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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绝法案》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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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斯同盟”是后来尼德兰地区走向南北分裂的肇因。在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不久，1579年1月23日，北方诸省组成“乌特勒支同盟”（Union of Utrecht or Unie van Utrecht）以对抗西班牙王室以及南方的天主教省份，这些省份是荷兰、泽兰、乌特勒支、海尔德兰、格罗宁根、弗里斯兰、上埃瑟尔、布拉班特以及佛兰德斯，城市有图尔内以及瓦朗谢纳（Valenciennes）。“乌特勒支同盟”开始时将首府设在安特卫普，直到这个城市沦陷为止。“乌特勒支同盟”宣称其成员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达成统一行动，各省之间不得单独与西班牙媾和，推动宗教信仰自由和地方自治。“乌特勒支同盟”标志着包括整个北方尼德兰领土的荷兰共和国的正式开端。不过，即便如此，它们仍然承认西班牙王室的地位，直到1581年7月26日，尼德兰北方诸省终于宣布《断绝法案》（Act of Abjuration or Plakkaat van Verlating ），这份协议签署于海牙，并在公布前的四天得到尼德兰联省议会的确认。该“法案”开宗明义，透露出“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的重要思想：“一个国家的君王是为了治理其人民，其权威是由上帝授予的。君王是为了管理人民、保护人民，并使他们免于遭受压迫，免于遭受暴力。君王要如同牧者一样照顾他的羊群，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的确，上帝创造了人，但并不是要人民成为君王的奴仆，不分是非服从君王的命令。君王是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管理人民（如果没有人民，君王也就不会存在）。君王是以平等的爱去扶持他的人民，就像一位父亲对待他的孩子，牧者对待他的羊群。在危难的时候，甚至可以牺牲其性命去保护人民。如果君王并非如此，反而压迫人民，乘机侵犯传统的习俗，剥夺他们原有的权利，压制人民并使之屈服之时，他就不再是一位君王了，人民只能视他为蛮横的暴君。”“法案”特别指出，如果君主没有经过联省的同意固执行事，各联省不但可以拒绝君主的职权，而且可以通过合法的过程去选择另外的国君来保护他们。“法案”还指出玛格丽特摄政、联省议会的代表以及对国王怀着忠诚之心的埃格蒙特伯爵曾经以请愿的方式向王室陈情，非但没有得到应有的答复，而且国王听信顾问的谗言，宣布陈情者为叛乱者，并没收他们的财产甚至将他们处死；“法案”历数了阿尔巴公爵在尼德兰地区施行的暴政，诸如没收当地人民的财产，剥夺他们的权利，使得许多人没有栖身之所，许多乡绅以及中产阶级的市民被流放或者处死。阿尔巴的暴政还包括经济上的压迫——除了强迫人民缴纳“百分之一税”“二十分之一税”以及“什一税”以外，还有各种不同名目的捐献与分摊，这些钱都是用来建造军营和新增设的防御工程的，尼德兰的人民还被征调去镇压自己的同胞，西班牙人并不是将尼德兰视为自己的领地，而是视为新的征服地，所有这些倒行逆施都使得正直的人们痛心疾首。“法案”指出西班牙在尼德兰地区执行的宗教政策是不得人心的，诸如国王派出的新的主教取缔了以前修道院院长的职责，又在设立宗教裁判所的省份强行贯彻特兰托大公会议的决议，剥夺尼德兰地区的原有的权利。人民认为，君王不但实质上要求管理人民的财产，还要操控人民的良心。可是人民则相信人类只应该在上帝的面前对自己的良心负责。最后，“法案”宣布这片遭受西班牙人痛苦蹂躏长达20年之久的土地与西班牙国王菲律普二世以及继承人永久地断绝关系。它宣布联省议会委任全体法律工作人员、官员以及相关人士，立即停止使用西班牙国王的名号、头衔以及纹章。如果安茹公爵因为缺席且发生与国家权利相关的紧急状况时，则应该以联省议会的大议长或者联省议会的名义代行职责。荷兰省与泽兰省应该以奥伦治亲王的名义行事。各个省的省政府在上述联省议会获得合法地位之前，则需服从与亲王协商同意之议会的命令。在与公共事务有关的方面，则需得到上述议会的授权才能够使用国玺、议会的印章，以代替西班牙国王的印玺。司法裁判部门在处理相关事务之际，该地区的省议会以及其他会议应当使用该省的名称和印章。已经送审的案件以及相关的函牍公文则须全数销毁。联省议会命令各地区须在法律颁布之日，立即将西班牙国王的所有的印玺，交给各省的财产管理部门或者专人妥善保管，以免被其他人恣意损毁。所有联省的货币，从今以后不再印制西班牙国王的称号以及纹章。所有新发行的金银货币上的纹章要依照联省议会的指示铸造发行。所有的政府公务员、地方议会的议长、法官以及民兵组织人员以前所作的向西班牙国王效忠的宣誓一律无效，他们必须重新宣誓效忠联省国家并明确表示反对西班牙国王及其追随者，宣示的内容是由联省议会决定的。联省议会还要求布拉班特公国、海尔德兰公国、聚特芬省议会、荷兰省议会、泽兰省的须德海沿岸东部以及西部的接管者、弗里斯兰省议会、梅赫伦的法议长、乌特勒支的议会议长和所有这些地区的法官、政府官员以及代理人促成“法案”在本地区的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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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绝法案》标志着荷兰共和国作为一个联邦国家基本上的创立与形成，它改变了荷兰“反叛”诸省的面貌。在这以前，虽然人民激烈地反抗西班牙人，但是大家表面上或者口头上都没有直接批评或指责西班牙的国王。突然之间，国王的肖像和纹章从货币上、建筑物的内部和外部以及所有签署的文件上完全消失了；更有甚者，反对国王的举动无论大小，现在都人民被视为神圣的事业。这是具有近代意义的第一份国家的独立宣言。“乌特勒支同盟”成立以后，西班牙国王菲律普二世在格兰维尔枢机主教的激励之下于1580年6月宣布威廉为“叛国者”。菲律普二世还悬赏25000克朗“刺杀全体基督教会以及人类的敌人”威廉。威廉则于1581年写了《申辩》（Apology ）一文，回应国王的谴责。据称这篇文章的思想受到法国的胡格诺派作家菲律普·德·普雷西·莫尔奈（Philippe de Plessis-Mornay，1549—1623）的启示。莫尔奈早年在海德堡大学学习法律和法理学，后来又去帕杜瓦大学学习希伯来语。在法国天主教和新教冲突的战争中，他于1567年参加孔德亲王的军队，后从马上摔下受伤而离开军队，他曾经访问过尼德兰威廉的军中。1572年8月23—24日，法国发生圣巴托洛梅乌大屠杀，他及时地逃过一劫，去了英国。1579年他写作《维护（自由）反对暴君》（Vindiciae contra tyrannos ），讨论人民是否要服从违反神法的暴君，结论是否定的。威廉的《申辩》中充斥着对于“宽容”和“自由”的颂扬，第一次提出“一个宗教信仰与另一个宗教信仰之间应该相互宽容”的主张。《断绝法案》以及《申辩》中表达的思想，被后来的历史学家和一般民众认为与宣告美国革命的《独立宣言》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具有“社会契约论”思想的最初的雏形；还有人指出《独立宣言》起草者之一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的思想，部分地受到《断绝法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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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深知他在领导荷兰人民反抗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哈布斯堡王朝以及罗马天主教会，而且国内的各派新教势力在宗教和政治问题上并不完全一致，所以他也曾经引入外国的力量，争取他们帮助荷兰赢得独立。在尼德兰的一些贵族拉拢以及联省议会的同意之下，法国国王的弟弟安茹公爵（François Anjou，duke of，d.1584）被冠以“自由的维护者”的名义，入主尼德兰。此事是因为当时许多的省份对于威廉并不十分信赖，联省议会才做出此项决定，希望能够赢得法国的支持。安茹公爵也允诺了他们的请求。1581年8月，他率领1.8万人马进攻佛兰德斯，拿下康布莱。安茹公爵有法国王室的血统，在法国的宗教战争中显示出他的领导能力，联省议会希望利用他的名声找到更大的外援。同时，他也是一名天主教徒，威廉也希望能够借助他的力量，制止加尔文派的信徒攻击天主教徒，进而在尼德兰境内实现教派之间的和平共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也曾经提供3万英镑给安茹公爵表示支持。不过，荷兰省和泽兰省还是更愿意支持威廉作为他们的领导者。安茹公爵最终觉得他的总督职位名不副实，他也没有办法阻止加尔文派攻击天主教会的行为，于是在1583年离开了尼德兰，并于次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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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4年7月10日，一位极端忠诚于菲律普二世的天主教狂热分子吉拉尔德（Balthasar Gérard，1557—1584）在代尔夫特的亲王官邸（Prinsenhof）与另一位客人（画家伦勃朗的岳父，一名律师）面见了威廉，他们一起用餐，在用餐完毕，威廉与吉拉尔德一起上楼的时候，后者用双轮手枪刺杀了他，至今在官邸的楼梯一旁还留有两个子弹的洞。根据官方的记载，“沉默者”威廉在临终时说：“祈求上帝怜悯这个国家以及我的灵魂。”刺客在逃出代尔夫特以前被捕，他受到极为严厉的酷刑拷打，于7月13日被处死。威廉的遗言不仅使得他个人成为荷兰历史上伟大的“殉国烈士”，而且也激励着尼德兰人民坚持反抗西班牙人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按照传统，拿骚家族的成员是应该埋葬在布雷达的，但是，当时这座城市处于西班牙国王军队的控制之下。威廉逝世以后，人们将他埋葬在代尔夫特坐落在市政厅对面市场广场的新教堂（Nieuwe Kerk or New Church）。最初人们竖立的纪念碑是非常简朴的，1623年，人们建立了一个新的纪念碑，由荷兰建筑师与雕刻家亨德里克·德·凯瑟（Hendrick de Keyser，1565—1621）制作，他的儿子彼得·德·凯瑟（Pieter de Keyser）完成。从那时起，许多奥伦治-拿骚家族的成员都选择在身后埋葬在这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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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威廉的时代，许多人视他为尼德兰革命的领袖与反叛西班牙王室的英雄，是尼德兰独立运动的领导者。不过，后来的历史学家在仔细地研究了与他有关的许多公私文件以及信件以后，发现他其实是一位充满矛盾的人物，在举旗反抗西班牙以及效忠西班牙两股极端势力之间，他徘徊良久，试图找出中间的道路。他毕竟深受查理五世的栽培以及哈布斯堡宫廷的养育之恩，不能说背弃就背弃。同时，他的宗教自由的理想深深地根植于心中，不可能认同西班牙王室全面取缔以及残酷压迫新教的立场，这是他不能与菲律普二世妥协的根本点。所以，有历史学家指出，尼德兰反叛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尼德兰人民要追求宗教的自由，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另外，威廉想要极力维护自中世纪以来尼德兰地方享有的“特权与自由”。自勃艮第诸公爵以及查理五世以来，虽然他们都试图建立中央的管制，但是对于中世纪以来尼德兰地方自治的传统，多有了解，也基本上表示尊重。到了威廉的时代，尼德兰的大城市如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乌特勒支、鹿特丹等地的商人和店主更是在日渐衰落的封建制度下蓬勃发展，他们公开申明对于城市和社区拥有义务。在他们的眼中，所谓“特权与自由”可能包括更多的新的时代的内容，诸如贸易自由原则以及贸易保护法规的建立，还有对于政府的课税措施持有发言权等等。在他们看来，菲律普二世的中央集权措施是一种倒行逆施。荷兰著名的历史学家赫伊津哈指出，在威廉的心目中，勃艮第的传统是理想的世界，但是由他所推动的历史运动的结果即荷兰共和国则远远超出了他的期望：“今年，我们庆祝伟大的奥伦治亲王冥诞四百周年。如果仔细考察他的重要的历史地位、伟大精神以及高尚的宗旨，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他高举的反叛的旗帜是勃艮第的旗帜。实际上，他捍卫的传统是勃艮第王室的传统，之所以反叛西班牙的统治者，是因为他们不尊重勃艮第的遗产，他们不得不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奥伦治公爵反叛基督教世界最为强大的统治者，没有多少成功的希望，历尽沧桑，随之产生的不是由十七省组成的国家，而是七省联盟组成的小国。由十七省组成的大国将以最古老和最富裕的佛兰德斯、布拉班特、埃诺和阿图瓦为主导；相反，七省联盟组成的共和国却是一个航海、经商和捕鱼的国度。勃艮第这个国家在此成为一个徒具躯干的空架子。在勇者查理之下，勃艮第曾经像一个位居中心的国家，从北海贯穿到阿尔卑斯山的可能性似乎指日可待。这种泛勃艮第的理想随着勇者查理的死亡而被埋葬了。一百年以后，奥伦治亲王威廉实现了根特和解以后，团结各省人民反抗西班牙人。他希望至少从弗里斯兰到皮卡和洛林的勃艮第治下的尼德兰能够成功地维持独立。奥伦治亲王历尽沧桑、死而后已、坚守希望。他相信局势总会好转。最后的结果非常神奇，远远超过尼德兰诸省的大团结——一个小小的共和国却建立了庞大的海外帝国，收获了空前的繁荣，创建了独特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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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海洋帝国史：1581-1800 [:1706342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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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海洋帝国史：1581-1800 五、莫里斯亲王的战争以及《十二年停战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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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者”威廉逝世以后，由其侄子威廉·路易拿骚（William Louis，Count of Nassau-Dillenburg，1560—1620）以及他的儿子莫里斯·凡·拿骚（Maurice of Nassau，Prince of Orange，1567—1625）继承奥伦治家族的事业。莫里斯是“沉默者”威廉的次子，出生于迪林根。1584年他的父亲被谋杀的时候，他正在莱顿大学念书。虽然那时他才16岁，但是仍然被推举为荷兰省和泽兰省的执政官以及省议会的议长。他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政治、历史、军事战略、战术、天文、数学等各方面的知识，努力使自己成为当代最杰出的战略家。他对于当时著名的佛兰德斯数学家、物理学家以及军事工程学家西蒙·斯蒂芬（Simon Stevin，1548—1620）的军事围城战术特别在意，表现出很强烈的对于军事围城技术的兴趣。1586年荷兰省的议会确认了他的亲王称号。威廉·路易则被任命为弗里斯兰以及格罗宁根的执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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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官莫里斯亲王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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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联省议会在荷兰痛失威廉并且莫里斯尚年轻的情况之下，邀请伊丽莎白一世为联省共和国的宗主。但是，英国女王顾虑到如果此时英国公开干涉尼德兰的事务，会立即导致英国与西班牙的战争，她目前尚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况发生。不过，她最终还是同意派遣军队7000人，委任她所信任的莱斯特伯爵（Robert Dudley，Earl of Leicester，1532—1588）为总指挥前往尼德兰支持荷兰军队，同时也为荷兰的军队提供一定的经费支援。莱斯特在来到尼德兰以后，被联省议会任命为总督。英国之所以看重尼德兰，是因为当时的安特卫普是英国纺织品在欧洲大陆的最重要的销售市场，伊丽莎白一世不愿意看到法国干涉尼德兰，也不愿意看到西班牙中央集权在尼德兰的全面建立，她希望看到的是尼德兰的仍然处于查理五世的时代的自治区的地位。所以，她对于尼德兰的支持是有自己的考虑以及立场的。莱斯特在尼德兰严厉禁止当地商人与西班牙保持贸易的往来，此举符合英国削弱西班牙的政策，但是不符合荷兰省商人的利益。当时荷兰一边与西班牙打仗，一边也与西班牙贸易，所获的利益部分地供给荷兰的行政与军事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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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里斯刚刚担任执政官的初期，当时的军事和政务是由莱斯特掌握的，1587年8月，在莱斯特伯爵离开尼德兰以后，约翰·凡·奥登巴恩维尔特（John van Oldenbarneveldt，1547—1619）成为这个荷兰主要的政治家，并在后来的荷兰政坛发挥影响长达30年之久。他出生于乌特勒支省的阿默斯福德（Amersfoort），其家族成员均为摄政议员，具有反哈布斯堡王室的倾向，其母亲的家族则是反勃艮第家族统治的。他于1566年至1570年在鲁汶大学学习过法律，以后又去布鲁日、海德堡大学以及帕杜瓦大学求学，还去了法国以及意大利旅行，具有广博的见闻，萌发了宗教宽容的思想。后来定居于海牙。他对于修筑堤坝以及灌溉系统有很大的兴趣，在莱顿围城战的时候他被荷兰省派去监督决堤的工程。他与“沉默者”威廉非常投契，支持威廉反抗西班牙的事业，并参加威廉指挥的军队。早在1573年的哈勒姆战役以及1574年的莱顿战役中有非常勇敢的表现。1575年，他与玛丽亚·凡·乌特勒支（Maria van Utrecht，约1551—1629）结婚，后者是一名贵族的私生女。奥登巴恩维尔特于1576年成为鹿特丹的市政厅的法议长，由于他的能力、才干以及具有说服力的演说技巧，他受到当时联省议会成员的欣赏。1579年，“乌特勒支同盟”成立的时候，他是积极的倡导者之一。与当时邀请英国人入主尼德兰的联省议会成员的意见不同，他激烈地反对邀请英国人介入尼德兰的事务，特别是反对莱斯特执行的禁止与西班牙贸易的政策，由此赢得荷兰省的大商人阶级的支持，他们联合起来，终于迫使莱斯特离开了尼德兰。此后，联省议会决定从此不再邀请外国的君主或者贵族来担任荷兰的宗主。1585年，他作为外交代表出使英国，争取英国对于荷兰“反叛”事业的支持。1588年，莫里斯被任命为联省军队的统帅以及海军上将，1590年至1591年又当选为乌特勒支、上埃瑟尔省以及海尔德兰的执政官。从那时起，他主要负责荷兰共和国的军队以及与西班牙的作战，奥登巴恩维尔特则负责处理政治和其他的国务以及民事事务，1586年3月16日，他就任荷兰省的“大法议长”职务。“法议长”（Advocaat van den Lande，or Land’s Advocate of Holland）原本为城市中的领薪的法律顾问，在荷兰“反叛”的过程中，这个职位逐渐成为举足轻重的法律政务官，与执政官旗鼓相当。从那时起，奥登巴恩维尔特执掌这个共和国最重要的职务之一长达32年之久，在荷兰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宗教和社会各个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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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登巴恩维尔特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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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在军事方面表现出同时代的人很难企及的才能。他在1588年执掌荷兰共和国的军队以后，他没有采取贸然出击的态势，而是谨慎行事，稳扎稳打。他对于军队也是训练有素，其军事训练的思想以及军队纪律反映了加尔文主义的严格要求。军人具有钢铁一般的坚毅，能够统一行动，绝对服从。在部队的整体中，个人就像是一颗可以随时被替换或调遣的螺丝钉，个人的七情六欲在军队中都被压制。莫里斯还注意建立军队的物资供应站，注意军队的后勤与补给，及时向军队提供所需的物资。为了保护尼德兰地区北方诸省免受西班牙人的再度入侵以及准备向更远的地方进攻，莫里斯在北方城镇的边界地带建立了多所要塞和堡垒。由于他对于围城的战术多有研究，赢得多次重要的围城战争的胜利，如1590年的布雷达战役，1591年的聚特芬以及诺森贝格（Knodsenburg）战役，1592年的在上埃瑟尔省的斯滕维克（Steenwijk）以及库福尔顿（Coevorden）战役，1593年的海特勒伊登贝赫（Geertuidenberg）战役，1594年的格罗宁根战役等。到1597年，莫里斯的军队已经占领了海尔德兰的东部地区。到16世纪90年代后期，荷兰军队甚至越过了马斯河以及斯海尔德河，大有“解放”尼德兰南部的势头。莫里斯的军事胜利大大地巩固了荷兰共和国的边界，使得共和国的社会经济能够在安全的环境之下获得稳步发展。在北方七省以外靠近南方的林堡以及布拉班特在日后也被北方联省合并，但是基于北方七省的政治和行政机构的运作方式已经确定，各个省份又各有其属于省的自主权，不愿自身的利益被分享或是受到干预。于是，新归入的林堡以及布拉班特只能被划入七联省共和国的共属之地，并有联省议会直接管理，是为“公地”（Generaliteislan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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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方面，在菲律普二世统治的后期，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发生了频繁而激烈的冲突。菲律普二世曾经协助爱尔兰信奉天主教的“反叛者”以及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后者被伊丽莎白一世处死，导致菲律普二世派遣“无敌舰队”与英国作战。这支训练多时的庞大舰队由130艘船舰组成，原本由圣克鲁兹侯爵（Marquis of Santa Cruz）出任总指挥，因为侯爵猝死，遂改由不谙海军作战的西多尼亚公爵（Duke of Medina Sidonia）临时接替指挥。1588年5月30日，无敌舰队从里斯本浩浩荡荡起航，却在英吉利海峡遭到英国舰队的袭击，并在暂时撤退之际，遭受暴风雨的袭击，舰队被吹向敦刻尔克沿海。强烈的暴风雨持续肆虐，以致西班牙的舰队最终溃散，半数的舰船沉没于海底。西班牙从那时起国运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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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7年1月24日，莫里斯指挥荷兰军队在北方和南方尼德兰边界上的蒂伦豪特（Turnhout）击败了西班牙军队，西班牙4500名步兵以及骑兵中有半数伤亡。荷兰军队攻占了蒂伦豪特要塞并焚毁了它。荷兰军队之所以取得胜利的部分原因在于莫里斯将新式的骑兵投入战斗，这些骑兵穿着盔甲并拥有可以携带的枪支，使得西班牙的军队难以抵挡。在战事结束以后的2月8日，莫里斯凯旋，回到海牙，他将俘获的西班牙军旗挂在联省议会大厦的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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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年，莫里斯指挥的荷兰共和国军队在今天比利时境内的沿海城市新港（Nieuwpoort）附近的海滩击溃了西班牙军队。为此战役，莫里斯动用了荷兰的精锐部队，集结了12个步兵团以及25支骑兵分队，由12000名步兵和2000匹马组成，6月22日就从荷兰人的基地奥斯坦德出发渡过斯海尔德河河口向敦刻尔克方向挺进。当莫里斯率领军队进击作战的时候，奥登巴恩维尔特则率领联省议会的一个委员会入驻奥斯坦德，他们的目的是监督莫里斯的军队的作战以及观察其军事战略。很久以来，奥登巴恩维尔特以及联省议会就认为军队对于共和国是至关重要的，不能由个人单独控制，莫里斯当然对此非常不满和愤怒，并公开表露出来，这是他与奥登巴恩维尔特第一次发生冲突。在7月2日的决战中，莫里斯军队与西班牙人展开了非常激烈的战斗，西班牙人的步兵在当时的欧洲是最强大的，他们沿着堤坝顽强抵抗荷兰军队的进攻，其作战技艺非常高超，要不是荷兰军队训练有素，就很难有效地推进，双方进入胶着状态。最后，荷兰军队使用了特制的垫子平铺在地上，这样大炮就可以在上面移动并且开炮，而且大炮不会陷入泥潭和沼泽里，而西班牙人则办不到。莫里斯等到西班牙人感到疲惫不支以后，让骑兵分队发起进攻，此时夕阳西下，西班牙人迎着阳光，看不清楚对方的敌人，在荷兰人的猛攻之下终于节节败退。据称西班牙人有2500多人伤亡，溃不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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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港战役》由艺术家Pauwels van Hillegath作于1632—1642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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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莫里斯赢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是他发现尼德兰南方的人民对于荷兰共和国的军事行动既不支持，也不感到高兴，他们心中愿意效忠西班牙王室。这是一个令人错愕的结果，也使得荷兰共和国“解放”南方失土的热忱降低了许多。从那时起，北方的一些人民不仅对于那些愿意生活在西班牙统治下的南方尼德兰人有所轻视，甚至产生敌意。其实，对于莫里斯以及北方的许多人来说，他们需要努力克服心中的那种“失去”南方的情绪。同时，在新港战役之后，莫里斯统帅的军队的运输线也已经延长到它的极限，在军事胜利之后，他不得不下令撤军。莫里斯当时最想占领的城市敦刻尔克则仍然留在西班牙军队的手中，这个城市曾经在1577年至1583年一度被起义者占领，西班牙总督法内塞统治期间又被西班牙人夺回。由于荷兰共和国的海军一直在封锁这个港口，所以有一批亲西班牙的当地海商自行组织船队逃避封锁，驶向外海向荷兰的舰队发起攻击。荷兰海军一直拦截这些船队，但是到了冬天就无能为力。由于敦刻尔克还在西班牙人手里，这些当时被称为“敦刻尔克人”的船队仍然可以骚扰荷兰以及英国的贸易船队。就在这一年的8月，一批“敦刻尔克人”的私掠船只在北海击沉了36艘荷兰的鲱鱼捕捞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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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西班牙国内因为国库空虚，财政困难，无法支付巨额的军费，王室和政府希望找到一个解决尼德兰问题的办法。同时，西班牙在西印度的发展也受到了荷兰的威胁，西班牙方面希望通过停战，促使荷兰停止在西印度的扩张。当时荷兰正计划在南美洲的东海岸开辟新的殖民地以及新的商机。另外，从1605年开始，荷兰在亚洲的东方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东印度公司的舰队征服了今印度尼西亚的安汶岛、特尔纳特岛以及蒂多雷岛，西班牙政府发现他们完全没有办法阻止荷兰人在远东的扩张。在此情形之下，他们产生了休战的想法。荷兰方面，虽然荷兰的军队使得西班牙人处于困境，但是荷兰为了维持军事上的优势也需要不断地招募和扩大兵源，荷兰的军队在1599年是3.5万人，到1607年已经增加到5.1万人，需要庞大的军费维持其战斗力。同时，荷兰还要花费昂贵的费用维修各地的要塞，并且建立新的要塞。虽然自1590年以来，荷兰海上贸易迅速发展，经济处于上升的态势，但是，长久的战争使得军费的维持倍感困难。1606年，奥登巴恩维尔特在给荷兰驻巴黎的使节写信时说：“国内的形势极端困难，但是我们仍然不敢向城镇和乡村增加税收，害怕引起更大的骚乱。……一半以上的城镇居民倾向于和平。”奥登巴恩维尔特认为，仅仅依靠“公地”上的税收很难支付战争的开销，再要增加税收无疑会引发骚乱。他和联省议会中的主和派希望借着暂时的休战，以使经济得到复苏。但是，荷兰人也考虑到长久的停战对于自身不见得有益，主要是因为如果与西班牙处于的战争的状态，直布罗陀海峡是封闭的，这会使得尼德兰诸省有机会在北海与地中海之间通过航运贸易获取利润。如果双方停战，荷兰相当部分的贸易机会就会丧失。在此种矛盾及犹豫的心态下，从1607年起，双方已经开始接触，并且互相有一些口头的承诺。荷兰答应退出西印度（不过从未实施），西班牙则承诺解除对于荷兰的封锁，也答应在荷兰实现宗教信仰的自由，并对待荷兰如同对待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就在这一年，荷兰军队中的强硬派却无视西班牙的停战条件，在西班牙的沿海攻击西班牙的船只，并持续在南美洲的东岸发展自己的势力，于是谈判停顿了下来。次年，西班牙再度提出要求荷兰退出西印度，荷兰也因战事疲惫而与对方协议自1609年休战。在此过程当中，莫里斯亲王与奥登巴恩维尔特意见不一，他认为荷兰不应该与西班牙停战，1608年秋天，他在荷兰省的市政厅的公开场合表示，荷兰与西班牙人达成和平协议只会削弱荷兰的安全甚至导致西班牙暴政的恢复。另外，西印度公司的主要的主管威廉·乌里克斯（Willem Usselincx）也认为和平协议会危及哈勒姆、莱顿以及代尔夫特的纺织业。这位主管以前居住在南方，为逃避西班牙的迫害逃亡北方，是坚定的反西班牙人士。尽管有不少反对的声浪，但在议和的问题上，身为大法议长主持荷兰外交与国内事务的奥登巴恩维尔特还是占了主导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