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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这是一副很难收拾的烂摊子。然而，令人称奇的是，法国不仅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里在经济恢复方面成绩喜人，而且在整个50年代使经济持续迅速发展。这一可喜现象出现的原因固然可以有这样或那样的解释，但无论如何，莫内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在此期法国经济发展中所起的重大作用是不容否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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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莫内是一位不乏组织才干、擅长国际谈判、精通盎格鲁—撒克逊事务的实干家。大战期间，他曾出色地主持过抵抗运动的后勤供应和美援的组织工作。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位实干家还富有远见卓识。大战结束之际，他关于恢复经济与实现现代化同步进行和争取法国大国地位的设想，深得戴高乐的赞赏。1946年1月，法国新设了计划总署、现代化委员会等机构，莫内出任了首任计划总署署长，并主持制定了《现代化与装备计划（1947—1953）》，简称莫内计划。第二年，该计划经过政府批准正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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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内（前排右一）在审议其计划的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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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内计划是资本主义国家中第一个全国性计划。它以发展煤、电力、钢、水泥、运输、农机、石油和化肥等基础部门为重点，规定全国生产在1948年要达到1929年的水平，1950年超过1929年水平的25％。经过几年努力之后，莫内计划确定的目标基本实现。从1947年至1953年，煤炭生产从原来的4700万吨增加到5800万吨，发电量从210亿千瓦时增加到400亿千瓦时，钢产量从600万吨增加到1000万吨，遭到战火破坏的交通运输设施得到了修复和改善。莫内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对战后法国经济的恢复和重建起了较好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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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内计划旗开得胜之后，法国从1954年起又开始实施为期4年的第二计划（1954—1957年），该计划又称伊尔斯计划，由莫内的后任得名。第二计划规定了工业、农业和建筑业等部门的全面发展指标，要求外贸平衡，注重产品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强科学技术研究，第二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使法国经济在50年代中期继续得到迅速的发展。尤其令法国人感到欣喜的是，在第二计划执行期间，法国农业也实现了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不仅使长期止步不前的法国农业生产在农村劳力大大减少的情况下仍得到明显的发展，而且还使法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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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第一、第二产业，法国的第三产业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步伐显得更快。商业、服务业的就业人数直线上升，对外贸易额迅速扩大，公路和水上运输量成倍增加。铁路已广泛使用电气机车，1954年时就已占全铁路线的42％。最具象征意义的是，1955年底，“密斯脱拉风号”列车开始在巴黎—马赛的铁路线上运行，它的平均时速为108公里，在当时堪称世界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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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必然给法国社会带来多方面的影响。如由于劳动力紧张和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人们在生育观念上开始抛弃了“唯有独子好”的想法，法国的出生率大幅度提高。又如，同样是因为劳动力紧张，社会各方普遍鼓励外籍劳工移居法国，鼓励农村青壮劳力流入城市，而随着大量的外来人口涌入城市，法国社会的都市化进程大大加快。不过，后一现象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如一些大城市因人满为患，一度秩序混乱。这方面问题最为严重的首推巴黎及其郊区。作为国内流动人口最为集中的地方，巴黎及巴黎地区在1958年就拥有800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8％，由于外来人口过多，城市秩序混乱不堪，而住房建筑和城市设施的发展更是远远落后于实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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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必须要清醒地意识到的是，在此次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过程中，不同地区或社会群体从中受惠的程度却极为不平衡。就地区而言，北部的经济发达地区更为发达，而西部、中部、西南部仍为“经济荒漠”。就社会群体而言，行政管理部门人员、第三产业（商业、广告业及其他服务行业）的职员和大企业的工人是这次经济大发展的主要受惠者。他们在过上小康生活之后，开始关心起汽车流行式样、旅游度假、购置别墅。相形之下，广大农民、城市中的小手工业者和小企业主却未能捞到任何“实惠”。前者倒霉在农产品和工业品之间的剪刀差日益扩大，后者则是苦于垄断资本的压榨和当局征收的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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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愤怒的驱使下，这些经济大发展中被遗忘的人们分别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社会抗议运动。1953年7月，南方葡萄种植农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各地筑起街垒1500多个，并和军警发生激烈冲突。同年10月，40多个省的农民拒绝向城市提供农副产品；也是在这一年的夏天，一位名叫彼埃尔·布热德的小店主纠集一些杂货店和酒吧间的老板以及其他小企业主，发起建立了“保卫商人和手工业者同盟”。起初，布热德运动仅带有经济性质，如要求减少税收，反对政府排挤小企业。但到了后来，该运动便明显带有政治性质。1955年，布热德出版了一本题为《我选择了斗争》的书。由于他在书中模仿希特勒的腔调，公开鼓吹解散议会和在法国建立个人独裁，因而有人戏称其为“阿道夫·布热德”。让法国社会中的民主人士深感震惊的是，这种带有法西斯色彩的布热德运动的追随者们竟在1956年的议会选举中获得11.5％的选票，在议会中占据了52个席位。虽然该运动在1956年后因内部分裂迅速衰败，但它先前的“成功”充分说明了法国在经济大发展时的社会矛盾仍然是极为尖锐的，昭示了法国社会中对第四共和国政治体制的不满情绪不容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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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六、萨特时代的开始与荒诞派戏剧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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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的硝烟消散之后，法国的社会文化界很快就进入了一个可以以萨特的名字命名的兴奋和迷惘共生，苦闷和期望交集的时代。长达四年多的战争给法国带来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危机。法国由于战争期间长期处于德军的铁蹄之下，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自由统统被法西斯分子践踏在地。二战结束后不久，东西方之间的“冷战”、朝鲜战争、印度支那战争又相继爆发。美苏之间的紧张状态与接二连三的炮火在人们心中投下了新的阴影。战后资本主义生产的畸形发展，使工业化时代出现的异化现象更趋严重。人与自然之间失去了平衡，人与人之间失去了和谐。当时法国中小资产阶级的精神世界为消沉颓废、悲观失望等气氛所笼罩。在知识分子中由于苦闷、孤独、被遗弃、找不到出路而形成一种玩世不恭、放荡不羁的风尚，社会的传统道德标准与价值体系已土崩瓦解。在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对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这种哲学由于强调“自由”和“责任”两个核心概念，使知识分子得以面对恐慌和荒谬而不失去人的尊严，从而为自己提供了暂时的精神家园，萨特时代由此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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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萨特在法国著名的伽利玛出版社出版了他在哲学领域的扛鼎之作《存在与虚无》。当时，这部厚达700多页、语言晦涩的哲学著作并没有怎么引起人们的注意，谁也不曾料到，仅仅过了两年，存在主义哲学就风靡法国知识界，《存在与虚无》一版再版，萨特的名望与日俱增，成为当时最负盛名的哲学大师。存在主义通常被视为一种愤世嫉俗、苦闷失望、悲观消极的哲学。从克尔恺郭尔等存在主义的先驱开始，这种资本主义危机时代的危机哲学就给世人描绘了一幅阴暗的世界画面：人生是荒诞的，现实是令人恶心的，人们在生活中充满恐惧感、迷惘感、陌生感和孤独感。作为存在主义的哲学大师，萨特也同样如此。“他人就是地狱”堪称萨特的传世名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同时还涵盖着另外一种上承启蒙思想的东西，即人道主义的责任意识和英雄主义。他的“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观念与“自由选择”的观念是紧密相关的。“自由选择”的核心即是自由。自由就是人的存在本身，人生而自由，人不得不自由。如果人在行动时受别人意志的左右，不能按个人的意志作出“自由选择”，就等于丢掉了自己的个性，失去了“自我”，他就不能算是真正的存在。人只有通过自由选择、自由创造，才能获得自己的本质。总之，萨特的哲学本体论所关注的是人、人的存在、人的自由。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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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深秋的一个晚上，从美国访问回来后不久的萨特在设在巴黎圣日耳曼街一家剧院的“现在俱乐部”，就是以《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为题，作了一次轰动一时的演讲。萨特在这一被公认为最流行的存在主义宣言书的讲演中指出：“存在主义坦然地说人是痛苦的。他的意思是这样——当一个人对一件事情承担责任时，他完全意识不到不但为自己的将来作了抉择，而且通过这一行动同时成了为全人类作出抉择的立法者——在这样一个时刻，人是无法摆脱那种整个的和重大的责任感的。”③“存在主义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呢？是自由承担责任的绝对性质；通过自由承担责任，任何人在体现一种人类类型时，也体现了自己——这样的承担责任，不论对什么人，也不管在任何时代，始终是可理解的——以及因这种绝对承担责任而产生的对文化模式的相对性影响”。④萨特还指出，一个诚实可靠的人的行动，其最终极的意义，就是对自由本身的追求。“我们是为自由而追求自由，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和通过特殊的情况追求的。还有在这样追求自由时，我们发现它完全离不开别人的自由，而别人的自由也离不开我们的自由。显然，自由作为一个人的定义来理解，并不依靠别的人，但只要我承担责任，我就非得同时把别人的自由当作自己的自由追求不可。……当我看出人的存在先于本质的说法是完全可靠时，而且人是一个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能不追求自己自由的自由人时，我就体会到我非同时追求别人的自由不可了。”⑤萨特在演讲结尾处宣称：“人类需要的是重新找到自己……在这个意义上，存在主义是乐观的。它是一个行动的学说。”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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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萨特以“自由”为经，“责任”为纬，为在大战中心灵遭受严重创伤的法国人提出了新的价值坐标。由于萨特的存在主义与当时法国的社会气氛是如此的吻合，使存在主义思潮的流行达到一种几乎是狂热的地步。所谓存在主义装束、存在主义发型、存在主义狂游应运而生。巴黎的一些咖啡馆、夜总会定期举行存在主义者的聚会，尤其在这类聚会中最著名的场所，位于多芬街上的“塔布”夜总会，每逢周六总是呈现出一派人头攒动的热闹景象。在这些聚会中，男士们的标准装束是黑色高领绒衣，太太小姐们则身着黑色紧身外套。人们一边听着爵士音乐，一边侈谈存在主义。更有甚者，萨特平时光顾的一些咖啡馆，不仅吸引了大批法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就连在巴黎旅游的外国游客，也被其传奇色彩所吸引，前来造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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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萨特时代的到来，存在主义文学一度成为法国，乃至整个西方影响最大的文学流派。第四共和国时期正是法国存在主义文学迅速发展并达到鼎盛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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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存在主义文学的领衔人物仍非萨特莫属。作为法国存在主义哲学的象征的萨特，其存在主义文学首先是哲学，其次才是文学。他的作品往往把阐述一种哲学观点作为作品的出发点，把存在主义哲理作为作品的核心内容，把宣扬这种哲学理论作为作品的写作目的。这种以文学戏剧形式出现的萨特存在主义，远比他的庞杂晦涩的哲学著述的影响要大。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反映了现代西方主观唯心主义、非理性主义人文学说与现代派文学的合流。它是一种特殊的哲学现象和文学现象，并在思想上对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新小说等文学流派以深刻的影响。1964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授予萨特诺贝尔文学奖，但萨特以“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为由拒绝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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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存在主义文学领域里堪与萨特比肩的是一位出生在阿尔及利亚、因车祸英年早逝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缪。虽然加缪后来与萨特分道扬镳并在生前一再表示自己不是存在主义者，但是，他的思想和创作实践都使世人始终将他和萨特的名字紧紧连在一起。加缪在1942、1943年接连发表了代表作《局外人》、《西绪福斯的神话》，声名大振。在第四共和国时期，他又发表了著名的作品《鼠疫》（1947）、《戒严》（1949）、《正义者》、《反抗者》（1950）。加缪的大多数作品哲理性都很强，无论作品中的人物，还是事件都充分地体现了作者的哲学观点。其作品在语言上也很有特色。为了与存在主义主人公的性格特点相统一，他善于用一种刻板、拘谨、干巴巴的语言来表现作品里的主人公。法国一些评论家将此称为是“空虚的存在”的写作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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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存在主义哲学在戏剧园地中结出的果实，战后初期，存在主义戏剧在法国应运而生。萨特又是当之无愧地成为此类戏剧的首席代表。从大战结束到50年代末，萨特精心创作了一系列其认为更能体现其存在主义观点的“境遇剧”或“自由剧”。其中最为脍炙人口的名篇有《死无葬身之地》、《恭顺的妓女》、《肮脏的手》等。另一位存在主义文学大师加缪在战后创作的《戒严》、《正义者》等剧本也堪称存在主义戏剧的典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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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主义戏剧在第四共和国时期风行一时，但在此期法国戏剧舞台上更出风头，艺术生命更为持久的却是荒诞派戏剧。诚然，荒诞派戏剧在思想性上也受到存在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在这一点上，它与存在主义戏剧并无二致。尽管如此，它与后者的差别还是显而易见的。一般而言，存在主义戏剧所表现的内容虽然存在一定的荒诞性，但所采用的主要是传统的表现手法。相形之下，荒诞派戏剧的“叛逆”和“决裂”则要彻底得多。荒诞派戏剧的旗手们在他们的一系列剧作中蔑视一切传统的戏剧形式，公开扯起“反戏剧”的旗帜。他们反对传统戏剧的要有连贯情节，揭示矛盾、展开冲突、得到解决的三部曲公式，强调用离奇的、夸张的、荒诞的、象征的手法突出人的精神苦闷。他们还打乱时间顺序，使戏剧成为超脱时间的、抽象的东西，从而让其具有“普遍的人性”，并试图使观众通过赤裸裸地展示在观众面前的没有情节、没有个性、没有合乎逻辑的语言的怪诞的、非理性的舞台形象本身来认识世界。荒诞派戏剧产生之初并不被人们承认，更不被人们重视，甚至遭到鄙视与冷遇。但是，贝克特等人并没有灰心丧气。1953年，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上演获得成功。之后，他们那种荒诞不经的作品逐渐得到学术界与知识圈的尊重和赏识，影响迅速扩大，成为风靡于欧美舞台上的最重要的戏剧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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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荒诞派戏剧的三大代表人物是贝克特、尤内斯库和阿达莫夫。有意思的是，他们均非土生土长的法国人。贝克特1906年出生于爱尔兰，1938年起定居法国。主要剧本有《等待戈多》（1953）、《剧终》（1957）等。由于他在戏剧方面的卓越成就，在196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与贝克特一起被公认为荒诞派戏剧重要奠基人的尤内斯库于1912年生于罗马尼亚，翌年随父母在巴黎定居，此后基本上住在法国。1949年尤内斯库创作了《秃头歌女》，上演时被观众喝了倒彩。1950年法国著名剧评家雷蒙·格诺肯定了《秃头歌女》的文学价值之后，尤其是他的《椅子》等作品获得成功以后，其戏剧才逐渐被人们接受，并成为欧美舞台上红极一时的人物。1970年他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阿达莫夫出生于高加索，从40年代末起开始创作荒诞派戏剧。他的创作可以1954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创作的主要作品有《讽刺诗文》（1947）、《大家的敌人是大家》（1952）等。后期创作以“政治剧”为主，主要作品有《弹子球机器》（195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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