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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海上贸易制度的维持也要依赖于经济的状况。在1672年的“灾难之年”中,荷兰海上的贸易几乎处于瘫痪状态。从1672年至1674年,由于英法舰队在海上的封锁,荷兰的商船大部分停泊在港口里不敢出海。从1674年开始,奥伦治政府采取积极的措施以图挽救。特别在与英国以及明斯特缔结和平协定以后,荷兰的海上运输业以及海外殖民地的贸易活动都有所恢复。但是由法国政府鼓励的从敦刻尔克出发的海盗船只还在劫掠海上航行的荷兰商船。因此,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的东印度公司以及西印度公司股票交易仍然不很活跃,直到1676年,才有所恢复和活跃,股票的面值才有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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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8年8月2日,奥伦治亲王统领35000名士兵(其中有部分西班牙人和勃兰登堡人)抵达今比利时境内的蒙斯。路易十四意识到不可能再取得优势,故撤出了荷兰城镇中的法国军队,法国还取消了1667年制定的对尼德兰地区的高关税的政策。不久以后,双方签订了《奈梅亨条约》(Treaty of Nijmegen ),荷兰与法国的战事终于停止了。荷兰取得了政治上的和军事上的胜利,特别是法国取消对尼德兰的高关税政策对于荷兰在1680年代以后的经济复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时,荷兰由于单独与法国谈判签订和约,西班牙国王以及勃兰登堡选帝侯都对奥伦治亲王不满,他们视他为不可信赖的同盟者,由此也损害了荷兰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往来和贸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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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688年至1691年,荷兰以及英国两国的历史进程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那就是发生了欧洲历史上著名的“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它对于荷兰、英国以及欧洲的其他地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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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5年2月6日,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去世,这位国王没有正式的子嗣,由他的弟弟詹姆士二世(James II,1633—1701,1685—1688年在位)即位。他原为约克的公爵以及海军大臣,在任海军大臣期间,英国的海军与荷兰作战时经常失利。他的第二任妻子摩德纳的玛丽是一位天主教徒,英国的新教徒对他们夫妇很不信任。约克公爵詹姆士曾经表示不否认天主教会举行的弥撒中的圣体是耶稣真实的临在,这种宗教信仰上的看法与新教大相径庭。他在同年4月23日即位成为英国国王以后,被称为詹姆士二世。当时,英国国会曾经要求他宣誓效忠新教的信仰,但是他拒绝这样做。一开始,他与国会没有发生更大的冲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发生了变化,特别是查理二世的一位私生子企图夺取王位而被他处死以后,他致力于扩大君权,想要效法路易十四建立一支忠于王权以及他本人的常备军和海军,他将英格兰的陆军从查理二世时代的7000人扩充至2万人,以此震慑国会中的反对势力、新教贵族以及英国国教会的主教以及民众中的清教徒。他还任命了一些具有天主教信仰倾向的人士担任高级官吏以及军队中的军官。他还在伦敦接见了罗马教宗的代表,这是自玛丽一世以来第一个来到伦敦的教廷代表团。早在詹姆士二世还是约克公爵的时候,他就十分关注英国海外殖民地利益的发展,并致力于推广英国经济的成长。他在成为英国国王以后,鼓励海外有技术经验的人才移居英国,并不论及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荷兰共和国在商业贸易上的成就是基于宗教宽容和良心自由的缘故。同时,在处理和国会的关系方面,他比较强调君主的权力。因此,他与国会中以托利党为主的议员以及当时英国国内的大部分坚定的新教徒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1686年至1687年两年之中,他使国会处于休会的状态。1687年,他取消了原来的镇压天主教徒的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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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688年初开始,英国国内的托利党人以及绝大部分的信奉新教的臣民就企图废除这位信奉天主教信仰的国王。他们想到让信奉新教的荷兰执政官奥伦治亲王威廉三世从荷兰渡海来英格兰充当英国的国王。他们的理由是:威廉三世既是查理二世也是詹姆士二世的侄子,他还是詹姆士二世的长女玛丽公主(Princess Mary,1662—1694)的丈夫——原来威廉三世在1677年即与玛丽公主结婚,所以威廉三世是詹姆士二世的女婿。反对詹姆士二世的人士认为由这位新教徒的荷兰执政官同时兼任英国国王可以保住国会的以及英国新教教会的地位和利益。这种要求正好满足了威廉三世想要统治英伦三岛的野心。当时,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正大肆迫害胡格诺派的教徒,每天都有不幸的受害者在英格兰沿海地区登陆,英格兰举国上下都加深了对于天主教会在英格兰复辟的恐惧与仇恨。英国社会各阶层的人们都知道,詹姆士的宫廷与法国的宫廷互相合作,对于他们的今生来世都是威胁。威廉三世对于英国人民的这种普遍的心理是非常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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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8年4月底,詹姆士二世签发了第二个《免罪令》,这是有利于天主教徒的法令。他要求在全国各地的教堂里宣读这个法令。5月18日,英国国教会的7名主教在德高望重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桑克罗夫的带领之下,抗议国王的命令。普通教士服从教会上司的命令,没有在教堂宣读《免罪令》。詹姆士二世看到教会的领袖们居然抗命,愤怒异常。他要求以煽动叛乱罪审判闹事的主教。他的大臣们对国王的决定感到震惊,但是詹姆士二世一意孤行,下令进行审判。各位主教也决不让步,拒绝保释,他们被关进了伦敦塔。当他们登上驳船沿着泰晤士河被送往伦敦塔的时候,人民群众向他们欢呼致意。人民的欢呼包含着政治上的支持。主教们在6月15日被带回到威斯敏斯特宫,6月29日,法庭对他们进行了审判,此时又出现了动人的场面,审判持续到晚上,审判员们整夜聚集在一起。次日,法庭宣布主教们“无罪”,人们欢声雷动。当主教们离开法庭的时候,连一些毕生反对英国国教会的人都跪下请求主教们降福。当天晚上,在人民的欢呼声中,7名主教向威廉三世写了一封信,他们在信中这样写道:“如果形势的发展使您认为能够在今年及时赶到这里给予援助,……我们必将迎接阁下登陆。”这封信由一名乔装成普通水手的英国海军舰队舰长赫尔伯特交给在海牙的联省议会以及威廉三世的执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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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海的彼岸,威廉三世密切地注视着英格兰事态的发展。他从政治、外交、财政、军事(海军和陆军)、人员以及国内事务各个方面积极入手,准备入侵英国。荷兰举国的海陆军以及来自德意志和瑞典的雇佣军都投入了战斗准备,无数的商船都被投入使用运输军队、弹药和装备。9月下旬,威廉三世的一支拥有500艘战舰以及60艘护航船只的巨大的舰队聚集在荷兰西南部的沿海的港口城市海勒夫特斯勒斯(Hellevoetsluis),准备远征英国,这支伟大的舰队的规模是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四倍,远征军中有荷兰人、瑞典人、丹麦人、普鲁士人、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还有刚刚遭受迫害离开法国的胡格诺教徒,总共有1.4万人。由于当时风向不合,所以一直在港口等待。直到11月初,庞大的舰队终于出发了,它沿着多佛以及加莱一线前进,并向多佛和加莱两边的要塞同时鸣炮致敬,并且吹号和敲鼓。目睹这场浩大的海上入侵的人们都声称这是他们毕生见到的最为壮观的景象。还有人声称这是一场“新教之风”(Protestant wind)。最后,舰队在多佛登陆,没有多久就攻占了埃克塞特。在最初的三个星期中,荷兰的军队就展现出比英国军队更强大的优势,而且赢得英国各界明显的欢迎。威廉三世在向埃克塞特的绅士界发表演说的时候,指出他不需要英国民众在“军事上的协助”,只需要他们在“道义的支持与参与”。有些英国民众向威廉三世的军队欢呼“上帝庇佑你们”,有些农民还送苹果给他们吃。詹姆士二世迫于国内外巨大的压力,在10月3日取消了宗教法庭,关闭的天主教会的神学院,恢复同情新教的官员的职务以及一些城市的自治特权,敦促主教们捐弃前嫌,但是这一切为时已晚。到12月的时候,詹姆士二世军队的败象已经毫无疑义了。12月11日,詹姆士二世逃出王宫,渡过泰晤士河,他逃到了一只船上,可是没有赶上海潮,被渔民抓住,押回伦敦。过了一段时间,他再度逃跑,这一次他成功逃离英格兰,最后到逃到了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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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三世在英国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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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8日,“光荣革命”达到了它的最高峰。这一天,奥伦治亲王威廉三世和他的军队以凯旋的姿态进入伦敦。奥伦治亲王下令首都所有的官员,包括王宫的卫兵在内,都要撤退到伦敦城市以外20英里的地方。白厅、圣詹姆士王宫以及伦敦的其他地方都由荷兰的士兵把守,他们已经在数月之内陆续来到英国。奥伦治亲王现在已经成为英国的主人,早在与国会的议员们见面以前,他已经控制了这个国家的陆军、海军和财政。1689年2月,威廉三世与妻子玛丽正式登基成为英国的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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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入主英国之前,威廉三世就策划了一个复杂而缜密的计划,起草了一份历史性的文件《根据上帝的旨意,威廉·亨利殿下即奥伦治亲王的宣言,他带领军队出现在英格兰的原因》。威廉三世的探子以空前的规模暗中散布数万份副本,印刷的地点包括阿姆斯特丹、伦敦、汉堡、约克等几座城市,接着运输到全英格兰等地,按照预定的时间大量地发放。在这份宣言中,威廉三世刻意模仿他的祖父“沉默者”威廉的模式,向英格兰人民宣示:“如果合法权威所建立的法律、自由与惯例公然遭到违反与废除,那么任何国家或者王国大众和平与幸福均无法获得维护,这对所有人而言都是确定且明显的事实。”它列举了詹姆士滥权的一些事实,特别提到天主教会接管国家权力可能会导致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遭到侵犯。因此,他作为实现宗教信仰自由的外国领袖接管英格兰的君主政府具有绝对的合理性。这份宣言后来在英格兰城镇的广场上以及乡间公开宣读。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威廉三世的入侵之所以取得成功,一方面是英国人民担心詹姆士会走上独裁之路以及天主教会恢复以后可能发生的反攻倒算;另一方面是因为过往几十年中来英格兰一直受到荷兰文化的侵蚀与影响,从落地钟、廉价绘画、资本主义精神、世俗主义、务实的地方自治以及宗教宽容思想等太多的荷兰元素注入英格兰。罗素·修托(Russll Shorto)在《阿姆斯特丹:一座自由主义之都》中引用英国历史学家丽萨·加丁(Lisa Jardine)的看法指出:“到了1688年,英格兰与荷兰的文化、知识、宫廷以及政治上的交流已经十分密切,因此那场入侵更像是一次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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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三世与玛丽在英国加冕,是为“光荣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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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三世在进入伦敦以后,召集各地区的代表来到伦敦开会,共商国策。此次会议后来成为真正的国会。会议宣布詹姆士二世擅离职守,自动退位。威廉和玛丽共同执政。在此之前,国会颁布了一项《权利法案》,作为新国王登基的条件,其中肯定了“英格兰人民自古以来就拥有的”的权利,比如只有国会才能征税,臣民可以自由地请愿,议员可以自由发表政见,国会应该定期开会,等等。这些权利属于英格兰长期以来的传统,但是以书面的形式加以肯定,而且作为国王和臣民之间的“契约”出现,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光荣革命”还附带有几项法律文献。它们是:(1)1689年的《兵变法》,规定国王如果征召一支常备军,只可以维持半年左右,否则国会就不拨款;国会由此控制了军队,国王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军权;(2)1689年颁布了《宽容法》,确立了宗教宽容的原则,但仍然维持非国教在政治方面的不平等地位;(3)1694年颁布了《三年法》,规定一届国会的时间最多为三年,每三年要改选一次;(4)1696年颁布的《叛国法》,其目的是不让国王以“叛国罪”为借口清除反对派,为被指控犯“叛国罪”的人提供了法律保护;(5)1701年的《继承法》,规定了以后王位继承的顺序,保证王位不会再回到詹姆士二世的男系后代的手上。[1] 一般历史学家都认为,在这场跨海政权转移的“光荣革命”对于英国后来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影响。这些影响包括英国金融的现代化、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扩张等。其中最大的影响还是终结了英国的君主制,开启了君主立宪制,一个强大的和稳定的国会逐渐形成——这是威廉三世在宣言上多多少少做出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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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三世在登基以后,就要求英国参与对法国的战争。1689年5月,他让英格兰以及苏格兰分别向法国宣战。但是,他从荷兰带到英国的大量军队在以后的三年中一直没有办法开回荷兰与法国作战,因为英国国内的亲詹姆士的势力在苏格兰、爱尔兰甚至英格兰仍然存在;没有荷兰军队驻扎在英国,“光荣革命”的成果就有可能会失去。开始时,英国国会中有一部分人认为威廉三世对法国宣战的目的是维护荷兰的利益,一时间心怀疑虑。但是最后因为担心法国的势力过于强大,还是同意和支持英国加入西班牙和勃兰登堡的结盟,共同反对法国,即英国还是加入了反法的“奥格斯堡同盟”(The League of Augusburg)。这是威廉三世为了防止路易十四及其王族参与西班牙王位争夺的举动。当时,西班牙国王菲律普四世的继承者查理二世身体虚弱,法国想乘此机会以姻亲之名夺取西班牙的王位。威廉三世认为法国的野心和称霸将破坏全欧洲的势力平衡,也会成为最强大的和好战的天主教国家,危及英国、荷兰以及新教的整体利益。所以,他决心与法国展开长达15年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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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三世入侵英国以后他对于法国的战争,给荷兰本国带来复杂的甚至是负面的影响。在入侵以后的三年,荷兰大量的精锐部队必须留在英国维持新秩序;与此同时,荷兰共和国本身还必须集中国内的军队与法国作战。联省议会、荷兰省与阿姆斯特丹以及其他各省都必须分出力量支持威廉三世,以防止詹姆士二世卷土重来,并将英国转变为一个由反天主教会的国会主导的立宪政体。荷兰除了维护“光荣革命”的成果以外别无选择。在威廉三世的安排下,在英国的1.7万名荷兰精锐部队的经费是由英国的纳税人支付的。但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荷兰的摄政团的议员们心存疑虑。他们知道,一旦英国的新政权安定了,矛盾的焦点就会转到欧洲大陆的低地国家,荷兰本身的形势就会变得复杂起来。荷兰的军队在英国和低地地区一分为二,势必对荷兰国家的防务造成弱化的态势,勃兰登堡选帝侯的力量比较薄弱,荷兰在北方以及德意志地区与法国的抗衡就会起主导的作用。威廉三世还要面对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反抗,这决定了他很难站在荷兰执政官的地位上多多为欧陆的本国再作考虑。英国也要维持在海上的军事力量,这也会对荷兰海军以及航运业的发展造成制约。总之,威廉三世的主要目标是要遏制法国的扩张,击败路易十四,维持欧洲的势力平衡。荷兰摄政团的主要的考虑是联省共和国的利益不要在欧洲各国的争斗中卷入太深,阿姆斯特丹以及荷兰省的各城镇将自己的安全利益置于首要的地位,并且极力保护各自的航运业以及贸易活动。联省议会还担心威廉三世作为英国的国王、英国以及荷兰两国军队的实际统帅,其权力将比1688年以前更为强大(而不是摄政团所希望的更加弱小)。法国的一些抱有敌意的宣传小册子不怀好意地宣扬威廉三世实际上已经是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以及联省共和国“四个王国”的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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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威廉三世成为英国的国王以后,英国与荷兰两国的经济和贸易关系也发生了改变。两国协议,由荷兰的商人提供资金为英国制造船只与军舰,这就使得英国的海军后来居上,两国还规定了造船数的比例为3
:2,这使得英国后来在海上力量上超过了荷兰的海军。两国还对各自的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贸易利益做了分配,荷兰东印度公司主要从事东方的香料贸易,英国东印度公司则从事印度的纺织品贸易,后者还因获得大量的荷兰资本而重组。到了18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纺织品的贸易额逐渐地超过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香料贸易额,到18世纪后期,英国东印度公司成为欧洲国家中最强大的贸易垄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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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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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海洋帝国史:1581-1800 第六章“黄金时代”的社会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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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尼德兰社会各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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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栖的工人阶级 尽管缺乏对于失业的工人人数统计以及其他相关问题的资料,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黄金时代”荷兰共和国的经济扩张以及国家繁荣也伴随着工人阶级的努力工作以及普遍的贫困,这与后来英国工业革命时代的工人阶级的状况是一样的。当时荷兰工人贫困的很大原因是价格革命所引起的食品和房屋价格的上扬,在17世纪中叶的时候,在尼德兰北方地区物价的上涨到了顶点,而工人的工资则远远落后于物价。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在一些城镇,人口在急剧地增加,特别是阿姆斯特丹;由于卷入对外战争,贸易的活动不时会出现混乱和间断的情况,对经济以及社会造成冲击和动荡,尽管在八十年战争期间,荷兰在总体上保持了海外贸易的繁荣。早在1566年,荷兰北部城市莱瓦顿的编年历史学家就已经注意到富有的摄政团议员以及商人阶层是高踞于“低微的、悲哀的和饥饿的普通民众”之上的。1597年,阿姆斯特丹的市民公开谴责剥削童工,当时有人注意到一些雇主“经常以提供慈善援助或教他们做生意为借口驱使两个、四个、六个或者更多的劳工阶级的孩子们为他们工作,他们羁留这些孩子们许多年,对待他们如同奴隶而非学徒。”在1638年至1640年莱顿的纺织业繁荣时期,至少有4000名童工从列日被带到这里的工厂里从事廉价的劳动;人们还指责定居在莱顿的瓦隆布商将那些远在诺维奇、杜埃以及克里夫斯等地的讨饭的男孩带到莱顿当童工。劳工阶级的妻子儿女都居住在济贫院(poor-houses)以及教区的劳动救济院(work-houses)里,此种情形,又与后来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社会状况十分相似。在1646年,许多织布工人一天竟然要工作14小时!处境十分艰困以及惨淡。13年以后,一位来自莱顿的主要的工业家注意到许多工人居住在过度拥挤的贫民窟里面,在冬天的时候,一些工人因为寒冷难当只得焚烧木头的床和家具取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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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7年的时候,阿姆斯特丹有41561户的户主,有19000人居住在肮脏的房屋、地窖或是地下室里。直到17世纪末叶在乡村地区的许多房屋都是用木头和灰泥建造的,少数的用石头和砖瓦建造的房子只是供富人居住的。当然,在荷兰共和国,穷人的居住条件可能并不比18世纪英国工人阶级更差。博克塞引用普伦伯(J. H. Plumb)教授的话指出,那时荷兰的“穷人的房子通常是只有一两间屋子的不适合居住的小屋,四周用挡风板隔起来,上面铺设有坡度的屋顶,背靠背建成,像是要倒塌似的兔穴,肮脏而充满着疾病;富人的房子则建在空地上,因为他们想要居住在有益于健康的乡间。大部分的地下室里不仅居住着人,还有猪或者家禽,有时甚至有马和牛”。在17世纪的上半叶,据说荷兰省以及泽兰省的房屋要比法国的更好,但还是有许多穷人居住在拥挤不堪的贫民窟里面,尽管这些房屋阴暗潮湿,勤劳的家庭主妇们还是尽力把房间擦洗得干干净净,以维持自己的体面,这些情况在荷兰的描绘家庭生活的绘画作品中也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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