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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鲁姆挂冠而去后，原内阁副总理、激进党人肖当两度受命组成人民阵线政府。肖当上台后，在内政方面继续实施“暂停”措施，并宣布法郎再次贬值。法郎再次贬值后，生产虽有一些恢复迹象，却引起了物价的不断上涨，在外交方面，则是继续追随英国推行绥靖政策。自肖当上台开始，人民阵线的历史就只是“解体”的历史。1938年初，由于肖当内阁在背离人民阵线纲领的道路上越滑越远，引起了社会党，尤其是共产党的强烈不满。在共产党议员拒绝投政府的信任票，社会党议会党团要求社会党人部长退出政府的情况下，肖当不得不在同年3月10日交出权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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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3日，勃鲁姆第二次受命组阁。他起先试图建立“从多列士到路易·马兰”的联合内阁，未能成功，只得组成由社会党、激进党等党派组成的新内阁。新政府上台后，罢工浪潮仍在蔓延，经济状况未见好转。面临这一局势，勃鲁姆在4月1日要求议会授予政府财政全权，以便实施新的强有力的财政措施。这一要求在众议院以311票对250票获得通过，但却在保守势力极为强大的参议院以214票对47票被否决。4月8日，执政仅26天的勃鲁姆第二届人民阵线政府宣布辞职。曾经声势浩大的人民阵线此时已经名存实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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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鲁姆再次辞职后，激进党领袖达拉第在4月10日受命组阁。达拉第最初试图组成一个从“勃鲁姆到路易·马兰”的联合内阁。社会党全国委员会讨论决定拒绝入阁。于是，达拉第组成了由激进党和中派、右派人士组成的新内阁。达拉第为了骗取左翼政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声称他仍然忠于人民阵线纲领。4月12日，新内阁以573对5的悬殊票数获得议会的信任，共产党也投了信任票。4月13日，新内阁又在议院取得财政全权。在这之后，达拉第以恢复经济为名义开始实行与人民阵线纲领大相径庭的政策。5月，颁布了第一批非常法令，把主要由群众承担的直接税和间接税增加了8％，而同时却降低了大工商企业的利润所得税。还再次宣布法郎贬值。8月21日，达拉第又宣布40小时工作周可以灵活掌握，意欲取消40小时工作周制。其后又颁布了一系列危害劳动人民利益的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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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达拉第政府所执行的政策日益背离人民阵线纲领，引起共产党、社会党和其他左翼党派的强烈反对。而激进党也千方百计地寻求机会断绝与人民阵线的关系。10月28日，激进党在马赛召开代表大会，会上以法共给历届人民阵线政府制造困难和危害人民阵线其他政党的团结为名，通过了赞成达拉第政府并同人民阵线断绝关系的决议。11月10日，激进党正式宣布退出人民阵线。面对激进党的背叛行径与达拉第政府的猖狂进攻，11月30日，在共产党和总工会的领导下举行了24小时总罢工，抗议达拉第政府的非常法令，参加者达数百万。此时已摆脱人民阵线纲领约束的达拉第政府竟然宣布全国戒严，用暴力大肆镇压工人运动，并丧心病狂地迫害共产党。至此，人民阵线彻底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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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七、30年代的法国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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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国外交而言，危机笼罩下的30年代无疑是一个多事之秋。此时期的法国外交基本上是围绕着法德关系所展开的。在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国际局势愈益动荡的形势中，法德矛盾更形尖锐。希特勒上台执政后，一方面在国内实行法西斯专政，疯狂扩军备战，另一方面在外交上采取种种手段，竭力从《凡尔赛和约》的束缚中摆脱出来。而法国则力主维护凡尔赛体系，竭力阻遏德国。但值得注意的是，法国统治集团中部分极右势力对希特勒的反苏反共姿态颇为欣赏，同时亦被希特勒初上台时对法国的“和平”攻势所迷惑。所以，面对纳粹德国的崛起，法国统治集团就其整体而言是处于矛盾而复杂的心理状态中，既恐惧不安又暗自欣赏。此外，不少法国高级官员甚至还低估德国军事上的潜力和对外扩张的可能性。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法国对德政策的两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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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整体而言，30年代前期法国所奉行的仍旧是对德强硬的外交政策，这突出地表现在裁军和德国要求“军备平等”的问题上。早在1932年，巴本政府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就正式提出“军备平等”。希特勒上台后赋予这一要求新的含意，即公开场合上打着裁军的幌子，以受欺负的弱者面目出现提出军备平等的要求，暗地里却无视《凡尔赛和约》对德国军备的限制，加紧扩整军备。法国深知德国的意图，因此在裁军会议等场合对德国军备平等要求持严厉态度，始终坚持把裁军和德国军备平等问题同法国的安全保障联系起来，不愿对德作出重大让步。法国代表在裁军会议上先后提出的塔迪厄计划、赫里欧—保罗·邦库尔计划等裁军方案，都说明法国意欲通过国联来抑制德国的扩军要求。1933年10月，德国为放手扩整军备，宣布退出裁军会议和国联。对此，法国反应十分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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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0年代把对德强硬的外交政策发展到极致的是在1934年2月出任第二届杜梅格内阁外交部长的路易·巴尔都。此公在政治上虽属保守派，却颇具国际战略眼光。作为法国部长中屈指可数的几个读过《我的奋斗》德文版的人之一，他比较早就意识到纳粹德国的威胁，并大声疾呼应当及早对纳粹德国采取有力措施。巴尔都在内阁中力主独立自主的实力政策，反对削减军备开支，主张法国必须维持强大的陆军。与此同时，他还在国际上致力于建设和巩固抗德联合战线。为了达到后一目标，巴尔都未囿于自己保守的政治见解，而是立足全局，谋求与苏联结盟，并把联合苏联放到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1934年5月，巴尔都向苏联政府建议签订两项条约：东方公约和法苏互助条约。苏联同意了两项条约的草案。为建立东方洛迦诺，年逾古稀的巴尔都风尘仆仆，遍访波、捷、罗、南诸国，以其卓越的政治洞察力、渊博的学识与滔滔不绝的辩才去说服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接受这一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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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都的活动使纳粹德国感到了威胁，因此，法西斯分子把政治暗杀的魔爪伸向了巴尔都。1934年6月19日，当巴尔都乘坐的火车途经奥地利时，纳粹党徒投弹爆炸未遂。不久，当10月9日南斯拉夫国王应邀赴法访问，巴尔都到马赛迎接时，与南斯拉夫国王一起被德国法西斯雇佣的凶手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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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都的死不仅意味着“东方公约”失去了一位主要倡导者，也标志着法国抗衡德国，称雄欧陆的外交时代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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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尔都血洒马赛后，入主凯道赛的是赖伐尔。赖伐尔上任伊始就着手转变法国对外政策的基调：变遏制德国为谋求法德妥协，变着重联合苏联为更加倚重与意大利的接近。1935年6月至1936年1月，赖伐尔担任政府总理。期间，他不仅在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时扮演了为虎作伥的角色，而且在萨尔地区就归属问题举行公民投票时态度冷漠，使得纳粹分子的气焰更为嚣张，在报刊上扬言，要求收回根据《凡尔赛和约》让出的全部“德国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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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赖伐尔是引导法国步入绥靖主义歧路的始作俑者。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以及由于政策惯性的作用，他还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屈从于法西斯国家，在某些问题上还不得不继续奉行法国的传统政策，摆出对德的强硬姿态。如1935年3月德国宣布建立空军，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后，立即提出抗议，并向国联控告德国，要求实行集体制裁。又如同年4月倡议建立“斯特莱沙阵线”，5月还亲访莫斯科，代表法国同苏联正式签署了酝酿已久的法苏互助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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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赖伐尔“外交转向”是30年代法国走上绥靖道路开始的话，那末，1936年3月莱茵区的重新军事化以及法国对此所作出的反应则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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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德之间的莱茵边界自近代以来一直被法国人视为同自己的国家安全密切相联的问题。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饱受战争创伤的法国人更是将其视为确保法国作为战胜国所取得的既得利益的重要因素。在巴黎和会上，克雷孟梭正是为了建立一条在他看来更可靠的莱茵边界而不惜与威尔逊及劳合—乔治唇枪舌剑。20年代，法国为了维持欧洲现状及自己的欧洲大国地位而设计了一系列欧洲国家间双边或多边的政治同盟关系，其重要着眼点仍在于维护莱茵边界的安全，促使德国遵守凡尔赛和约中关于莱茵边界的全部规定（包括关于莱茵河以东设立非军事区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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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3月7日，德军悍然进占莱茵河左岸的非军事区，从而完成了毁约扩军的一个必经步骤。德军进驻莱茵震动了法国。法国萨罗内阁在3月7日至9日连续开会，研究对策。一部分阁员强烈要求采取一次“警察行动”来回击德国，另一部分阁员则顽固反对实行对德制裁。内阁的决议最后是：在国联未作出决定之前，法国不采取任何行动。萨罗一面在广播演说中声称：我们不准备把斯特拉斯堡暴露在德国大炮炮口底下。一面却叫人民“保持平静”。军方的态度也很暧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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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德国刚刚开始扩充军备，人数和装备都不如法国。法国不用英国援助，只靠自己的军队就能把德军赶出莱茵区。事实上，进入莱茵区的德军奉有密令，一旦法军采取敌对行动就立即撤回。希特勒后来自己也说：“进军莱茵区以后的48小时是我一生中神经最紧张的时刻。如果当时法国人也开进莱茵区，我们就只好夹着尾巴撤退。因为我们手中可资利用的那一点点军事力量，即使是用来稍作抵抗也是完全不够的。”⑮可是，法国却未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只是将此诉诸国联，要求洛迦诺公约各签字国磋商行动，并建议实行经济制裁。最后取得的不过是一纸口头“谴责”的空文。这意味着法国实际上已向希特勒的冒险挑战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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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在莱茵区重新军事化问题上表现出来的软弱大大削弱了法国的军事防御地位，加速了其同盟体系的分崩离析，同时也大大助长了希特勒的侵略野心。德国开始在西部边界修筑齐格菲防线，加紧扩军备战活动。莱茵区重新军事化后，法国在对外政策方面开始日益唯英国马首是瞻，表现出越来越浓重的妥协和绥靖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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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如何对待西班牙内战，对勃鲁姆人民阵线政府执政时期的法国外交构成了严峻的考验。应该说，勃鲁姆本人和内阁中的不少成员最初是决意援助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的，并且确实也已有所行动。但时隔不久，勃鲁姆等人就改变了初衷。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由于勃鲁姆把加强国联和集体安全的希望寄托在强化法英关系上，因此英国政府对勃鲁姆政府准备支持西班牙合法政府的决定的不合作，甚至是反对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勃鲁姆在西班牙问题上的决策；其二，勃鲁姆准备援助西班牙政府的行动不仅在国内遭到了右派舆论空前激烈的反对，更有甚者，许多激进党人，其中包括一些在议会和内阁身居要职的激进党人也持强烈的反对态度，还以退出政府相要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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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勃鲁姆的这一主张在自己党内也遭到不少和平主义者的反对。从7月25日起，勃鲁姆及其领导的内阁开始一步步走向不干涉政策，并最终扮演了推行不干涉政策的带头羊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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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不干涉政策是一种失败的政策。尽管德意加入了不干涉委员会，仍源源不断地向叛乱者输送武器。而西班牙合法政府却因为这一政策被剥夺在国际市场购买武器的合法权利。这一政策对法国也造成了严重后果。首先，在国内，不干涉政策引起了作为人民阵线三大支柱之一的共产党及广大人民群众的莫大愤慨，使人民阵线因此而出现了不可弥补的裂痕。其次，法国与德意毗邻，处境原已十分艰险，不干涉政策导致在西班牙出现一个受德意支持和控制的独裁政权，更使法国处于三面受敌的困境，同时又面临着被切断本土与北非属地的联系的危险。再次，欧洲其他国家目睹法国听凭德意支持佛朗哥在西班牙篡权而不问，对法国早已有之的不信任感愈益加深，纷纷另寻出路，法国自一战结束以来苦心经营的同盟体系终于分崩离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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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拉第上台执政后，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使作为其盟国的法国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危机之初，达拉第出于法国切身利益的考虑和法捷互助条约的约束，曾有过履约援捷的打算，而且也确定有过一些强硬的表示。但在国内外绥靖势力的压力下，达拉第终于在绥靖主义的道路上越滑越远。由于达拉第在《慕尼黑协定》的签订过程中扮演了极其可耻的角色，终使他作为法国30年代绥靖政策的集大成者，永远地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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