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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参见达塔科夫斯基等著：《明天会美好吗？》，巴黎，1986年，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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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参见贝纳尔等著：《第三共和国的衰落1914—1938》，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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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参见米盖尔：前引书，第5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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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参见阿泽马等著：前引书，第2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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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参见阿泽马等著：前引书，第252—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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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夏伊勒：《第三共和国的崩溃》（上），南海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2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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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 夏伊勒：《第三共和国的崩溃》（上），南海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2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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⑪ 参见吕一民等选译：《1918—1939年的法国》，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5—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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⑫ 参见阿泽马等著：前引书，第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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⑬ 《勃鲁姆文集》，巴黎，1964年版，第4卷，第255—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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⑭ 贝亚克：《人民阵线史》，巴黎，1972年，第3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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⑮ 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第4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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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第十六章 再次经受世界大战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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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1706338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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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和平主义——二战前夕大多数法国人的“集体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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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欧洲的内战”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世界，尤其是欧洲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灾难，这在西方民主国家人民的集体记忆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印痕。30年代，当国际局势日益紧张，欧洲与世界再次面临新的战争危险时，和平主义思潮在包括法国在内的各西方民主国家迅速地蔓延开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潮流。维护与追求和平的愿望与行动本身应当说是无可非议的，但是，问题在于30年代战争阴云密布之际，盛行于西方民主国家的和平主义思潮与孤立主义和恐战症结合在一起，因此不能不具有极其严重的消极性质。这种和平主义的特点是不愿意为在总体上维护和平而承担任何风险，却在不惜任何代价避免战争上大做文章，其结果只能是涣散了民族的斗志，并使得“集体安全”之类的政策选择被当作可能导致战争的政策而受到了排斥。与此同时，这种和平主义思潮在一定程度上使这些国家的公众对于外部威胁的存在和发展变得麻木不仁。这一切，在3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慕尼黑会议召开时的法国人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因此，他们当时大多对慕尼黑会议的召开表示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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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中后期，希特勒的胆大妄为和德国重整军备的进展，使一个在马其诺防线后面和在褪色的“一战”功劳簿上高枕无忧的法国措手不及。法国在莱茵区重新军事化问题上表现出来的软弱大大削弱了法国的军事防御地位，加速了同盟体系的分崩离析，同时也大大助长了希特勒的侵略野心。1938年，德国在吞并了奥地利之后不久，又把矛头直指捷克斯洛伐克。作为捷克斯洛伐克的盟国，法国有义务根据1925年法捷互助条约在捷受到德国进攻时立即提供援助。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使法国外交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当时法国政府内部四分五裂，以雷诺为代表的强硬派力主采取坚定立场，而以博内为代表的妥协派则坚持采取忍让态度，作为总理的达拉第则动摇于两派之间。危机初期的达拉第出于法国切身利益的考虑和法捷互助条约的约束，曾有过履约援捷的打算，也曾有过一些强硬的表示，但在绥靖势力的压力下，终于在绥靖主义的道路上越滑越远，成为慕尼黑丑剧的导演之一。值得注意的是，与一战前法国为数不少的人大肆叫喊战争，鼓吹对德复仇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威胁日益逼近的时候，法国绝大多数国民却受到了和平主义思潮的影响，一厢情愿地想从法西斯国家，尤其是纳粹德国处乞求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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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9月28日下午，达拉第一改过去曾表现出来过的较为强硬的态度，欣然接受了要他去慕尼黑的邀请。对此，法国公众舆论狂热地表示赞成，并竞相表达喜悦之情。勃鲁姆在《人民报》上发表文章欢呼道，听到要召开慕尼黑会议，“人们感到莫大的喜悦和满怀希望”。他写道，中断谈判将是“犯罪的行为”。最后，他写道：“神圣的和平之光一度有如风中残烛，摇曳欲灭，现在又重放光明了。”①一些知识分子在《黎明报》为慕尼黑会议欢呼“希望复活了”，并呼吁说，为了拯救和平，必要时可以向希特勒作出进一步的让步。30日下午，达拉第在签署了慕尼黑协议后乘专机回国。在途中他忧心忡忡，担心返回巴黎后人们会耻笑他出卖了一个忠实的盟国。当专机即将在布尔歇机场着陆时，达拉第从空中往下望见一大群人密密麻麻地聚集在机场上，更是紧张得浑身发抖，遂命驾驶员在上空盘旋几圈，以恢复镇静。孰料，当已准备遭到唾骂的他走出机舱时，扑面而来的却是狂热的欢迎者们的热烈欢呼：“和平万岁！”“达拉第万岁！”50万巴黎人聚集在从机场到总理府的大道上夹道欢迎。妇女向他的汽车抛掷鲜花，达拉第被当作凯旋而归的英雄得到迎接和欢呼。巴黎的报刊都在狂热地称颂达拉第和外长博内，赞扬他们同张伯伦、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起“拯救”了和平。勃鲁姆甚至在《人民报》上写道：“没有一个法国女人或者男人会拒绝向尼维尔·张伯伦和爱德华·达拉第两位先生致以衷心的感谢。战争不会落到我们头上了。巨大的灾祸消除了。生活能够重新合乎自然地进行下去。每个人都能重新恢复工作，高枕无忧。每个人都能享受秋天绚丽的阳光。”②一些右派知识分子不但热烈欢庆战争已经避免，而且还谩骂少数法国人企图要求政府信守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诺言并同纳粹德国对抗。斯蒂芬·洛藏在《晨报》上欣喜若狂地写道：“和平赢得了，它是压倒了骗子、卖国贼和疯子们才赢得的。”右翼色彩的《时代报》也公然表示，它感到欣慰的是，少数高瞻远瞩和勇敢的领导人战胜了“战争派”。《巴黎晚报》甚至组织募捐，以赠送给英国首相张伯伦一套乡间别墅——“和平之家”。在一派赞扬声中，博内，这位法国在慕尼黑丑剧中的出谋划策者在享受着由此带来的昙花一现的名望之余，不无得意地声称：“许许多多的报纸，甚至极左派的报纸，都称赞慕尼黑协定是法国人熟练的、坚定的外交活动的成果。”③10月4日，法国议会以535票对75票批准了慕尼黑协议。这次投票真实地反映了在和平主义影响下法国人民的情绪。法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史专家皮埃尔·勒努万指出：“这一背弃盟友的政策得到了内阁和议会中多数人的同意，而且最后被绝大多数的公众舆论所批准。”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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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拉第从慕尼黑返回巴黎时，竟像凯旋而归的英雄一样受到国人的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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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和平主义的外表下，已掩盖着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即法国公众对战争的恐惧已到了“集体怯懦”的程度。刚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恢复过来的法兰西人民不愿再来一次浴血战争。这诚然可以让人理解，但是，他们没有能够懂得一个历史教训，这就是，当一个国家面临一个侵略成性、嗜权成癖的敌人一心想要最后毁灭或者奴役它时，为了生存，打一场战争有时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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