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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8年1月，西班牙军队轻而易举地击败了奥伦治威廉亲王最初仓促组织起来抵抗西班牙人的临时部队。阿尔巴率领的军队在挺进中攻陷了一座又一座城市，从1572年至1573年，西班牙人向哈勒姆、聚特芬、梅赫伦以及莱顿等大城市发起攻击。当一座城市被攻陷或者投降以后，他就指挥士兵任意劫掠，以惩罚市民。他在聚特芬心满意足地给国王写信：“我的士兵割开他们见到的每一个人的喉咙。”不久，他的部队沿着布满风车的围垦的沿海地区向荷兰省前进，这里几乎都是由信奉新教的市民占领的城市，唯有阿姆斯特丹是在亲西班牙的人士以及天主教会控制下的。在进抵阿姆斯特丹之前，西班牙军队在阿尔巴公爵的儿子堂·法德里克（Don Fadrique）指挥下攻击东南方14英里处的小城纳尔登（Naarden），那时已经是12月的冬天，市政厅成员看到声势浩大的敌军展出攻城的武器时，决定投降。西班牙军队进城以后，杀死全体市民并放火焚烧全城。几天以后，西班牙军队占领了阿姆斯特丹，受到当地天主教会的欢迎。军队进入各大修道院，这些宗教建筑成为士兵的庇护所和马匹的收容所，由于大批军队的到达，城市中的食物短缺。西班牙的军人在屠杀了信奉新教的平民以后虔诚地跪在教堂里举行弥撒。西班牙军队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哈勒姆，阿尔巴在攻击该市的时候组织了3万重兵，围城的行动持续了整个寒冬。城内饥馑流行，城外西班牙士兵也死伤惨重。堂·法德里克给父亲写信，希望能够撤军。阿尔巴回信说：“如果你拔营撤退或者没有让他们投降，我就与你断绝父子的关系。如果你在围攻行动中丧命，我会亲自取代你的位置，尽管目前我仍然卧病在床。如果我们两人均失败了，那么你的母亲就会从西班牙过来，打赢这场他儿子缺少勇气或者耐心打赢的战争。”最后，哈勒姆市弹尽粮绝，在重围之下投降。西班牙人则杀光了仍然存活着的2000名荷兰士兵。除了北方以外，荷兰南方的一些大城市在战争中流失了财富以及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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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建西班牙人的统治秩序方面，阿尔巴公爵在其军队抵达以后不久，就成立了一个“纷争调解委员会”（Conseil des Troubles），由9名委员组成，虽然其中尼德兰人有7名，但是投票权的行使只限于西班牙人。这个机构设立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调查过去的两年中所发生的反对西班牙人以及天主教会的事件以及参加的人士，并且惩罚他们的所谓的罪行，也就是“秋后算账”。1569年，这个机构设有负责检控的职员170人，即便按照当时的标准，也算严厉与高效。它还设立秘密搜捕组织，侦查新教徒，鼓励社会各界告密与相互揭发，大批新教徒遭到逮捕，在严格的审判之下被处以极刑。据估计，在阿尔巴统治时期，有8950名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士遭到调查并被判处叛国罪或者异端罪、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记录在案的大约有1000人被处死，1.2万人的财产被充公。另有统计说有1.8万名尼德兰人被处死。这个“纷争调解委员会”后来被人们称为“血腥的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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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巴公爵主持“血腥议会”镇压尼德兰人民，由Simon Frisins作于16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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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纷争调解委员会”迫害下遇难的，还有埃格蒙特伯爵（Egmond Lamoraal，Count of，1523—1568）与霍伦的伯爵菲律普（Philippe de Montmoreny，Count of Hoorn，1524—1568）。1567年9月9日，阿尔巴公爵在布鲁塞尔宫殿宴请他们两位，宴会结束以后就将他们逮捕。他们两人是尼德兰地区的主要贵族。埃格蒙特家族为尼德兰地区很富有的和很有声望的家族之一，埃格蒙特伯爵的父亲埃格蒙特·约翰五世是“金羊毛骑士团”成员之一，母亲出身于卢森堡的名门望族，他本人是佛兰德斯以及阿图瓦的省议会的主要议员。他与霍伦伯爵菲律普虽然对西班牙王室在低地国家的政策特别是宗教裁判所的活动十分不满，同情圣像破坏运动，但是他们效忠于国王的立场从未改变，而且人所共知。玛格丽特摄政与他们的私人关系也很好，阿尔巴逮捕他们两位贵族也是导致玛格丽特辞职的重要原因之一。两位伯爵遭到逮捕以后先是被关押在根特的一座城堡里，后来又被转移到布鲁塞尔。埃格蒙特伯爵是一位具有中世纪骑士风度的贵族，在阿尔巴大军压境的情形之下，反叛者希望他离开，转移到敌后。但是埃格蒙特伯爵明确地表明自己的心志，他认为逃离是不对的，根据骑士的传统，此举等于是羞辱国王。从一开始，埃格蒙特对于他所持的政治见解与对国王的态度就区分得十分清楚，他认为政治见解的不同不等于不忠诚国王。前者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后者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埃格蒙特理解叛乱者的立场，同时也表示当阿尔巴公爵来到时，他会对他表示敬意，他也相信后者会与他礼尚往来。尼德兰诸省的各界人民都知道他们都是忠诚王室的，除了感到阿尔巴是暴君以外，他们还感到困惑不解，更难以想象两位伯爵最后是何以被处决的。次年6月5日上午10点钟，在布鲁塞尔城市的中央的大广场，埃格蒙特伯爵与霍伦的伯爵菲律普被西班牙士兵公开斩首，据称两位伯爵临刑时从容镇定，毫无怨言，表现出旧时代贵族应有的尊严。当时有许多同情他们的民众驻足观看，还有许多人情不自禁公开地流下了眼泪。4天以后，另有18名贵族也在同一地点被处死。1810年，贝多芬所创作的《埃格蒙特序曲》也是以此历史事件为主题谱写的名曲。阿尔巴公爵事后在给菲律普二世的信中这样写道：“由于他们得到报应，我心满意足……”“应该立即杀一儆百，我以为以冷酷的手法执行，效果会更佳。”“无人敢问我，我是否有权执行现在的任务。我拒绝表明我的权力的来源，只说我必须为陛下效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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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西班牙人杀害的埃格蒙特伯爵和霍伦的伯爵菲律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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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格蒙特被处决的事件发生以后，许多著名的贵族因为害怕而逃离了这个国家。由于南方与北方情况的不同，北方有许多贵族在过去的两年中都参加了反抗西班牙王室以及天主教会的斗争，特别在荷兰有更多的贵族，大约有50%以上的人，包括荷兰省议会的11名议员中的6名在1565年的《妥协请愿》上签字，人数远远超过其他任何省份。在乌特勒支、弗里斯兰以及奥默兰都有大量的贵族同情叛乱。在荷兰省，大约四分之一的贵族都倾向于新教而反对天主教。即便在大部分是乡村的上埃瑟尔省（1565年当地没有破坏圣像运动的发生）大部分的贵族也反对讨伐新教徒。这些人面临阿尔巴的反攻倒算，许多人只得选择逃亡。其中一些人在以后的抵抗运动中又回到尼德兰。还有许多贵族的宅邸遭到搜查，他们的信件和文件都被充公。阿尔巴将卫戍部队的指挥部设在处于交通要道布雷达的奥伦治亲王的宅邸，然后将武器弹药以及其他物资用船运到这里，再运送到根特。当时低地国家人民的外逃运动分为两拨：第一拨发生在1567年的春天，倒不是因为当时南方与北方在宗教信仰上的差别，而是因为许多南方人要逃到北方会聚到北方抵抗运动领导人的麾下，拿起武器抵抗西班牙人的压迫；第二拨则在1567年下半年至1568年的冬天，有许多人越过冰雪封冻的斯德尔河逃亡北方。单在恩克赫伊曾一个地方，就有350名逃亡者越过冰雪地带逃往弗里斯兰。当时主要有三条逃亡的路线，第一条是从阿姆斯特丹、弗里斯兰的西部城镇、弗里斯兰和格罗宁根逃往西北部日耳曼地区，特别是北方的港口埃姆登；第二条是布拉班特、荷兰省南部和乌特勒支逃往克里夫斯和莱茵兰；第三条则是从佛兰德斯以及泽兰从海上移民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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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巴还代表西班牙王室向尼德兰当地人民征税。1569年3月，阿尔巴召集联省议会开会，这是1559年以来以西班牙王室名义第一次召集联省议会开会，主题就是要向各省征收巨额的税款。征税的方式主要有三个途径：第一，向财产的拥有者征收1%的财产税；第二，征收5%的土地税；第三，征收什一税，这是仿效卡斯蒂尔的税制征收的一种税收。这三种税收都激起了尼德兰社会各阶层的极为不满，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些巨额的税款不是用来改善本地的行政以及社会管理，而是用来维持西班牙驻扎在当地的军队的军费。如果省议会或者联省议会默许这样的做法，就等于放弃了各自本来拥有的在政府税收上的杠杆作用，向国王的权威投降。如果菲律普二世成功地做到这一点，那就等于说他可以免除宪法上的限制，因为在勃艮第时代以及哈布斯堡的查理五世时代，征税是必须经过省议会讨论和联省议会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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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省议会迫于压力在字面上勉强同意阿尔巴的征税，但是省议会以及市政厅则坚决反对。阿尔巴只得接受省议会提出的一种权宜的征税办法。1571年月31日，阿尔巴下令重新征收什一税，但是引发人民广泛的不满，遭到整个尼德兰地区的抵制。阿尔巴威胁以惩罚手段迫使市政厅的官员以及法官执行他的命令，否则主要官员要处以罚款——如在豪达，市长被罚款1000荷兰盾，每一个法官被罚款500荷兰盾。这种做法只能引发更大的愤怒，在佛兰德斯、布拉班特、荷兰诸省尤其如此。在豪达，当地的民兵组织表示，如果开征什一税，他们就会罢工，不再维持社会秩序。1572年3月，许多地方的民兵单位已经公开与地方政府闹对立。虽然阿尔巴的征税没有直接引发暴乱，但是此举极大地损害了西班牙王室在尼德兰人民心中的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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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天主教会的秩序是阿尔巴公爵所作的另一件重要的事情。随着西班牙军队的到来，当地的抵制新的天主教主教任职以及取消对于特兰托大公会议决议宣传的活动就立即停止了。格罗宁根立即任命了新的天主教主教。1569年3月，新的天主教主教也在位于南部林堡的鲁尔蒙德（Roermond）任职。1570年2月，教廷委派了第一任弗里斯兰的主教。1570年10月，最后一位天主教新的主教在代芬特尔任职。从那时起，低地国家开始了反宗教改革运动，又称天主教改革运动，每一个新的主教区都开始印刷出版特兰托大公会议的决议和文件，分发到教区的各个阶层，同时各教堂也召开了参事会，贯彻反宗教改革的各项决议。但是教会的各级组织、地方政府以及教育机构对于反宗教改革运动还是采取抵制的态度。市政厅在大多数情况之下都采取消极的不合作的态度，这就对于其他方面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包括学校也是如此。新的主教们的目标之一是整肃各级学校中的那些他们认为不可靠的校长，特别是拉丁语学校的校长，代之以虔诚的天主教徒。但是控制民办的学校首先就让市政厅的议员们感到不快。即便在阿尔巴公爵直接控制的地区，新主教们要替换一个民办学校的校长也并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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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海洋帝国史：1581-1800 [:1706342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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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海洋帝国史：1581-1800 三、“沉默者”威廉与抵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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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奥伦治即“沉默者威廉”在历史上被视为荷兰联省共和国的创建者，也是荷兰反抗西班牙统治的运动的初期的领导人。他出生于德意志境内风景如画的迪伦堡（Dillenburg），是信仰路德派的奥伦治拿骚伯爵的儿子。他的父亲是拿骚的伯爵，最初并非属于富裕的阶级。威廉在一共有17个孩子的家庭中成长，生活舒适平顺而又简单，接受的是传统的贵族教育。他本来的前途就可能是继承家业与房产，与父亲一样一辈子照料它。不过后来有了转折，他的伯父比父亲拥有更多的财富、土地和头衔，伯母的家族也十分显赫，可是在1544年，这对夫妻的儿子成年以后不幸战死沙场，于是他们只得将可观的家业和财产全部留给堂弟拿骚的威廉伯爵，条件是威廉将来必须接受罗马天主教的教育。威廉的父亲答应了这个条件，于是，他就拥有了“富有的老威廉”之称，其家族领有万贯家财以及日耳曼以及尼德兰的部分领地，还有许多家族中人为哈布斯堡王朝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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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的伯父与查理五世是童年的旧识，皇帝在获悉他的家族的事情以后，表示愿意照顾这位年轻人。于是，威廉就被送进布鲁塞尔的皇宫接受教育。他从此过上宫廷生活，参与国务和外交活动，也有宴饮、骑马竞技以及坐着让艺术家描绘自己的肖像等活动。他也暂时将自己的母语德语放在一边，学习布鲁塞尔皇宫里流行的法语以及荷兰语。查理五世很喜欢这位年轻人，一直将他带在身边。他们两人在个性上也非常相似，都博览群书、善解人意、机智聪明、充满着冒险精神。威廉喜欢与人群和社会交往，深受宫廷中人的喜爱；同时，他也爱好安静的生活，能够远离宫廷，外出狩猎或参加严格的军事训练，由此成为优秀的军人，1551年，他已经是皇家卫队的骑兵，两年后在20岁的时候就被任命为哈布斯堡王朝在低地国家皇家军队的中将。之后，他平步青云，1554年成为奥伦治的亲王；1556年成为拿骚的伯爵，费勒的侯爵以及金羊毛骑士团的骑士。威廉·奥伦治为人沉默寡言、谨言慎行和处变不惊，故有“沉默者”之称。查理五世从这个孩子幼年的时候就开始栽培他，还有其深刻的用意。随着他对于威廉的感情的日渐加深以及对于后者身上优点的了解，他似乎已经将这个男孩视为自己的亲生子，刻意将他培养为哈布斯堡未来在荷兰诸省的代理统治者。查理五世对于低地国家的计划包括要强化它们原先的中世纪的特色，增加这个地区历史上向来比较弱小的贵族的力量，培养出一批亲西班牙的荷兰的新贵族，由宫廷赋予他们权力以及声望，进而听命于哈布斯堡的皇帝。查理五世希望这项计划由儿子菲律普二世以及年轻的奥伦治亲王合作加以实现。在此过程中，查理五世还刻意地劝说威廉放弃他父母皈依的路德宗，改信了天主教。在1555年查理退位时，才22岁风华正茂的威廉已经被皇帝提升为联省议会的主要议员以及荷兰省、泽兰省和乌特勒支的执政官。1561年至1567年成为弗朗士-孔泰的总督，是尼德兰诸省中最有势力的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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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者”威廉肖像，由Adrian Thomasz Key于1579年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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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众多的尼德兰社会各界人士的眼中，威廉是哈布斯堡王室信任的重臣，他也尽心尽力地为王室办事。在国王的指使之下，他与英国商讨借贷事宜，说服英国向哈布斯堡提供贷款。他也尽力让各界人士理解，尼德兰的前途，有赖于与西班牙的合作而非对抗。不过，他与西班牙王室的关系终于在1559年的时候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如上文所述，这年4月，菲律普二世与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签署了《卡多·康布雷条约》。6月，威廉率领代表团抵达巴黎，他发现这座城市已经精心布置，准备举行停战的庆典，有各种舞会和宴会。亨利二世对年轻文雅的威廉颇具好感，他邀请威廉去香特黎森林狩猎。在茂密的森林里的橡树下，亨利二世向他表示，法国与西班牙这两个天主教的大国理应停战，否则欧洲的天主教会的势力即将土崩瓦解。亨利二世以为威廉是知道菲律普二世的计划的，所以在谈话中滔滔不绝地全盘透露了西班牙国王企图使用一切手段包括酷刑以及大规模的斩首以全面打击尼德兰的新教特别是加尔文派的计划。这使得威廉内心感到十分震惊，他开始相信菲律普二世坚决镇压尼德兰诸省新教势力的意志。不过，当时他没有做出任何的表示（这也是使得他后来赢得“沉默者”的名声的原因之一）。7月，菲律普二世在签署《卡多·康布雷条约》以后准备离开低地国家，这时他知道在尼德兰贵族所提出的让西班牙士兵撤离当地的提案中，威廉也是署名者之一。这让他感到震惊和愤怒。在此事发生以后几天，在弗利幸恩（Vlissingen）的港口，众多的尼德兰贵族聚集于此地为国王送行，其中也有刚刚从法国回来的威廉。菲律普二世告诉他，他非常清楚不是有更高层的指使，尼德兰诸省的贵族是不敢有胆子以拒绝缴纳赋税为条件向他提出撤兵的要求的。他所指的那个更加高层的人士就是威廉。此时的威廉虽然知道国王想要在将来镇压尼德兰新教的心思，但并不决意要与西班牙决裂，故极力撇清，表示那只是联省议会的决定。菲律普二世面对这位从小就认识、父亲似乎相当偏爱，年纪比他更轻的男子怒吼：“不是尼德兰诸省，而是你，你，你！”他说完以后就立即从港口登船，从此再也没有踏足尼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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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的个性以及独特的地位在尼德兰反抗西班牙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就像菲律普二世的敌人评价他为“暴君”一样，威廉的敌人也认为威廉的城府很深，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以及贵族利益，可以随时改变其宗教的信仰。“沉默者”这个称号，来自他平时沉默寡言、谨言慎行的个性色彩；同时也说明他处变不惊或者说高深莫测、不动声色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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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信仰上，威廉出身于信奉路德宗的日耳曼贵族家庭，后来受到查理五世的器重和鼓励，改宗为天主教徒。1572年，在荷兰与西班牙战事激烈的时候，他希望得到加尔文派的支持，再改宗为加尔文派的信徒。他认为在宗教信仰上人类有自己选择的自由。事实上，在尼德兰地区，贵族们在宗教改革运动以后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并非人民选择天主教或是新教的信仰问题，而是把重点放在当面对教派的分裂时，当权者应当采取怎样的态度。当菲律普二世毅然决然地推行维护天主教为唯一合法信仰并镇压“异端”的新教的时候，很多贵族认为，这样的宗教措施不适合尼德兰地区。他们对新教抱着同情的态度，对人民或者自身拥有何种宗教信仰持比较自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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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的几次婚姻也颇受争议。他的第一任太太是富有的埃格蒙特家族的安娜（Anna van Egmont，m.1551—d.1558），他们生育了三个孩子。安娜于1558年去世以后，他与撒克逊选帝侯的女儿安娜（Anna of Saxony，m.1561—d.1571）结婚，共育有五个孩子，其中的三个孩子活到了成年。撒克逊家族信奉新教的路德宗，安娜是当时日耳曼最富有的女贵族继承人，而且该家族还与查理五世有世仇关系，威廉完全漠视了这一点。当时的总督格兰维尔枢机主教对于这门亲事持激烈的反对态度，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公开化了。格兰维尔总督兼枢机主教不仅看到以威廉为代表的尼德兰上层贵族在追求财富、权力以及声望时所表现出来的野心，而且更加担心由于这些上层贵族在皈依新教以后对于一般民众的引领作用，从而导致新教在尼德兰地区不可遏制的发展。威廉的第二次婚姻也更加加深了西班牙国王菲律普二世对于威廉的怀疑。在1566年正式放弃天主教信仰以前，威廉在给菲律普二世的信件中一再表达对于罗马天主教会的忠诚。威廉的第三任妻子是夏绿蒂（Charlotte of Bourbon，m.1575—d.1582），他们育有多名女儿。在夏绿蒂去世以后，很可能是他想赢得法国的新教徒的支持，他又与法国新教的领袖科里尼将军（G. de Coligny）的女儿路易丝（Louise de Colign，m. 1583—d.1584）结婚。16世纪60年代以后，尼德兰北方的许多贵族已经明显地表现出倾向和同情新教的情绪，威廉对他们甚表支持。在他统治的驻地布雷达，即便他不积极提倡新教，也极力庇护新教不受西班牙和天主教会当局的迫害。威廉在宗教观上认为在信仰的问题上应该让人民拥有自己的意识和良知，他反对国王和亲王们对人民的宗教信仰加以控制。有些历史学家还认为他的思想明显地受到了伊拉斯谟的影响。他个人政治上基本的目标也是坚定不移的，他就是要在尼德兰新教急剧发展而菲律普二世极为热忱地持守天主教信仰的矛盾冲突中，在哈布斯堡统治下的尼德兰地区扮演一种宗教妥协的仲裁者和调停者的角色，从而在政治上受益。1566年9月，在玛格丽特尚未授权的情况之下，威廉在安特卫普准许当地的加尔文派教徒举行礼拜仪式。不久，南方的其他城市也相继出现这类情况。12月，他本人抵达安特卫普，在当地鼓吹宗教的包容，同时也极力拖延战争。他写信告诉玛格丽特“当地的市民对于行政官员的成见以及敌意很深，而且为时已久，有朝一日可能出现很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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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最后走向反叛的道路，有一个过程。开始时，他声称并不反对国王本人，他承认菲律普的统治是合法正当的。他说他反对的是西班牙人邪恶的政策、特别是阿尔巴公爵的暴政。这种表达，无论是出于真心或者是策略，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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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的角度考虑，当时他并没有完全倒向加尔文派，他不想与菲律普二世彻底决裂，当然也不想让日耳曼的信奉路德宗的贵族支持者失望。最初，他没有突出他所领导的抵抗运动在宗教上的特性，他只是强调必须拯救尼德兰人民脱离暴政，回到他们“以前所享受的自由和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