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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手工业者以及农民的生活是艰辛的话，那么海员这个群体的生活就更加辛苦了。尼德兰北方严酷的冬天非常漫长，从事航海业的人面临失业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在逆向风、冰川来临的时候，港口一连几星期会封港，情形就更加糟糕。在战争或者流行有关于战争的谣言的时候，国内的或者国外的港口都会关闭。在1648年以前，伊比利亚国家对荷兰的船只不时地采取禁运的措施，使得大批海员不能出海，或者穿过松德海峡（Sound）[1] 去往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海上贸易也会暂时停止，这些情况都对海员的谋生不利。尽管在1585年至1650年间，荷兰的造船以及航海业有了显著的进步，但是还是有许多海员剩余，在以后的60年以及70年间这种情况时有发生。在此期间，荷兰的船业主还是在召集海员，尽管工资很低，食物的配额也是斯巴达式的——这已经是这个行业的行规。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在欧洲的海域，荷兰的海员从事着与这些国家的海上贸易。此外，这些海员冒着生命的危险远航去那些极不健康的热带殖民地从事贸易活动，从那里甚至活着回来的机会也不是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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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的荷兰海军经常在为战舰配备人手的时候发生困难，特别是鹿特丹的海军，虽然级别很高，但没有钱支付工资。尽管如此，在17世纪下半叶荷兰海军征集人手的时候从来也不缺乏前来报名的人，当时的荷兰能够向海外派遣配备有16000至24000人的庞大的舰队，实际上所有人都是志愿参军者。虽然荷兰政府并没有像英国人那样通过抓壮丁的办法扩充海军，但是当局发现在战争期间有时必须公布禁运令，禁止商船外出，由此让更多的海员到海军服务，以此挣得他们每日所需的面包。荷兰海军的工资通常故意地被压到低于在商船上服务的工资，由商人控制的政府，担心给前者增加工资会使得后者的工资也水涨船高，由此会损害商人船主的利益并削弱他们与外国人的竞争力，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在17世纪中叶以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博克塞估计，从1665年至1780年，荷兰海军服役人员的基本工资停留在一个月15荷兰盾没有改变；而在此时期一位服役于东印度公司的能干的海员的工资可能更少，大约每个月10至11荷兰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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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9年，有一位阿姆斯特丹的主要的船主声称，在《十二年停战协定》签订的时候，荷兰得到了欧洲海上贸易的最佳的份额，这得感谢他们的较低的运费和较高超的技术。荷兰人能够坚持运营是因为船主在控制服役人员的人数以及维持他们较低的工资方面精打细算。还有一位名叫凡·梅特伦（Van Meteren）的人说得更加坦率，根据他1599年得出的历年统计，他观察到北海的鲱鱼捕捞业是最危险和不确定的职业，“英国人和其他任何人”都不会去干这项工作，因为它的工资非常低，提供的食物也非常恶劣，只有荷兰的渔民才会去。一些年以后，另一位编年历史学家也持相同的看法，他指出荷兰的“船长以及海员在远洋航海以及捕鱼方面的技术是如此娴熟，以至于他们节省了我们的船主至少大约三分之一的费用，而其他国家的人在数量以及质量上要更大和更高”。他进而指出这就是荷兰的船主在与斯堪的纳维亚人以及日耳曼人竞争时胜过他们的原因。他在1645年写道：荷兰的船主“在经营他们的船只的时候更加精打细算，支付给他们的海员以较低的工资。因此，可以相信后者的一艘去往东方的船需要雇用10多个人，而一艘荷兰的船只需要雇佣6个人就足够了”。同时代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也承认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服役的人在经营上比他们自己更加精打细算和勤奋高效，英国人有时也是这样看的。同时，一位有经验的英国人在1674年观察到，正是由于荷兰船只上食物供应的不足以及低质量导致了荷兰船只上船员的死亡率要高于英国船上的。“飞船”的发展对于荷兰的海外转运贸易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这种经济形的节约人力的船在刚刚投入使用的时候有很大的弊端，许多荷兰的船员因此离开了他们的工作。在挪威从事木材贸易的荷兰船主也非常节俭甚至吝啬，也曾经招致批评：他们使用的船只异常老旧，已经不适合在海上航行。同年，阿姆斯特丹的船主向人们夸耀他们赢得了欧洲海上贸易的很大的份额，但是马斯勒伊斯（Maassluis）的从事航海的人口却被人们描绘为处于“可怕的贫穷以及不幸的状态，他们是由备受折磨的贫困以及巨大的危险中渔民组成的”。当然，在航海的时代，所有国家的海员如英国的、法国的，伊比利亚半岛的都是十分辛苦的，但是，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荷兰的海员和渔民缺乏生活的必备物资，特别是那些需要养家糊口的海员更是如此。而那些雇主，如东印度公司的主管、各省的海军军官、商人和船主则过着优裕的生活。而当时还有许多外国人从日耳曼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来到荷兰的航海业寻找工作，他们的到来及形成的竞争使得原来底层海员的生活倍感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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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8年的时候，据报告在荷兰有2000名商人可以跟随战舰一同去从事海外贸易，荷兰海军的副指挥声称他在14天内可以集结3万名海员参加战斗。1608年，东印度公司的主管声称该公司在亚洲海域拥有40艘战舰和5000名海员，还有20艘战舰以及400名海员在几内亚的沿海服役，还有100艘战舰以及1800名海员在西印度群岛服役。同时，在欧洲海域活动的船只和人员超过了殖民地地区。1644年，有一名书籍商人声称当时荷兰共和国可供使用的战舰超过了1000艘，另外还有上桅船（topsails）在远洋的公海上行驶，而鲱鱼捕捞船以及内河航运的船只加起来也达到6000多艘。他还带有一种明显的爱国情怀略有夸张地说，这些船只配备有8万名世界上最好的海员，还说东印度公司拥有150艘船只以及配备有15000人（当然并非所有的人都是海员）。可以肯定地说在17世纪的最后2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拥有200艘主力舰，并为服役于这些船只的3万人支付工资，其中1.5万人是海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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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世纪的时候，荷兰海员是经常会发生哗变的，一旦他们遇到发觉自己的工资被克扣的时候，这样的事变就难以避免，这也是摄政团阶层最为担心的。1629年，一批西印度公司的海员不满荷兰舰队在俘获了西班牙的白银舰队以后分发给他们的奖金太少，就驱散卫兵企图破门进入存放战利品的房屋从事抢劫。1652年9月，在阿姆斯特丹发生的哗变特别严重，士兵后来向暴动的人群开火，有两名领导暴动的头目后来被吊死。1665年1月15日，在邓布里尔，愤怒的海员妻儿老小们以及支持他们的人暴动，他们错怪了泽兰的海军中将约翰·埃夫森（Johan Evertsen），认为他在最近与英国东岸的罗斯托夫特的作战中贪生怕死，企图以私刑处死他。这个不幸的海军军官后来被士兵及时救起，但是当局也不敢逮捕那些肇事者。在17世纪的时候，官方文件以及大众文学中对于这些哗变多有报道和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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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察海员生活的艰辛的时候，另一个必须考虑到的因素是他们在海上的死亡率特别高，有时会达到灾难性的比例，特别是去东印度服役的人们更是如此。有一些最常见的致命的疾病是经常在船上流行的，由于缺乏新鲜的食物引起的坏血病、船热（斑疹伤寒，也是一种常见的流行疾病，主要是由于那些新近被征召入伍的士兵的被污染的没有清洗干净的衣服互相叠在一起感染引起的）、腹泻，荷兰以及英国的海军称之为“血痢或痢疾”（bloody flux）、感冒伤风、胸膜炎、肺炎以及化脓性的肺疾病往往会夺取许多人的生命。憋尿症也是另一种致命的疾病，它通常是由于前列腺肥大引起的，在那些五六十岁的年龄较大的海员中非常普遍。疾病引发的死亡率绝不可低估，在那个时代处在初级阶段的外科手术除了对坏血病有用以外，对于其他的疾病实行外科手术都非常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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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海洋帝国史：1581-1800 [:170634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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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海洋帝国史：1581-1800 二、行会和金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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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共和国从一个现代国家的政治层面而言，其政治结构和属性尚不完全成熟，但就经济层面来看，当时的荷兰已经具有近代形式的经济体系。历史上尼德兰的各个省份均具有较多的自治权，各大城市也享有自主地位，容易与欧洲和世界各地自行进行自由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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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德兰城市的兴起，本来就与商业贸易有着密切的关系。开始的时候，这些地方都是在河流交汇处、沿海地区或是交通要道的商站，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筑有城墙和城门的城市。这些城市都有与海外地区发展海上贸易的长久的历史，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和日耳曼等外国的商人也来到这些城市居住，欧洲各国也在一些重要的城市如布鲁日和安特卫普设立商站即代理商据点。在16世纪中叶至反抗西班牙的战争公开爆发之前，荷兰省和泽兰省在从西欧至波罗的海沿海地区的海上贸易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尼德兰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这些城镇非常容易融入北欧从波罗的海至大西洋的贸易体系中去。在此情形之下，整个尼德兰地区各城镇的市民在经济的层面上更希望独立自主。原先由封建领主统治的城镇，虽然在名义上分别属于法兰西王国或是神圣罗马帝国，但是活跃于城镇中的社会精英，如大贸易商人，无不希望谋求政治和经济上的权力。还有一些城镇则是由世家贵族掌权或是他们与大商人阶级共同联手统治。在14世纪的后期，商人新贵们因为拥有巨大的财富以及广泛的人脉，颇有取代封建贵族的趋向，并且逐渐地控制了市政厅的权力。商人阶级拥有经商得来的财富，加上因为交游甚广而产生的见解，使得他们的社会地位迅速上升，成为社会中的精英分子，并有机会左右城镇中的政治与法律。他们为了在贸易上与外国人竞争并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别的城市和中央政府的侵犯，谋求通过制定法律的形式来保障自己的权益。一般的市民也因为城镇有特许状保护而拥有法律上的自治，他们拥护由富裕的市民即商人阶级而非封建贵族建立的新的政治和经济体系。他们所要求的“政治自由”，并非是空洞的名词，而是要求能够保证自由贸易为前提的自治。在商人阶级的率领之下，荷兰人们组成了高度灵活的海上贸易合作组织，在北方尼德兰被称为“行会”（rederij），他们自行联合起来，合作购买、建造、承租运输船只或者货物，形成自己的经济利益共同体。在此过程中，由各界手工业者组成的互助团体“行会”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尼德兰城镇的市民，借由行会的组织，时而请愿，时而示威，表达自己的声音和不同的意见，迫使当权者让步，以至于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行会”是近代民主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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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的海外贸易以及其他的经济活动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它是由“行会”作为其基本单位进行的。这是一个高度灵活的经济合作体，自从荷兰与泽兰的海外贸易发展起来以后，就出现了这样的同业公会式的团体，一群人集合在一起购买、建造、包租运输一艘船只及其所承载的货物。到了17世纪的下半叶，造船业者以及船长也成为股东投资于出售货物的商业活动。参加行会的每一个个人（reders）都要以不同的比例投资于其中，他们中有岸上的投资大额金钱的富有的商人，也有在甲板上出资几文小钱的水手。有一位作家在1644年写道：“从这个国家驶出的渔船、笨重的大帆船、或者是小船无一不是由几个人合作出资建造的。”他还声称在一百条出海的船中没有一条不是由行会操纵行驶的。在任何情况之下，由行会领导下的经营活动使得对于造船业的投资变得更加广泛，对于船只拥有的人数也变得越来越多，在很大程度上从事商业以及航运的活动和团体已经合二为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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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形之下，政治的以及经济的权力很容易地就转移到了商人阶级的手中，特别是那些商人中的富有者。从中世纪晚期以来，这些富人就掌握或者控制市政厅的权力，有些市政厅的议员自己即是船主又投资于各种各样的海外贸易——他们出售的货物有北方的谷物和木材，也有南方的葡萄酒、水果以及盐，他们也投资于鲱鱼业以及鱼类出口加工业。他们日益增长的权力影响到了市政厅做出的决定，最后荷兰各省与西班牙的决裂也与他们的政治取向有关，他们的权力也随着战争的进行而日益增加。不仅如此，在荷兰与西班牙战争期间，除了少数几个间隙的时段以外，特别在1590年以后，荷兰的海外贸易有了显著的增长。反过来，海外贸易的增长也使得这些城镇的市政厅的议员们获得了更多的经济以及政治权力。在荷兰以及泽兰以外的诸省份，农业显得相对重要。在海尔德兰省的乡村贵族以及弗里斯兰省的富有的农民比城镇的市政厅的议员具有更大的影响。但无论如何，与奥伦治亲王相比，市政厅的议员在各省的影响还是比较大，“沉默者”威廉起义的成功，主要就是依靠城镇的财政以及道义上的支持。在1572年荷兰和泽兰承认“沉默者”威廉的地位时，市政厅的议员们就赋予他“执政官”的名称，就是中世纪以来人们普遍使用的词汇“最高领主”（locum tenens）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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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荷兰的城镇都拥有比较丰富的财力和人力资源，在阿姆斯特丹，该城市的人口在1585年至1622年从75000人增加到105000人。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是从南方尼德兰各省移民来到这里的，或者是这些移民的第一代后代。在安特卫普的海上贸易地位衰落以后，阿姆斯特丹的地位就扶摇而上。虽然在经济上，安特卫普在近代早期无疑是阿尔卑斯山脉和比利牛斯山脉以北最重要的贸易以及银行业的中心；阿姆斯特丹则是尼德兰北方主要城市以及航运业的中心，尽管该城市与波罗的海地区、法国西部地区以及伊比利亚半岛的贸易量呈现激增的趋势，由此导致它的不断繁荣以及人口的增加，但是安特卫普的地位仍然是西方世界最重要的商业枢纽。不过到了16世纪的末叶，情况就完全倒过来了。1594年，一个新近来到这里的移民说：“阿姆斯特丹已经变成了新的安特卫普。”从南方来的富有的企业家以及熟练工人源源不断地涌向北方各省，由此导致了产品的增加以及新的市场需求。西班牙-葡萄牙王国在1585年、1595年和1598年禁止尼德兰北方各省的船只进入伊比利亚的港口，由此反而使得荷兰人和泽兰人必须经常依靠从事海外贸易的佛拉芒人、瓦隆人以及犹太人或者带有犹太人血统的商人们经营贸易——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荷兰人的海外贸易事业扩展到了比地中海以及地中海东岸更远的地方。由于阿姆斯特丹实际上的经济领先地位，其人口也在慢慢地不断增长，到17世纪上半叶的时候人口的增长尤其明显。历史学家伊斯列尔估计在荷兰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全国的人口为190万多一点，到1700年的时候仍然维持在这个数字。同时，荷兰最大的和最繁荣的三十个城镇人口加起来大约占总人口的38%，后者是1688年的统计。荷兰最大的城市阿姆斯特丹的人口从1647年至1672年，由于繁荣的商业的刺激，从17世纪40年代的15万增加到1672年的20万。经过17世纪70年代的衰退之后，有所恢复，到1700年的时候仍然有20万多一点。荷兰第二大城市莱顿，从1647年的6万，增加到1672年的7.2万。在1647年的时候，阿姆斯特丹占联省共和国总人口的8%，到1700年，增加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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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增加在一定的意义上就是劳动力的增加。在阿姆斯特丹、莱顿、哈勒姆、代尔夫特、豪达、海牙、鹿特丹等城市，对于商业船运、渔船以及海军战舰上的人力资源的需求有增无减。这种需求使得内陆以及海外的劳动力源源不绝地来到荷兰。1661年，莱顿的一位加工业主以及经济学者考特（Pieter de la Court）写道：“的确，我们在这里的加工厂、渔业、商业和航运业，以及依靠这些企业生活的人，没有持续不断的外来移民是维持不下去的。”荷兰的主要城镇，就像是欧洲其他城市的城镇一样，它们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是维持着正常情况的，如果没有外来的流动人口补充血液，就会迅速地减少，后果是灾难性的。在17世纪的联省共和国，大约有10万名工人在从事加工业，约占总人口的5%，这还没有加上船运业中的雇佣劳工。这些社会地位低下的无产阶级中有大量的外来移民。17世纪40年代，在阿姆斯特丹的出生在外国的移民与本城人结婚的数量达到了高峰，但是仍然有联省共和国的外省的人员不断地来到当地，特别是上埃瑟尔省与海尔德兰省的人。这些来自东部省份的人在阿姆斯特丹等港口城市服务，对于这些城市的出口业、海外贸易以及海军的维持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17世纪下半叶的阿姆斯特丹，来自上埃瑟尔省以及海尔德兰省的移民占据城市人口的20%，到了18世纪的第一个二十五年，上升到了42%。除了荷兰内陆省份以外，来自外国的移民也很多。在1650年代，有6677名外国出生的移民在当地结婚。来自阿姆斯特丹的大部分移民是德意志的新教徒，也有相当多的是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德意志以及葡萄牙的犹太人。相比之下，莱顿则很少接受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以及其他地方的犹太人，它主要更多地接纳来自尼德兰南方的人士。1640年代至1650年代，莱顿建立了羽纱制造业，主要是由来自瓦隆地区的移民从事这项职业的。莱顿也吸引了大量的来自德意志的移民，他们中有路德宗教徒、天主教徒以及加尔文派的教徒。因此，莱顿吸引移民的政策中显然没有宗教信仰上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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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克塞引用历史学家巴博尔（Violet Barbour）的话指出阿姆斯特丹等城市建立自己的资本资源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在荷兰以及其他北方各省土地很少，只能以高价出售或者出租，同时政府对交易课以重税。结果是，许多中层人员，在别的国家依靠购买以及出租农庄和小物业为生；但在荷兰，他们则投资于购买船只的股份、渔业以及短期的海运贸易、土地开垦计划、市政厅以及省的各种借款。在1585年以后公布的每周货物价格表中可以看出阿姆斯特丹已经迅速变成了国际贸易的商业中心。在17世纪40年代以后，阿姆斯特丹又迅速地恢复了它原先就已经存在的与西班牙人的贸易活动。阿姆斯特丹在商品的输出、船运业、货物的运价以及金融实力方面拥有很大的优势，在与西班牙人的贸易方面取得了主宰的地位，包括帮助西班牙人向尼德兰南部地区汇款以及运输西班牙出产的羊毛以及燃料出口，而以前这些业务是由英国人负责的。同时，阿姆斯特丹在意大利以及地中海东岸的贸易活动中也有很大的竞争力。在1645年至1669年威尼斯-土耳其战争期间，威尼斯人在地中海东岸的航海活动几乎处于瘫痪的状态，荷兰的航运业由于运费比较低廉以及船只的安全性能比较优越，赢得了大量的业务，由此，荷兰人在这方面取代了以前威尼斯人的作用。阿姆斯特丹的庞大的船队在此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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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荷兰的主要港口不仅是储存世界各地物资的仓库，也是金融业以及保险业务的中心。当时的世界贸易由几个大的商业帝国所操纵，各国都在囤积货物，使得商品的价格上扬。在16世纪末叶的时候，荷兰已经成为欧洲主要的商品市场，同时，它对于商品的交易、分类、钱款的支付、保险以及信贷的要求以及需求也在增加。荷兰需要发展并且改进它的金融体系。在16世纪90年代，阿姆斯特丹已经取代了安特卫普和伦敦，成为新的世界级的商品交易中心。在17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这里已经聚集了相当数量的中介人或经纪人，1612年的时候有300名持有执照的经纪人，其中有10名是来自伊比利亚的犹太人，他们专门从事地中海东岸的丝绸贸易以及伊比利亚半岛与美洲贸易的中介，特别是蔗糖贸易的中介。从16世纪80年代晚期的时候开始，阿姆斯特丹已经每周都公布一次商品价格表。在荷属东印度公司（这将在下一章中详述）成立以后，该公司立即于1602年成立的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Amsterdam Stock Exchane）上市，这里是当时荷兰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交易额变化的晴雨表。该股票交易所被称为欧洲最古老的具有近代意义的股票交易所，刚刚成立的荷属东印度公司的股票持有者和交易者致力于将传统的欧洲股票交易所发展成为一个推动世界贸易的机构。最初的时候，那里并没有宏伟的建筑物，那些股票交易者都是在烟雾弥漫的小酒馆以及咖啡室里进行交易，慢慢地变得越来越活跃和繁荣。1611年，曾经设计了东印度公司大楼的著名设计师韩德里克·凯瑟设计建成了气势恢宏的带有回廊的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大楼，从那时起，股票交易者们有了一个固定的和体面的从事交易活动的场所。在荷属东印度公司成立的初期，它在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中心上市的股票的价值一度攀升至其原来价值的200%。1608年则回跌下来。到《十二年停战协定》签订以后则保持在132%，在17世纪20年代则持续保持疲软。1637年10月，荷兰军队在布雷达取得了重大胜利以后，自17世纪30年代早期荷兰在经济上的发展就日益取得成功和稳定的发展。在海外殖民地的贸易、纺织品的出口，在农业方面的投资以及泽兰省与尼德兰南部的转运贸易方面都取得了进展。17世纪30年代荷兰经济发展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德意志经济状况不佳，需要从荷兰进口大量的食品。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贸易也在发展，西印度公司在17世纪30年代的经营也十分成功，从巴西进口的蔗糖有了明显的增加。从17世纪30年代开始至整个17世纪，在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中心上市的东印度公司的股票一直被人们看好。从1615年至1630年，东印度公司的股票价值一直疲软不振。但是从1630年至1639年，股票的面价翻了两倍，大部分的增值都是在1639年以后发生的；1640年以后则又在此基础上增加了20%。在1636年3月的时候，其面价是229%，到1639年8月的时候，则为412%，一个月以后则上扬到500%。[2] 在荷兰海洋帝国的黄金时代，商人阶级、摄政团的议员以及外国驻荷兰的外交人员，都十分关注荷兰的股票交易市场，特别是阿姆斯特丹的股票交易中心的东印度公司的股票价值的上升以及跌落，更是所有的人关注的焦点，也是荷兰联省共和国以及海外庞大的殖民地经济状况的信心指标。从1664年初开始，东印度公司的股票居高不下，达到498%，反映了自17世纪60年代初期以来的经济上的繁荣以及政治上的稳定。西印度公司的股票也从17世纪40年代晚期至17世纪50年代早期的疲软不振恢复了稳定与上扬。但是到1664年春天，由于英国与荷兰的海上冲突，西印度公司的股票又有了明显的下跌，使得金融投资者蒙受了严重的损失。当海军上将德·鲁特在非洲西海岸重新夺回了被英国人攻占的要塞以后，西印度公司的股票曾经一度恢复上扬。但是在1665年春天以后，这两家公司的股票又开始下跌，从336%下跌至322%，这是17世纪下半叶的最低点。但是，不久之后，这两家公司的士气、商业经营以及信心又恢复了。这与当时联省共和国海军的建设有关，当时的鹿特丹以及阿姆斯特丹等港口城市都在大规模地建设新的海军战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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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大厅的回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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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丹威塞尔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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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荷兰共和国另一个极为重要的金融机构是于1609年成立的阿姆斯特丹威塞尔银行（Amsterdan Wisselbank），它是模仿威尼斯的吉罗银行（Giro Bank）的模式建立的。在以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威塞尔银行是欧洲除了意大利以外的第一个属于公众的银行。在17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在北欧只有1619年成立的汉堡银行可以与之相媲美，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英格兰银行（the Bank of England）的建立为止。威塞尔银行建立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联省共和国担心当时金钱以及股票交易过分扩大并且不可控制。在1606年的时候，阿姆斯特丹大规模的股票交易已经发生混乱的局面，由此导致股票的交易率与实际情况不符以及过度的贴现。因此，设立这个银行的目的不仅在于提供贷款，而且在于防止肆无忌惮金钱交易者的“控制所有各地的股票交易和金钱交易”，并且提供快速的、有效的和可靠的交易设施。这个银行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是一个市政公民组织而非私人机构。它为市民提供存款的服务，其信用完全是由市长们、城市的政府以及荷兰联省共和国政府提供稳定的保证的。由于威塞尔银行的这些保证人的身份，使得它的业务很快就取得了成功。市政厅为该银行提供了很好的服务，银行的大门在每一个工作日至少向公众开放六个小时。银行的监督有三个人，其中两人是市政厅的成员。由于公众认为存放在该银行的钱要比在外面流通做股票更加安全，在17世纪50年代以后，存在该银行的钱大量地为荷兰的海外贸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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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丹经纪人的主要业务之一还有为那些从事长途海上贸易的船主提供和寻找财政借款，其资金来源一般都是富有的商人。这种借款有比较高的风险，也有比较高的利息，一般都局限于私人领域。荷兰商业信贷的支柱之一就是船舶抵押借款。这种借款用于资助长途航运贸易活动，往往利率比较高。在商船回到港口的时候还清。如果船只沉没，那就血本无归。船舶抵押借款实际上是一种与保险业务结合在一起的借款形式，它可以使得商业活动在一定的合理的规模中运作。在1599年至1608年，那些专门从事运盐的商船往往能够得到此类贷款。越是危险的航程、越是遥远的路线，所提供的贷款的利率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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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90年代的时候，去往北欧的荷兰船只所得到的借款利息是15%左右；到非洲西部以及加勒比海域地区的船只得到的借款的利息达30%左右。在船只安全回到荷兰港口以后船主就会还清贷款，即便如此高昂的利息，船主仍然会赚到可观的利润。直到1614年，阿姆斯特丹市终于成立了阿姆斯特丹借款银行（Amsterdam Loan Bank），这是当时荷兰著名的有国家背景商业信贷机构。即便如此，此类借款仍然被认为是有高风险的，也是高利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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