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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共和国初期是一个足以让法国电影工作者深感骄傲的时期，1959年戛纳国际电影节上出现了好几部法国新导演的作品，使人耳目一新，其中有戈达尔的《精疲力尽》、特吕弗的《四百下》、雷乃的《广岛之恋》。人们把这类新片统称为新浪潮。从1959年至1961年，是新浪潮运动的黄金时代，三年之间共拍出了100部影片，新浪潮电影运动席卷法国影坛并迅速波及整个西方电影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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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潮电影运动的骨干和核心是以《电影手册》杂志为中心的一批青年影评家和导演，其中包括戈达尔与特吕弗。戈达尔以拍《精疲力尽》一举成名。他通过影片中的主人公米歇·波瓦卡内表达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道德准则的极端蔑视，尽管影片中发出的是个人主义的绝望呐喊，讴歌的是无政府主义的盲目行动，然而由于影片迎合了法国及欧美各国广大“冷战一代”青年要求冲破旧的传统，推倒一切偶像的普遍心理状态，因而产生了相当大的社会反响。继《精疲力尽》之后，又先后拍摄了《小兵士》（1960）、《女人总是女人》（1961）、《放纵的生活》（1962）、《狂人彼埃洛》（1965）、《男性与女性》（1966）、《周末》（1967）等，这些影片像速写画一样，勾勒出现代法国社会生活的面貌。从1968年起，戈达尔热衷于拍摄“政治影片”，在叙述方法上，彻底背离了固有的传统，其影片变得愈来愈抽象和难以理解。《四百下》是特吕弗导演的第一部长故事片，而后相继编导了《二十岁时的爱情》（1962）、《偷吻》（1968）、《夫妻生活》（1970）、《飞逝的爱情》（1978）。由于5部影片的主人公是同一个人，而且该主人公系由同一个演员扮演，演员随着剧中人一起增长年龄，因而在银幕上造成了一种“罕见的真实感”，在法国乃至欧美引起强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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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岸派”是新浪潮运动的一个重要分支，由以阿伦·雷乃为首的一批有某些共同点的男女电影艺术家组成，因成员大都住在塞纳河左岸而得名。主要成员有阿伦·雷乃、罗伯—格里耶、玛格丽特·杜拉斯等人。代表作有《广岛之恋》、《去年在马里昂巴》、《印度之歌》等。左岸派带有新浪潮运动的全部特点，但在题材选择、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上都与“电影手册派”有明显的不同。电影手册派导演习惯于到自传和自己熟悉的社会圈子中摄取他们喜爱的题材，而左岸派导演则往往从战争的浩劫所带来的后果、原子弹的威胁和世上各种荒谬绝伦的事情中寻求灵感和素材，因而对忘却、记忆、想象、杜撰和在时间长河中往返流动的题材特别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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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60年代末，新浪潮电影达到鼎盛。但进入70年代以后，法国电影界逐渐呈现出一种有别于“新浪潮”的新倾向：电影的社会性进一步加强，传统的表现手法重新受到重视。此期的影片多为主题鲜明、题材与公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影片或伦理影片。在表现手法上，大多以顺叙为主，编导的主观随意性已大大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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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浪潮电影在电影界一枝独秀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此期法国的美术界可谓是百花争艳。不过，若从宏观角度来审视，法国的美术界呈现的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鼎立之势。当然，三者之间绝非可以等量齐观。事实上，风头最健的是后现代主义。而在后现代主义美术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波普”艺术和“奥普”艺术。这两种绘画形式都具有无个性、无风格的新特征。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如果说以抽象表现主义和抒情抽象主义为代表的战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是存在主义观念在美术领域的集中体现的话，那么，以规范化，齐一化的“波普”和“奥普”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艺术就是以消费文明和信息文明为旗号的后工业社会的产物。这种新的态势实际上成了60年代以后西方艺术新趋势的体现，它表明以往的先锋美术已经属于历史范畴，所谓“现代”艺术已不再具有先锋意义了。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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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是个富有史学传统的国度。在第五共和国前期，法国各种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多多少少都已“盎格鲁—撒克逊化”，唯独其史学不仅保留了自己的特色，而且仍然在国际史学界占据着最为重要的位置。之所以如此，首先得归功于年鉴学派第二代领衔人物布罗代尔对年鉴派史学的发扬光大，其次得归因于“新史学”（或曰“年鉴学派第三代”）的勃兴为法国的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在第五共和国最初十年中，法国史坛最为显赫的人物当推布罗代尔。这一时期，布罗代尔以强调“总体历史”和“长时段”为主要特征的历史观在法国史学界风行一时。不少历史学家以这位大师的巨著《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为样板，雄心勃勃地展开了“总体历史”和“系列历史”的研究，并在社会经济史、地区史的研究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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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布氏的历史观影响力日见扩大的同时，其缺陷也愈益明显地暴露出来。例如对“长时段”的片面强调，往往使人忽略各种重大事件对历史的巨大推进作用，历史近乎是“静止不变”。因此，“长时段”这一当年曾给布氏带来盛誉的理论而今也给他招来了众多非议。1968年的“5月风暴”是法国战后社会文化史中最重要的分水岭。正是在“5月风暴”之后，布罗代尔被迫辞去《经济·社会·文明年鉴》的主编，由勒高夫、勒鲁瓦·拉杜里、费罗等新人接手。尽管三位新人均出自“年鉴学派”的门下，但如布罗代尔本人所承认的那样，他们的意见已同他完全相左。分歧的焦点是如何看待政治事件在历史中的作用。在布罗代尔看来，以政治事件为中心的历史只是一种表面的历史，事件只是无足轻重的“尘埃”。对此，勒鲁瓦·拉杜里则不以为然，并以18世纪90年代旺代地区的农民暴动为例，证明一个重要事件完全有可能加强或瓦解一种现有的“结构”，甚至创造一种新的“结构”。勒高夫亦认为，政治是历史的核心，并主张建立一种新型的政治史。因此，《年鉴》杂志易主后，在继续重视经济、社会史的同时，开始恢复政治史和政治事件的名誉，并把目光投向了心态、文化等诸多过去被人们所忽视的领域。与此同时，一大批不满于史学现状的年富力强的历史学家在创新史学这一共识的基础上，从各自的营垒逐渐地汇集在勒高夫等人的周围，“新史学”运动开始逐渐地形成。由于“新史学”从一开始就以创新史学作为主旨，以创立一种能为各家各派所用的“史学范型”作为目标，因此具有最大限度的包容度。在“新史学”的历史学家中，我们既能看到“年鉴学派”的门徒，也能看到来自传统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营垒的人。这种开放性为“新史学”的勃兴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新史学的勃兴又为法国的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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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除了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代表人物的理论贡献和年鉴—新史学外，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前期的人文与社会科学表现相对平平外，那么此期的自然科学却充满活力。这一局面的出现，是与第五共和国的历届总统的高度重视分不开的。如戴高乐在创建第五共和国后，即把加速发展科学技术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在他的大力支持下，法国新建了一大批大型公立研究机构，如原子能委员会、国家农业研究所、海外科学技术研究所等等。与此同时，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国家科研中心，由该中心统管和协调全国科研活动。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法国的科研经费增加近10倍，科研人员也大幅度增加。为了发展空间科学、信息科学和海洋科学，国家专门设立了宇宙空间研究中心、信息和自动化研究所和国家海洋开发中心。这一切初步形成了法国科学复兴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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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斯坦执政时期，为进一步加强对科学研究的领导，法国政府决定由一名国务部长专管科学研究工作，内阁总理定期召集各有关部长讨论科研的重大问题，并主持科学技术研究的部际委员会。1978年法国有科研人员26万人，占就业人口的1.2％，科研经费380亿法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1980年科研费用约530亿法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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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政府重视，科研机构完善，科研经费充足，法国在六、七十年代在科技方面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法国的数学研究仍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多人获得了被誉为数学领域的诺贝尔奖的费尔兹奖。法国在核物理方面取得的成就也令人瞩目，特别是快中子增殖反应堆的研制居世界首位。在医学和生物学方面同样成绩显赫，弗朗索瓦·雅各布等3位法国科学家在1965年因发现细菌中的调控活动获诺贝尔医学、生理奖。此外，法国还在航空、电讯、海底油气开发、太阳能利用、宇宙学、生命科学等众多领域内具有世界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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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与美、日等国相比，法国和其他西欧国家一样，对新技术革命还缺乏足够的重视，当70年代美日相继大规模地开发以微电子为中心的新技术时，法国没有紧紧跟上。而且，法国又在传统上偏重基础理论的研究，科研同经济、技术发展的实际需要结合不够紧密。因此，从总体水平来看，法国的尖端技术仍落后于美、日，影响了法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致使法国经济回升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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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作者评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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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缔造者戴高乐是法兰西共和制度史上最为伟大的总统，法国在20世纪中最为重要的历史人物。作为法兰西的儿子，戴高乐具有高卢人的粗犷气质和顽强精神，同时又怀有沉重的历史责任感，他毕生都在为法兰西的强大、独立和尊严而拼搏。可以说，戴高乐的一生是为法兰西民族的振兴和伟大奋斗不息的一生。作为一位历史巨人，戴高乐具有一种远远超出常人的自信、自尊、自爱，甚至自傲。他笃信自己的直觉和能力，一旦作出决定之后，绝不犹豫动摇，半途而废。作为一名世界级的政治家，戴高乐独特的思想，出人意料的行动，再加上固执的个性，常常给人留下孤独和冷峻的印象。然而，戴高乐还有另一面，生活中的戴高乐也充满着仁慈之心。他对其患有生理缺陷的女儿安娜所倾注的全部爱心，即是一个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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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荣耀主编：《当代法国》，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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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戴高乐：《希望回忆录》，巴黎，1971年，第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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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夏普萨尔等著：《1940年以来的法国政治生活》，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6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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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参见莫伟民著：《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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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参见黄颂杰等著：《萨特其人及其“人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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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参见徐崇温著：《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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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参见张泽乾著：前引书，第4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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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第十九章 从左右对立到左右共治——密特朗时代的第五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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