外流，但勃鲁姆因担心此举会从根本上危害“信任的环境”和招致英美政府的反对，迟迟不敢实行兑换控制政策。这是一个重大的失策。事实是对勃鲁姆的最好回答，不管勃鲁姆如何表白他的政府何其温和，但一个社会党人领导的政府不可能获得金融资产阶级的好感，更不可能获得他们的信任。结果可想而知：外逃的资金不但没有回到流通领域，反而越逃越多，使财政状况更为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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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外逃引起黄金储备紧张，进而削弱了人们对法郎的信任，促使人们认为法郎的贬值在所难免。应该指出，勃鲁姆在执政初期为避免法郎贬值作了种种努力，尽管他深知，出于经济的原因，特别是法国在国际贸易中的需要，贬值是必要的，但他又知道，经过20年代中期的通货膨胀，广大人民群众对贬值极为反感，况且人民阵线又把反对贬值作为自己的目标之一。然而，到了同年9月，勃鲁姆政府还是不得不违背自己上台时许下的诺言，被迫宣布法郎贬值。法郎贬值与同一时期对西班牙内战的“不干涉政策”严重地影响了勃鲁姆政府的声望，加之法国财政状况的日益恶化，迫使勃鲁姆不得不在1937年2月宣布“暂停”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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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停”标志着勃鲁姆政府社会经济政策未能取得预定的成功，也是勃鲁姆创造信任环境吸引资本的最后努力。尽管勃鲁姆宣称暂停只是谨慎的巩固，而不是退却。但对于人民阵线政府的反对者来说，这是勃鲁姆的“卡诺莎之行”。右派报刊《时代》扬言：这不仅是暂停，这是改变。对《马提尼翁协定》耿耿于怀的资本家们，此时气焰更为嚣张，大肆攻击勃鲁姆政府的社会经济政策，并要用“资本的罢工”来报复“占厂罢工”。1937年春，财政危机进一步加剧。勃鲁姆创造信任环境的努力终于失败，这就迫使他试图采用强制手段。为此，政府拟订了一系列关于增加税收、提高铁路运费和邮费、严防逃税的计划。6月15日，勃鲁姆政府举行内阁紧急会议，决定请求议会授予发布“一切必要措施”的法令的暂时权力，以应付财政危机。这一要求却被保守势力极为强大的参议院所否决。勃鲁姆政府被迫于6月21日提出辞职。然而，尽管“勃鲁姆试验”以失败而告终，但它在法国人民群众的集体记忆中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并为80年代初以来社会党的执政树立了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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