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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注意的是，当法国步入六十年代之后，许多法国知识分子已认识到，六十年代的法国是一个在许多方面同五十年代有质的不同的新法国。一些人将其称为“富裕社会”、“消费社会”，另一些人将其称为“后工业社会”、“技术社会”。不管如何来称谓，这一新法国的发展在许多方面都已经或将要超出以往思想家们的设想和预测。因此，对于法国知识分子来说，极有必要重新审视那些自己当年衷心服膺过的理论与学说，或者整个抛弃它们，或者彻底修改其中已经陈腐、过时的部分。没有人声称已经穷尽了对于新情况的认识，也没有人敢于断言，别人的理论完全是一堆糟粕。马克思主义者、存在主义者、人格主义的左翼天主教徒以及后来的结构主义者，都在热烈地宣传自己的观点，同时也仔细倾听别人的看法，比如说在当时的左翼知识分子中形成了两大理论研究中心，其一为由萨特领衔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其二为由列斐伏尔等人组成的包括许多被法共开除或自行脱党的知识分子的理论团体，该团体以自己创办的杂志《论证》的名称命名。应当说，这两大派别在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上都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但是在已经消除了“意识形态恐怖”的此时，双方都能以平等的、说理的方式与对方进行认真的探讨。因而也都从对方获得了不少有益的思想材料。对此，后来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阿尔都塞曾深有感触地说：“教条主义的终结带来了真正的研究自由。”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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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60年代之交，结构主义逐渐取代存在主义，在法国思想界占据了统治地位。和其他哲学流派不同，结构主义并不是由一些专业哲学家所组成的哲学流派，而是在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文艺学及文化学等领域中的一些学者所共同具有的某种观点和方法的总称，不同的学者以基本相同的结构主义方法研究自己的领域，从而建立了诸如“结构主义人类学”、“结构主义语言学”、“结构主义心理学”等学说和理论，人们把它们统称为结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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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主义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是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列维—施特劳斯是萨特的同时代人。30年代中期，列维—施特劳斯与萨特走上了不同的理论道路。当萨特前往柏林研究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学说时，列维—施特劳斯来到南美的亚马逊河流域，从事人类学问题的考察。二战期间，具有犹太血统的列维—施特劳斯旅居美国，并结识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家雅克布逊。在雅克布逊的影响下，列维—施特劳斯决心将结构语言学的成果运用于社会领域，特别是运用于对原始人的亲缘系统和神话的研究工作之中。可以说，时势的力量同时对萨特和列维—施特劳斯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影响。在整个大战期间，前者经历了战争，体验到了由此而来的一系列痛苦的感受：恐怖、孤独、绝望、苦闷等。这一切为他的学说打上了深深的印记。与此相反，后者却未感受到战争的现实威胁，并一直沉浸在对于没有时间性的“结构”的沉思之中。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列维—施特劳斯的哲学本质上反映着和平时期人们的理论要求。1947年，列维—施特劳斯回到法国，先后任巴黎人类博物馆副馆长、法兰西学院社会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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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维—施特劳斯出版于1962年的《野性的思维》既是向存在主义思想发出的挑战书，同时也是结构主义登上法国哲学舞台的宣言书。他在这部著作的最后一章《历史和辩证法》中对萨特的存在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从而在法国知识界又开创了一个直到1968年5月风暴才消退的新的争论时代。列维—施特劳斯认为，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所依据的历史基础是虚假的，萨特笔下的那种法国革命事实上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应该对所谓“历史事实”作另一种理解。列维—施特劳斯还认为，历史是有意识的领域，“就历史渴望获得意义而言，它注定要选择地区、时期、人的集团和这些集团中的个人，并且在一种勉强作为背景的连续性中，将它们作为一些不相连续的形象突出出来。”这些就是所谓的“历史事实”。他主张，社会的变化是由“结构”引起的，社会历史无所谓客观规律性，也谈不上进步发展。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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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萨特在50年代与加缪、梅劳—庞蒂、雷蒙·阿隆等思想文化界的名流论战时均明显地占了上风，那么，这次和列维—施特劳斯的争论则不然。之所以如此，并非由于萨特已经失去了足够的论战技巧，也并非仅仅是因为列维—施特劳斯揭示了萨特存在主义中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击中了要害。究其最重要的原因，乃是此时期法国社会大环境的变化使然。新的“繁荣时期”的出现，使一般人对存在主义那种从其唯主体性出发引出来的人本主义日益厌倦。萨特等人曾提倡“介入”社会并身体力行，但这并没有解决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同时，存在主义中的非理性主义成分却为许多人所不满。由于以列维—施特劳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者坚决反对在社会科学领域中以人为中心的研究传统，强调严格的结构分析，而且经过多年的埋头研究，大都在自己的学科领域里取得了一系列公认的学术成就，使得自己的理论主张与学术实践更为符合“繁荣时期”人们的理论要求与社会心态。因此，列维—施特劳斯得以在这场争论中占据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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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风暴是第五共和国潜在危机的总爆发。在5月风暴中，一度对政治有所厌倦的法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重新政治化。像拉康的女儿、毛派分子的主要代表朱迪斯·米勒等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在事件中都极为活跃。与此同时，法国的结构主义在取代存在主义方面受到了重创。由于结构主义力图以结构取代个人，以知命知足取代对自由的追求，以“中庸之道”取代革命斗争，以热衷于纯理论思辨取代社会实践，因此，就政治维度而言，它是一种保守的世界观。所以，当着革命风暴到来的时候，它就必然让位给政治上呈激进主义的存在主义。对此，列维—施特劳斯曾经悲观地把“5月风暴”看作是结构主义的丧钟和“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他说：“在1955年至1968年期间，出现了一次大浪潮，被称为结构主义的思潮成为时髦的东西。后来，显然是由于1968年的一系列事件，厌倦之感继之而起。”他在1969年12月31日的《纽约时报》上写道：“在法国，你知道，结构主义不再时髦了，一切客观性都被抛弃了，青年人的立场符合于萨特的立场。”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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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战后法国社会文化史上最重要的分水岭，在5月风暴期间和风暴过去之后，法国的左派知识分子队伍也出现了一些颇为值得注意的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左派知识分子队伍的再次分化。一些人继续坚持激进的革命态度，甚至主张用暴力推翻戴高乐派政权。他们认为，1968年五月风暴之所以“失败”，首先得归咎于法共对于夺取政权毫无准备，对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持消极态度；其次，得归咎于由法共操纵的，在法国工人中具有极大影响力的法国总工会奉行的“尾巴主义”政策。简而言之，这些知识分子大多属于“毛派”，力主用毛泽东的思想指导，用暴力手段进行的社会革命。而另一些人则在对五月风暴的结果深感失望之余，认为马克思主义“欺骗”了他们。因此，他们把自己的理论偶像从阿尔杜塞、毛泽东和马克思转向拉康、福柯和索尔仁尼琴，从热衷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转向公开地反共、反马克思主义。在这一过程中，萨特引人注目地站在了“毛派”知识分子的立场上。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在结构主义发展过程中，繁衍出了在一些方面同结构主义紧密相连，在另一些方面却同结构主义的主张迥然相异，甚至截然相反的思想。这就是所谓后结构主义思想。后结构主义把结构主义拒斥形而上学、拒绝把人归结为观念的主体等等视为理所当然，但却认为在列维—施特劳斯等人那里，存在着人道主义和语言中心主义的残余，认为结构主义无力为历史上各种文化提供政治说明，认为结构主义具有客观主义色彩，忽略了欲望着、实践着的社会主体。据此，后结构主义要在新的基础上恢复主观性、历史活动和实践的问题。人们一般把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演变，同从存在主义到结构主义的演变并列，称为战后法国思想界的两次大的颠倒。后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有罗兰·巴特、福柯、德娄泽和德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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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中期开始，在法国思想界名噪一时的是一批所谓的“新哲学家”。“新哲学家”由一批从极左转向极右的中青年知识分子组成。这些人在5月风暴期间与风暴过后的最初几年，大多是30岁左右的年青人。他们有的参加过毛派组织，有的是托洛茨基派的重要成员，有的则是法共的积极分子。尽管政治派别不尽相同，但他们均对苏联的“修正主义”深恶痛绝，均把马克思、毛泽东以及以“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赢得国际声誉的阿尔杜塞奉为偶像，并多曾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投身于五月风暴的斗争。但是，五月风暴的结局使他们深感失望。与此同时，曾使他们激动不已，热血沸腾并寄予全部希望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一些真实情况也通过传媒逐渐为他们所知晓，更使他们有如遭受灭顶之灾。在失望与绝望的情况下，他们开始抱怨马克思主义“欺骗”了他们。由于这些人大多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受过系统的哲学理论思维训练。因此，他们在自己的政治信仰从极左转向极右的过程中，把这种转变通过抽象的哲学概念表现出来，并构造出所谓“新哲学”的理论体系。“新哲学家”的领衔人物分别是格卢克斯曼与贝尔纳—亨利·列维。前者的主要代表作有《女厨师与食人者》和《思想大师》；后者的主要代表作有《人面兽行》、《上帝的遗嘱》和《法兰西意识形态》。需要指出的是，1974年苏联的持不同政见的作家索尔仁尼琴在法国出版《古拉格群岛》以及该书在西方引起的轰动为“新哲学家”的崛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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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十、第五共和国早期的思想文化Ⅱ：文学、艺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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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共和国早期文学创作领域最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新小说派”的迅速崛起。“新小说派”的出现与结构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密不可分。在后者的影响下，新小说家们认为，过去的小说已经不能真实地反映现代生活，要真实地反映现代生活，就必须打破一切传统的表现手法。因此，他们破除了传统小说的原有模式，如打破时空顺序，用梦境、幻觉、潜意识表现人的内心世界，主张不完整地描写事物和人物。他们认为作家所能解剖的事物只是个别的，这些个别的事物又只有在整体中才是有意义的，因此小说的任务之一就是探索各种事物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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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小说”派的形成和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作家有娜塔莉娅·萨洛特、阿兰·罗伯—格里耶、比托尔、玛格丽特·杜拉斯和克洛德·西蒙。但其中最为重要的则是阿兰·罗伯—格里耶和克洛德·西蒙。前者被人誉为“新小说派的首席代表和中流砥柱”，其主要作品有《橡皮》、《窥视者》、《嫉妒》、《未来小说的道路》等，后者的代表作有《弗兰德公路》等，并在1985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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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小说派在60年代出现了自己的第二代作家和理论家——新新小说派。他们是一批围绕着《原样》（一译《如实》）杂志展开活动的文学青年，因而又称“原样派”。他们的反传统文学理论已经超过了新小说，并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下，运用一切文学结构的可能性进行新的实验。他们中的佼佼者有索莱尔、让—蒂波多、让·里加尔杜、法耶、罗什、萨波塔、贝亥克和勒·克雷齐奥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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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共和国初期是一个足以让法国电影工作者深感骄傲的时期，1959年戛纳国际电影节上出现了好几部法国新导演的作品，使人耳目一新，其中有戈达尔的《精疲力尽》、特吕弗的《四百下》、雷乃的《广岛之恋》。人们把这类新片统称为新浪潮。从1959年至1961年，是新浪潮运动的黄金时代，三年之间共拍出了100部影片，新浪潮电影运动席卷法国影坛并迅速波及整个西方电影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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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潮电影运动的骨干和核心是以《电影手册》杂志为中心的一批青年影评家和导演，其中包括戈达尔与特吕弗。戈达尔以拍《精疲力尽》一举成名。他通过影片中的主人公米歇·波瓦卡内表达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道德准则的极端蔑视，尽管影片中发出的是个人主义的绝望呐喊，讴歌的是无政府主义的盲目行动，然而由于影片迎合了法国及欧美各国广大“冷战一代”青年要求冲破旧的传统，推倒一切偶像的普遍心理状态，因而产生了相当大的社会反响。继《精疲力尽》之后，又先后拍摄了《小兵士》（1960）、《女人总是女人》（1961）、《放纵的生活》（1962）、《狂人彼埃洛》（1965）、《男性与女性》（1966）、《周末》（1967）等，这些影片像速写画一样，勾勒出现代法国社会生活的面貌。从1968年起，戈达尔热衷于拍摄“政治影片”，在叙述方法上，彻底背离了固有的传统，其影片变得愈来愈抽象和难以理解。《四百下》是特吕弗导演的第一部长故事片，而后相继编导了《二十岁时的爱情》（1962）、《偷吻》（1968）、《夫妻生活》（1970）、《飞逝的爱情》（1978）。由于5部影片的主人公是同一个人，而且该主人公系由同一个演员扮演，演员随着剧中人一起增长年龄，因而在银幕上造成了一种“罕见的真实感”，在法国乃至欧美引起强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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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岸派”是新浪潮运动的一个重要分支，由以阿伦·雷乃为首的一批有某些共同点的男女电影艺术家组成，因成员大都住在塞纳河左岸而得名。主要成员有阿伦·雷乃、罗伯—格里耶、玛格丽特·杜拉斯等人。代表作有《广岛之恋》、《去年在马里昂巴》、《印度之歌》等。左岸派带有新浪潮运动的全部特点，但在题材选择、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上都与“电影手册派”有明显的不同。电影手册派导演习惯于到自传和自己熟悉的社会圈子中摄取他们喜爱的题材，而左岸派导演则往往从战争的浩劫所带来的后果、原子弹的威胁和世上各种荒谬绝伦的事情中寻求灵感和素材，因而对忘却、记忆、想象、杜撰和在时间长河中往返流动的题材特别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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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60年代末，新浪潮电影达到鼎盛。但进入70年代以后，法国电影界逐渐呈现出一种有别于“新浪潮”的新倾向：电影的社会性进一步加强，传统的表现手法重新受到重视。此期的影片多为主题鲜明、题材与公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影片或伦理影片。在表现手法上，大多以顺叙为主，编导的主观随意性已大大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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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浪潮电影在电影界一枝独秀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此期法国的美术界可谓是百花争艳。不过，若从宏观角度来审视，法国的美术界呈现的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鼎立之势。当然，三者之间绝非可以等量齐观。事实上，风头最健的是后现代主义。而在后现代主义美术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波普”艺术和“奥普”艺术。这两种绘画形式都具有无个性、无风格的新特征。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如果说以抽象表现主义和抒情抽象主义为代表的战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是存在主义观念在美术领域的集中体现的话，那么，以规范化，齐一化的“波普”和“奥普”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艺术就是以消费文明和信息文明为旗号的后工业社会的产物。这种新的态势实际上成了60年代以后西方艺术新趋势的体现，它表明以往的先锋美术已经属于历史范畴，所谓“现代”艺术已不再具有先锋意义了。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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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是个富有史学传统的国度。在第五共和国前期，法国各种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多多少少都已“盎格鲁—撒克逊化”，唯独其史学不仅保留了自己的特色，而且仍然在国际史学界占据着最为重要的位置。之所以如此，首先得归功于年鉴学派第二代领衔人物布罗代尔对年鉴派史学的发扬光大，其次得归因于“新史学”（或曰“年鉴学派第三代”）的勃兴为法国的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在第五共和国最初十年中，法国史坛最为显赫的人物当推布罗代尔。这一时期，布罗代尔以强调“总体历史”和“长时段”为主要特征的历史观在法国史学界风行一时。不少历史学家以这位大师的巨著《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为样板，雄心勃勃地展开了“总体历史”和“系列历史”的研究，并在社会经济史、地区史的研究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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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布氏的历史观影响力日见扩大的同时，其缺陷也愈益明显地暴露出来。例如对“长时段”的片面强调，往往使人忽略各种重大事件对历史的巨大推进作用，历史近乎是“静止不变”。因此，“长时段”这一当年曾给布氏带来盛誉的理论而今也给他招来了众多非议。1968年的“5月风暴”是法国战后社会文化史中最重要的分水岭。正是在“5月风暴”之后，布罗代尔被迫辞去《经济·社会·文明年鉴》的主编，由勒高夫、勒鲁瓦·拉杜里、费罗等新人接手。尽管三位新人均出自“年鉴学派”的门下，但如布罗代尔本人所承认的那样，他们的意见已同他完全相左。分歧的焦点是如何看待政治事件在历史中的作用。在布罗代尔看来，以政治事件为中心的历史只是一种表面的历史，事件只是无足轻重的“尘埃”。对此，勒鲁瓦·拉杜里则不以为然，并以18世纪90年代旺代地区的农民暴动为例，证明一个重要事件完全有可能加强或瓦解一种现有的“结构”，甚至创造一种新的“结构”。勒高夫亦认为，政治是历史的核心，并主张建立一种新型的政治史。因此，《年鉴》杂志易主后，在继续重视经济、社会史的同时，开始恢复政治史和政治事件的名誉，并把目光投向了心态、文化等诸多过去被人们所忽视的领域。与此同时，一大批不满于史学现状的年富力强的历史学家在创新史学这一共识的基础上，从各自的营垒逐渐地汇集在勒高夫等人的周围，“新史学”运动开始逐渐地形成。由于“新史学”从一开始就以创新史学作为主旨，以创立一种能为各家各派所用的“史学范型”作为目标，因此具有最大限度的包容度。在“新史学”的历史学家中，我们既能看到“年鉴学派”的门徒，也能看到来自传统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营垒的人。这种开放性为“新史学”的勃兴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新史学的勃兴又为法国的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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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除了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代表人物的理论贡献和年鉴—新史学外，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前期的人文与社会科学表现相对平平外，那么此期的自然科学却充满活力。这一局面的出现，是与第五共和国的历届总统的高度重视分不开的。如戴高乐在创建第五共和国后，即把加速发展科学技术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在他的大力支持下，法国新建了一大批大型公立研究机构，如原子能委员会、国家农业研究所、海外科学技术研究所等等。与此同时，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国家科研中心，由该中心统管和协调全国科研活动。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法国的科研经费增加近10倍，科研人员也大幅度增加。为了发展空间科学、信息科学和海洋科学，国家专门设立了宇宙空间研究中心、信息和自动化研究所和国家海洋开发中心。这一切初步形成了法国科学复兴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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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斯坦执政时期，为进一步加强对科学研究的领导，法国政府决定由一名国务部长专管科学研究工作，内阁总理定期召集各有关部长讨论科研的重大问题，并主持科学技术研究的部际委员会。1978年法国有科研人员26万人，占就业人口的1.2％，科研经费380亿法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1980年科研费用约530亿法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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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政府重视，科研机构完善，科研经费充足，法国在六、七十年代在科技方面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法国的数学研究仍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多人获得了被誉为数学领域的诺贝尔奖的费尔兹奖。法国在核物理方面取得的成就也令人瞩目，特别是快中子增殖反应堆的研制居世界首位。在医学和生物学方面同样成绩显赫，弗朗索瓦·雅各布等3位法国科学家在1965年因发现细菌中的调控活动获诺贝尔医学、生理奖。此外，法国还在航空、电讯、海底油气开发、太阳能利用、宇宙学、生命科学等众多领域内具有世界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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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与美、日等国相比，法国和其他西欧国家一样，对新技术革命还缺乏足够的重视，当70年代美日相继大规模地开发以微电子为中心的新技术时，法国没有紧紧跟上。而且，法国又在传统上偏重基础理论的研究，科研同经济、技术发展的实际需要结合不够紧密。因此，从总体水平来看，法国的尖端技术仍落后于美、日，影响了法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致使法国经济回升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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