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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萨特以“自由”为经，“责任”为纬，为在大战中心灵遭受严重创伤的法国人提出了新的价值坐标。由于萨特的存在主义与当时法国的社会气氛是如此的吻合，使存在主义思潮的流行达到一种几乎是狂热的地步。所谓存在主义装束、存在主义发型、存在主义狂游应运而生。巴黎的一些咖啡馆、夜总会定期举行存在主义者的聚会，尤其在这类聚会中最著名的场所，位于多芬街上的“塔布”夜总会，每逢周六总是呈现出一派人头攒动的热闹景象。在这些聚会中，男士们的标准装束是黑色高领绒衣，太太小姐们则身着黑色紧身外套。人们一边听着爵士音乐，一边侈谈存在主义。更有甚者，萨特平时光顾的一些咖啡馆，不仅吸引了大批法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就连在巴黎旅游的外国游客，也被其传奇色彩所吸引，前来造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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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萨特时代的到来，存在主义文学一度成为法国，乃至整个西方影响最大的文学流派。第四共和国时期正是法国存在主义文学迅速发展并达到鼎盛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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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存在主义文学的领衔人物仍非萨特莫属。作为法国存在主义哲学的象征的萨特，其存在主义文学首先是哲学，其次才是文学。他的作品往往把阐述一种哲学观点作为作品的出发点，把存在主义哲理作为作品的核心内容，把宣扬这种哲学理论作为作品的写作目的。这种以文学戏剧形式出现的萨特存在主义，远比他的庞杂晦涩的哲学著述的影响要大。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反映了现代西方主观唯心主义、非理性主义人文学说与现代派文学的合流。它是一种特殊的哲学现象和文学现象，并在思想上对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新小说等文学流派以深刻的影响。1964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授予萨特诺贝尔文学奖，但萨特以“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为由拒绝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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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存在主义文学领域里堪与萨特比肩的是一位出生在阿尔及利亚、因车祸英年早逝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缪。虽然加缪后来与萨特分道扬镳并在生前一再表示自己不是存在主义者，但是，他的思想和创作实践都使世人始终将他和萨特的名字紧紧连在一起。加缪在1942、1943年接连发表了代表作《局外人》、《西绪福斯的神话》，声名大振。在第四共和国时期，他又发表了著名的作品《鼠疫》（1947）、《戒严》（1949）、《正义者》、《反抗者》（1950）。加缪的大多数作品哲理性都很强，无论作品中的人物，还是事件都充分地体现了作者的哲学观点。其作品在语言上也很有特色。为了与存在主义主人公的性格特点相统一，他善于用一种刻板、拘谨、干巴巴的语言来表现作品里的主人公。法国一些评论家将此称为是“空虚的存在”的写作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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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存在主义哲学在戏剧园地中结出的果实，战后初期，存在主义戏剧在法国应运而生。萨特又是当之无愧地成为此类戏剧的首席代表。从大战结束到50年代末，萨特精心创作了一系列其认为更能体现其存在主义观点的“境遇剧”或“自由剧”。其中最为脍炙人口的名篇有《死无葬身之地》、《恭顺的妓女》、《肮脏的手》等。另一位存在主义文学大师加缪在战后创作的《戒严》、《正义者》等剧本也堪称存在主义戏剧的典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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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主义戏剧在第四共和国时期风行一时，但在此期法国戏剧舞台上更出风头，艺术生命更为持久的却是荒诞派戏剧。诚然，荒诞派戏剧在思想性上也受到存在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在这一点上，它与存在主义戏剧并无二致。尽管如此，它与后者的差别还是显而易见的。一般而言，存在主义戏剧所表现的内容虽然存在一定的荒诞性，但所采用的主要是传统的表现手法。相形之下，荒诞派戏剧的“叛逆”和“决裂”则要彻底得多。荒诞派戏剧的旗手们在他们的一系列剧作中蔑视一切传统的戏剧形式，公开扯起“反戏剧”的旗帜。他们反对传统戏剧的要有连贯情节，揭示矛盾、展开冲突、得到解决的三部曲公式，强调用离奇的、夸张的、荒诞的、象征的手法突出人的精神苦闷。他们还打乱时间顺序，使戏剧成为超脱时间的、抽象的东西，从而让其具有“普遍的人性”，并试图使观众通过赤裸裸地展示在观众面前的没有情节、没有个性、没有合乎逻辑的语言的怪诞的、非理性的舞台形象本身来认识世界。荒诞派戏剧产生之初并不被人们承认，更不被人们重视，甚至遭到鄙视与冷遇。但是，贝克特等人并没有灰心丧气。1953年，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上演获得成功。之后，他们那种荒诞不经的作品逐渐得到学术界与知识圈的尊重和赏识，影响迅速扩大，成为风靡于欧美舞台上的最重要的戏剧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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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荒诞派戏剧的三大代表人物是贝克特、尤内斯库和阿达莫夫。有意思的是，他们均非土生土长的法国人。贝克特1906年出生于爱尔兰，1938年起定居法国。主要剧本有《等待戈多》（1953）、《剧终》（1957）等。由于他在戏剧方面的卓越成就，在196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与贝克特一起被公认为荒诞派戏剧重要奠基人的尤内斯库于1912年生于罗马尼亚，翌年随父母在巴黎定居，此后基本上住在法国。1949年尤内斯库创作了《秃头歌女》，上演时被观众喝了倒彩。1950年法国著名剧评家雷蒙·格诺肯定了《秃头歌女》的文学价值之后，尤其是他的《椅子》等作品获得成功以后，其戏剧才逐渐被人们接受，并成为欧美舞台上红极一时的人物。1970年他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阿达莫夫出生于高加索，从40年代末起开始创作荒诞派戏剧。他的创作可以1954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创作的主要作品有《讽刺诗文》（1947）、《大家的敌人是大家》（1952）等。后期创作以“政治剧”为主，主要作品有《弹子球机器》（195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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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七、戴高乐的东山再起敲响了第四共和国的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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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戴斯—弗朗斯辞职后，接任总理职务的是埃德加·富尔。同年11月29日，富尔内阁在执政半年多后也与其前任一样，在议会的信任投票中以多数票被推翻。由于宪法规定，在不到18个月的时间里若出现两次由议会绝对多数造成的内阁危机，政府有权解散议会。为此，富尔在12月2日下令解散国民议会，并决定提前于1956年1月2日举行第三届国民议会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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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过程中，各派政治力量重新组合成两大选举联盟。其一是政府联盟，即右翼中间派联盟；其二是共和阵线联盟，即左翼中间派联盟。选举结果表明公众的情绪此时已再次明显地倾向左翼。除极右的“布热德运动”外，形形色色的右翼党派均惨遭失败，左翼，尤其是法共的候选人纷纷当选。法共在以150席再次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后，力图建立以它为首的人民阵线政府。但这一努力因遭到左翼中间派联盟中的社会党、激进党的拒绝和右翼集团的阻挠宣告失败。不久，共和国总统科蒂选择社会党人出面组阁。1956年1月31日，以社会党总书记居伊·摩勒为首的共和阵线政府宣告成立。此时，社会党已连续8年未参加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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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勒政府是第四共和国执政时期最长的政府。新政府上台伊始，为社会经济领域积极推行工业现代化计划，并为了反对“社会不公平现象”采取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群众的措施，如建立全国互助基金会、增加养老金、将带薪休假时间由2周延长到3周。此外还积极反对法郎贬值。在外交政策上，摩勒政府主张和平解决北非问题。1956年2月摩勒在赴阿尔及利亚视察时表示要恢复阿尔及利亚的和平。3月，承认突尼斯和摩洛哥的独立。摩勒政府还注意寻求东西方接近的新途径，5月，摩勒在外长陪同下访问苏联，并声称必须考虑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西方关系的缓和。摩勒政府因此而一度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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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时隔不久，随着国际风云变幻，在国内外保守势力的压力下，摩勒政府的政策日渐向右转，这在阿尔及利亚及苏伊士运河问题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政府扩大了在阿尔及利亚的军事行动，将在阿的法国殖民军增加到40多万人，并多次采用卑鄙手段破坏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争取友好国家帮助的活动。1956年10月22日，本·贝拉等5位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领袖从摩洛哥飞往突尼斯，法国政府指示本·贝拉等乘坐的飞机上的法国机组人员在中途着陆，并拘捕了这5位领导人。1956年7月26日，埃及总统纳赛尔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摩勒政府伙同英国政府经过3个月的策划和准备，勾结以色列侵略埃及，发动了苏伊士运河战争。侵埃战争遭到埃及军民的英勇抵抗，美国又趁机要挟英法，11月6日，法英被迫宣布停火。侵埃战争的失败使摩勒政府陷入无法解脱的困境，政府越来越不得人心，终于在1957年5月被迫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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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勒下台后，激进党人布尔热—莫努里和盖伊阿先后上台执政。他们的内阁均为短命内阁，而且在垮台后无一例外地引发了持续数周的内阁危机。这一局面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得归因于阿尔及利亚战争，由于法国在旷日持久的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愈陷愈深，使法国统治集团内部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产生严重分裂，矛盾日趋尖锐，阿尔及利亚战争成为第四共和国政治危机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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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盖伊阿内阁垮台后引发的内阁危机延续4周之后，科蒂总统在5月8日召请人民共和党领袖弗林姆兰组阁。弗林姆兰被认为是阿尔及利亚自由政策的拥护者，他主张所谓以实为求和平的政策，即首先加强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军事镇压，然后选择有利时机与之进行谈判，从而取得“肯定法国的胜利”的和平。强烈反对任何和谈设想的阿尔及利亚殖民集团和法国驻阿军队中的极端分子把弗林姆兰的这一政策斥之为“放弃政策”。因此，议会讨论授权弗林姆兰组阁便成为“五·一三”事件的导火线。5月13日下午，正当巴黎的国民议会辩论是否授权弗林姆兰时，阿尔及尔的叛乱者占领了总督府大楼，并成立了以伞兵司令马絮将军为首的“救国委员会”。同日，驻阿军队总司令萨朗将军给科蒂总统发电称，目前的局势“迫切需求呼吁一位能主持全国大局的人出来组成一个可使阿尔及利亚公众舆论安心的救国政府，由这位最高权威人士重申使阿尔及利亚归属法国的坚定决心，唯此才能挽回局势”。翌日凌晨5时，马絮将军公开呼吁戴高乐打破沉默出面组织一个救国政府，把阿尔及利亚从外交上的“奠边府”惨败局面中挽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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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对在科隆贝隐退12年之久的戴高乐来说，无疑是一个盼望已久的机会。事实上，面对当时微妙复杂的形势，戴高乐早已作好再度出山的准备。他施展种种政治手腕，讨好军方，取悦舆论，排除阻力，以图合法上台。5月15日，当萨朗在阿尔及尔喊出“戴高乐万岁”的口号时，戴高乐终于打破多年的沉默，向报界散发了一份简短的声明，宣布“当法国再度面临考验时”，他“准备担负起共和国的权力”。这一声明打响了重新上台的第一炮，在社会上激起强烈反应。为了消除某些人的不安和疑虑，争取多数党的支持，戴高乐在5月19日举行记者招待会，否认支持阿尔及尔叛乱，强调无意“侵害公共自由”，重申自己准备执掌共和国的权力。不久，叛乱分子策划向本土进军，这又大大加快了戴高乐争取上台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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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科蒂总统向议会两院发出咨文，提醒议员们共和国面临着内战的威胁，并向戴高乐“那位法国最杰出的人士，那位在我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里曾领导我们争取自由，而且在把全国团结在他的周围之后毅然拒绝独裁政权而建立了共和国的那位人士”发出呼吁，邀他出山，科蒂总统还宣称：若议会对此不同意的话，他本人将辞去总统职务。此举可谓是第四共和国时期共和国总统对全国政治大事进行重大干预的唯一例子。它终于排除了戴高乐上台的最后障碍。5月30日，戴高乐在科隆贝接见各党派的来访者。31日，戴高乐在巴黎戴派的总部拉佩鲁斯饭店召集除法共外的各议会党团负责人开会，当场阐述其执政纲领。6月1日，戴高乐宣布完成新政府的组织工作。戴高乐在议会讲坛宣读了总理候选人的例行声明，他不仅要求国民议会授权他组阁，还要求赋予新政府6个月的全权。国民议会以329票对224票通过授权戴高乐组阁。6月2日、3日，议会又通过3项议案：重新授予新政府在阿尔及利亚的特别权力，授予新政府6个月的特别权力，授予新政府修改宪法并交付全民表决的权力。经参议院同意，国民议会宣告解散。至此，戴高乐便作为第四共和国的末任总理东山再起了。随着早就对第四共和国政治体制深恶痛绝的戴高乐的东山再起，已延续了近12年的第四共和国的丧钟已经敲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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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作者评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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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少法国人的心目中，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无疑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共和国。而对于在第四共和国成立前夕愤然引退的戴高乐而言，第四共和国简直一无是处。因此，从它诞生伊始，一直到它寿终正寝，戴高乐从未对它有过赞誉之辞。相反，激烈的抨击却不胜枚举。不容否认，第四共和国确确实实存在着诸多弊端与不足。比如说，由于沿袭了第三共和国时代的议会制共和政体，第四共和国时期的政治生活可谓是“乱”字当头：党派纷争不息，政府危机频仍，内阁更迭频繁。在戴高乐复出之前，第四共和国先后有20届政府，每届政府的平均寿命仅半年左右。其中最长的一年多，最短的只有两天。如此政府，怎么可能制定和实行一套行之有效、持续稳定的政策？而在重大危机出现时，这样的政府更是难免个个显得束手无策，软弱无力。此外，法国在此期的外交政策与国际地位也有不少可招国人非难的地方。如唯美国的马首是瞻，甘当“顺从于美英两个国家的一个小兄弟”。但是，第四共和国绝非一无是处。在其存在的12年中，它也取得了不少成就。其中最大的成就就是迅速恢复了因二战遭到重创的法国国民经济，并通过计划化等手段使法国经济进入了初步发展时期。而正是这一切，为法国在第五共和国前期实现“经济起飞”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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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沈炼之主编：前引书，第5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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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沈炼之主编：前引书，第5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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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秦天、玲子编：《萨特文集》Ⅲ，中国检察出版社1995年版，第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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