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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不仅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和美国分庭抗礼,而且还力图打破美国在经济上对西方世界的垄断。为此,他首先十分注意法国的经济独立,严格限制美国在法国关键工业部门的投资。其次,他多次要求改革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主张恢复以黄金为中心的金本位制,并辅以一种同黄金有联系的集体储备货币。在其要求被美国拒绝后,戴高乐即下令将法国的全部美元储备兑换成黄金,并鼓动其他西欧国家也这样做。此举使原已岌岌可危的美元地位进一步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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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联合是戴高乐抗美独立外交政策的重要环节。戴高乐主张“欧洲人的欧洲”,反对“大西洋的欧洲”,并把实现法德和解作为西欧联合的核心。戴高乐上台后不久,在阿登纳的共同努力下,法国与西德取得了谅解。1958年9月14日至9月15日,戴高乐与阿登纳在戴高乐的家乡科隆贝举行了第一次会谈。双方会谈时认为,在有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情况下,不能久远指望美国,因而加强法德合作,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是必要的。同年11月26日,戴高乐到西德同阿登纳进行了回访性会晤。巴黎—波恩轴心的建立为西欧联合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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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共同市场是第四共和国的遗产。戴高乐上台后为共同市场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种种方便,并多次“踩踏油门”,使共同市场工业品关税同盟、共同农业政策得到“顺利实现”,进一步促进了西欧国家在经济上的联合。欧洲一体化是当时争论颇多的一个问题。对此,戴高乐主张“各个国家的欧洲”,反对建立超国家的欧洲。戴高乐虽然不要欧洲一体化,但他要欧洲合作。说穿了,戴高乐所希望的欧洲就是一个由法国取代美国来发挥作用的欧洲。为此,戴高乐极力提防英国,把英国视为美国在欧洲的特洛伊木马,先后两次断然拒绝英国参加共同市场,以防共同市场溶化在美国设计的“大西洋共同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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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戴高乐的对外政策,就不能不提及他在法属殖民地推行的“非殖民化”。众所周知,法国是一个老牌的殖民帝国主义国家。作为一名老帝国派军人,戴高乐曾一直主张要坚决维护法国殖民帝国的利益。二战结束之际,他曾派兵重新入侵已宣布独立的印度支那。1956年苏伊士事件爆发时,尚在野的他在抱怨政府过于软弱之余曾狂妄地宣称,如果是他执政的话,他就要派两个师去埃及,伞兵部队两小时之内就可占领开罗。在他东山再起后,戴高乐最初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也曾表现出强硬的态度,甚至为防止阿尔及利亚脱离法国,一度加强了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军事镇压。然而,难能可贵的是,面对包括法属殖民地在内的世界性的民族解放运动浪潮,戴高乐逐渐改变了对海外领地的态度并在60年代开始基本完成了他在法属殖民地的“非殖民化”。诚然,戴高乐以“合作”政策代替传统的殖民政策并非完全出于本意,他自己也曾坦陈:“就我来说,要在那些地方移交我们的权力,卷起我们的旗帜,合上这部伟大的历史,是一种多么痛苦的精神上的考验啊!”①但他的“非殖民化”政策毕竟既符合了殖民地人民的利益;也能使法国在新条件和新形式下,运用经济、政治乃至军事手段在这些地区尽可能保全尚能保全的利益。从这意义上说,“非殖民化”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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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五、经济起飞的实现与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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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最初十年,堪称法国战后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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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在第四共和国中后期,法国经济已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然而,由于政治体制弊端引发的政局不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困扰和财政危机的时有发生,使人们期待已久的战后“经济起飞”最终未能在第四共和国时期实现。戴高乐东山再起后,即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妥善地解决了阿尔及利亚问题,适时地改善了财政状况。随着他的这些努力初见成效,法国不仅完全具备了经济起飞的条件,而且还很快以其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骄人业绩使经济起飞的实现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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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第二次下台后,曾有人批评他入主爱丽舍宫后一味地关注对外事务,忽视国内的社会经济问题,致使法国出现了五月风暴这样的社会危机。对此,戴高乐在《希望回忆录》中嗤之以鼻。他写道:“作为法国的元首,不管是在平时还是在出现危机的情况下,经济和社会问题始终是我关心和采取行动的首要问题。……顽固地责备戴高乐对这些问题漠不关心,在我看来是多么荒谬可笑。”②从戴高乐执政时的表现来看,上述批评虽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至少对戴高乐是有欠公允的。事实上,戴高乐在解决法国财政危机和发展社会经济方面所做的努力与取得的成效均是有目共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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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重新上台之际,法国财政濒临破产边缘。1958年国家预算中的赤字至少达12000亿法郎,外债超过30亿美元,其中半数要求在一年之内偿还。为解决财政危机,戴高乐政府采取了许多临时性措施:大量发行公债,紧缩行政机构的办公费用和推迟增加公职人员的薪金,降低小麦价格,降低多种商品的零售价,提高商业税,并对公司企业和奢侈品征收500多亿法郎的附加税。提高汽油售价,减少或暂停支付许多建筑和装配工程已经核定的用款。这些措施减缓了由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上涨,限制了国内消费,并使对外贸易状况出现好转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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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有效地解决财政问题,戴高乐在1958年9月30日成立了以著名财政经济专家雅克—吕夫为首的财政委员会。12月8日,该委员会向戴高乐提交了一份系统的改革计划。计划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的中心内容是有效地制止通货膨胀,紧缩开支,增加收入,暂时压缩国内消费,增加储蓄,并使生产转向出口方向。为此,计划中提出了一套严格的措施,如公营部门的薪金一律限于增加4%。从1959年起停止支付非残废的退伍军人的补助金,并对公司企业和高额收入增加税收,对酒、酒精、烟草增加附加税。为了使新增加的负担尽量不影响收入微薄的人,政府给予最低保证工资4%的资助金,家庭津贴在6个月内提高30%,老年人退休金增加5200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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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的第二部分是关于货币方面的一系列决定,其目标是把法郎重新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使法国的产品价格在世界市场的争夺中具有竞争能力,计划建议法郎贬值17.5%,实行一种具有稳定不变的价值的新法郎,每一新法郎等于100旧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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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的第三部分是摆脱实行一个世纪之久的保护贸易主义,实行自由贸易。通过竞争使法国在经济领域内重新恢复国际地位。计划建议从1959年1月1日起直接和欧洲国家交换90%的产品,和美元地区的国家交换50%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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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计划在社会各阶层中引起强烈反响。一些其既得利益受到损害的团体与个人群起而攻之。在这种情况下,戴高乐排除种种阻力,由内阁会议以法令形式批准该计划的执行。该计划实行六个月后,法国财政经济状况明显好转:失业人数减少,物价上涨率降低,出口活跃,外汇储备增加,工业结构渐趋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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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效地解决了财政危机之后,为使法国经济得到更快发展,真正实现经济起飞,戴高乐仍坚持推行资本主义经济计划化的政策。鉴于戴高乐上台前制订的现代化和装备计划(即1958—1961年的第三计划)已经不符合当时的需要,戴高乐毅然决定废弃该计划,并授命德勃雷政府制定一项“临时计划”取而代之。继“临时计划”后,法国制订并执行了“第四计划”(1962—1965)。这一计划强调扩大投资,注重分配和领土的整治,注意增加社会福利。规定4年内国民生产增长24%,平均每年递增6%。1966年开始执行第五计划(1966—1970),该计划继续强调加强国际竞争能力,特别是尖端工业产品的竞争力。计划期限延长为5年,预定5年内国民生产增长27.5%,平均每年递增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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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计划的贯彻执行有力地推动了法国经济的发展。1958—1970年,法国的工业生产平均每年递增5.9%,仅低于日本而高于西欧和北美诸国,其中1956—1963年期间每年平均增长6.8%。1963年后由于经济危机等原因,经济发展有所缓慢,平均每年递增3.4%,但仍快于同期的美国、西德和英国。当时美国工业生产平均每年的递增率仅为3.2%,西德为2.7%,英国为1.2%,在这期间,特别是在临时计划时期,法国的能源生产有很大发展。拉克的天然气年产量达40亿立方米。马库尔和希农等核电站已开始发电。法国的许多新兴工业部门发展更快,如航空、宇航、核电和军事工业仅次于美苏而居世界第三位。法国的交通运输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仅在临时计划时期法国就铺设了4千公里的电气化铁路,高速公路的建设在经过长期耽搁后也开始动工,还建造了新机场,重新修建和改造一批旧机场,并使之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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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生产和资本的集中程度也得以加强。1960年,拥有资产10亿以上的大公司在法国只有一家,1966年增加到10家,1970年增至27家。1954—1962年,工业生产的集中程度,电力部门为33%,纺织部门为35%,皮革部门为38%,不到全国企业总数1/3的大企业所雇佣的劳动力占全部就业人员的2/3,其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42%。1958年,法国只有8个特大市场,1500家超级商场,到1962年,特大市场增至207个,超级商场增至400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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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可喜的是,这一时期法国农业生产得到了持续的发展。从1960—1970年,法国农业以每年递增2.4%的速度向前发展,而同期西德为1.7%,美国为1.2%。特别是法国粮食生产的增长速度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更是名列前茅。1960年,法国粮食总产量比战前1936年的350亿斤提高了51.5%,单产提高82.6%。粮食与饲料的大量增加又促进了法国畜牧业生产的发展。1961年法国肉类产量比1950年增长了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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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此次经济起飞的一个重要动因是科技革命的兴起。随着科技革命的兴起与发展,法国社会阶级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反映在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调整,而且也反映在各个阶级和社会集团内部的结构也有了明显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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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阶级结构变化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中间阶层迅速扩大。这一时期的中间阶层大致可分为两类:传统的中产阶级与新中产阶级。前者主要是指小工厂主、小商贩、手工业者和农民。他们拥有少许生产资料,大部分独立经营,一部分雇佣和剥削少量工人。他们在第五共和国建立前是法国人数最多的社会集团。随着垄断和兼并速度的加快,这些传统中产阶级的人数锐减,而与此同时,由科技人员、高中级管理人员、公务员、教师和其他职员组成的新中产阶级开始激增。科技的进步,教育文化和服务行业的发展、国家职能的扩大和它对经济、社会生活干预的加强,刺激了这一新兴阶级人数的膨胀。新中产阶级在数量和在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重都已超过了其他阶级。新中产阶级不占有生产资料,靠出卖脑力劳动和领取工资谋生。但是,他们生活比较富裕,职业比较稳定,文化水平较高。当然,他们中间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中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务员在财产、收入、生活条件和思想意识等方面比较接近资产阶级;而普通职员不但在工作条件、工资收入、生活状况方面无法与中高级职员相比,而且正逐渐接近工人阶级。总之,法国新中产阶级也和传统的中产阶级一样,是个复杂的、不稳定的社会集团。由于中间阶层的不断扩大,使它在法国社会阶级结构中的地位日益显要,并成为法国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力量,因而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成为法国左右翼政党努力争取的社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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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内部结构也发生重大变化。战前,法国工人阶级队伍主要由传统工人组成。他们大都劳动条件差、工作时间长、工资收入低下。战后,尤其是50年代末开始,由于石油化工、电学、航天、核能、信息、生物工程等新兴工业部门的迅速崛起,加之对传统工业的大规模技术改造,使法国工业的生产组织和劳动力结构均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变化之一就是与传统工人有所不同的新工人的人数迅速增加。新工人按技术水平、文化程度和工作性质的高低不同分为新型熟练工人和专门工人。前者文化知识程度和技术水平较高,是典型的脑、体力相结合的劳动者。他们或控制电气开关和仪表,或观察电视屏幕和监视生产过程,或保养和维修机器;后者文化知识程度和技术水平一般比较低,他们大多被分配在自动流水作业线上从事定点的、有节奏的、单调的、强度很高的紧张劳动。法国工人阶级内部结构多层次化和复杂化给法国政治生活和工人运动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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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踞于社会宝塔尖顶的法国资产阶级的内部结构也同样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科技革命促进了资本和财富的积累和集中。两百家族中的一部分老牌垄断巨头和一些新近爆发的新垄断巨头成为法国的超级富豪,占有了法国一半以上的公司和企业。在公司、企业日益增多和分散,业务更加科学化和复杂化的情况下,这些超级富豪除了继续沿用家族世袭方式控制部分公司、企业外,更多的是聘请一些精通业务、富有经验的知识分子担任经理和技术专家,甚至请他们担任总经理和董事长。此外,法国的大部分国有企业也采取了这种做法。这些经理、专家从表面上看也是工资领取者,但他们在经营活动中行使资本剥削社会劳动的职能,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以获得高额垄断利润为目的,同时,他们往往据有相当比例的股票和经济特权,因此从经济地位上也已挤入垄断资产阶级的行列,成为他们的重要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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