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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戴高乐7年总统任期届满。根据1962年修改后的宪法规定，新总统将由普选产生。这是自1848年以来第一次公民直接投票选举总统。由于总统权力和地位的提高，任期又长，因此各党派都围绕总统竞选展开积极活动。尤其引人瞩目的是，社会党、法共和激进党加快了左翼联合的步伐，共同推举密特朗为总统候选人，参与总统角逐。在12月5日举行的第一轮投票中，戴高乐在法国本土获得43.71％的有效选票，密特朗获得32.23％的有效选票，其余选票为另外3位候选人所获得。海外领地的投票结果和本土的投票结果大致相同。尽管戴高乐在首轮选举中遥遥领先，但由于没有获得绝对多数，使原先极为自信的戴高乐不得不面临再选一次的难堪局面。第二轮投票于12月19日举行，参与最后角逐的是在首轮投票中领先的两名候选人。结果，戴高乐以55.1％的选票再次当选为总统。在第二轮选举中，密特朗获得了44.9％的选票。密特朗此番虽未能登上总统宝座，但他能够在与在国内外均享有盛誉、其实力和地位在法国政坛无人堪与匹敌的现任总统戴高乐的较量中取得这么多的选票，仍可谓是虽败犹荣。从此，密特朗的个人威望也与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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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四、追求“法国的伟大”——戴高乐的对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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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在1946年之所以挂冠而去，除了他对战后法国新政治体制的构想与当时绝大多数政党大相径庭外，另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推行的独立自主的对美政策为战后初期法国的垄断资产阶级所不容。在后者看来，战争刚刚结束时的法国不仅军事力量薄弱，经济濒于绝境，而且，法共的上台与苏联的乘虚而入亦非空穴来风。在这种情况下，法国首先需要的是经济援助和军事保护。其次才是“大国地位”。然而，戴高乐当时为重建法国的“大国地位”而推行的外交政策恰恰得罪了惟一能够提供这种“援助”和“保护”的美国。鉴此，他们竭力主张尽快调整与缓和法美关系。并不惜去掉戴高乐这块会有损法美亲善的“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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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第四共和国时期，法国的对外政策基本上可以说是惟美国的马首是瞻。在飞扬跋扈、颐指气使的山姆大叔面前，“高卢雄鸡”因有求于美国不得不忍气吞声，俯首帖耳。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法国方面偶尔也会发出一些不谐之音，但这些不谐之音是如此的微弱，反而更助长了美国在两国关系领域内为所欲为。当戴高乐东山再起后，他自然不愿让法国继续处于这种屈辱的“小伙计”地位。为此，他在大权在握后即推行以全面抗美，维护民族独立，力争大国地位为核心的对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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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这种以抗美独立为特色的外交政策，首先表现在对北约的态度上。1958年7月5日，他在同访法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会谈时就改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问题首次同美国交锋。9月17日，戴高乐在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的备忘录中要求改组北约组织，提出组成美英法三国核心领导机构，共同领导新的西方联盟。在这份备忘录中，戴高乐还向美英两国发出这样的信息：若上述要求得不到满足，法国将不与北约组织进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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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戴高乐摆出的欲与自己平起平坐的架势，美国虽大感不快，但又不愿因表示反对而惹恼戴高乐，使北约由于法国的作梗而实力受损。因此，美国就采取了回避或拖延的对策。在摸清美国并无诚意建立美英法“三头政治”，让法国与其分享权力后，戴高乐开始把他的意图逐步付诸实施：1959年3月，法国宣布收回北约对法国地中海舰队的指挥权；6月，拒绝美国在法国领土储存核弹头和在法国建立中程导弹基地，迫使美国将运载核导弹的战斗机撤往驻英、德基地；1963年6月，法国又从北约撤回大西洋舰队，并不再参加北约联合军事演习。1966年3月，法国正式通知北约盟国，法国结束对北约组织一体化的从属关系，并限令美国在一年内撤除在法国领土上的驻军和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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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独立的国防观念，建立自己独立的核力量是戴高乐争取大国地位政策的重要基础。他毫不隐讳地说，没有独立的核力量，法国“将不再是一个欧洲的强国，不再是一个主权国家，而只是一个被一体化的卫星国。”戴高乐上台后加速了制造核武器的步伐。1960年2月13日，法国第一个原子装置在雷冈沙漠中心地带试验成功。1963年4月法国正式拒绝美国提出的“多边核力量”计划。此外法国还坚持抵制美苏炮制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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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抗美独立外交的另一突出表现就是不顾美国施加的巨大压力，于1964年1月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使法国成为第一个和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与此同时，他还力图改善同苏联以及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戴高乐也采取了积极合作的态度。1964年，戴高乐曾对美国的后院——拉丁美洲展开外交攻势，走访了11个国家，签订了许多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协定。在阿以冲突中，法国已改变过去一味偏袒以色列的政策，对以色列发动的侵略不时予以猛烈的抨击，并同不少阿拉伯国家重新建立了外交关系。对美国在印度支那的战争政策，戴高乐亦多次在演说中严辞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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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不仅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和美国分庭抗礼，而且还力图打破美国在经济上对西方世界的垄断。为此，他首先十分注意法国的经济独立，严格限制美国在法国关键工业部门的投资。其次，他多次要求改革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主张恢复以黄金为中心的金本位制，并辅以一种同黄金有联系的集体储备货币。在其要求被美国拒绝后，戴高乐即下令将法国的全部美元储备兑换成黄金，并鼓动其他西欧国家也这样做。此举使原已岌岌可危的美元地位进一步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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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联合是戴高乐抗美独立外交政策的重要环节。戴高乐主张“欧洲人的欧洲”，反对“大西洋的欧洲”，并把实现法德和解作为西欧联合的核心。戴高乐上台后不久，在阿登纳的共同努力下，法国与西德取得了谅解。1958年9月14日至9月15日，戴高乐与阿登纳在戴高乐的家乡科隆贝举行了第一次会谈。双方会谈时认为，在有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情况下，不能久远指望美国，因而加强法德合作，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是必要的。同年11月26日，戴高乐到西德同阿登纳进行了回访性会晤。巴黎—波恩轴心的建立为西欧联合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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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共同市场是第四共和国的遗产。戴高乐上台后为共同市场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种种方便，并多次“踩踏油门”，使共同市场工业品关税同盟、共同农业政策得到“顺利实现”，进一步促进了西欧国家在经济上的联合。欧洲一体化是当时争论颇多的一个问题。对此，戴高乐主张“各个国家的欧洲”，反对建立超国家的欧洲。戴高乐虽然不要欧洲一体化，但他要欧洲合作。说穿了，戴高乐所希望的欧洲就是一个由法国取代美国来发挥作用的欧洲。为此，戴高乐极力提防英国，把英国视为美国在欧洲的特洛伊木马，先后两次断然拒绝英国参加共同市场，以防共同市场溶化在美国设计的“大西洋共同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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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戴高乐的对外政策，就不能不提及他在法属殖民地推行的“非殖民化”。众所周知，法国是一个老牌的殖民帝国主义国家。作为一名老帝国派军人，戴高乐曾一直主张要坚决维护法国殖民帝国的利益。二战结束之际，他曾派兵重新入侵已宣布独立的印度支那。1956年苏伊士事件爆发时，尚在野的他在抱怨政府过于软弱之余曾狂妄地宣称，如果是他执政的话，他就要派两个师去埃及，伞兵部队两小时之内就可占领开罗。在他东山再起后，戴高乐最初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也曾表现出强硬的态度，甚至为防止阿尔及利亚脱离法国，一度加强了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军事镇压。然而，难能可贵的是，面对包括法属殖民地在内的世界性的民族解放运动浪潮，戴高乐逐渐改变了对海外领地的态度并在60年代开始基本完成了他在法属殖民地的“非殖民化”。诚然，戴高乐以“合作”政策代替传统的殖民政策并非完全出于本意，他自己也曾坦陈：“就我来说，要在那些地方移交我们的权力，卷起我们的旗帜，合上这部伟大的历史，是一种多么痛苦的精神上的考验啊！”①但他的“非殖民化”政策毕竟既符合了殖民地人民的利益；也能使法国在新条件和新形式下，运用经济、政治乃至军事手段在这些地区尽可能保全尚能保全的利益。从这意义上说，“非殖民化”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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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五、经济起飞的实现与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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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最初十年，堪称法国战后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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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在第四共和国中后期，法国经济已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然而，由于政治体制弊端引发的政局不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困扰和财政危机的时有发生，使人们期待已久的战后“经济起飞”最终未能在第四共和国时期实现。戴高乐东山再起后，即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妥善地解决了阿尔及利亚问题，适时地改善了财政状况。随着他的这些努力初见成效，法国不仅完全具备了经济起飞的条件，而且还很快以其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骄人业绩使经济起飞的实现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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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第二次下台后，曾有人批评他入主爱丽舍宫后一味地关注对外事务，忽视国内的社会经济问题，致使法国出现了五月风暴这样的社会危机。对此，戴高乐在《希望回忆录》中嗤之以鼻。他写道：“作为法国的元首，不管是在平时还是在出现危机的情况下，经济和社会问题始终是我关心和采取行动的首要问题。……顽固地责备戴高乐对这些问题漠不关心，在我看来是多么荒谬可笑。”②从戴高乐执政时的表现来看，上述批评虽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至少对戴高乐是有欠公允的。事实上，戴高乐在解决法国财政危机和发展社会经济方面所做的努力与取得的成效均是有目共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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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重新上台之际，法国财政濒临破产边缘。1958年国家预算中的赤字至少达12000亿法郎，外债超过30亿美元，其中半数要求在一年之内偿还。为解决财政危机，戴高乐政府采取了许多临时性措施：大量发行公债，紧缩行政机构的办公费用和推迟增加公职人员的薪金，降低小麦价格，降低多种商品的零售价，提高商业税，并对公司企业和奢侈品征收500多亿法郎的附加税。提高汽油售价，减少或暂停支付许多建筑和装配工程已经核定的用款。这些措施减缓了由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上涨，限制了国内消费，并使对外贸易状况出现好转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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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有效地解决财政问题，戴高乐在1958年9月30日成立了以著名财政经济专家雅克—吕夫为首的财政委员会。12月8日，该委员会向戴高乐提交了一份系统的改革计划。计划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的中心内容是有效地制止通货膨胀，紧缩开支，增加收入，暂时压缩国内消费，增加储蓄，并使生产转向出口方向。为此，计划中提出了一套严格的措施，如公营部门的薪金一律限于增加4％。从1959年起停止支付非残废的退伍军人的补助金，并对公司企业和高额收入增加税收，对酒、酒精、烟草增加附加税。为了使新增加的负担尽量不影响收入微薄的人，政府给予最低保证工资4％的资助金，家庭津贴在6个月内提高30％，老年人退休金增加5200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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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的第二部分是关于货币方面的一系列决定，其目标是把法郎重新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使法国的产品价格在世界市场的争夺中具有竞争能力，计划建议法郎贬值17.5％，实行一种具有稳定不变的价值的新法郎，每一新法郎等于100旧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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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的第三部分是摆脱实行一个世纪之久的保护贸易主义，实行自由贸易。通过竞争使法国在经济领域内重新恢复国际地位。计划建议从1959年1月1日起直接和欧洲国家交换90％的产品，和美元地区的国家交换50％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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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计划在社会各阶层中引起强烈反响。一些其既得利益受到损害的团体与个人群起而攻之。在这种情况下，戴高乐排除种种阻力，由内阁会议以法令形式批准该计划的执行。该计划实行六个月后，法国财政经济状况明显好转：失业人数减少，物价上涨率降低，出口活跃，外汇储备增加，工业结构渐趋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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