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⑬ 《勃鲁姆文集》，巴黎，1964年版，第4卷，第255—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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⑭ 贝亚克：《人民阵线史》，巴黎，1972年，第3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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⑮ 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第4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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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1706338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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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第十六章 再次经受世界大战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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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和平主义——二战前夕大多数法国人的“集体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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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欧洲的内战”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世界，尤其是欧洲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灾难，这在西方民主国家人民的集体记忆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印痕。30年代，当国际局势日益紧张，欧洲与世界再次面临新的战争危险时，和平主义思潮在包括法国在内的各西方民主国家迅速地蔓延开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潮流。维护与追求和平的愿望与行动本身应当说是无可非议的，但是，问题在于30年代战争阴云密布之际，盛行于西方民主国家的和平主义思潮与孤立主义和恐战症结合在一起，因此不能不具有极其严重的消极性质。这种和平主义的特点是不愿意为在总体上维护和平而承担任何风险，却在不惜任何代价避免战争上大做文章，其结果只能是涣散了民族的斗志，并使得“集体安全”之类的政策选择被当作可能导致战争的政策而受到了排斥。与此同时，这种和平主义思潮在一定程度上使这些国家的公众对于外部威胁的存在和发展变得麻木不仁。这一切，在3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慕尼黑会议召开时的法国人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因此，他们当时大多对慕尼黑会议的召开表示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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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中后期，希特勒的胆大妄为和德国重整军备的进展，使一个在马其诺防线后面和在褪色的“一战”功劳簿上高枕无忧的法国措手不及。法国在莱茵区重新军事化问题上表现出来的软弱大大削弱了法国的军事防御地位，加速了同盟体系的分崩离析，同时也大大助长了希特勒的侵略野心。1938年，德国在吞并了奥地利之后不久，又把矛头直指捷克斯洛伐克。作为捷克斯洛伐克的盟国，法国有义务根据1925年法捷互助条约在捷受到德国进攻时立即提供援助。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使法国外交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当时法国政府内部四分五裂，以雷诺为代表的强硬派力主采取坚定立场，而以博内为代表的妥协派则坚持采取忍让态度，作为总理的达拉第则动摇于两派之间。危机初期的达拉第出于法国切身利益的考虑和法捷互助条约的约束，曾有过履约援捷的打算，也曾有过一些强硬的表示，但在绥靖势力的压力下，终于在绥靖主义的道路上越滑越远，成为慕尼黑丑剧的导演之一。值得注意的是，与一战前法国为数不少的人大肆叫喊战争，鼓吹对德复仇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威胁日益逼近的时候，法国绝大多数国民却受到了和平主义思潮的影响，一厢情愿地想从法西斯国家，尤其是纳粹德国处乞求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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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9月28日下午，达拉第一改过去曾表现出来过的较为强硬的态度，欣然接受了要他去慕尼黑的邀请。对此，法国公众舆论狂热地表示赞成，并竞相表达喜悦之情。勃鲁姆在《人民报》上发表文章欢呼道，听到要召开慕尼黑会议，“人们感到莫大的喜悦和满怀希望”。他写道，中断谈判将是“犯罪的行为”。最后，他写道：“神圣的和平之光一度有如风中残烛，摇曳欲灭，现在又重放光明了。”①一些知识分子在《黎明报》为慕尼黑会议欢呼“希望复活了”，并呼吁说，为了拯救和平，必要时可以向希特勒作出进一步的让步。30日下午，达拉第在签署了慕尼黑协议后乘专机回国。在途中他忧心忡忡，担心返回巴黎后人们会耻笑他出卖了一个忠实的盟国。当专机即将在布尔歇机场着陆时，达拉第从空中往下望见一大群人密密麻麻地聚集在机场上，更是紧张得浑身发抖，遂命驾驶员在上空盘旋几圈，以恢复镇静。孰料，当已准备遭到唾骂的他走出机舱时，扑面而来的却是狂热的欢迎者们的热烈欢呼：“和平万岁！”“达拉第万岁！”50万巴黎人聚集在从机场到总理府的大道上夹道欢迎。妇女向他的汽车抛掷鲜花，达拉第被当作凯旋而归的英雄得到迎接和欢呼。巴黎的报刊都在狂热地称颂达拉第和外长博内，赞扬他们同张伯伦、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起“拯救”了和平。勃鲁姆甚至在《人民报》上写道：“没有一个法国女人或者男人会拒绝向尼维尔·张伯伦和爱德华·达拉第两位先生致以衷心的感谢。战争不会落到我们头上了。巨大的灾祸消除了。生活能够重新合乎自然地进行下去。每个人都能重新恢复工作，高枕无忧。每个人都能享受秋天绚丽的阳光。”②一些右派知识分子不但热烈欢庆战争已经避免，而且还谩骂少数法国人企图要求政府信守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诺言并同纳粹德国对抗。斯蒂芬·洛藏在《晨报》上欣喜若狂地写道：“和平赢得了，它是压倒了骗子、卖国贼和疯子们才赢得的。”右翼色彩的《时代报》也公然表示，它感到欣慰的是，少数高瞻远瞩和勇敢的领导人战胜了“战争派”。《巴黎晚报》甚至组织募捐，以赠送给英国首相张伯伦一套乡间别墅——“和平之家”。在一派赞扬声中，博内，这位法国在慕尼黑丑剧中的出谋划策者在享受着由此带来的昙花一现的名望之余，不无得意地声称：“许许多多的报纸，甚至极左派的报纸，都称赞慕尼黑协定是法国人熟练的、坚定的外交活动的成果。”③10月4日，法国议会以535票对75票批准了慕尼黑协议。这次投票真实地反映了在和平主义影响下法国人民的情绪。法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史专家皮埃尔·勒努万指出：“这一背弃盟友的政策得到了内阁和议会中多数人的同意，而且最后被绝大多数的公众舆论所批准。”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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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拉第从慕尼黑返回巴黎时，竟像凯旋而归的英雄一样受到国人的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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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和平主义的外表下，已掩盖着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即法国公众对战争的恐惧已到了“集体怯懦”的程度。刚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恢复过来的法兰西人民不愿再来一次浴血战争。这诚然可以让人理解，但是，他们没有能够懂得一个历史教训，这就是，当一个国家面临一个侵略成性、嗜权成癖的敌人一心想要最后毁灭或者奴役它时，为了生存，打一场战争有时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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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二、大战的爆发与法国的溃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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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协议并没有带来张伯伦之流所叫嚷的“千年和平”。正当西方民主国家的公众沉迷于和平的幻觉，麻木不仁地轻歌曼舞时，纳粹德国却调兵东进，向波兰开刀。1939年9月1日，凌晨4时45分，纳粹德国出动大批陆、空军兵力，分三路突然袭击波兰。9月2日，达拉第明确宣布法国准备通过“平心静气的谈判”和平解决冲突。在遭到希特勒的拒绝后，法国被迫于9月3日下午5时向德国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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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战刚开始全国群情激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二战初期的法国士气令人沮丧的不旺。举国上下很难理解进行一次新的世界大战的必要性。从根本上说，右派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不愿同纳粹德国打仗。他们赞美希特勒的富有效率的极权统治，并同他一起蔑视腐败无能的民主制度。颇有文学才华，但具有法西斯主义倾向的青年作家，《我无所不在报》的著名撰稿人吕西安·勒巴泰这样写道：“战争已被最可憎的犹太人和蛊惑人心的政权中那些最可憎的小丑们发动起来了……现在再次要我们去拯救共和国，而这个共和国比1914年的那一个更坏……，不，我丝毫不仇恨希特勒，但我痛恨所有那些导致希特勒胜利的法国政治家。”⑤而左派尽管鄙视甚至厌恶希特勒的极权统治，却也不愿同德国打仗，不愿同任何其他国家打仗。因为他们热衷于和平主义。这种和平主义认为所有的战争都是罪恶，都是对人类及其财富和道德的毫无意义的破坏与毁灭，因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避免。长期的“奇怪的战争”使法国人感到，和平随时都有可能实现。防守在马其诺防线后面的法国士兵因无所事事，百无聊赖。为此，政府和军方采取了一些措施，在军营建立娱乐中心，派剧团演出，放映电影，安排军人休假，还由总理为这些部队分发了一万个足球。官兵们在前线跳舞、踢球、打扑克，晒“日光浴”，借此打发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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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5月10日，德军在西线发起全面进攻，标志着“奇怪的战争”的结束，同时也开始敲响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丧钟。在德国军队凌厉的攻势下，法军节节败退，法国岌岌可危。电台每小时都广播最糟糕的消息，如政府撤离巴黎，迁往图尔和波尔多；意大利向法国宣战，“从背后捅上一刀”等。人们惊慌失措，草木皆兵。掉队的军官们在溃退中一边抱怨卖国贼，一边寻找自己的部队。成群结队的散兵游勇穿着五花八门的服装，徒步或坐着小车逃向南方。巴黎的奥尔良门和意大利门出口处被不顾一切向外逃亡的巴黎市民挤得水泄不通。大批逃难者堵塞在公路上。人们用上了一切交通工具，包括婴儿车、小手推车、小贩货车、拖车、马匹和驴子、甚至连柩车与垃圾车也被拿来派用场。有些妇女为了替油箱空的汽车搞到汽油，不惜在路旁出卖色相。有时一杯普普通通的水竟被卖到10个法郎的高价。有组织的劫持者大量出现，而且他们在需要时故意制造恐慌。1940年5月、6月的逃难，像“一阵狂风刮向了法国”，使得从巴黎到中部地区的法国变成了漂泊的游牧民族的巨大营地。大逃难的恐慌浪潮给法国造成了严重的创伤和巨大的影响，同时它也打下了停战的精神基础。在这批失去平衡和赖以生存的支柱，过着颠沛流离生活和遭受物质与精神痛苦的男女和儿童中，逃难促成了自弃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使一些人几乎带着宽慰的心情赞成停战，而原先他们内心却对此感到可耻。6月16日，在节节败退，四面楚歌的情况下，主战的保尔·雷诺总理被主张停战议和的年迈的贝当元帅所取代。次日中午，已年逾八旬的贝当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宣称“必须停止战斗”，“体面地寻求结束军事行动的方法”。6月20日，贝当政府正式向德国请求停战投降。第二天，双方代表在贡比涅森林的小车站雷通德开始谈判。谈判的会场在德方的精心安排下，就设在1918年11月11日签订法德停战协定的福煦当年乘坐的专列的车厢内。6月22日，法德双方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它标志着多年来称雄欧陆，并号称欧洲第一陆军强国的法国在短短的几十天里就惨败在了纳粹德国的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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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三、两个对立的法国：维希法国与抵抗的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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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战协定签订之后，法国被分成了“占领区”与“自由区”，前者由纳粹军队凭借刺刀直接进行统治，后者名义上由贝当政府统治，实际上却受到纳粹德国的控制。6月29日，贝当政府被迫撤离划入德国占领区的波尔多，迁往克莱蒙菲朗。7月1日又迁到温泉疗养胜地维希，将这座原先只有2.5万人口的小城作为首都。由此，贝当统治下的法国被称为维希法国。7月10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丧钟最终敲响。议会以569票对80票的绝对多数，赋予贝当以全权起草新宪法。贝当从7月11日起连续颁布了三个制宪法令，使存在了70年的第三共和国寿终正寝。在彻底埋葬了议会制度之后，贝当以个人专政取而代之。大权独揽的贝当对内打出了“民族革命”的旗号，宣称要“保卫劳动、家庭和祖国”，号召人们回到敬重上帝、祖国和家庭的观念上去，对外则实行法德合作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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