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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6年，马特索尔科以法庭议长的身份来到巴达维亚，其主要的职责就是整顿当时非常混乱的法律制度。1642年，他完成了这项工作，并且公布了荷属巴达维亚的法律规条。1644年，他被指定为派往锡兰和果阿的荷兰舰队的指挥官，与葡萄牙人谈判签订和落实和平条约，并在这一年的11月公布了这项条约。他后来被任命为已经由荷兰人占领了的锡兰低地的总督，并在1646年至1650年将总督驻地设在锡兰西南部的港口城市加勒（Galle）。1650年，他被任命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第二号负责人，以后，他一直留在巴达维亚服务。1653年5月，他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总督。他以出色的业绩获得了东印度公司理事会“17绅士”的信任以及支持，直到1678年1月8日去世时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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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特索尔科主张对殖民地的当地人们采取怀柔政策。1650年，他在给锡兰的继任总督的指令中强调要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当地的僧伽罗酋长和头人。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的身份非常敏感，阁下应当特别注意这一点，我们中有许多人对他们怀有偏见，视他们为‘黑狗’，好像他们就是应该被这样无礼地称呼以及受到这样非基督徒般的对待，是不应当享受荣誉和善待的”。另一方面，在巴达维亚的中国人则认为马特索尔科是一名脾气不好的人，性格不讨人喜欢，低社会阶层的人不敢从他的办公室门前走过，如果有人敢冒犯荷兰人的法律，就会立即遭到逮捕。还有人说他的第二任太太是他从一位最要好的朋友那里骗来的，他对这位太太也不太好，有时在大庭广众面前羞辱她。还有人说他喜欢在职员中安插一些打小报告的探子去探听各种消息，监视他们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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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17绅士”看来，马特索尔科在行政管理以及如何操作官僚体系方面的能力是无可非议的，他们对他有着不可动摇的信任。这位总督大致在以下几个方面致力于荷兰在东印度殖民地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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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试图发展荷兰-亚洲本地的贸易社团。1649年1月26日，马特索尔科总督以及巴达维亚评议会写信给“17绅士”指出：“阁下们必须完全明白前来亚洲的人，他们的想法就是为了赚钱而别无其他，赚了钱以后就立即返回自己的祖国了。日常的生活经验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这一点了。在此情形下，荷兰人不可能在亚洲建立一个稳定的殖民地，公司也不可能减轻任何财政的负担。相反，如果你们有可能在这里建立一个稳定的殖民地，你们将要肩负起伟大的和沉重的责任。”但是四年以后，经过马特索尔科的努力，情况有所改善。在他的挽留下，许多已经合约到期的公司高级职员继续留在当地为公司服务，回祖国的人数相对较少。许多荷兰人在当地结婚了，其中少数是与从荷兰本国来的女子（她们的人数也很少），大多是他们的太太是欧亚混血儿，还有少量的是完全本地的女子。马特索尔科和巴达维亚评议会试图发展出一种由欧亚混血儿组成的贸易社团，就像以前葡萄牙人在果阿和马六甲一样。然而，这项计划并没有持续很长的时间，因为“17绅士”有意地不鼓励欧亚混血儿前往欧洲去接受教育，他们担心这些欧亚混血儿会进入公司的领导层甚至成为公司的最高层领导人。同样地，“17绅士”也不愿意那些自由的市民，比如说已经退休了的雇员去从事和介入亚洲各个港口的贸易活动，他们担心一旦这种事情发生会打破公司对于香料贸易的垄断。最后，就连马特索尔科自己在1663年12月21日的信中也承认，在锡兰的荷兰—欧亚混血儿社团在从事贸易活动方面不一定能够竞争得过在陆地和海洋上的穆斯林以及其他本地的从事贸易活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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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以巴达维亚为中心，在一定程度上发展文化与科学事业。在马特索尔科统治期间，巴达维亚并非是一片文化的沙漠。1668年，荷属东印度公司在巴达维亚建立了一家印刷所，（一个世纪以前，英国人在孟加拉已经建立了一个印刷所）在此期间，这个荷兰的官方印刷所出版了各种不同的书籍，其中包括两本拉丁文课本《伊索寓言》（Aesop’s Fables ）以及雅各布·凡·斯蒂丹（Jacob van Steendam）《巴达维亚青年道德歌谣集》（Moral Songbook of the Bataviam Youth ，1671 ）。斯蒂丹是“新尼德兰”的荷兰先驱者诗人之一，在1664年英国人占领曼哈顿以前他一直居住在当地。皮特·凡·霍伦（Pieter van Hoorn）曾经在1666年至1668年到中国台湾地区，他于1675年在巴达维亚出版了赞美孔子的押韵颂词，这个本子是基于耶稣会士的散文而作的。1677年，也就是马特索尔科去世的前一年，赫尔曼·尼科莱·格里姆（Hermann Nicalai Grimm）的关于锡兰医学的《锡兰岛医学宝库》（Thesaurus Medicus Insulae Ceyloniae ）在巴达维亚出版。同一位作者所著的《医学药品知识手册》（Compendium Medico-chimicum ）于1679年出版。一首在1674年书写在缎子上的，呈献给开普敦的创立者的女儿玛利亚·凡·利贝克（Maria van Riebeeck）的婚礼颂词后来也在巴达维亚流行开来，成为荷兰海外殖民地婚礼颂词的典范。H.A.凡·里德·凡·德拉肯斯坦（H. A. van Reede van Drakenstein）于1678年至1703年撰写了《马拉巴的花园》（Hortus Malabaricus ），是关于马拉巴沿海地区植物学的权威著作。还有乔治·拉姆菲斯（George Rumphius），这位安汶岛的“盲鹿”在1741年至1750年出版了6卷本的《安汶岛草药》（Amboinse Herbal ），他们两人都是在马特索尔科担任总督时期非常活跃的植物学家，尽管他们的各自的著作都是在马特索科尔总督去世以后在欧洲出版的。还有一位刘易斯·菲利伯特·韦尔纳特（Louis Philibert Vernatty）是常驻在巴达维亚的英国伦敦皇家学会的通信会员，他一直居住在巴达维亚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并与伦敦皇家学院保持通信联系。在他后来因为商业合同纠纷被遣送回国以前，他从来也没有向英国提供有悖于荷兰国家利益的任何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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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发展和繁荣以巴达维亚为中心的荷属东印度各个殖民地的城镇。虽然荷兰人没有在巴达维亚建立起成功的教育制度，但是在马特索尔科在其总督任期之内，荷兰的殖民者还是在按照母国的城市经营他们在东方的要塞与城镇。从巴达维亚到开普敦等诸多殖民地，荷兰人建立了市政厅、医院、孤儿院、教养院、兵营以及要塞。在1661年的时候，有人描绘这些城镇说“它们像荷兰的任何城镇一样干净整洁，尽管没有那么多精美的房子。”当时的巴达维亚不仅是一座殖民地的城市，而且有绿树成荫的街道和运河，使得欧洲的旅行者情不自禁回忆起尼德兰北方的一些城镇。诗人们以及当地的斗方名士都夸耀巴达维亚是“东方的王后”（Queen of East），博克塞认为这样的名声并非是名副其实的。当时，荷属东印度公司的高级职员将他们的乡村屋子或者别墅建在这座城市的南端，他们在准备退休以后将会居住在这里。由此，乡村变得更加干净，农业的耕地面积也在逐渐地增长。瓦尔肯纳（Valckenier，1737—1741年在任）是最后一位居住在狭窄的要塞区域的总督，尽管后来历任总督办公的地方仍然在要塞里面。在这座城市中还居住着其他的居民，其中不少是来自欧洲的手工艺人——荷兰人似乎比其他的欧洲人如葡萄牙人和英国人更善于使用手艺人为他们服务。最初的时候，这些手艺人往往是造船的木匠、捻船缝的工人、制作缆绳的人——这些手艺人往往与航运业有关；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手艺人来到巴达维亚，几乎包括了来自欧洲的所有的手工艺门类，他们居住在城市中的某个特定的地方，1682年以后居然形成了被称为“手艺人之角”（Craftsman’s quarter or Ambachtskwartier）的一片区域。在这里可以看到有木匠、细木工、家具制作工、铁匠、锁匠、盔甲制作工、枪炮工、火药制作工、铸字工、切割工、石匠、砌砖工、玻璃工、铜匠、裁缝、染工以及珠宝制作工等各种行业的手艺人。每一个行业的手艺人都在自己的头目以及监督者的管理之下相对集中聚集地生活在一起。这些头目不仅管理这些手艺人，而且也管理为公司服务的奴隶，他们是经过特别训练的，与手工艺人居住生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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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而久之，这些手艺人以及在他们手下工作的奴隶都变成了技艺精湛的巧手匠人，他们能够制作出非常精美的兼具巴洛克以及印度或印度尼西亚风格的乌木家具，无论在艺术以及技艺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在城市的风貌上，以巴达维亚为首的荷兰东方殖民地城市也出现了与本国城市相似的迹象。格拉夫（Nicolas de Graaff）在《东印度宝鉴》（East-India Mirror ）一书中描绘了在巴达维亚街头漫步的穿着奢华美丽的荷兰妇女、欧亚混血儿妇女，特别是她们在上教堂或者遇到别的宗教节日的时候更是如此，他激烈地批评了她们的过度奢侈，比如她们在丝绸服装上挂了许多名贵的价值不菲的珠宝等等。格拉夫的描绘和批评与一百年以前林斯霍顿对于“金色的果阿”城市中的葡萄牙-印度混血儿妇女的见解和评论是非常相似的。格拉夫还指出这种现象并不局限于巴达维亚：“只要有尼德兰人生活的地方都是这样。”在南印度生活了好几年的丹尼尔·哈瓦特（Daniel Havart）于1693年在科罗曼德尔的普利卡特（Pulicat）写道：“城镇本身并非不令人愉快。有许多街道只有荷兰人居住，有一些房子是完全按照荷兰的风尚建立的，在这些房子的前面种植了三排树。无论白天或者夜晚，人们都可以漫步其间，欣赏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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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东印度公司尽管在爪哇、锡兰以及摩鹿加群岛建立了拥有一定领土的殖民统治，但是它最终仍然是在广袤的亚洲边缘上的外来政权，即便在它能够直接统治的地区也是如此。对于中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来说，在远东的荷兰人只不过是一个很小的和外来的贸易团体，即便在印度南部，在荷兰人能够控制他们要塞周围的邻近地区，人们也是这样看待他们的。亚洲社会的人民，不管是印度尼西亚人、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波斯人或者马来人，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时候都与欧洲人建立了接触和联系，但是他们仍然想保留自己的传统和相对静止的生活状态，并不想激烈地改变自己的社会结构。当然，在某些地方，在欧洲人的压力以及影响之下，情况有所改变，比如西班牙在征服菲律宾群岛以后在当地推广基督教，使得当地的大部分居民成为基督徒。但是整个亚洲社会的基本面貌直到19世纪初期仍然没有很大的变化。直到在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俄国革命的连续不断的冲击之下，亚洲人民才产生了自觉变革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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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黄金时代，公司于1652年还在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建立了殖民地。这个地区被称为“两大洋之间的客栈”。这个殖民地建立的时候正是第一次英荷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军队占领这片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是为了保护联省共和国与东印度之间的海上交通联系。荷兰人对于好望角殖民地的占领当时最主要的意义是在战略上以及后勤保障方面的，它可以为东印度公司从这里出发或者回欧洲的船只提供淡水和食物供应。由于这里没有黑人劳动力为公司服务，所以荷兰人只得鼓励白人农民移民到这个地方定居，所以这里也就成为除了北美的新尼德兰以外另一个由白人为主要劳动力的荷兰海外殖民地。这个殖民地开始的时候非常小，后来慢慢地扩展了。特别是在由西蒙·凡·德尔·斯蒂尔（Simon van der Stel，1679—1699年在任）担任总督时期，他鼓励白人农民在这里建立农庄、果园以及葡萄园，于是，到这里来的白人移民也就越来越多了，其中一部分移民是1685年《南特敕令》颁布以后从法国避难来到荷兰的胡格诺教徒，他们再被联省共和国安排到南非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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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开普敦殖民地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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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殖民当局努力地向南非引进胡格诺派的移民，致使当时有数百名胡格诺派的移民来到南非。这些来自法国的胡格诺教徒非常想聚集生活在一起，由此维持他们自己的文化身份，但是总督斯蒂尔就是不同意，他坚持要让这些人分散居住在原有的白人（荷兰人和德意志人）移民中间。东印度公司的管理层与荷兰本国的省政府以及城镇的政府不同，他们没有在南非建立独立的讲法语的教会，也没有建立相应的慈善机构，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国文化就迅速消失了。在18世纪的时候，还有一部分来自德意志的白人移民来到南非开普敦，其中一部分从军，另一部分人成为当地的农民。由于他们都没有妻室，来到当地以后，就与荷兰女子或是荷兰人与法国人混血女孩结婚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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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荷兰船只往来于好望角一带非常频繁，它们需要的物资以及食物供应的需求也就越来越大。从1652年至1700年，每年平均有33艘船只停泊在好望角的港口；从1715年至1740年，每年停泊于此的船只增加到69艘。位于今天西开普敦的斯泰伦博斯城镇建立于1680年，到1685年的时候约有100个荷兰人家庭定居在那里了。由于荷兰人的居留地不断扩大，在南非的荷兰加尔文派教会建立了3个地方教会团体，它们分别在开普敦（1666）、斯泰伦博斯（1685）以及达拉肯斯坦（1691），它们都有各自的评议会、学校以及慈善机构。在17世纪90年代，荷兰在南非的殖民地已经能够生产出足够的粮食自给自足，并且向巴达维亚等地定期出口小麦，满足巴达维亚殖民地的荷兰人以及要塞的卫戍部队的粮食供应需要。90年代，由于荷兰的南非殖民地农业生产劳动量非常繁重，所以荷兰人从西部非洲引进一批黑人奴隶劳动力。1672年的时候，当地只有53名黑人奴隶，但是到1711年的时候，当地1756名白人已经拥有1781名黑人奴隶。在1780年的时候，荷兰在南非殖民地有12000名白人移民，其中3000人居住在开普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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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80年代，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贸易活动达到了顶峰。据伊斯列尔统计，在1688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要塞以及商站中的雇员达到12000名，除此以外还有6000名雇员服务于往返于欧洲与亚洲之间的舰队上，另外还有4000人在大约80艘的各类航行于亚洲海域的小船上服务。总共加起来有22000名雇员。他们中有超过1/3即8500人是海员。从17世纪80年代至18世纪50年代，荷兰共和国在欧洲海域的服役人数有所减少，但是东印度公司在亚洲海域的服役人数却在增加之中，1610年的时候，在东印度公司服役的海员人数仅仅占总数的6%，到1680年的时候占17%，到1770年的时候已经不少于1/4。这位历史学家还对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一些具体的要塞和商站的人数做过统计。他指出，在1688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拥有20个超过100名士兵卫戍的要塞。它的主要的基地设在巴达维亚和爪哇的北部、安汶岛、望加锡、班达群岛、马六甲、锡兰、印度的最南端以及南非。在南非，东印度公司拥有一支超过200名士兵的卫戍部队。据历史学家伊斯列尔统计，在1688年的时候巴达维亚有1900名士兵、600名海员以及工匠、200名贸易和行政管理人员，总数为2700人；万丹拥有340名士兵、75名海员以及工匠、10名行政以及贸易管理人员，总数425人；贾帕拉有660名士兵、170名海员与工匠、15名行政以及贸易管理人员，总数845名；安汶岛有600名士兵、150名海员、50名行政以及贸易管理人员，总数800名；班达群岛有500名士兵、150名海员以及工匠、30名行政以及贸易管理人员，总数达680名；望加锡有350名士兵、100名海员以及工匠、20名行政以及贸易管理人员，总数达470名；苏门答腊有235名士兵、200名海员以及工匠、35名行政以及贸易管理人员，总数达470名；蒂多尔岛有290名士兵、100名海员以及工匠、25名行政以及贸易管理人员，总数达415名；在南印度科罗曼德尔沿海等地有500名士兵、70名海员，100名贸易以及行政管理人员，总数达670名；科钦与马拉巴沿海地区有420名士兵、150名海员、50名行政与贸易管理人员，总数达620名；锡兰的科伦坡、贾夫纳、加勒以及尼甘布等地有士兵1700名、海员以及工匠600名、行政以及贸易管理人员150名，总共2450名。除此以外，荷兰东印度公司还在印度北方以及暹罗拥有一系列没有要塞的商站，并在日本设有唯一的欧洲人的贸易商站。总之，当时公司在亚洲总共拥有11500名雇员，其中1/3在爪哇岛，还有1/3在印度和锡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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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海洋帝国史：1581-1800 [:1706342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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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海洋帝国史：1581-1800 四、荷兰人攻击“印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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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共和国与西班牙之间的冲突发生在欧洲，但由于西班牙在海外有着辽阔的殖民地，而且这一时期又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合并时期，因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舰队与西班牙人的冲突也就波及原先西班牙以及葡萄牙在三大洲的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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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荷兰在16世纪末叶经历摆脱西班牙人统治的八十年战争的时候，不仅仅是西班牙就连葡萄牙的海外殖民地都遭受到荷兰人最为严峻的攻击。即便在1640年葡萄牙人摆脱西班牙人的统治重新复国以后，荷兰人也一刻没有放松对于葡萄牙海外殖民地的攻击。博克塞认为，由于伊比利亚人的殖民地遍布世界各地，荷兰人与他们的战斗也遍布四大洲和七大洋，因此可以说早在17世纪荷兰人与伊比利亚人就在全世界开战了，而非1914年至1918年欧洲的大屠杀才可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当然，相比之下荷兰与伊比利亚冲突造成的伤亡要少得多，但当时世界上的人口以及这两个交战国的人口也少得多（仅就葡萄牙和荷兰交战双方各自国家的人口而言都没有超过150万）；不过，他们之间的战斗无疑是世界规模的：除了佛兰德斯和北海地区以外，参加战争的地区还包括亚马孙河口、安哥拉内陆、印度西海岸、锡兰、中国澳门地区、帝汶岛和智利沿海这些相距遥远的地方。他们争夺的目标包括摩落加群岛的丁香和肉豆蔻、锡兰的肉桂、马拉巴的胡椒、墨西哥和日本的银矿、几内亚的黄金、巴西的蔗糖和西非的奴隶。更有甚者，葡萄牙人与荷兰人的全球性的斗争还在不同的时间和地方将第三方拖入其中，他们中有英国人、丹麦人、刚果人、波斯人、印度人、印度尼西亚人、柬埔寨人、中国人和日本人。在南亚以及东亚，荷兰人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向葡萄牙人的“东印度国”发起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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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锡兰、科罗曼德尔、马拉巴沿海以及望加锡 从1595年至1605年，荷兰派遣了100多艘战舰来到东方的印度，他们直接进攻锡兰以及以果阿为中心的葡属“印度国”以及印度尼西亚岛上葡萄牙人军事防御和航海力量较为薄弱的地方，有计划地劫掠从波斯湾到日本的葡萄牙人在亚洲的贸易港口，将葡萄牙漫长的殖民地链环上的据点一个又一个地攻陷。在1635年英国人与葡萄牙人达成谋求和平的《果阿协定》以后，荷兰人加紧进攻印度洋上的葡萄牙人。1641年荷兰人与葡萄牙人在海牙达成的以十年为期的和平协定在海外也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荷兰人目的之一就是巩固他们对马六甲的占领。同时，荷兰人继续对果阿的港口进行封锁，并加紧对锡兰展开攻击，对那些即将入口的猎物，荷兰人显然并不想马上因停战协定而松手。到1645年6月，在巴西东北部爆发了葡萄牙人反抗荷兰人的战斗，荷兰人以此为借口中止了本来一直要到1652年才终止的海牙停战协定。荷兰人的这种做法，不仅是因为荷兰在国际政治中的需要，而且是由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理事会“17绅士”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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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50年代中期的时候，荷兰人首先加紧了对于锡兰的进攻。1655年至1656年，荷兰人发动了对于科伦坡（Colombo）城市的规模很大的围攻，有2000名东印度公司的军队围困这个城市长达7个月之久，荷兰的军队还得到了僧伽罗人同盟军的支持，在攻占了这个城市以后，荷兰人最终垄断了锡兰当地的肉桂生产以及贸易的市场。当时，葡萄牙人退居锡兰的北端以及印度次大陆的最南端，并且在此之后还是长期盘踞在那个地方。不过，荷兰人并没有控制整个世界市场的肉桂贸易，特别是马拉巴沿海地区比较粗糙的肉桂种植与贸易还是掌握在葡萄牙人的手中。1657年，葡萄牙人与联省共和国的战争爆发，东印度公司怀有野心占领所有葡萄牙人在亚洲的贸易据点，他们首先派出一支部队在杰出的军事指挥官李杰洛夫·凡·戈恩斯（Rijikloff van Goens，1619—1682）的率领之下进攻锡兰。戈恩斯是“集士兵与商人于一身”的人物，他出生于弗里斯兰，十岁的时候成为孤儿，被巴达维亚孤儿院收养。从1636年至1646年，他从一名普通的商人成为东印度公司的高级职员。1650年，他作为指挥官指挥军队攻击暹罗，以后又作为使节出访马塔兰苏丹的朝廷。1654年，他指挥舰队在马拉巴沿海摧毁了5艘葡萄牙大帆船。次年，他指挥东印度公司回国的舰队回到荷兰本国。在向“17绅士”报告的时候，他猛烈批评了1650年公司训令中的和平政策，指出在充满敌意的亚洲海域唯有保持和扩大军事存在才是唯一的出路。回到东方以后，他受命进攻锡兰，他指挥的军队横穿整个锡兰岛，攻击在当地的葡萄牙人以及与荷兰人为敌的原住民，在实现了这些目标以后，他指挥荷兰军队渡海进攻葡萄牙人设在南亚次大陆南端的杜蒂戈林（Tuticorin）要塞，此地是控制南亚次大陆以及锡兰岛之间的海峡的战略要地，它是一个自然的港口，附近的海岸以出产珍珠为业，葡萄牙人很早就来到了这个地方。荷兰人攻占了这座要塞。然后，荷兰军队征服了贾夫纳半岛，并且占领了贾夫纳（Jaffna）和马纳尔（Mannar），这两个地方是葡萄牙人在锡兰的最后的据点。然后，荷兰军队挥师北上，再次渡海进军攻占了葡萄牙人在内加帕蒂南（Negaptnam）的巨大的要塞，控制了印度南端的科罗曼德尔沿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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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荷兰人开始准备进攻马拉巴沿海地区。早在几十年以前，荷兰人就已经在探测和窥视葡萄牙人占据的马拉巴沿海地区了，早在1660年以前，葡萄牙人为了防范荷兰人的攻击，在沿着海岸线的一带修筑了一系列坚固的要塞和工事。葡萄牙人起初进行了抵抗，但后来荷兰人压制并且战胜了他们。此时，不仅葡萄牙人，而且在印度和本国的英国人也开始紧张起来了。英国人想要阻止荷兰人与葡萄牙人在欧洲的和平谈判，他们担心葡萄牙人会给予英国人太多的特权，他们也担心葡萄牙人在印度西海岸的势力会迅速衰落，导致荷兰的过于强大，由此破坏了势力的均衡。1661年8月6日，荷兰与葡萄牙在欧洲签订了《海牙协定》，该协定规定荷兰共和国承认葡萄牙王国对于巴西的主权，葡萄牙则支付荷兰400万雷亚尔的补偿金，在16年中付清。该协定使荷葡双方的冲突告一段落，葡萄牙人满足于他们在巴西的地位的确立，甚至在1665年至1667年和1672年至1674年英荷之间发生战争时，再也不想利用这个良好的时机去夺回它在亚洲的损失了。但是，荷兰军事指挥官凡·科恩并不停手，他在里斯本批准和平协定以后的1662年2月，率领军队进攻了葡萄牙人统治下的卡拉甘诺尔（Cranganore），最后，在1663年，东印度公司的2000名士兵以及他们的同盟军公然违反和平协议，攻占了葡萄牙人长期占领的马拉巴海岸的仅次于果阿的重要港口科钦附近的要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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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恩斯在印度西南沿海的战略就是将贸易、外交和军事合为一体与葡萄牙人竞争。他的基本的政策就是要与科钦以及其他地方的原住民中的王公达成协议，将原来由葡萄牙人居住的城市割让给荷兰人，并且承认荷兰人是科钦原住民中的王公的“永久的保护者”，这样西印度公司就可以控制科钦原住民中的王公统治以外的其他地区了。1663年3月，荷兰人与科钦的原住民中的王公达成了协议，以前由葡萄牙人拥有的一切的特权现在都转移给了荷兰人，荷兰人拥有了科钦的胡椒以及肉桂出口的垄断权。邻近的坎纳诺尔的原住民王公也与荷兰人签订了协议，将当地葡萄牙人的要塞转让给了荷兰人，并让荷兰人专营当地的胡椒贸易。最后，在1665年，荷兰人运用外交技巧，让印度西南海岸最南端的特拉凡戈尔（Trevancore）王公在其领地上停止了与英国人、葡萄牙人以及丹麦人的一切贸易活动，只将该国出产的胡椒卖给荷兰西印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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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障在西印度海岸的香料贸易，荷兰人还在西印度的海岸建立了海上巡航的制度。在17世纪60年代的中期，荷兰人几乎完全在西印度的沿海地区的贸易活动上占了主导的地位。葡萄牙人在果阿以南的势力完全被打败了，英国人在马拉巴沿海的贸易也受到了压制。不可否认的是，荷兰人的成功是由于他们拥有的强大的海军力量以及卫戍部队，而且他们的外交手腕也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同时，与英国人以及葡萄牙人相比，荷兰人在商业活动上也有他们不可替代的独到之处，那就是他们将日本的铜以及印度尼西亚的丁香带到了印度西海岸，作为与马拉巴人和科罗曼德尔人交易时很受欢迎的特有的物品。而英国人只能从孟加拉带来鸦片，这在马拉巴当地的贸易中也是很独特的“商品”。同时，荷兰人也极力阻止古吉拉特以及孟加拉商人充当英国人在胡椒和鸦片贸易上与当地人之间的中介人。荷兰人禁止当地的印度商人将胡椒、鸦片、棉花以及小豆蔻等商品运输到任何别的地方，否则就要没收船只与船上的商品。荷兰人只给自己的船只以执照从事这些货品的交易。一位在苏拉特的英国商站的职员指出，荷兰人几乎控制了印度西海岸的所有的港口，他们在海边建立了小的要塞和瞭望站，每个瞭望站配备8至10个人，还有用于追击的小船，几乎没有什么船只和流通的商品可以逃过他们的眼睛。科钦当地的许多人都染上了鸦片瘾，他们只能够从荷兰人那里得到鸦片，否则就没有办法活下去。荷兰人已经在他们中间建立了一种声望，所有的当地人都把各地生长出来的胡椒用大车装运卖给了荷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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