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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东印度公司尽管在爪哇、锡兰以及摩鹿加群岛建立了拥有一定领土的殖民统治，但是它最终仍然是在广袤的亚洲边缘上的外来政权，即便在它能够直接统治的地区也是如此。对于中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来说，在远东的荷兰人只不过是一个很小的和外来的贸易团体，即便在印度南部，在荷兰人能够控制他们要塞周围的邻近地区，人们也是这样看待他们的。亚洲社会的人民，不管是印度尼西亚人、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波斯人或者马来人，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时候都与欧洲人建立了接触和联系，但是他们仍然想保留自己的传统和相对静止的生活状态，并不想激烈地改变自己的社会结构。当然，在某些地方，在欧洲人的压力以及影响之下，情况有所改变，比如西班牙在征服菲律宾群岛以后在当地推广基督教，使得当地的大部分居民成为基督徒。但是整个亚洲社会的基本面貌直到19世纪初期仍然没有很大的变化。直到在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俄国革命的连续不断的冲击之下，亚洲人民才产生了自觉变革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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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黄金时代，公司于1652年还在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建立了殖民地。这个地区被称为“两大洋之间的客栈”。这个殖民地建立的时候正是第一次英荷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军队占领这片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是为了保护联省共和国与东印度之间的海上交通联系。荷兰人对于好望角殖民地的占领当时最主要的意义是在战略上以及后勤保障方面的，它可以为东印度公司从这里出发或者回欧洲的船只提供淡水和食物供应。由于这里没有黑人劳动力为公司服务，所以荷兰人只得鼓励白人农民移民到这个地方定居，所以这里也就成为除了北美的新尼德兰以外另一个由白人为主要劳动力的荷兰海外殖民地。这个殖民地开始的时候非常小，后来慢慢地扩展了。特别是在由西蒙·凡·德尔·斯蒂尔（Simon van der Stel，1679—1699年在任）担任总督时期，他鼓励白人农民在这里建立农庄、果园以及葡萄园，于是，到这里来的白人移民也就越来越多了，其中一部分移民是1685年《南特敕令》颁布以后从法国避难来到荷兰的胡格诺教徒，他们再被联省共和国安排到南非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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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开普敦殖民地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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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殖民当局努力地向南非引进胡格诺派的移民，致使当时有数百名胡格诺派的移民来到南非。这些来自法国的胡格诺教徒非常想聚集生活在一起，由此维持他们自己的文化身份，但是总督斯蒂尔就是不同意，他坚持要让这些人分散居住在原有的白人（荷兰人和德意志人）移民中间。东印度公司的管理层与荷兰本国的省政府以及城镇的政府不同，他们没有在南非建立独立的讲法语的教会，也没有建立相应的慈善机构，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国文化就迅速消失了。在18世纪的时候，还有一部分来自德意志的白人移民来到南非开普敦，其中一部分从军，另一部分人成为当地的农民。由于他们都没有妻室，来到当地以后，就与荷兰女子或是荷兰人与法国人混血女孩结婚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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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荷兰船只往来于好望角一带非常频繁，它们需要的物资以及食物供应的需求也就越来越大。从1652年至1700年，每年平均有33艘船只停泊在好望角的港口；从1715年至1740年，每年停泊于此的船只增加到69艘。位于今天西开普敦的斯泰伦博斯城镇建立于1680年，到1685年的时候约有100个荷兰人家庭定居在那里了。由于荷兰人的居留地不断扩大，在南非的荷兰加尔文派教会建立了3个地方教会团体，它们分别在开普敦（1666）、斯泰伦博斯（1685）以及达拉肯斯坦（1691），它们都有各自的评议会、学校以及慈善机构。在17世纪90年代，荷兰在南非的殖民地已经能够生产出足够的粮食自给自足，并且向巴达维亚等地定期出口小麦，满足巴达维亚殖民地的荷兰人以及要塞的卫戍部队的粮食供应需要。90年代，由于荷兰的南非殖民地农业生产劳动量非常繁重，所以荷兰人从西部非洲引进一批黑人奴隶劳动力。1672年的时候，当地只有53名黑人奴隶，但是到1711年的时候，当地1756名白人已经拥有1781名黑人奴隶。在1780年的时候，荷兰在南非殖民地有12000名白人移民，其中3000人居住在开普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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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80年代，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贸易活动达到了顶峰。据伊斯列尔统计，在1688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要塞以及商站中的雇员达到12000名，除此以外还有6000名雇员服务于往返于欧洲与亚洲之间的舰队上，另外还有4000人在大约80艘的各类航行于亚洲海域的小船上服务。总共加起来有22000名雇员。他们中有超过1/3即8500人是海员。从17世纪80年代至18世纪50年代，荷兰共和国在欧洲海域的服役人数有所减少，但是东印度公司在亚洲海域的服役人数却在增加之中，1610年的时候，在东印度公司服役的海员人数仅仅占总数的6%，到1680年的时候占17%，到1770年的时候已经不少于1/4。这位历史学家还对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一些具体的要塞和商站的人数做过统计。他指出，在1688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拥有20个超过100名士兵卫戍的要塞。它的主要的基地设在巴达维亚和爪哇的北部、安汶岛、望加锡、班达群岛、马六甲、锡兰、印度的最南端以及南非。在南非，东印度公司拥有一支超过200名士兵的卫戍部队。据历史学家伊斯列尔统计，在1688年的时候巴达维亚有1900名士兵、600名海员以及工匠、200名贸易和行政管理人员，总数为2700人；万丹拥有340名士兵、75名海员以及工匠、10名行政以及贸易管理人员，总数425人；贾帕拉有660名士兵、170名海员与工匠、15名行政以及贸易管理人员，总数845名；安汶岛有600名士兵、150名海员、50名行政以及贸易管理人员，总数800名；班达群岛有500名士兵、150名海员以及工匠、30名行政以及贸易管理人员，总数达680名；望加锡有350名士兵、100名海员以及工匠、20名行政以及贸易管理人员，总数达470名；苏门答腊有235名士兵、200名海员以及工匠、35名行政以及贸易管理人员，总数达470名；蒂多尔岛有290名士兵、100名海员以及工匠、25名行政以及贸易管理人员，总数达415名；在南印度科罗曼德尔沿海等地有500名士兵、70名海员，100名贸易以及行政管理人员，总数达670名；科钦与马拉巴沿海地区有420名士兵、150名海员、50名行政与贸易管理人员，总数达620名；锡兰的科伦坡、贾夫纳、加勒以及尼甘布等地有士兵1700名、海员以及工匠600名、行政以及贸易管理人员150名，总共2450名。除此以外，荷兰东印度公司还在印度北方以及暹罗拥有一系列没有要塞的商站，并在日本设有唯一的欧洲人的贸易商站。总之，当时公司在亚洲总共拥有11500名雇员，其中1/3在爪哇岛，还有1/3在印度和锡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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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海洋帝国史：1581-1800 [:1706342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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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海洋帝国史：1581-1800 四、荷兰人攻击“印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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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共和国与西班牙之间的冲突发生在欧洲，但由于西班牙在海外有着辽阔的殖民地，而且这一时期又是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合并时期，因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舰队与西班牙人的冲突也就波及原先西班牙以及葡萄牙在三大洲的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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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荷兰在16世纪末叶经历摆脱西班牙人统治的八十年战争的时候，不仅仅是西班牙就连葡萄牙的海外殖民地都遭受到荷兰人最为严峻的攻击。即便在1640年葡萄牙人摆脱西班牙人的统治重新复国以后，荷兰人也一刻没有放松对于葡萄牙海外殖民地的攻击。博克塞认为，由于伊比利亚人的殖民地遍布世界各地，荷兰人与他们的战斗也遍布四大洲和七大洋，因此可以说早在17世纪荷兰人与伊比利亚人就在全世界开战了，而非1914年至1918年欧洲的大屠杀才可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当然，相比之下荷兰与伊比利亚冲突造成的伤亡要少得多，但当时世界上的人口以及这两个交战国的人口也少得多（仅就葡萄牙和荷兰交战双方各自国家的人口而言都没有超过150万）；不过，他们之间的战斗无疑是世界规模的：除了佛兰德斯和北海地区以外，参加战争的地区还包括亚马孙河口、安哥拉内陆、印度西海岸、锡兰、中国澳门地区、帝汶岛和智利沿海这些相距遥远的地方。他们争夺的目标包括摩落加群岛的丁香和肉豆蔻、锡兰的肉桂、马拉巴的胡椒、墨西哥和日本的银矿、几内亚的黄金、巴西的蔗糖和西非的奴隶。更有甚者，葡萄牙人与荷兰人的全球性的斗争还在不同的时间和地方将第三方拖入其中，他们中有英国人、丹麦人、刚果人、波斯人、印度人、印度尼西亚人、柬埔寨人、中国人和日本人。在南亚以及东亚，荷兰人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向葡萄牙人的“东印度国”发起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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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锡兰、科罗曼德尔、马拉巴沿海以及望加锡 从1595年至1605年，荷兰派遣了100多艘战舰来到东方的印度，他们直接进攻锡兰以及以果阿为中心的葡属“印度国”以及印度尼西亚岛上葡萄牙人军事防御和航海力量较为薄弱的地方，有计划地劫掠从波斯湾到日本的葡萄牙人在亚洲的贸易港口，将葡萄牙漫长的殖民地链环上的据点一个又一个地攻陷。在1635年英国人与葡萄牙人达成谋求和平的《果阿协定》以后，荷兰人加紧进攻印度洋上的葡萄牙人。1641年荷兰人与葡萄牙人在海牙达成的以十年为期的和平协定在海外也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荷兰人目的之一就是巩固他们对马六甲的占领。同时，荷兰人继续对果阿的港口进行封锁，并加紧对锡兰展开攻击，对那些即将入口的猎物，荷兰人显然并不想马上因停战协定而松手。到1645年6月，在巴西东北部爆发了葡萄牙人反抗荷兰人的战斗，荷兰人以此为借口中止了本来一直要到1652年才终止的海牙停战协定。荷兰人的这种做法，不仅是因为荷兰在国际政治中的需要，而且是由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理事会“17绅士”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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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50年代中期的时候，荷兰人首先加紧了对于锡兰的进攻。1655年至1656年，荷兰人发动了对于科伦坡（Colombo）城市的规模很大的围攻，有2000名东印度公司的军队围困这个城市长达7个月之久，荷兰的军队还得到了僧伽罗人同盟军的支持，在攻占了这个城市以后，荷兰人最终垄断了锡兰当地的肉桂生产以及贸易的市场。当时，葡萄牙人退居锡兰的北端以及印度次大陆的最南端，并且在此之后还是长期盘踞在那个地方。不过，荷兰人并没有控制整个世界市场的肉桂贸易，特别是马拉巴沿海地区比较粗糙的肉桂种植与贸易还是掌握在葡萄牙人的手中。1657年，葡萄牙人与联省共和国的战争爆发，东印度公司怀有野心占领所有葡萄牙人在亚洲的贸易据点，他们首先派出一支部队在杰出的军事指挥官李杰洛夫·凡·戈恩斯（Rijikloff van Goens，1619—1682）的率领之下进攻锡兰。戈恩斯是“集士兵与商人于一身”的人物，他出生于弗里斯兰，十岁的时候成为孤儿，被巴达维亚孤儿院收养。从1636年至1646年，他从一名普通的商人成为东印度公司的高级职员。1650年，他作为指挥官指挥军队攻击暹罗，以后又作为使节出访马塔兰苏丹的朝廷。1654年，他指挥舰队在马拉巴沿海摧毁了5艘葡萄牙大帆船。次年，他指挥东印度公司回国的舰队回到荷兰本国。在向“17绅士”报告的时候，他猛烈批评了1650年公司训令中的和平政策，指出在充满敌意的亚洲海域唯有保持和扩大军事存在才是唯一的出路。回到东方以后，他受命进攻锡兰，他指挥的军队横穿整个锡兰岛，攻击在当地的葡萄牙人以及与荷兰人为敌的原住民，在实现了这些目标以后，他指挥荷兰军队渡海进攻葡萄牙人设在南亚次大陆南端的杜蒂戈林（Tuticorin）要塞，此地是控制南亚次大陆以及锡兰岛之间的海峡的战略要地，它是一个自然的港口，附近的海岸以出产珍珠为业，葡萄牙人很早就来到了这个地方。荷兰人攻占了这座要塞。然后，荷兰军队征服了贾夫纳半岛，并且占领了贾夫纳（Jaffna）和马纳尔（Mannar），这两个地方是葡萄牙人在锡兰的最后的据点。然后，荷兰军队挥师北上，再次渡海进军攻占了葡萄牙人在内加帕蒂南（Negaptnam）的巨大的要塞，控制了印度南端的科罗曼德尔沿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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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荷兰人开始准备进攻马拉巴沿海地区。早在几十年以前，荷兰人就已经在探测和窥视葡萄牙人占据的马拉巴沿海地区了，早在1660年以前，葡萄牙人为了防范荷兰人的攻击，在沿着海岸线的一带修筑了一系列坚固的要塞和工事。葡萄牙人起初进行了抵抗，但后来荷兰人压制并且战胜了他们。此时，不仅葡萄牙人，而且在印度和本国的英国人也开始紧张起来了。英国人想要阻止荷兰人与葡萄牙人在欧洲的和平谈判，他们担心葡萄牙人会给予英国人太多的特权，他们也担心葡萄牙人在印度西海岸的势力会迅速衰落，导致荷兰的过于强大，由此破坏了势力的均衡。1661年8月6日，荷兰与葡萄牙在欧洲签订了《海牙协定》，该协定规定荷兰共和国承认葡萄牙王国对于巴西的主权，葡萄牙则支付荷兰400万雷亚尔的补偿金，在16年中付清。该协定使荷葡双方的冲突告一段落，葡萄牙人满足于他们在巴西的地位的确立，甚至在1665年至1667年和1672年至1674年英荷之间发生战争时，再也不想利用这个良好的时机去夺回它在亚洲的损失了。但是，荷兰军事指挥官凡·科恩并不停手，他在里斯本批准和平协定以后的1662年2月，率领军队进攻了葡萄牙人统治下的卡拉甘诺尔（Cranganore），最后，在1663年，东印度公司的2000名士兵以及他们的同盟军公然违反和平协议，攻占了葡萄牙人长期占领的马拉巴海岸的仅次于果阿的重要港口科钦附近的要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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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恩斯在印度西南沿海的战略就是将贸易、外交和军事合为一体与葡萄牙人竞争。他的基本的政策就是要与科钦以及其他地方的原住民中的王公达成协议，将原来由葡萄牙人居住的城市割让给荷兰人，并且承认荷兰人是科钦原住民中的王公的“永久的保护者”，这样西印度公司就可以控制科钦原住民中的王公统治以外的其他地区了。1663年3月，荷兰人与科钦的原住民中的王公达成了协议，以前由葡萄牙人拥有的一切的特权现在都转移给了荷兰人，荷兰人拥有了科钦的胡椒以及肉桂出口的垄断权。邻近的坎纳诺尔的原住民王公也与荷兰人签订了协议，将当地葡萄牙人的要塞转让给了荷兰人，并让荷兰人专营当地的胡椒贸易。最后，在1665年，荷兰人运用外交技巧，让印度西南海岸最南端的特拉凡戈尔（Trevancore）王公在其领地上停止了与英国人、葡萄牙人以及丹麦人的一切贸易活动，只将该国出产的胡椒卖给荷兰西印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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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障在西印度海岸的香料贸易，荷兰人还在西印度的海岸建立了海上巡航的制度。在17世纪60年代的中期，荷兰人几乎完全在西印度的沿海地区的贸易活动上占了主导的地位。葡萄牙人在果阿以南的势力完全被打败了，英国人在马拉巴沿海的贸易也受到了压制。不可否认的是，荷兰人的成功是由于他们拥有的强大的海军力量以及卫戍部队，而且他们的外交手腕也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同时，与英国人以及葡萄牙人相比，荷兰人在商业活动上也有他们不可替代的独到之处，那就是他们将日本的铜以及印度尼西亚的丁香带到了印度西海岸，作为与马拉巴人和科罗曼德尔人交易时很受欢迎的特有的物品。而英国人只能从孟加拉带来鸦片，这在马拉巴当地的贸易中也是很独特的“商品”。同时，荷兰人也极力阻止古吉拉特以及孟加拉商人充当英国人在胡椒和鸦片贸易上与当地人之间的中介人。荷兰人禁止当地的印度商人将胡椒、鸦片、棉花以及小豆蔻等商品运输到任何别的地方，否则就要没收船只与船上的商品。荷兰人只给自己的船只以执照从事这些货品的交易。一位在苏拉特的英国商站的职员指出，荷兰人几乎控制了印度西海岸的所有的港口，他们在海边建立了小的要塞和瞭望站，每个瞭望站配备8至10个人，还有用于追击的小船，几乎没有什么船只和流通的商品可以逃过他们的眼睛。科钦当地的许多人都染上了鸦片瘾，他们只能够从荷兰人那里得到鸦片，否则就没有办法活下去。荷兰人已经在他们中间建立了一种声望，所有的当地人都把各地生长出来的胡椒用大车装运卖给了荷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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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荷兰军事以及商业势力的扩张，荷兰在东印度的卫戍部队的军费也在不断地增长。1664年，为应对锡兰中部康蒂国王（king of Kandy）的反叛，荷兰人将锡兰内陆出产肉桂的地区整合起来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这些地区以前一直是分散地各自为政的。在17世纪60年代的中叶，荷兰在锡兰的军费开支迅速增加，在十年之间从每年的700000荷兰盾增加至1000000荷兰盾。从17世纪50年代末叶起，荷兰已经垄断了当时的肉桂贸易，肉桂不仅成为荷兰向欧洲出口的主要商品，而且成为它向印度北方以及通过西班牙人向加勒比和西班牙人统治下的美洲出口的重要商品。根据当时人的估计，荷兰人从亚洲装船运往欧洲的肉桂中大约有2/3最后是被西班牙人以及西班牙统治下的美洲居民消费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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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荷兰在东印度的军事扩张是非常迅速的话，那么它所获得的利润也是快速上升的。根据学者J.H.伊斯列尔的说法，在17世纪50年代早期，荷兰东印度公司每年向欧洲出口大约25万磅的肉桂；在17世纪50年代中期葡萄牙人出口的那部分已经被取消了。1659年以后，荷兰人每年向欧洲出口的肉桂超过了40万磅，另外还有15万磅出口到科罗曼德尔、孟加拉和苏拉特。在17世纪50年代早期，肉桂在阿姆斯特丹出售的价格大约是每磅1.5荷兰盾。到了1658年9月，每磅的售价是3荷兰盾，再到17世纪60年代，已经超过3荷兰盾。荷兰军事指挥官凡·戈恩斯信心满满，他想要进一步扩张。锡兰和马拉巴地区需要稻米和其他的食物，还需要产自科罗曼德尔、古吉拉特以及孟加拉的棉布。在17世纪60年代，东印度公司保留了对香料以及药物的垄断，但是允许印度北方的商人前来出售稻米以及棉布，以此换取购买当地的大象以及槟榔果。不过，荷兰人的最终目标是排挤掉古吉拉特和孟加拉的商人，将这一地区的贸易全部控制在他们自己的手中。到17世纪70年代的时候，荷兰人试图阻止北方的印度本地商人与锡兰人进行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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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人与葡萄牙人之间持久的冲突，使葡萄牙人在亚洲蒙受了毁灭性的灾难。在冲突期间，葡属印度耗尽了钱财和人力，到冲突结束的时候，葡属印度的繁荣已成为光荣的过去。早在1603年，果阿总主教梅内塞斯已经预感到荷兰人的威胁，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因为荷兰人夺取我们的商业港口，抢劫我们停靠在那些海域的船只，我们这个国家，特别是最南部的边远地带，目前已处于非常危险的困境之中。”为了应对荷兰人的威胁，从1624年至1625年，葡萄牙人花费50万克鲁扎多建造舰队与荷兰人及其英国盟友周旋，但是并不成功。所以在与荷兰人的竞争与战斗中，在印度西海岸的葡萄牙人处处处于弱势。不过，荷兰人一直没有直接地攻击葡萄牙人在印度西海岸的首府果阿，而是对果阿实行了海上封锁的措施。荷兰人与莫卧尔朝廷经过一番外交上的密谋以后，他们开始在每年在果阿的港口外面拦截从里斯本至果阿之间往来航行的船只，在它们抵达或离开果阿港口时袭击这些船只。这种常规的封锁有效地阻断和瓦解了以果阿为中心的贸易活动。从1641年至1644年没有一艘武装商船能够离开果阿前往葡萄牙。葡萄牙船只的运货和卸货不得不转到果阿以北的港口如巴辛、曹尔和孟买。将货物从果阿运往北方的港口须增加许多额外的费用。荷兰人是从1638年到1644年第一次封锁果阿，同时又于1644年封锁葡萄牙人在巴西的殖民地伯南布哥。但是，荷兰人在巴西的西北方被葡萄牙人打败了，于是又将主要的精力集中到印度洋上的果阿，于1656年至1663年第二次封锁果阿。他们在果阿的港口外面布置舰队，拦截和攻击葡萄牙人的船只。这两次封锁给葡萄牙人造成很大的打击。在雷尼亚雷斯任总督期间（1629—1635年在任），葡萄牙损失兵员1500名，船只153艘，被荷兰人截获的战利品价值550万克鲁扎多。在下一任总督的三年任期内，有4000名葡萄牙士兵阵亡；为补充兵员，葡萄牙从本国抽调了500名士兵来印度。葡萄牙人在船只方面的损失也十分惊人：在整个16世纪，葡萄牙共有768艘船只从里斯本驶往东方，1579年时损失了10%；但是从1580年至1612年，只有63%的船只安全返回欧洲；仅1592年至1602年就有38%的船只在里斯本至果阿的航线上沉没。另一种统计则是：在1629年至1639年间与荷兰人的冲突中，葡萄牙损失了6000名男子，160艘船只，被荷兰缴获的战利品价值7500000歇拉芬（xerafins）。在马六甲、科伦坡、加纳拉和马拉巴定居点的围城战中，葡萄牙人的损失就更为惨重。面临荷兰人的严酷打击、封锁和贸易竞争，果阿的对外贸易额急剧衰落，在17世纪，果阿的海关收入急剧下降，从1600年的270万克鲁扎多降低到1617年的180万克鲁扎多，到1635年为140万克鲁扎多，到1680年只剩下50万克鲁扎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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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36年至1644年荷兰有计划地封锁了果阿，1636年至1641年季节性地封锁马六甲期间，历任果阿的总督都极力想打破荷兰人的海上优势，尽管他们不间断地向本国政府（在1580年至1640年统治葡萄牙与西班牙两国的为哈布斯堡王朝，在1640年以后则为复国以后的出身布拉干萨家族的若奥四世政府）请求支援，但是总是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葡萄牙或者说是整个伊比利亚半岛在船只、人员以及金钱方面都极不充裕，大部分的葡萄牙以及卡斯蒂尔的资源都要转而投入应付和抵抗荷兰西印度公司在1625年以后对于巴西的进攻中去。西班牙的菲律普四世以及独立以后的葡萄牙的若奥四世的国策顾问一致认为巴西的白种人口更多，由制糖业带来的财富也更多，因此，保卫巴西要比保卫财政窘迫的“印度国”更为重要，在此情形之下，葡萄牙人在与荷兰人的战斗中处于弱势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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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戈恩斯以外，荷兰军队中另一位著名的将领就是科尔内利斯·斯贝尔曼（Cornelis Speelman，1624—1684）。他出身于鹿特丹的富裕的市民家庭中，在18岁的时候乘船前往巴达维亚，以后他一直在亚洲作战和生活。当他还是一位年轻的商人的时候，他已经是1651年至1652年荷兰出使波斯宫廷的书记官。当他成为高级商人以后，又在1663年至1665年被晋升为荷兰在南印度科罗曼德尔几个商站的总督。他常年沉迷于饮酒和女人中，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努力勤奋地工作，成为一名出色的会计师。他能够说流利的马来语，并且与科罗曼德尔、西里伯斯岛（今印尼苏拉威西岛的旧称）以及爪哇岛的原住民沟通。1667年至1669年，他率领荷兰的军队进攻望加锡，并通过两次艰苦的战役征服了这个地区。他的远征军除了荷兰人以外，还有印度尼西亚的同盟军，其中的兵员主要是安汶岛的原住民，还有布吉人（Buginese，生活在今苏拉威西岛、小巽他群岛等地的原住民）等。荷兰在占领了望加锡以后，关闭了从摩鹿加群岛走私丁香的主要通道。当时，常驻在这里的和流动的葡萄牙人、英国人以及丹麦人经常往来此地从事走私贸易，现在荷兰人不允许他们这样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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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中国澳门地区失利与侵占中国台湾地区的失败 在远东，荷兰人与葡萄牙人的战争则是在香料群岛开始的。林斯霍顿早在他的游记中写道：如果这个地区被荷兰人占领的话，那么别人就很难与他们匹敌了。于是，荷兰人加紧在这个地区与葡萄牙人对抗。葡萄牙在香料群岛要塞的专横跋扈以及对本地商人的巧取豪夺使得当地人很容易转而与荷兰人结盟。在当地人的支持以及主动合作之下，荷兰人有效地限制了葡萄牙人在马六甲的影响，不仅如此，他们还对马六甲附近在果阿和中国澳门地区之间来回往返的葡萄牙船只造成极大的威胁甚至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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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荷兰人非常注意中国澳门地区在东西方贸易中的特殊地位。在澳门的葡萄牙人与荷兰人发生冲突最初是在1601年9月，当时荷兰舰队在范·内克（Jacob Cornelius van Neck，1564—1638）率领之下与澳门的葡萄牙舰队发生激战，一些荷兰人被葡萄牙军队俘虏，其中一些战俘被处死。荷兰舰队司令黑姆斯凯尔克（Jacob van Heemskerck，1567—1607）盛怒之下，率部众伏击葡萄牙船只，1602年3月，两艘荷兰船只在南大西洋的圣海伦那岛的外海，俘获了葡萄牙船只“圣耶戈号”，缴获大量瓷器和香料。次年，葡萄牙人因荷兰人的袭击蒙受更大的损失。1603年2月的一天，从中国澳门地区出发前往果阿的葡萄牙大武装商船“圣卡特琳娜号”，满载着丝绸、彩缎、漆器、家具和香料，此外还有70吨黄金矿砂和60吨瓷器（约10万件），很可能其中一部分准备在果阿出售。2月25日，两艘荷兰船只在舰长黑姆斯凯尔克的率领下在马六甲海域附近向停泊在港口的这艘葡萄牙船只发起进攻，激战一日，船货半数遭火舌吞噬，但荷兰人仍然缴获了大量贵重的艺术品、漆器、丝绸和陶瓷，并送到阿姆斯特丹展出，其拍卖收入高达340万荷兰盾，约合35000公斤白银。这是一笔巨款，刚刚成立于1602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总资本不到650万盾，打劫“圣卡特琳娜号”的战利品一下子为公司带入54%的股价总值。这笔战利品的价值还是成立于1600年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总资本的两倍。这对荷兰人来说是巨大的鼓舞，他们“再接再厉”，1603年7月底，由瓦尔韦伊克（Wijbrand van Waerwijck）率领的荷兰舰队在中国澳门地区附近的海面袭击了一艘驶往日本的大帆船，葡萄牙的士兵和船员不战而逃，俘获的战利品价值巨大，仅生丝就有2800包，每包价格500盾，总价值达140万盾。1618年出任荷属东印度第四任总督的科恩（Jan Pieterszoon Coen，1587—1629）于1622年3月26日在巴达维亚所写的一封信中指出：当年荷兰人就截获了伊比利亚人的9艘小型战舰，其中6艘属于澳门，3艘属于马尼拉。他在信中还指出：“敌人目前境况窘迫，甚至不敢派船出海，他们在东印度穷困潦倒。众商人因此撤离马尼拉、（中国）澳门（地区）、美洛居（香料群岛）、马六甲、果阿等，整个东印度也将失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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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葡萄牙的里斯本当局和卡斯蒂尔的西班牙哈布斯堡王室都认为，根据《托马尔协定》，原先两大殖民帝国在海外的殖民地在行政、军事、经济和传教事务领域都是分开的和互不隶属的。但是荷兰的迅速崛起，迫使伊比利亚的海外殖民地认识到在防务上果阿、中国澳门地区、马尼拉以及墨西哥之间必须展开合作。在1603年葡西两方合作进攻特尔那特岛失败以后，西班牙人于1606年独自攻占了该岛。1610年，果阿的大总督下令派遣一支有8艘舰船的装备精良的舰队前往中国澳门地区，与马尼拉的西班牙人联手对抗荷兰人。但是葡萄牙人的指挥官瓦斯康塞罗（Dom Diogo de Vasconcellos）是一个胆怯的人，尽管菲律宾的总督愿意与他合作，但他却不敢轻举妄动。5年以后，果阿的总督和菲律宾的总督同意再度展开合作，他们计划在马六甲会师然后进攻香料群岛中的万丹岛上的荷兰人。但这次计划又再受挫，因为有4艘派往马六甲的葡萄牙大帆船在新山海峡（Johore Straits）受到马来人舰队的袭击被迫折回。西班牙人在马尼拉组织了一支最大的和最强的舰队，它包括16艘从600吨至2000吨的大帆船，300门青铜大炮，2000名西班牙士兵和3000名亚洲士兵（其中有菲律宾人、日本和马来人）。但舰队抵达马六甲以后，指挥官德·西瓦（De Siva）即患痢疾去世，而这支庞大的舰队因缺乏供给被迫折回，根本没有办法寻找荷兰人决战。在荷兰人侵占中国台湾地区以后，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也曾有过联手进攻荷兰人的计划，但最后都没有付诸实施。