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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在伦敦检阅“自由法国”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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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四、戴高乐成为“法国抵抗运动的惟一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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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戴高乐在伦敦发出“六·一八”号召时，他还只不过是一个普通准将。亡命英伦的他开始时既无部属，又无组织，可谓是孑然一身。尽管如此，戴高乐凭借他非凡的意志和品格，竟使东道国战时首相丘吉尔接受了他的那个在当时不少人眼中近乎荒诞的建议：给他所“代表”的法国提供继续战斗的机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戴高乐在抵抗运动中取得的第一个胜利，就是使丘吉尔在同年6月28日承认他是“自由法国人的领袖”。不过，虽然戴高乐在“自由法国”草创之时得到了丘吉尔难能可贵的支持，但这两位均极具个性的人物之间的关系却并不融洽。在“寄人篱下”的戴高乐看来，英国的一举一动往往显得盛气凌人；而在自感居高临下的丘吉尔眼中，戴高乐似乎过于目空一切、桀骜不驯。此外，戴高乐与仍和维希法国保持外交关系的美国的总统罗斯福的关系更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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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在伦敦筹建法兰西民族委员会时，曾向法国殖民地的总督，海外驻军首长发出电报，力邀他们参加该委员会，但竟然没有一个人作出响应。让他聊以自慰的是，募兵工作却进展顺利，到1940年7月底就组成了一支7000多人的部队。8月，戴高乐派人向法属非洲殖民地进行游说，成功地把反对维希政府的喀麦隆等国家争取过来。紧接着，他又派兵攻占了加蓬。10月，戴高乐在布拉柴维尔发表宣言，强烈谴责在德国羽翼下建立的维希政府违反宪法，同时颁布法令，宣布成立帝国防务委员会，行使政府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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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深知，如果他不能把国内抵抗运动争取过来，那么，他充其量也只能是海外法国的代表，他就难以理直气壮地以全体法国人的名义讲话。为此，戴高乐在“自由法国”创立不久就通过“自由法国”的“情报和军事行动总局”同国内抵抗组织建立联系。1942年1月，戴高乐把到伦敦投奔他的前埃尔—罗亚尔省省长让·穆兰空投到法国境内，让他以“自由法国”在国内的总代表身份同各个国内抵抗组织接触。同年7月，“自由法国”易名为“战斗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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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让·穆兰卓有成效的工作，法国国内分属不同政治派别的各种抵抗组织协调就绪，并在1943年5月在法国本土成立了以让·穆兰为首的“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得到了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所有的游击队的承认，同时，它又承认“戴高乐为法国抵抗运动的惟一领袖”。由此，戴高乐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大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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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直至此时，戴高乐并未成为名符其实的“法国抵抗运动的惟一领袖”。事实上，在美国的强力支持下，在北非的另一位法国抗德运动领导人吉罗将军也力图成为法兰西民族的领袖，为此，两人一度闹得不可开交。1943年1月，在英美的压力下，戴高乐到卡萨布兰卡和吉罗会谈，并当着丘吉尔、罗斯福的面，和吉罗作了象征性的和解。同年5月，戴高乐应吉罗的要求，来到阿尔及尔。6月3日，双方在阿尔及尔共同创立了由两人共任主席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该委员会刚一成立，即获得美、英、苏等国的正式承认，从而成为实际上的法国临时政府。不久，戴高乐不顾罗斯福总统的强烈不满，凭借着自己在该委员会中掌握的多数，千方百计地排挤掉了吉罗，单独出任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席。至此，戴高乐成为名符其实的“法国抵抗运动的惟一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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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五、法国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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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6月6日，美英联军在大批飞机和舰只的掩护下，大举在诺曼底登陆。由此，被美英两国一再推迟的西欧第二战场终于开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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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军在诺曼底的登陆无疑为法国人民解放自己的祖国创造了极好的条件。因而，戴高乐在诺曼底登陆之日即发表演说，号召法国人民投入“解放法国的战役”。与此同时，戴高乐还极力主张，“战斗法国”的军队应尽早、尽可能多地参加解放本土的战斗。不久，大批“战斗法国”的正规军分别在诺曼底或法国南方的一些港口登陆，投入了解放祖国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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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迎接祖国的解放，早在1944年初，国内的各种武装抵抗组织就组成了内地军，并以自己的游击活动困扰着德国占领军。诺曼底登陆开始后，内地军更是积极配合盟军，同德军展开激烈的战斗。尽管内地军武器不足，装备低劣，但他们在与装备精良的德军交战时表现出来的英勇气概与所取得的战绩，则给了盟军和“战斗法国”正规军的官兵以极大的鼓舞和有力的支援。对于内地军此期所起的作用，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曾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说：“如果没有他们（指内地军——作者）的巨大支援，法国的解放以及敌人在西欧的失败，将会延缓很长时期，而我们的损失也会更大。”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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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盟军在诺曼底的登陆，法国境内出现了民族起义的浪潮，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当推巴黎起义。8月19日，在法共的极力推动下，全国抵抗委员会常委会和巴黎解放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正式通过开始举行起义的决议。当天，巴黎人民就行动了起来。至22日，全城已遍布街垒。当时，巴黎城内尚有配备近80多辆坦克的数万名德军。由于缺乏武器，起义者不得不用著名科学家约里奥—居里在自己的实验室中匆匆赶制出来的燃烧瓶去迎击德军的坦克。戴高乐在知悉巴黎起义后，速派勒克莱尔率领的第二装甲师前往巴黎增援。不过，当他们赶到时，巴黎人民在经过数日的浴血奋战后，已基本解放了全城。25日下午3时，德军城防司令向勒克莱尔将军和巴黎内地军司令罗尔—汤居上校投降。次日，戴高乐率“战斗法国”的正规军进入巴黎。当这位民族英雄重新回到首都时，受到了巴黎市民的夹道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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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人民起义的辉煌胜利，加速了法国全境的解放。1945年3月第二装甲师攻占了斯特拉斯堡，解放阿尔萨斯省。尔后，法军第一集团军又越过莱茵河，与盟军一起在德国境内追击德军。由于法军在欧战的最后阶段中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故在5月8日子夜在柏林举行德国无条件投降仪式时，法第一集团军司令塔西尼将军理所当然地出席了该仪式，并代表法国政府在德国的投降书上签字。在德国代表凯尔特于5月9日零时10分在投降书上签字后，仍困守在大西洋沿岸一些港口城市的德军也举起了白旗。至此，法国完全光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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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作者评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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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东北部贡比涅森林的雷通德车站曾是令全体法国人扬眉吐气的地方。在一战结束前夕，正是在这里，败局已定的德国代表不得不登上停在此处的福煦元帅的座车，向法国等国乞求停火。为了纪念一战的胜利，法国人特意在停放福煦元帅座车的铁轨旁竖起了一块大理石，上面刻写着：“罪恶而骄横的德意志帝国被它企图奴役的自由人民击败，于1918年11月11日在此屈服投降。”然而，法国人此时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仅过了20多年，又是这座雷通德车站竟成了使他们蒙受国耻的伤心之地。1940年6月21日，在法国溃败后，以贝当为首的法国政府不得不听从纳粹德国的精心安排，派代表团来到这里，在福煦元帅的座车内向德国人乞求停火。希特勒为了欣赏这一幕专程来此。当他看到那块大理石上的文字时，其脸上依次流露出仇恨、轻蔑、复仇和得胜的表情。这一切，无疑令法国人痛心疾首。所幸的是，法兰西民族虽然出了些不惜卖国、自甘堕落的贝当、赖伐尔似的人物，但它也不乏戴高乐似的爱国志士。在戴高乐这位民族英雄的领导下，一个与维希法国相对的抵抗的法国迅速崛起。正是由于后者的英勇斗争，法兰西蒙受的民族耻辱终于被洗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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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夏伊勒：《第三共和国的崩溃》，前引书，第5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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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夏伊勒：《第三共和国的崩溃》，前引书，第5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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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夏伊勒：《第三共和国的崩溃》，前引书，第5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