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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画家哈尔斯笔下的圣阿德里安民兵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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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织与征募方面，民兵与行会是非常相似的，与行会一样，民兵组织不仅具有功能性，而且也是文化的、社会的以及宗教的团体，他们不仅要定时练习射击，也要参加社会活动，要参加城市的游行、在城门以及城墙的旁边巡逻。每一个民兵团体都有属于自己的建筑物，里面还设有射击场，当夏天来临的时候，每个月都要举行射击比赛。与其他的行会一样，每一个民兵团体都有自己的纹章，收藏盘子以及华丽的服饰。1520年代以后，阿姆斯特丹等城市就有一种习俗——民兵团体悬挂小分队的集体肖像。在阿姆斯特丹，从1522年开始，有3个民兵组织，每一个组织共有12个小分队，每个小分队17人。现存最古老的民兵小分队集体肖像画作于1529年，上面画了17个小分队队员。还有一幅描绘整个民兵团体成员集体肖像的画，上面的人物围坐在圆桌旁举行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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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5世纪早期开始，在尼德兰的城市里活跃着一些文学社，它们都是业余文学家从事诗歌与戏剧创作的团体。最初的时候，他们创作的都是与虔敬的宗教生活有关的神秘剧，表现的是宗教的神迹。从16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以后，人文主义思想影响到了这些城市的文学团体，人们在文学作品中增加了道德的训诫以及基于希腊罗马古典神话的隐喻。在组织上，文学社与行会以及民兵也有相似之处，它们有属于社团的房子，有自己管理的执事，他们的活动也具有社会性、民事性以及宗教性，当然，更富于戏剧性和文学性。在宗教改革以前，它们的成员在天主教会的宗教节日期间是非常活跃的，朗诵诗歌，表演神剧。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受到了伊拉斯谟的人文主义以及新教思想的很大的影响。从30年代开始，它们的许多成员在思想上倾向于反对天主教会的圣礼，也反对圣像以及圣物崇拜。可以想见，哈布斯堡以及天主教会当局对于他们持怀疑的态度，不过他们在民众中的影响是越来越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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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太穷的人付不起财产税，为了财政统计的原因，尼德兰各地留下了一些城市对于穷人的数量的统计资料。在莱顿，穷人的人数是有波动的，1514年占总人口33%，1529年低一点，1540年代中期为40%。在内陆以加工为主的城镇也差不多。北方城市中穷人的人数要比南方更多。自中世纪的晚期以来，西欧的许多城市中都有由个人、行会、神职人员建立的众多的慈善机构以及基金，有各种各样的人士进行管理，当然管理者中最多的就是神职人员和教会机构。许多慈善机构、托钵僧侣以及修道院发放善款、提供食物以及燃料。大的城市还设立总的收容院。在哈勒姆就设有“伊丽莎白客房”，特别招待穷人居住，还有一些规模更小的收容院、孤儿院以及小屋给穷人居住。这些穷人中有老年的行会成员，或者行会成员的寡妇。这些机构对于提供慈善救济的对象有时也做出一些限制，如有家庭的人、当地人、从事某些特别的职业以及创立这些机构的人的家人都不可以接受救济，它们有时也为流浪者以及朝圣者提供短期的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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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的上半叶，在西欧，无论是天主教会或是新教会，在社会救济方面都接受了一些新的观念，采用了一些新的方法。在这种变化的后面有几个新的因素。第一，一些人文主义者对于修道士以及托钵僧侣不加分别地或是效率不高地救济穷人提出了批评；第二，在一些发生宗教改革的地方，天主教会的慈善机构被充公了，除了新教的团体接管了一些机构以外，当地的政府也接管了一部分机构。与欧洲其他地方相比，尼德兰的不少城市社会慈善机构的发展一直比较好。1520年代，佛兰德斯的一些城市禁止路边乞讨，由市政厅组织的慈善机构负责处理救济事业。1527年，里尔、布鲁日以及伊帕尔建立了一种新的“穷人会（Order of the Poor）”，除了朝圣者以及孤儿以外，不允许别的人乞讨，也谴责穷人游手好闲，并将慈善救济局限于在本城居住两年以上的人，还建立了市政团体来管理福利事业。这些城市还制定了救济的规章制度，将已有的救济基金转到市政中央机构的管理之下。北方城市的救济事业也发生了一些变化。1527年，荷兰省开始借鉴布鲁日以及伊帕尔的一些经验，但是在尼德兰“反叛”以前，北方城市没有出现很大规模的慈善事业。直到16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莱顿以及哈勒姆出现了由市政府主导的比较合理的和标准化的救济病人和穷人的慈善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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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荷兰当代历史学家马尔腾·波拉（Maarten Prak）在《黄金时代的荷兰共和国》中的分析，尼德兰社会中的这些行会、民兵组织、文学社以及慈善救济院等的市民组织以及社会团体之间有许多共同的特征：第一，它们都是地方性的组织，它们的存在是以地方的观念为依据的。行会的成员缴纳的税收占了地方税收的大部分，民兵是城市的保卫者，普通的市民则是社会的脊梁。第二，这些团体本身基本上都是自治的，至少在原则上是这样的：它们都以开会和选举的方式决定自己的领导人，都各自制订自己的计划，并且有一定的财政手段付诸实施。但是，在城市领导人的选择上以及城市的管理层面，市民们则不能发挥什么影响。民兵们有时声称有权挑选自己的领导人，但是城市民兵的军官往往还是由市政厅任命的。在16世纪至17世纪，这种情况往往造成冲突。第三，这些团体的成员往往来自中产阶级。行会是由独立的小商人以及手工业者组成的，他们的市民身份是成为行会成员的先决条件。民兵则必须自己出钱配备火器和装备，这不是一般的穷人随便都能够去充当的社会角色。在某些城市，要获得市民的权力，必须要先向城市的武器库捐献一件武器。第四，这些市民团体的成员大部分都是男性。从来没有过“女民兵”。16世纪以后，大多数的行会成员只接受男子。妇女可以获得市民的权力，但是在大部分情况之下是通过继承而不是购买获得的。市民的身份不能为他们提供什么东西。在慈善机构中，男人和女人多多少少是在平等的条件之下一起工作的，但是所有团体的管理人员无一不是男性。第五，这些社会团体都存在于城市，乡村中基本没有这样的机构。这种情况与居民的人数没有关系，虽然不能说农村中完全没有行会，但是毕竟非常稀少。部分原因是管理这样一个团体所需的费用非常昂贵。例如，一个面包师行会需要有许多的面包师傅才能组成，只有两三个面包师傅就没有必要建立行会。另外，乡村的情况与城市完全不同，乡村往往是由附近村庄的领主统治的。在当时的尼德兰地区，只有布拉班特省的乡村有民兵组织，他们举行射箭比赛这样的娱乐活动，也帮助团体中贫困的成员落葬，他们还要举行每年一度的宴会。在该省以外的地区则没有这样的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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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民社会的高层最重要的是摄政的阶层。广义地说，就是那些参与市政府管理的人，他们是市政厅的议员或称摄政团。摄政团不完全局限于出身和社会成分，即便如此，他们也尽可能地想成为贵族寡头集团并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特别在17世纪50年代以后，他们的成员有许多是内部通婚的。他们是一个特定的团体，通过掌握市政厅的权力影响城市的生活。年轻人和妇女可能是摄政团成员的家人，但是他们不能担任市政厅的议员以及掌握市政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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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5世纪中叶开始，勃艮第诸公爵就有意地培植亲近他们的摄政寡头集团，他们不愿意一般平民参加政府，希望市政的管理局限在城市中最富有的阶层手中。在15世纪晚期至16世纪，财富都是集中在摄政阶层的手中的，他们是城市中最富裕的阶层，但并非仅仅拥有财富就有资格成为市政厅的议员。首先，议员最好是本省的甚或是本城的人；其次，他还要得到勃艮第、哈布斯堡当局以及执政官的认可，多余的候选人包括上一届的市政厅议员可以被挑选成为城市的法官以及市长，执政官从各个城镇提上来的名单中的候选人中挑选出合适的人选。更有甚者，即便摄政团的成员目前是城市中最富有的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情况的改变，其他的人也会变得富有或者更加富有，摄政团成员之间的财富也会变得悬殊。因此，在16世纪或者更晚的时候，摄政团成员的情况都不是纯粹的。相反，他们的地位、互相之间的关系从来就是非常复杂和多变的，有时还是非常紧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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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海洋帝国史：1581-1800 [:170634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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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海洋帝国史：1581-1800 三、宗教信仰的分裂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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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早期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对于尼德兰地区各阶层人民的思想造成巨大的冲击和影响。1517年，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在威登堡大学的大门上张贴《九十五条论纲》，揭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1518年至1519年，路德的著作借由印刷术的普及，已经在尼德兰地区流传开来。“再洗礼派”（The Anabaptists）又被称为“重洗派”，是16世纪初期继路德思想以后在尼德兰地区又一个激烈的宗教改革运动的教派。他们并非是一个单一的有凝聚力的宗教组织，而是许多民间运动的松散的组合。他们的共同特征就是不承认人在幼年的受洗礼仪，认为这是无效的，主张人们应该在成年时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以后再次接受洗礼。当时他们也不认同别人称呼他们为“再洗礼派”。不过，“再洗礼派”后来作为历史的名词并没有贬义。该派的信徒从《圣经》中摄取有关千禧年的说法，希望实现社会正义，甚至有人还主张财产公有，激烈地反对贵族、地主以及教会的土地占有制。他们在宗教生活中还主张回到早期教会时期的状态，那时的教会并不是一个拥有强大势力的团体，而是充满着爱和忠诚，是在基督之中的兄弟姊妹结合而成的大家庭。他们坚持政教分离，主张基督徒是“自由和不受胁迫”的人，“用铁腕推行上帝之道”是不可接受的。教会不同于社会，是一生在世为旅客的人的结合。在尼德兰地区后来成为最重要的新教宗派的是加尔文派（Calvinists）。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是法国人，沉着而敏锐，具有不可动摇的意志，早年在奥尔良以及巴黎大学等地求学。1535年，他流亡到瑞士日内瓦，一年以后发表《基督教原理》，不久即成为当地的宗教领袖。一度流亡以后又在1541年9月回到日内瓦，致力于在当地建立所谓的“上帝之城”。加尔文还认为，自上帝创造世界以来，人类就被分为两种群体，一是被上帝拣选的选民，另外一种就是被诅咒的人。但是上帝“预定”的旨意，即“预定论”（Predestination），是人类没有办法测知的。不论人如何努力行善，均无法改变上帝的旨意。人类只有依靠上帝的启示，才能理解《圣经》的教导并进而管理教会以及社会。善行并非得救之原因，而是结果。加尔文派比较注重从理性以及法律的角度来探讨神学，他们在礼拜的仪式上不推崇比较情绪化的以及繁复的艺术与美学，但是崇尚自制与规范以及勤俭刻苦的生活伦理，加尔文的信徒要辛勤劳动、经常出席教会礼拜、帮助邻居之事；法庭、监狱、济贫院以及慈善机构都应当置于加尔文主义的制度之下。这一教派从一开始就吸引了一些具有进取心的商人、企业家以及城市中的从事手工艺的匠人以及普通市民。加尔文的神学观点还具有政治以及权力的意涵，与路德倡导的教会与民族国家合作的观点不同。加尔文反对国家和政府凌驾于教会之上。该派在法国一度流行，被称为胡格诺派（Huguenots），后来受到王室以及罗马教会的镇压，它在尼德兰则被称为“荷兰改革教会”（Dutch Reformed Church）。16世纪20年代以后，路德派、再洗礼派、加尔文派以及茨温利派（Zwinglianism）等各种新教的流派和思想如滔滔洪流全都在尼德兰不同的地区泛滥，这些教派的信徒以及接受他们思想影响的人数的增长的速度都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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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新教的派别在神学上对于《圣经》的原典以及教会的组织结构的理解不尽相同，但是具有三个基本的共同特点：第一，强调上帝话语的权威性。路德以及新教各派的神学家都相信，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上帝曾经向人类说话，施展作为。上帝与人类的谈话以及交往都写在了《圣经》里，上帝还通过使徒以及先知向人类说话，凭借着神的启示以及信仰，人类可以听到并且回答祂。所以新教各派都重视《圣经》，罗马教会也重视《圣经》，同时主张传统也是信仰的来源，这是两者之间的重要区别。第二，称义全凭上帝的恩典。路德等人发挥初期教会时代保罗的“因信称义”的教诲，主张个人的得救完全依靠对上帝的信仰以及上帝的恩典。罗马教会则强调信心和善行的并重，新教则显然更注重信仰，不同意人可以靠行为立功、反对赎罪券、圣母玛利亚以及诸圣徒的中保的地位以及所有他们认为不是基督设定的礼仪、拒绝变体论、忏悔（告解）、圣像、念珠等。第三，信徒皆为祭司。宗教改革者认为早期教会没有祭司作为中间人的先例，福音书里没有这样的角色，《圣经》里面也没有支持神职人员处理世俗事务的权利的经文。这等于说基督徒不再区分为神职人员以及信徒两个阶层，只有一个福音，一个因信而称的义，在上帝面前，所有的男女信徒和神职人员都处于平等的地位。由此，教阶制度包括教宗的地位都是应该予以否定的。新教的改革重视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信徒有权利也有义务阅读新翻译出来的《圣经》而不是简单的教理问答；每一个信徒对于社会的管理以及公共事务，应当负起积极的责任。有人认为这种思想倾向促成了欧洲近代意义的个人主义以及北美国家近代民主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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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8年至1519年的时候，路德书写的一些文章很早就已经流传到尼德兰地区的埃姆登、多德雷赫特、代尔夫特、安特卫普等城市以及其他的一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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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9年5月，伊拉斯谟从安特卫普写信给一位朋友说：“路德的著作在低地国家每一个地方流传。”1521年6月，德意志的大画家丢勒说，在安特卫普，有人也在阅读路德的著作。16世纪20年代的早期，路德的著作还从埃姆登流入低地国家的各个地区。从1520年至1530年间，安特卫普成为整个欧洲印刷发行马丁路德著作的中心，并出现了除荷兰文以外的其他各种不同的版本。其中路德派的追随者多居住于与日耳曼有贸易往来的城镇，如安特卫普、根特、海牙以及乌特勒支主教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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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从一开始就谴责路德的思想和著作，其使用的办法就是公开焚毁路德的书籍以及建立宗教裁判所。1521年3月，查理五世发布禁令，禁止阅读和宣讲路德以及追随者的“书籍和布道集”，并下令将这些书籍烧毁。接着，哈布斯堡统治下的尼德兰各地方政府也纷纷下令杜绝路德的思想和作品，特别积极贯彻这些禁令的是几个重要的天主教主教区如列日、乌特勒支、科隆以及明斯特。接着在1520年10月，在鲁汶举行了规模很大的公开焚书，有8种版本的路德书籍被焚毁。1520年7月，在安特卫普再度举行焚书的活动，此次，皇帝查理五世亲临现场，不少于400本路德的书籍被烧掉，其中有300本是从书商那里收缴的。1521年7月，在根特也有300卷路德的书籍被烧毁。1522年在安特卫普以及布鲁日两地也都有焚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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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德兰北方地区，虽然皇帝的统治相对比较软弱，路途也比较遥远，但是路德的影响仍然不小。1524年9月，代芬特尔的一位法官抱怨当地有人到处分发路德书籍，神职人员以及平信徒中都有人阅读。1525年8月，伊拉斯谟报告说“荷兰、泽兰以及佛兰德斯诸省的人都知道路德的教义”。1525年9月，皇帝在给荷兰省下达的一份谕旨中指出，路德的思想在许多神职人员中流传，由此影响到一些不成熟的信徒，他们在阅读路德著作的译本。1521年，北方在天主教会比较强大的乌特勒支主教区第一次公开举行焚毁路德书籍的活动，但是在哈布斯堡统治下的阿姆斯特丹直到1526年才举行第一次公开的焚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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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的书籍以及从中摘录文章的小册子在讲荷兰语的尼德兰地区的流传可能比法国、英国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更加广泛。首先，尼德兰要比周围的地区城镇化的程度更高，也有更多的人识字并喜欢阅读。其次，在1520年以前，基督教的人文主义在当地已经被许多人接受，特别在民办的拉丁语学校以及社会上更是如此，有一些校长本身就是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他们同情路德的思想。再次，当时的安特卫普是除了巴黎以外最大的出版中心，有大量的印刷工场以及书商，他们喜欢出版禁书，因为有利可图。从1500年至1540年的四十年间，有56家印刷工场活跃在该城市，出版了2480本书籍，大约占尼德兰地区总的出版量的54%。不过，许多路德的书籍是匿名出版的。在北方，路德的著作主要通过埃姆登、汉萨同盟诸城镇和南方的阿姆斯特丹流入。在1520年代中期政府有计划地压制新教思想以前，当地已经有人印刷路德书籍。最后，从地理上来说，从日耳曼地区有许多条河流流向尼德兰南方和北方，两地在海上也有频繁的海路贸易，便利的交通以及密切的贸易联系也是新思想传播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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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2年，查理五世运用政治的力量，在尼德兰建立了宗教裁判所，任命法朗斯·凡·胡尔斯特（Frans Van der Hulst）为第一任宗教裁判官，一年以后，得到了罗马教宗的批准。以后，又任命了数名副手当裁判官，其中有多明我会士雅各布·凡·霍戈斯特拉顿（Jacob van Hoogstraten），此人臭名昭著，备受德意志人与荷兰人的厌恶。开始的时候，宗教裁判所的裁判官将注意力集中在路德本人所在的修会即奥斯定会，他们怀疑低地国家的奥斯定会是路德的思想酝酿的温床。1523年7月，有两名奥斯定会士亨德里克·沃特（Hendrik Voet）和杨·凡·埃屯（Jan van Etten）被怀疑是异端而遭到逮捕，并在布鲁塞尔的大集市中央被处以火刑烧死，他们不仅是荷兰也是西欧最早的新教殉道者，他们遇害的消息使得整个德意志以及荷兰的人民都感到震惊。路德从威登堡向“所有的荷兰的、布拉班特的以及佛兰德斯的基督内的敬爱的弟兄们”致信，为失去这两颗“基督的明珠”而痛心疾首。从那时起，宗教裁判所一直在紧张而高效地工作着，到1525年，又有几位北方的倾向新教的基督徒遇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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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被宗教裁判所处死的人数并不太多，但是产生的影响和冲击却很大。1526年9月，一位同情和造访过路德的海牙教士杨·杨森（Jan Jansen）被宗教裁判所判定有罪，在著名的海牙行政中心市政厅广场上被烧死，当时在场的有宗教裁判所的裁判官、高级市政官吏以及法官。1527年11月，又有一名妇女温德姆特·克拉斯多切（Wendelmoet Claesdochter）在海牙当着三名宗教裁判所的裁判官被烧死，这是第一位女性新教殉道者。尼德兰以及德意志的人民是高度同情这些新教的殉道者的。当时流传着一些诗歌歌咏他们不幸的命运，这些诗歌是民间的文学团体创作的，流传甚广。1523年，海牙拉丁语学校的校长威廉·格纳普黑斯（William Gnapheus）因被怀疑是异端而被宗教裁判所逮捕，但是荷兰省的议会释放了他。1525年，他又被重新逮捕并被判处死刑，但是在行刑前有人帮助他逃到德意志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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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五世还想将宗教裁判所的势力延伸到尼德兰的北方。1525年，荷兰省首先发生宗教迫害事件。同年，乌特勒支的新任主教一改以往主教们的怀柔政策，对同情新教思想的人采取强硬措施。1530年，在弗里斯兰第一名异端在当地被烧死。海尔德兰的公爵也开始处死异端。在尼德兰的北方，当1520年代中期迫害刚刚开始的时候，人民就同情新教，许多同情新教的文学作品流行很广。宗教裁判官们知道在北方的城镇里，到处都可以看见新教的或带有新教思想的书籍，每个人都在讨论这些观点。对于现存的教会，人民的支持度是很低的。但是宗教裁判所仍然在活动，他们要帮助皇帝遏制或者部分地瘫痪新教思想在低地国家的蔓延。他们非常注意社会的知识精英阶层诸如神职人员、书商、学校的校长和教师，防止他们倒向新教的思想——实际上他们中已经有不少人同情新教了。但是这种压制和监视并没有效果，人们对之采取的是阳奉阴违的态度。1522年，有一位代尔夫特的拉丁语学校的校长指出这座城市里的大部分人都同情新教。在16世纪20年代的中期，同情新教的情绪在尼德兰广为蔓延，在说荷兰语的省份更是如此，在这些省份，宣扬人文主义以及路德思想的印刷品广受欢迎，已经成为人们在宗教生活和灵修中的指导思想。1527年，荷兰的执政官忧心忡忡地声称“在荷兰的土地上，特别是阿姆斯特丹、代尔夫特、霍伦已经严重地受到异端的感染，到处充斥着路德的思想。”在16世纪20年代的晚期，在乌特勒支、莱顿以及费勒（Veere）等地，已经出现了一些具有新教思想的人士的秘密集会以及地下布道活动，不过当时还没有出现任何新教的组织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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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洗礼派”最初是16世纪20年代中期在苏黎世出现的，后来波及瑞士的其他地方和日耳曼地区。1530年6月，霍夫曼（Melchior Hoffman）从斯特拉斯堡来到了今天德国北方的主要港口之一埃姆顿，组织了“再洗礼派”的团体，并以埃姆顿为基地，进入哈布斯堡统治下的尼德兰地区。他的两名信徒即吕伐顿的裁缝佛利克斯（Sikke Freerks）以及阿姆斯特丹的沃尔克兹（Jan Volkertsz）在尼德兰建立了最初的“再洗礼派”团体的网络。但是，它们一成立就立即遭到了镇压，前者在1531年3月在吕伐顿被砍头，后者连同8名追随者被捕以后押送海牙，于这一年晚些时候也被执行死刑。但是镇压并没有能够阻止此种新的教派的发展，在荷兰、弗里斯兰、格罗宁根诸省都出现了“再洗礼派”团体。“再洗礼派”的教徒杨·马修（Jan Matthys，1500—1534）是哈勒姆的一位面包师，他在16世纪20年代已经接受霍夫曼的教诲成为一名“再洗礼派”的信徒，在前者被囚禁以后成为这个派别的新的领导人。他为数以千计的信徒再度付洗，并抛弃了霍夫曼和平主义的立场，声称如果再发生镇压的情况，就要奋起反击。他率领着该派教徒攻击日耳曼的威斯特伐利亚的明斯特的采邑主教区，并控制了当地的议会，导致明斯特的主教必须动用军队包围城市。马修后来在一次冲突中阵亡。他的学生中有一位名叫作杨·博克尔生，又被称为“莱顿的约翰”（Jan Bockelson or John of Leyden，1510—1536）的人充当领导者率领民众继续斗争下去，他是一名市长的私生子，早年当过裁缝。他宣布成立“新耶路撒冷”的新政权，自行称王，并实行财产公有制和多妻制。后来，天主教的贵族的军队包围这座城市18个月以后攻破了它，莱顿的约翰和另外几名“再洗礼派”领袖被捕后在1536年1月被残酷地处死，他们的尸体被放在铁笼子里吊在明斯特的圣兰博教堂的窗户边上，这些铁笼子至今挂在那里，不过里面并没有尸体。也就在上述“明斯特暴动”发生的同一年即1534年3月，阿姆斯特丹也发生了“再洗礼派”的骚乱，他们在严寒的冬天的晚上聆听完布道以后在街道上裸体狂奔。该市的警长逮捕了一些人，这些人则宣称“我们是赤裸的真相”，当时阿姆斯特丹已经有3000多名“再洗礼派”的信徒。除了阿姆斯特丹和哈勒姆，“再洗礼派”在代尔夫特也拥有不少信徒。1535年3月，有300名弗里斯兰的“再洗礼派”信徒包围并占领了西多会在弗里斯兰西部博尔斯瓦德（Bolsward）附近的一所修道院，他们焚毁圣像以及祭坛，又要建立地上的“新耶路撒冷”。当地的执政官派军队包围修道院，并用大炮攻破了它。有24人被当场吊死，还有许多人战死了，还有一些妇女被扔到河里淹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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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血腥的“明斯特暴动”等事件以后，到16世纪40年代，开始出现了主张和平主义的“再洗礼派”思潮，主要的代表人物就是门诺·西蒙（Menno Simons，1496—1561），有一些学者认为他是荷兰宗教改革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也是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人物。他在16世纪20年代受到路德思想的影响，后来又像许多荷兰的隐秘的新教徒一样，他放弃了路德转向茨温利。最后大约在1531年的时候，他接受了“再洗礼派”的教义。不过，他当时在表面上仍然遵从天主教会的训导以及礼仪，在弗里斯兰的乡村维特玛瑟姆（Witmarsum）当一名教区的神父。1534年至1535年，他开始在布道中猛烈地抨击明斯特的暴行。1536年，他在当了十年的隐秘的新教徒以后，宣布与天主教会决裂，正式地加入“再洗礼派”。此时，他流亡到格罗宁根，哈布斯堡政府要逮捕他，他于是就在弗里斯兰隐居起来了。此时，他写了著名的《基督教教义基础》（Fondament-Boeck，or The Foundation of Christian Doctrine ，1539）。1541年至1543年，他一直在阿姆斯特丹布道，后来则主要居住在日耳曼的西部，同时也继续保持与哈布斯堡统治下的尼德兰北方再洗礼派团体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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