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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拉第从慕尼黑返回巴黎时，竟像凯旋而归的英雄一样受到国人的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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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和平主义的外表下，已掩盖着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即法国公众对战争的恐惧已到了“集体怯懦”的程度。刚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恢复过来的法兰西人民不愿再来一次浴血战争。这诚然可以让人理解，但是，他们没有能够懂得一个历史教训，这就是，当一个国家面临一个侵略成性、嗜权成癖的敌人一心想要最后毁灭或者奴役它时，为了生存，打一场战争有时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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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二、大战的爆发与法国的溃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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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协议并没有带来张伯伦之流所叫嚷的“千年和平”。正当西方民主国家的公众沉迷于和平的幻觉，麻木不仁地轻歌曼舞时，纳粹德国却调兵东进，向波兰开刀。1939年9月1日，凌晨4时45分，纳粹德国出动大批陆、空军兵力，分三路突然袭击波兰。9月2日，达拉第明确宣布法国准备通过“平心静气的谈判”和平解决冲突。在遭到希特勒的拒绝后，法国被迫于9月3日下午5时向德国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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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战刚开始全国群情激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二战初期的法国士气令人沮丧的不旺。举国上下很难理解进行一次新的世界大战的必要性。从根本上说，右派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不愿同纳粹德国打仗。他们赞美希特勒的富有效率的极权统治，并同他一起蔑视腐败无能的民主制度。颇有文学才华，但具有法西斯主义倾向的青年作家，《我无所不在报》的著名撰稿人吕西安·勒巴泰这样写道：“战争已被最可憎的犹太人和蛊惑人心的政权中那些最可憎的小丑们发动起来了……现在再次要我们去拯救共和国，而这个共和国比1914年的那一个更坏……，不，我丝毫不仇恨希特勒，但我痛恨所有那些导致希特勒胜利的法国政治家。”⑤而左派尽管鄙视甚至厌恶希特勒的极权统治，却也不愿同德国打仗，不愿同任何其他国家打仗。因为他们热衷于和平主义。这种和平主义认为所有的战争都是罪恶，都是对人类及其财富和道德的毫无意义的破坏与毁灭，因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避免。长期的“奇怪的战争”使法国人感到，和平随时都有可能实现。防守在马其诺防线后面的法国士兵因无所事事，百无聊赖。为此，政府和军方采取了一些措施，在军营建立娱乐中心，派剧团演出，放映电影，安排军人休假，还由总理为这些部队分发了一万个足球。官兵们在前线跳舞、踢球、打扑克，晒“日光浴”，借此打发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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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5月10日，德军在西线发起全面进攻，标志着“奇怪的战争”的结束，同时也开始敲响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丧钟。在德国军队凌厉的攻势下，法军节节败退，法国岌岌可危。电台每小时都广播最糟糕的消息，如政府撤离巴黎，迁往图尔和波尔多；意大利向法国宣战，“从背后捅上一刀”等。人们惊慌失措，草木皆兵。掉队的军官们在溃退中一边抱怨卖国贼，一边寻找自己的部队。成群结队的散兵游勇穿着五花八门的服装，徒步或坐着小车逃向南方。巴黎的奥尔良门和意大利门出口处被不顾一切向外逃亡的巴黎市民挤得水泄不通。大批逃难者堵塞在公路上。人们用上了一切交通工具，包括婴儿车、小手推车、小贩货车、拖车、马匹和驴子、甚至连柩车与垃圾车也被拿来派用场。有些妇女为了替油箱空的汽车搞到汽油，不惜在路旁出卖色相。有时一杯普普通通的水竟被卖到10个法郎的高价。有组织的劫持者大量出现，而且他们在需要时故意制造恐慌。1940年5月、6月的逃难，像“一阵狂风刮向了法国”，使得从巴黎到中部地区的法国变成了漂泊的游牧民族的巨大营地。大逃难的恐慌浪潮给法国造成了严重的创伤和巨大的影响，同时它也打下了停战的精神基础。在这批失去平衡和赖以生存的支柱，过着颠沛流离生活和遭受物质与精神痛苦的男女和儿童中，逃难促成了自弃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使一些人几乎带着宽慰的心情赞成停战，而原先他们内心却对此感到可耻。6月16日，在节节败退，四面楚歌的情况下，主战的保尔·雷诺总理被主张停战议和的年迈的贝当元帅所取代。次日中午，已年逾八旬的贝当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宣称“必须停止战斗”，“体面地寻求结束军事行动的方法”。6月20日，贝当政府正式向德国请求停战投降。第二天，双方代表在贡比涅森林的小车站雷通德开始谈判。谈判的会场在德方的精心安排下，就设在1918年11月11日签订法德停战协定的福煦当年乘坐的专列的车厢内。6月22日，法德双方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它标志着多年来称雄欧陆，并号称欧洲第一陆军强国的法国在短短的几十天里就惨败在了纳粹德国的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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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三、两个对立的法国：维希法国与抵抗的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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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战协定签订之后，法国被分成了“占领区”与“自由区”，前者由纳粹军队凭借刺刀直接进行统治，后者名义上由贝当政府统治，实际上却受到纳粹德国的控制。6月29日，贝当政府被迫撤离划入德国占领区的波尔多，迁往克莱蒙菲朗。7月1日又迁到温泉疗养胜地维希，将这座原先只有2.5万人口的小城作为首都。由此，贝当统治下的法国被称为维希法国。7月10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丧钟最终敲响。议会以569票对80票的绝对多数，赋予贝当以全权起草新宪法。贝当从7月11日起连续颁布了三个制宪法令，使存在了70年的第三共和国寿终正寝。在彻底埋葬了议会制度之后，贝当以个人专政取而代之。大权独揽的贝当对内打出了“民族革命”的旗号，宣称要“保卫劳动、家庭和祖国”，号召人们回到敬重上帝、祖国和家庭的观念上去，对外则实行法德合作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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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当在1940年10月在蒙都瓦与希特勒会面后，确定了法德“合作”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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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维希政权统治时期，法国法西斯主义分子的思想倾向有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即从二、三十年代时较多地欣赏、仿效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变为此期更多地欣赏和仿效希特勒的纳粹主义，与纳粹德国沆瀣一气。罗贝尔·布拉吉拉奇、吕西安·勒巴泰、德里厄·拉罗歇尔、加斯东·贝热里与马塞尔·戴阿就是突出的代表。他们与战争前夕被达拉第政府驱逐出境，此时已以德国驻法大使的身份回到巴黎的奥托·阿贝兹打得火热，鼓吹法德合作与法德友谊。这些人原来多为莫拉斯的追随者，在战争爆发前夕即已对莫拉斯的君主主义和敌视德国的态度感到不满，但是当时面对莫拉斯巨大的威望，他们还不敢与法兰西行动的正统观念公开唱反调。法国的溃败与德国的占领，使他们终于有了胆量同法兰西行动的主流派最终决裂。他们认为，正是由于莫拉斯的智力权威使那些没有完全解放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总是感到局促不安”、从而阻止了许多勇敢的行动，使“法兰西行动”成了“法兰西不行动”。勒巴泰还在《瓦砾》一书中，对其原先的崇拜偶像作了这样的描述：“莫拉斯是个天主教徒，却无信仰、不领圣事，也不信教皇；是个恐怖分子，却非杀人凶手；是个王党分子，却被他所支持的王位觊觎者否认；归根到底，他本来只是个患意志缺乏症的华而不实的幻想家。”⑥这些知识分子对纳粹德国的极权制度，尤其是对所谓强大的国家、一党专政、领袖崇拜推崇备至。作家雅克·沙尔多纳在其作品美化法德关系之余，竟然宣称：“德国给我们带来了答案。”⑦菲利普·昂里奥负责维希政权的宣传，使电台、报刊和街头充彻亲德的言辞。而作为劳工部长的戴阿，则更是不遗余力地为德国人在法国强征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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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德国占领军和维希政权的支持下，法国的右翼知识分子再次掀起了反犹排犹的恶浪。在这一过程中，法国的著名作家塞利纳起了非常恶劣的作用。这个在1932年以《在茫茫黑夜中的漫游》一举成名的作家在法国战败后，在1941年循着《屠杀前的琐事》（1937）、《死尸学校》（1939）的创作思路，又抛出了《漂亮的床单》，在作品中表现出严重的偏激情绪和强烈的排犹倾向。他还经常出席犹太人问题研究院组织的会议，甚至对在贝利茨宫举行的大型反犹展览《反对法国的犹太人》没有收入他的作品提出了抗议。从1941年至1944年，他还在《我无所不在》等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鼓吹反犹排犹，为此期法国反犹排犹的恶浪推波助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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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维希法国相对的，还有一个抵抗的法国。就在法国处于“山河已经破碎，民族存亡未卜”的紧急关头，戴高乐，一位戎马生涯平淡无奇，政治上默默无闻，仅在军界小有名气的普通准将，于6月18日在伦敦通过英国广播公司向法国人民发出著名的“六·一八”号召，庄严宣告：“无论发生什么事，法国抵抗的火焰不能熄灭，也绝不会熄灭。”“六·一八”号召表明戴高乐第一个高举起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旗帜，号召向纳粹德国和卖国政府进行公开的抵抗。戴高乐在竖起反对德国侵略、维护法兰西民族的义旗之后，即在伦敦积极筹建法兰西民族委员会，组织武装力量，使伦敦成为当时法国国外抵抗力量的一个重要基地。一批又一批的法国爱国志士冒着生命危险，想方设法，投奔戴高乐以报效祖国，其中不少是作家、记者、律师等知识分子。在艰难的抵抗斗争中，戴高乐的政治威望不断提高，“自由法国”运动在日益壮大。与此同时，法国国内的抵抗运动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始，并经历了由自发到自觉、由单个的分散行动到逐步的有组织的行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法国国内形成了一些大的抵抗组织或运动。这些组织或运动多以其出版的报刊命名，其中北部地区主要有5个抵抗组织：“保卫法国”、“解放”、“抵抗”、“解放北方”、“军政组织”。南部地区主要有三个组织：“解放南方”、“战斗”、“自由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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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在伦敦检阅“自由法国”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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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四、戴高乐成为“法国抵抗运动的惟一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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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戴高乐在伦敦发出“六·一八”号召时，他还只不过是一个普通准将。亡命英伦的他开始时既无部属，又无组织，可谓是孑然一身。尽管如此，戴高乐凭借他非凡的意志和品格，竟使东道国战时首相丘吉尔接受了他的那个在当时不少人眼中近乎荒诞的建议：给他所“代表”的法国提供继续战斗的机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戴高乐在抵抗运动中取得的第一个胜利，就是使丘吉尔在同年6月28日承认他是“自由法国人的领袖”。不过，虽然戴高乐在“自由法国”草创之时得到了丘吉尔难能可贵的支持，但这两位均极具个性的人物之间的关系却并不融洽。在“寄人篱下”的戴高乐看来，英国的一举一动往往显得盛气凌人；而在自感居高临下的丘吉尔眼中，戴高乐似乎过于目空一切、桀骜不驯。此外，戴高乐与仍和维希法国保持外交关系的美国的总统罗斯福的关系更不容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