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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都的死不仅意味着“东方公约”失去了一位主要倡导者，也标志着法国抗衡德国，称雄欧陆的外交时代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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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尔都血洒马赛后，入主凯道赛的是赖伐尔。赖伐尔上任伊始就着手转变法国对外政策的基调：变遏制德国为谋求法德妥协，变着重联合苏联为更加倚重与意大利的接近。1935年6月至1936年1月，赖伐尔担任政府总理。期间，他不仅在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时扮演了为虎作伥的角色，而且在萨尔地区就归属问题举行公民投票时态度冷漠，使得纳粹分子的气焰更为嚣张，在报刊上扬言，要求收回根据《凡尔赛和约》让出的全部“德国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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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赖伐尔是引导法国步入绥靖主义歧路的始作俑者。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以及由于政策惯性的作用，他还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屈从于法西斯国家，在某些问题上还不得不继续奉行法国的传统政策，摆出对德的强硬姿态。如1935年3月德国宣布建立空军，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后，立即提出抗议，并向国联控告德国，要求实行集体制裁。又如同年4月倡议建立“斯特莱沙阵线”，5月还亲访莫斯科，代表法国同苏联正式签署了酝酿已久的法苏互助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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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赖伐尔“外交转向”是30年代法国走上绥靖道路开始的话，那末，1936年3月莱茵区的重新军事化以及法国对此所作出的反应则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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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德之间的莱茵边界自近代以来一直被法国人视为同自己的国家安全密切相联的问题。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饱受战争创伤的法国人更是将其视为确保法国作为战胜国所取得的既得利益的重要因素。在巴黎和会上，克雷孟梭正是为了建立一条在他看来更可靠的莱茵边界而不惜与威尔逊及劳合—乔治唇枪舌剑。20年代，法国为了维持欧洲现状及自己的欧洲大国地位而设计了一系列欧洲国家间双边或多边的政治同盟关系，其重要着眼点仍在于维护莱茵边界的安全，促使德国遵守凡尔赛和约中关于莱茵边界的全部规定（包括关于莱茵河以东设立非军事区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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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3月7日，德军悍然进占莱茵河左岸的非军事区，从而完成了毁约扩军的一个必经步骤。德军进驻莱茵震动了法国。法国萨罗内阁在3月7日至9日连续开会，研究对策。一部分阁员强烈要求采取一次“警察行动”来回击德国，另一部分阁员则顽固反对实行对德制裁。内阁的决议最后是：在国联未作出决定之前，法国不采取任何行动。萨罗一面在广播演说中声称：我们不准备把斯特拉斯堡暴露在德国大炮炮口底下。一面却叫人民“保持平静”。军方的态度也很暧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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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德国刚刚开始扩充军备，人数和装备都不如法国。法国不用英国援助，只靠自己的军队就能把德军赶出莱茵区。事实上，进入莱茵区的德军奉有密令，一旦法军采取敌对行动就立即撤回。希特勒后来自己也说：“进军莱茵区以后的48小时是我一生中神经最紧张的时刻。如果当时法国人也开进莱茵区，我们就只好夹着尾巴撤退。因为我们手中可资利用的那一点点军事力量，即使是用来稍作抵抗也是完全不够的。”⑮可是，法国却未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只是将此诉诸国联，要求洛迦诺公约各签字国磋商行动，并建议实行经济制裁。最后取得的不过是一纸口头“谴责”的空文。这意味着法国实际上已向希特勒的冒险挑战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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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在莱茵区重新军事化问题上表现出来的软弱大大削弱了法国的军事防御地位，加速了其同盟体系的分崩离析，同时也大大助长了希特勒的侵略野心。德国开始在西部边界修筑齐格菲防线，加紧扩军备战活动。莱茵区重新军事化后，法国在对外政策方面开始日益唯英国马首是瞻，表现出越来越浓重的妥协和绥靖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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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如何对待西班牙内战，对勃鲁姆人民阵线政府执政时期的法国外交构成了严峻的考验。应该说，勃鲁姆本人和内阁中的不少成员最初是决意援助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的，并且确实也已有所行动。但时隔不久，勃鲁姆等人就改变了初衷。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由于勃鲁姆把加强国联和集体安全的希望寄托在强化法英关系上，因此英国政府对勃鲁姆政府准备支持西班牙合法政府的决定的不合作，甚至是反对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勃鲁姆在西班牙问题上的决策；其二，勃鲁姆准备援助西班牙政府的行动不仅在国内遭到了右派舆论空前激烈的反对，更有甚者，许多激进党人，其中包括一些在议会和内阁身居要职的激进党人也持强烈的反对态度，还以退出政府相要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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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勃鲁姆的这一主张在自己党内也遭到不少和平主义者的反对。从7月25日起，勃鲁姆及其领导的内阁开始一步步走向不干涉政策，并最终扮演了推行不干涉政策的带头羊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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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不干涉政策是一种失败的政策。尽管德意加入了不干涉委员会，仍源源不断地向叛乱者输送武器。而西班牙合法政府却因为这一政策被剥夺在国际市场购买武器的合法权利。这一政策对法国也造成了严重后果。首先，在国内，不干涉政策引起了作为人民阵线三大支柱之一的共产党及广大人民群众的莫大愤慨，使人民阵线因此而出现了不可弥补的裂痕。其次，法国与德意毗邻，处境原已十分艰险，不干涉政策导致在西班牙出现一个受德意支持和控制的独裁政权，更使法国处于三面受敌的困境，同时又面临着被切断本土与北非属地的联系的危险。再次，欧洲其他国家目睹法国听凭德意支持佛朗哥在西班牙篡权而不问，对法国早已有之的不信任感愈益加深，纷纷另寻出路，法国自一战结束以来苦心经营的同盟体系终于分崩离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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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拉第上台执政后，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使作为其盟国的法国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危机之初，达拉第出于法国切身利益的考虑和法捷互助条约的约束，曾有过履约援捷的打算，而且也确定有过一些强硬的表示。但在国内外绥靖势力的压力下，达拉第终于在绥靖主义的道路上越滑越远。由于达拉第在《慕尼黑协定》的签订过程中扮演了极其可耻的角色，终使他作为法国30年代绥靖政策的集大成者，永远地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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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八、30年代的思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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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的冲击与战争威助的加强，使30年代的法国作家面临着严峻的选择。阿拉贡、艾吕雅等著名作家、诗人先后离开超现实主义运动，参加了法国共产党，直接投身于革命斗争。更多的作家则为人类的前途担忧，并由此进行自己新的探索。他们的小说不再是仅仅为了供读者得到某种消遣，而是力求表现人类在世界上的处境，以及在这种处境下应当采取的态度。一大批“人类处境”小说应运而生。“人类处境”小说主要有两种，第一种试图在真实记录人类处境的基础上，揭示“处境”是艰难的。但只要人们行动，就一定会取得人生的价值。这类小说主要以安德烈·马尔罗的《人类的命运》（1933年）和《希望》（1937年）为代表。第二种则是悲观型，小说中的人物常常在艰难的处境面前得不到自由，只能随着处境的变化而变化。这类小说以塞利纳的《在茫茫黑夜中的漫游》（1932年）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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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长篇小说创作在20世纪初出现了一种新体裁——“长河小说”。此名源于罗曼·罗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第7卷的序言中将他的小说比作一条河流。“长河小说”的篇幅多在100万字以上，有的长达数百万字，30年代，此类小说的写作继续流行，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茹勒·罗曼长达20多卷的《善意的人们》。罗歇·马丹·杜伽尔历时近20年创作的长河小说《蒂博一家》在30年代继续出版。1937年，杜伽尔“因为他的长篇小说《蒂博一家》所描绘的人的冲突及当代生活中某些方面的艺术力量和真实性”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法国现代著名作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季奥诺、埃梅等人在30年代都不时有佳作问世。如莫里亚克在1932年发表的《蝮蛇结》被认为是他的最佳作品之一。季奥诺在1934和1935年出版的《四海之家》、《愿我的欢乐长存》是他最主要的代表作。埃梅在193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绿色母马》是二战前法国最畅销的小说。此外，萨特在1938年发表日记体小说《恶心》，开创了法国存在主义文学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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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结束之后，由于好莱坞大公司在法国设厂摄制的法语片泛滥成灾，使法国电影业蒙受巨大打击，为了与美国电影相抗衡，一些法国电影工作者为重振法国电影业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并通过弘扬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使法国电影获得了新生。在这一过程中，印象派大师比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之子让·雷诺阿功不可没。他从1930年开始，在10年之中连续拍摄了15部不同题材的影片。其中最著名的是《托尼》（1934）、《朗基先生的犯罪》（1935）、《幻灭》（1937）、《游戏的规则》（1939）第4部。《托尼》第一次最集中地体现了雷诺阿写实主义的风格特征。影片的故事源自一个外籍工人被一个仇视外来移民的法国农夫所杀的真实案件。但是犯罪并非影片的表现重点，影片着重反映的是外籍工人的感情、他们的孤独、他们对不良行为的反应，等等。《游戏的规则》则淋漓尽致地体现了雷诺阿对法国社会生活的过于辛辣的玩世不恭似的批评。在影片里，每个人物——不论是上层的贵族还是下层的平民，都互相欺骗。虚伪作假代替了真诚，圆滑狡诈比朴实淳厚更吃得开。这部影片在巴黎首次上映时，遭到了观众的拒绝，虽然几经删剪，仍不能平息观众的怒气，最后被政府禁映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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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法国哲学思想界最为活跃的人物是加斯东·巴什拉尔。作为一名集哲学家与文学批评家于一身的学者，巴什拉尔的著作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科学哲学或科学认识论，二是诗论。属于第一方面的主要著作有《论近似的知识》、《新的科学精神》、《否定的哲学》、《应用理性主义》、《理性的唯物主义》、《现代物理学中的理性主义活动》等等。属于第二方面的著作则有《对火的精神分析》、《空间的诗学》、《幻想的诗学》等等。对此，有学者指出，由于在巴什拉尔身上，科学的严谨的逻辑思维与诗歌的灵活的形象思维得到了较为完美的结合，因此可以说，巴什拉尔的哲学实现了哲学的一种理想，即哲学等于科学加诗。或者说，巴什拉尔的哲学思想等于科学精神加诗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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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0年代，始创于1929年1月的年鉴学派将批判传统实证史学，为新史学鸣锣开道作为自己的主要活动。该学派的领衔人物不仅在《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杂志上开辟“辩论与斗争”专栏，专门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和争论，而且他们还更注重通过具体实在的研究成果来扩大学派的影响。如布洛赫的两部享誉国际史坛的著作《法国农村史的特征》（1931年）和《封建社会》（1939—1940年）就是在这一时期问世的。1933年，费费尔被选入法兰西学院担任新设立的近代文明史讲座教授。他在就职演说中，宣称自己主持该讲座是继承法国19世纪的著名史学家米什莱的事业，标志着传统实证史学的终结和总体史登上舞台。1936年，布洛赫又升任巴黎大学经济史教授并创立巴黎大学社会经济史研究所。“年鉴”杂志也同时从斯特拉斯堡迁到巴黎编辑出版。这一切表明，年鉴学派已经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年鉴学派确立后，对法国日后的史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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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法国的自然科学研究在国际上的地位有所下降，整整十年只获得一项诺贝尔化学奖，不过，法国在某些研究领域仍处于世界先进水平。最为突出的是原子物理学和现代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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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卢瑟福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中性粒子存在的假设，并且一直在实验中寻找这种粒子。1932年1月，居里夫人的女儿伊蕾娜·居里和她的丈夫弗里德里克·约里奥—居里用钋元素所发射的α射线去轰击铍等一系列轻元素的原子核时，发现产生出一种穿透力非常强的射线。当用这种射线去射击含有大量氢原子的石蜡，结果竟会把质子打出来。这一实验对于中性粒子的存在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线索。1932年，卢瑟福的学生、英国物理学家查德威克根据他多年从事寻找中性粒子工作的经验，重复了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实验，发现了中性粒子。中子的发现为原子物理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纪元。人们正是利用中子这个理想的“炮弹”，促进了原子核研究的发展，新的核现象一个接一个的被发现。1934年，约里奥—居里夫妇又用钋的α粒子轰击硼、铅、镁的靶子。观察的结果表明，除产生中子以外，靶本身也开始发射正β射线。约里奥—居里夫妇认为这是一种新型放射线。这是本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它第一次利用外部的影响引起某些原子核的放射性——人工放射性。用人工方法获得放射性元素是人类改造微观世界的一个突破，为同位素及原子能的利用开辟了广阔的前景。1935年，约里奥—居里夫妇由于对人工放射性元素的合成和研究而共获该年度诺贝尔化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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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后期，法国一些青年数学学者深感当时国内数学研究的领域过于狭窄，学术思想保守，数学界也面临着青黄不接的局面，决心大胆突破旧框框的束缚，复兴法国的数学科学。在著名数学家阿达玛及后来的儒利雅主持的“论文分析”讨论会上，他们了解到当时国际数学界的最新进展，眼界大开。1934年冬，在儒利雅主持的讨论班上，年轻的数学家们开始拟定一个庞大的计划，即以出版丛书的形式来概括现代数学的主要思想。他们决心运用公理化方法，以数学结构作为分类的基本原则，撰写巨著《数学原理》，并统一以“布尔巴基”作为笔名。1939年出版了第一卷，至今共出了40多卷，仍未宣布完毕。由于布尔巴基学派运用联系的、整体的观点考察现代数学，揭示了其内在联系，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数学本质的认识，大大促进了现代数学的发展。布尔巴基的名字也风靡整个数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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