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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第二次下台后，曾有人批评他入主爱丽舍宫后一味地关注对外事务，忽视国内的社会经济问题，致使法国出现了五月风暴这样的社会危机。对此，戴高乐在《希望回忆录》中嗤之以鼻。他写道：“作为法国的元首，不管是在平时还是在出现危机的情况下，经济和社会问题始终是我关心和采取行动的首要问题。……顽固地责备戴高乐对这些问题漠不关心，在我看来是多么荒谬可笑。”②从戴高乐执政时的表现来看，上述批评虽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至少对戴高乐是有欠公允的。事实上，戴高乐在解决法国财政危机和发展社会经济方面所做的努力与取得的成效均是有目共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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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重新上台之际，法国财政濒临破产边缘。1958年国家预算中的赤字至少达12000亿法郎，外债超过30亿美元，其中半数要求在一年之内偿还。为解决财政危机，戴高乐政府采取了许多临时性措施：大量发行公债，紧缩行政机构的办公费用和推迟增加公职人员的薪金，降低小麦价格，降低多种商品的零售价，提高商业税，并对公司企业和奢侈品征收500多亿法郎的附加税。提高汽油售价，减少或暂停支付许多建筑和装配工程已经核定的用款。这些措施减缓了由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上涨，限制了国内消费，并使对外贸易状况出现好转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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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有效地解决财政问题，戴高乐在1958年9月30日成立了以著名财政经济专家雅克—吕夫为首的财政委员会。12月8日，该委员会向戴高乐提交了一份系统的改革计划。计划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的中心内容是有效地制止通货膨胀，紧缩开支，增加收入，暂时压缩国内消费，增加储蓄，并使生产转向出口方向。为此，计划中提出了一套严格的措施，如公营部门的薪金一律限于增加4％。从1959年起停止支付非残废的退伍军人的补助金，并对公司企业和高额收入增加税收，对酒、酒精、烟草增加附加税。为了使新增加的负担尽量不影响收入微薄的人，政府给予最低保证工资4％的资助金，家庭津贴在6个月内提高30％，老年人退休金增加5200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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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的第二部分是关于货币方面的一系列决定，其目标是把法郎重新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使法国的产品价格在世界市场的争夺中具有竞争能力，计划建议法郎贬值17.5％，实行一种具有稳定不变的价值的新法郎，每一新法郎等于100旧法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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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的第三部分是摆脱实行一个世纪之久的保护贸易主义，实行自由贸易。通过竞争使法国在经济领域内重新恢复国际地位。计划建议从1959年1月1日起直接和欧洲国家交换90％的产品，和美元地区的国家交换50％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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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计划在社会各阶层中引起强烈反响。一些其既得利益受到损害的团体与个人群起而攻之。在这种情况下，戴高乐排除种种阻力，由内阁会议以法令形式批准该计划的执行。该计划实行六个月后，法国财政经济状况明显好转：失业人数减少，物价上涨率降低，出口活跃，外汇储备增加，工业结构渐趋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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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效地解决了财政危机之后，为使法国经济得到更快发展，真正实现经济起飞，戴高乐仍坚持推行资本主义经济计划化的政策。鉴于戴高乐上台前制订的现代化和装备计划（即1958—1961年的第三计划）已经不符合当时的需要，戴高乐毅然决定废弃该计划，并授命德勃雷政府制定一项“临时计划”取而代之。继“临时计划”后，法国制订并执行了“第四计划”（1962—1965）。这一计划强调扩大投资，注重分配和领土的整治，注意增加社会福利。规定4年内国民生产增长24％，平均每年递增6％。1966年开始执行第五计划（1966—1970），该计划继续强调加强国际竞争能力，特别是尖端工业产品的竞争力。计划期限延长为5年，预定5年内国民生产增长27.5％，平均每年递增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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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计划的贯彻执行有力地推动了法国经济的发展。1958—1970年，法国的工业生产平均每年递增5.9％，仅低于日本而高于西欧和北美诸国，其中1956—1963年期间每年平均增长6.8％。1963年后由于经济危机等原因，经济发展有所缓慢，平均每年递增3.4％，但仍快于同期的美国、西德和英国。当时美国工业生产平均每年的递增率仅为3.2％，西德为2.7％，英国为1.2％，在这期间，特别是在临时计划时期，法国的能源生产有很大发展。拉克的天然气年产量达40亿立方米。马库尔和希农等核电站已开始发电。法国的许多新兴工业部门发展更快，如航空、宇航、核电和军事工业仅次于美苏而居世界第三位。法国的交通运输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仅在临时计划时期法国就铺设了4千公里的电气化铁路，高速公路的建设在经过长期耽搁后也开始动工，还建造了新机场，重新修建和改造一批旧机场，并使之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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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生产和资本的集中程度也得以加强。1960年，拥有资产10亿以上的大公司在法国只有一家，1966年增加到10家，1970年增至27家。1954—1962年，工业生产的集中程度，电力部门为33％，纺织部门为35％，皮革部门为38％，不到全国企业总数1/3的大企业所雇佣的劳动力占全部就业人员的2/3，其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42％。1958年，法国只有8个特大市场，1500家超级商场，到1962年，特大市场增至207个，超级商场增至400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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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可喜的是，这一时期法国农业生产得到了持续的发展。从1960—1970年，法国农业以每年递增2.4％的速度向前发展，而同期西德为1.7％，美国为1.2％。特别是法国粮食生产的增长速度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更是名列前茅。1960年，法国粮食总产量比战前1936年的350亿斤提高了51.5％，单产提高82.6％。粮食与饲料的大量增加又促进了法国畜牧业生产的发展。1961年法国肉类产量比1950年增长了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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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此次经济起飞的一个重要动因是科技革命的兴起。随着科技革命的兴起与发展，法国社会阶级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反映在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调整，而且也反映在各个阶级和社会集团内部的结构也有了明显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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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阶级结构变化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中间阶层迅速扩大。这一时期的中间阶层大致可分为两类：传统的中产阶级与新中产阶级。前者主要是指小工厂主、小商贩、手工业者和农民。他们拥有少许生产资料，大部分独立经营，一部分雇佣和剥削少量工人。他们在第五共和国建立前是法国人数最多的社会集团。随着垄断和兼并速度的加快，这些传统中产阶级的人数锐减，而与此同时，由科技人员、高中级管理人员、公务员、教师和其他职员组成的新中产阶级开始激增。科技的进步，教育文化和服务行业的发展、国家职能的扩大和它对经济、社会生活干预的加强，刺激了这一新兴阶级人数的膨胀。新中产阶级在数量和在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重都已超过了其他阶级。新中产阶级不占有生产资料，靠出卖脑力劳动和领取工资谋生。但是，他们生活比较富裕，职业比较稳定，文化水平较高。当然，他们中间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中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务员在财产、收入、生活条件和思想意识等方面比较接近资产阶级；而普通职员不但在工作条件、工资收入、生活状况方面无法与中高级职员相比，而且正逐渐接近工人阶级。总之，法国新中产阶级也和传统的中产阶级一样，是个复杂的、不稳定的社会集团。由于中间阶层的不断扩大，使它在法国社会阶级结构中的地位日益显要，并成为法国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力量，因而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成为法国左右翼政党努力争取的社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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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内部结构也发生重大变化。战前，法国工人阶级队伍主要由传统工人组成。他们大都劳动条件差、工作时间长、工资收入低下。战后，尤其是50年代末开始，由于石油化工、电学、航天、核能、信息、生物工程等新兴工业部门的迅速崛起，加之对传统工业的大规模技术改造，使法国工业的生产组织和劳动力结构均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变化之一就是与传统工人有所不同的新工人的人数迅速增加。新工人按技术水平、文化程度和工作性质的高低不同分为新型熟练工人和专门工人。前者文化知识程度和技术水平较高，是典型的脑、体力相结合的劳动者。他们或控制电气开关和仪表，或观察电视屏幕和监视生产过程，或保养和维修机器；后者文化知识程度和技术水平一般比较低，他们大多被分配在自动流水作业线上从事定点的、有节奏的、单调的、强度很高的紧张劳动。法国工人阶级内部结构多层次化和复杂化给法国政治生活和工人运动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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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踞于社会宝塔尖顶的法国资产阶级的内部结构也同样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科技革命促进了资本和财富的积累和集中。两百家族中的一部分老牌垄断巨头和一些新近爆发的新垄断巨头成为法国的超级富豪，占有了法国一半以上的公司和企业。在公司、企业日益增多和分散，业务更加科学化和复杂化的情况下，这些超级富豪除了继续沿用家族世袭方式控制部分公司、企业外，更多的是聘请一些精通业务、富有经验的知识分子担任经理和技术专家，甚至请他们担任总经理和董事长。此外，法国的大部分国有企业也采取了这种做法。这些经理、专家从表面上看也是工资领取者，但他们在经营活动中行使资本剥削社会劳动的职能，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以获得高额垄断利润为目的，同时，他们往往据有相当比例的股票和经济特权，因此从经济地位上也已挤入垄断资产阶级的行列，成为他们的重要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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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六、来势凶猛的五月风暴与戴高乐的二度引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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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在1965年再次当选为总统——而且还是由公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昭示着他的个人威望和成功达到了鼎盛。然而，正如常言所说的那样，盛极而衰，最高点往往也是开始走下坡路的起点。作为政治家的戴高乐也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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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经济起飞使法国逐渐步入了“丰裕社会”。但人们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其思想观念也必然会产生许多新的变化和要求。新的社会现实与旧传统的摩擦，新价值观与旧观念的碰撞，不可避免地引发新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在这种大背景下，任何当政者都难免会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更何况，在戴高乐连任总统后，法国偏偏又连续受到经济危机的数度冲击。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法国的社会矛盾进一步加深，人们也由最初悄悄地发“牢骚与嘀咕”发展到公开地抱怨这位已连续执政近10年的古稀老人。这种对社会的不满情绪直接影响到面临着毕业即失业威胁的青年学生，他们在马尔库塞、卡斯特罗思想和“毛（泽东）主义”的影响下，渴望着发动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向现存制度挑战。与此同时，戴高乐体制的反对派力量也逐渐加强，特别是左翼党派在一致反对戴高乐的基础上，开始相互靠拢，法国政治社会又出现向左转的趋向。左翼政党已逐步联合起来，成为戴派势力强有力的挑战者。这一切预示着一场强烈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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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之火首先在巴黎郊区的农泰尔文学院里点燃。从1967年11月起，该校一些系科的学生为反对僵死的教育制度以及不合理的管理制度，掀起了持续不断的罢课浪潮。1968年3月22日，警方在巴黎逮捕了6名被怀疑因反对美越战争而向美国在法产业投掷炸弹的学生，引起农泰尔文学院学生的广泛抗议。在社会学系三年级德籍学生科恩—邦迪的鼓动下，学生们占领了学院的行政大楼。“3·22运动”揭开了5月风暴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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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日，农泰尔文学院院长决定关闭学校。次日，巴黎大学学生开会，抗议当局镇压学生运动。许多其他大学的学生（包括农泰尔文学院的学生）涌向巴黎大学参加集会。巴黎大学校长害怕发生骚动，请来警察驱散校园里的学生。双方展开激烈的搏斗，许多学生被捕，巴黎大学宣布关闭。然而，学生们并没有屈服，他们走上街头举行抗议示威。运动由大学扩展到公立中学。5月10日，学生们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要求巴黎大学复课，释放被捕学生，警察撤出拉丁区。夜间，学生们筑起街垒，和警察发生激烈冲突，不少学生被捕入狱。“5·10夜”被称为“第一个街垒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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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在5月风暴中筑起的街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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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中旬，冲突范围进一步扩大，斗争出现高潮。5月13日，即1958年5·13事件发生10周年日，法国工人举行全国总罢工，声援巴黎大学生。这一天工人、学生、教师共80万人在巴黎举行了法国自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群众性游行。示威群众高举着一条10米半长的横幅标语，上面写着“学生、教师和工人团结起来！”浩浩荡荡涌向市中心。在短短的4、5天中，全国总计有一千万人参加斗争。整个法国处于瘫痪：工厂停工、商店罢市、银行、邮局关门、电话中断、交通停顿、剧院停演，甚至连“法新社”、“法国广播电视公司”的职工也加入了罢工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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