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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皮杜出身于小学教师家庭。由于天智聪颖，在读中、小学时，这位班上年龄最小，且顽皮淘气的学生的成绩始终在全班名列前茅。在从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他先后在外省和巴黎的名牌中学任教。法国光复后，蓬皮杜放下教鞭，步入政界。不久，他直接在戴高乐身边工作，并很快以其才智和人品成为“将军的宠儿”。戴高乐首度引退后，蓬皮杜始终忠心耿耿地与戴高乐保持密切的联系。1958年戴高乐东山再起后，蓬皮杜被任命为戴高乐的办公室主任。1962年4月，蓬皮杜被戴高乐任命为总理。在法国历史上，蓬皮杜可谓是第一个既非议员又非部长而直接出任总理的人。在担任总理期间，蓬皮杜更是成为戴高乐最为倚重的左膀右臂。然而，在五月风暴期间，戴高乐与蓬皮杜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蓬皮杜已越来越不满戴高乐的某些政策，同时，他也已明显感觉到自己已失去了戴高乐往日那种对他的信任。因此，蓬皮杜在五月风暴刚一平息即向戴高乐递上了辞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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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的引退为蓬皮杜登上“法国第一人”的位置打开了大门。蓬皮杜在竞选总统时，发誓“要以戴高乐将军为榜样，并忠于他那崇高的教诲”，并在上台后，力求保持戴高乐政策的延续性。然而，蓬皮杜毕竟又是在戴高乐派统治出现危机时上台的。因此，为了扩大统治基础，他又不得不向中间派靠拢，推行“开放”政策。由此，一大批“中间派”人士入阁参政。蓬皮杜上台后，为缓和社会矛盾，采取了一些改善工人及其他人民群众生活的措施，并继续维持国家对经济进行直接而强有力的干预，在蓬皮杜担任总统后，法国经济一度好转，但失业和通货膨胀却始终未能解决。更有甚者，1973年随着石油危机出现的西方经济危机蔓延到法国后，使当局在刺激经济发展还是抑制通货膨胀的问题上陷于两难选择的困境，更谈不上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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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皮杜的外交政策也体现了延续性和开放性相结合的特点。延续性表现在蓬皮杜仍然沿袭了戴高乐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对美苏两超级大国保持独立，以巴黎—波恩为轴心基础联合西欧，扩大同第三世界的合作。蓬皮杜为了加强同法语非洲国家的合作关系，从1971年到1973年数度出访非洲，遍访法语非洲国家。开放性则表现在蓬皮杜倾向于同世界上各个阵营保持同样良好的关系，注重维持东西方的平衡，以此确保法国的独立性。为此，蓬皮杜在1970年2月23日至3月3日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同年10月6日至13日又访问了苏联。此外，蓬皮杜还利用各种机会多次和美苏两国首脑会晤。1973年9月13—17日，蓬皮杜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在欧洲政策上其开放性更为突出，蓬皮杜一反戴高乐拒绝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的立场，于1971年5月与英国首相希思在巴黎就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条件达成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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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73年9月蓬皮杜访华时，西方传媒就报道了他身体不支的消息。翌年3月，他在访苏时，其在电视屏幕上的形象更是让人惨不忍睹。同年4月2日，蓬皮杜终因身患血癌，医治无效，在总统任上猝然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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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八、力求使法国进入“先进的自由社会”的德斯坦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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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皮杜的撒手人寰使总统宝座在5年时间内第二次突然空缺，参议院议长阿兰·波埃第二次出任代理总统，法国再次提前举行总统选举。此次总统选举共有12名候选人参与角逐，竞争空前激烈。结果，德斯坦以极其微弱的优势战胜对手，成为爱丽舍宫的新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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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蓬皮杜出身于平常人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身高1.89的新总统出身于豪门世家。更有甚者，他的妻子还是声名赫赫地施奈特财团创始人、钢铁和军火大亨欧仁—施奈特的外孙女。德斯坦曾先后就读于巴黎综合工科学院和国立行政学院，并因同时持有法国最难得的这两张大学文凭而在政坛平步青云。第五共和国建立伊始，德斯坦以独立党人身份在政府任职。60年代初，当独立党人因政策分歧而与戴派分道扬镳时，德斯坦等人却因支持戴高乐从独立党中分裂出来，自立门户，是为独立共和党。独立共和党本身力量虽然不大，但长期来却是戴派组成议会多数所不可缺少的因素，是戴派感到头痛而又不得不与之结盟的伙伴，德斯坦更是被视为刺人的仙人掌。随着戴派政治影响的相对下降，独立共和党在同戴派的关系中采取了“同意，但是”的策略，即对自己有利时就表示“同意”，对自己不利时就强调“但是”。1969年4月公民投票中，独立共和党公开反对戴高乐，成为促使戴高乐辞职的主要力量之一。在这次总统选举中，早就觊觎总统宝座的德斯坦提出组织“扩大的多数派”和“要变革，但不要冒险”的口号，想利用选民对戴派不满而又对左翼联盟存有戒心的有利条件登上总统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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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5月，德斯坦在角逐总统宝座时与密特朗在电视上进行激烈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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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德斯坦在第一轮投票中落后于左翼共同推出的候选人密特朗，但在第二轮投票时，由于得到以希拉克为首的戴派中少壮派的支持，遂以50.63％选票险胜密特朗，如愿以偿地登上了总统宝座。是年，德斯坦年仅48岁。因此，他还是法国现代史上最年轻的总统。德斯坦的当选，表明了原来的多数派继续获胜，但戴派已不再占据支配地位。这一现象意味着第五共和国的历史进入了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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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斯坦入主爱丽舍宫时曾踌躇满志地宣布：法国政策的新纪元从今天开始，标榜要进行多种多样的改革，使法国进入“先进的自由社会”。鉴于自己在总统选举中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得归因于希拉克的支持，德斯坦在5月27日授命希拉克组阁。此举昭示着政府的领导权仍掌握在戴派手中。德斯坦在走马上任后，立即着手以自由主义的精神进行社会改革，为此还一度设立了改革部。这一时期的改革成果主要集中在风俗习惯和政治自由化方面，如堕胎合法，避孕自由，离婚自由，设立妇女地位国务秘书，将享有公民权和政治权的法定年龄降至18岁，确定巴黎市的新地位，巴黎市长由市议会选举产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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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斯坦在就职后不久就同年富力强、自视甚高的总理希拉克产生了矛盾。随着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第四次经济危机蔓延到法国，并导致国内经济形势的迅速恶化，两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进一步激化，以致在1976年8月25日，希拉克愤然宣布道：“由于我缺乏我以为的目前能有效地确保履行总理职务所必要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结束我的总理职务。”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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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克的愤然离职使戴派在失去了爱丽舍宫的地位后又失去了在马提翁大厦的地位。德斯坦在希拉克辞职后立即任命不属于任何党派、人称“法国首席经济学家”的雷蒙·巴尔担任总理。巴尔政府把复兴法国经济作为施政纲领的中心。9月22日，新政府提出了“巴尔计划”，规定：冻结物价3个月，在1977年4月以前不得提高公用事业费，“节制”收入，冻结高收入，严格控制购买力，对高收入者提高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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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4月26日，巴尔政府又提出“第二个巴尔计划”。该计划在继续优先复兴经济的同时，规定对集体设施、青年就业和改善受危机影响最大的社会阶层（家庭及老人）给予特别援助。此外，新制定的第七个计划（1976—1980）为基建、外贸、就业、减少不平等现象，提高生活质量和科研等方面规定了25项“优先行动纲领”。巴尔政府执政时期虽然在控制通货膨胀、减少财政赤字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失业人数却继续增多。法国经济复兴起色不大，人们的不满情绪在加深，对德斯坦的统治已经深感厌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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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外领域，德斯坦奉行的是多极外交。德斯坦曾经把自己的多极外交具体化为四条路线：独立的路线、欧洲的路线、缓和的路线、合作的路线。他把维护法国的独立、安全与利益作为法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谋求由法国对自己的主要问题作出最后决定，不接受“超级大国的统治”，并把建立发展独立核武装作为确保独立的基本手段。同时，德斯坦根据苏联军事威胁的加剧和扩张的升级调整了对美外交，加强了与北约的军事合作。他还以西欧联合为立足点谋求法国的大国地位，利用多数派在1978年议会选举中获胜的有利时机，联合西德创立了欧洲货币体系，积极推动共同体的扩大，希望共同体以法德为轴心，由经济联合逐步发展到政治、军事联合，成为多极世界中独立的一极。德斯坦还努力使法国同苏联保持“特殊关系”，以缓和为手段，通过给苏贷款和技术援助，换取苏联市场和原料供应，并在一系列对苏问题持与美国有区别的独立政策，力求使法国成为苏联在西方的一个具有特殊地位的对话者。为了维护法国在第三世界的利益，德斯坦主张积极发展法非、欧非之间的联系，倡导了“南北会谈”，“欧、阿（拉伯）、非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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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九、第五共和国早期的思想文化Ⅰ：思想界的风云变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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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共和国体制的确立是法国战后史上的重大转折。在此之后，法国的政治格局，社会经济生活，国际地位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随着大环境的变化，法国思想界也处于演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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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共和国初期法国思想界最引人瞩目的现象是存在主义思潮的日趋式微。如果说，在战后以来，法国思想文化界始终由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思潮以及标榜主体性和人道主义的左翼知识分子占据主导地位的话，那么，始自50年代后期，为数不少的法国知识分子出于对主体性、意识形态和斯大林主义的失望，不仅不再执迷于喋喋不休的乏味的人道主义和政治说教，而且还脱离了在政治上更具轰动效应的文学与人文科学，躲进幽静淡泊的书斋，潜心于一些明显不具意识形态色彩的“科学”主题的研究。一时间，人种学、语言学等学科开始成为“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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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注意的是，当法国步入六十年代之后，许多法国知识分子已认识到，六十年代的法国是一个在许多方面同五十年代有质的不同的新法国。一些人将其称为“富裕社会”、“消费社会”，另一些人将其称为“后工业社会”、“技术社会”。不管如何来称谓，这一新法国的发展在许多方面都已经或将要超出以往思想家们的设想和预测。因此，对于法国知识分子来说，极有必要重新审视那些自己当年衷心服膺过的理论与学说，或者整个抛弃它们，或者彻底修改其中已经陈腐、过时的部分。没有人声称已经穷尽了对于新情况的认识，也没有人敢于断言，别人的理论完全是一堆糟粕。马克思主义者、存在主义者、人格主义的左翼天主教徒以及后来的结构主义者，都在热烈地宣传自己的观点，同时也仔细倾听别人的看法，比如说在当时的左翼知识分子中形成了两大理论研究中心，其一为由萨特领衔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其二为由列斐伏尔等人组成的包括许多被法共开除或自行脱党的知识分子的理论团体，该团体以自己创办的杂志《论证》的名称命名。应当说，这两大派别在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上都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但是在已经消除了“意识形态恐怖”的此时，双方都能以平等的、说理的方式与对方进行认真的探讨。因而也都从对方获得了不少有益的思想材料。对此，后来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阿尔都塞曾深有感触地说：“教条主义的终结带来了真正的研究自由。”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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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60年代之交，结构主义逐渐取代存在主义，在法国思想界占据了统治地位。和其他哲学流派不同，结构主义并不是由一些专业哲学家所组成的哲学流派，而是在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文艺学及文化学等领域中的一些学者所共同具有的某种观点和方法的总称，不同的学者以基本相同的结构主义方法研究自己的领域，从而建立了诸如“结构主义人类学”、“结构主义语言学”、“结构主义心理学”等学说和理论，人们把它们统称为结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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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主义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是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列维—施特劳斯是萨特的同时代人。30年代中期，列维—施特劳斯与萨特走上了不同的理论道路。当萨特前往柏林研究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学说时，列维—施特劳斯来到南美的亚马逊河流域，从事人类学问题的考察。二战期间，具有犹太血统的列维—施特劳斯旅居美国，并结识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家雅克布逊。在雅克布逊的影响下，列维—施特劳斯决心将结构语言学的成果运用于社会领域，特别是运用于对原始人的亲缘系统和神话的研究工作之中。可以说，时势的力量同时对萨特和列维—施特劳斯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影响。在整个大战期间，前者经历了战争，体验到了由此而来的一系列痛苦的感受：恐怖、孤独、绝望、苦闷等。这一切为他的学说打上了深深的印记。与此相反，后者却未感受到战争的现实威胁，并一直沉浸在对于没有时间性的“结构”的沉思之中。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列维—施特劳斯的哲学本质上反映着和平时期人们的理论要求。1947年，列维—施特劳斯回到法国，先后任巴黎人类博物馆副馆长、法兰西学院社会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